靈焚詩歌印象：靈魂的燃燒與精神的苦行
 
　　在重視“客觀真理”的西方人眼里，生命意識派生出存在的哲學，而哲學所關注的也是生命與生存的本身。但也自荷爾德林，才真正開始了詩與哲學的合一，語言與存在的真正相遇。在東方中國人五千年的文明生活中，我們的祖先更注重以體驗的方式認識世界，登高必懷遠，臨淵必羨魚，由此而誘發詩歌的誕生，永恒之自然與小我之短暫的相遇，衍生出存在的意義，這種由體驗派生出來的哲學，在中國兩千余年的生存智慧中，依舊保持著裊裊不斷的旺盛香火。在遙遠的德國，海德格爾借助荷爾德林詩歌中的最簡單和破碎的詞語，澄清自己哲學中那些晦暗的理念和思想，哲學家和詩人，在某種意義上完成了互相創造和輝映。這就意味著“在某些情況下，詩也許比哲學更便捷地接近和通向真理，否則，這人何以需要在哲學之外還需要詩？”（張清華）在靈焚的散文詩中，你不難發現這種融合東西方哲學與詩歌的嘗試，最終形成了一種既具有東方式抒情意境又具有西方式冷靜思辨的奇妙組合，在散文詩壇形成了獨具靈焚式語言風格的一處異象。作為哲學家詩人，無疑，他很擅長使用紛繁抽象的文字，這也讓他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隔開了閱讀，讓讀者要么僅停留在表象之上不得要領，要么就誤入文字的宮殿，被琳瑯滿目的瑰麗詞語耀花了眼目，但這也正是靈焚散文詩的高貴之處。
 
　　一、苦難與超越
 
　　靈焚常說，“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一部屬于自己的心靈歷史。而對于我，幾乎每一章作品的問世都是一場心靈苦難或者掙扎的結局，同時也是開始。作為人，我們永遠無法超越思索。思索固然可以使人深刻，而也正是由于思索讓人觸及到人作為思維載體所必然面對的生存悲劇。因此，我們時常要以全部的生命力量來面對一種理性的清醒，那種對于自己作為人的無力之自覺，決定了理性對于自己的傷害比任何情感的背叛都來得殘酷。……所以，逐漸明白，人如果不奢望擁有什么，也就無所謂失去什么。任憑心靈和思想在思索中揚蹄，在審美中自足。”這段春蠶吐絲，蠟炬成灰般的自我告白，正好見證了詩人將自己的生命織進自己的散文詩文本的過程。對于詩人來說，他的孤苦無所依憑的童年歲月，他寒窗苦讀的艱辛與掙扎，他的自我流放式的東渡，自然而然地在詩歌中實現了精神與生命經驗的融合，并最終成為他純粹而感人的詩意。
 
　　“我們也許可以讓一瞬的心情翻過落日的海拔，卻無法用一生的長度跨越與心情之間沒有愈合的間隙，心情總在心情之中眺望著心情。
　　有人用文字擦淚，有人用色彩吶喊，而更多的人把剩下的影子從血的濃度中探出頭來朝著瞬間張望，窺視著通往天堂之路究竟是在臺階之上，還是需要在路的盡頭學會拐彎。
　　我們也許可以用一瞬的意識喚醒祖先的骸骨重溫親情，卻無法讓一生的閱歷完成與意識之間存留著想象無法抵達的構圖，意識總在意識之中超越著意識。
　　幻覺的瞬間不需要文字也沒有色彩，天堂在你心情的瞬間，意識的瞬間已經成為廢墟。”
　　——《幻覺的瞬間》
 
　　他在詩意地行走著，一邊用生命詮釋著藝術的真諦，一邊用充滿熱情的散文詩文本捍衛著詩人的人格尊嚴，這讓他的執著幾近于偏執。他對散文詩那種真誠的熱愛，就像熱愛他夢中的情人，促使讓他站在一個癡情者的高度，做著更廣闊也更深度的思考。當大多數詩人在小我與大我之間，在個人苦難與人類苦難之間找不到支點的時候，他的清醒不容置疑：“需要珍惜的是這個屬于我們的季節。即使繽紛的夢正在落葉里卸裝，而那被風點燃的樹上日益裸露的果實，不正是我們所要采摘的每一天和每一夜，最最豐滿的記憶嗎？”《接受》。是的，詩人接受了生命所有的饋贈，塵世與自然，夢境與真實，向往與背叛，絕望與留戀，凡生命所能帶來的一切，并理所當然地對這一切心懷感激。超越其實就是這樣一種過程：必經痛徹心扉的糾結、分裂、完成脫胎換骨式的蛻變。看得出，他已經從苦難的生存境域中破繭成蝶，或者更像一只涅槃的鳳凰，只有超越了自身的苦難，才能獲得在更高處飛翔的自由。
 
　　二、深淵中的救贖
 
　　雅斯貝斯曾說過，詩人就是屬于那種深淵性格的人，他一定會迎著毀滅而義無反顧。按尼采的說法詩人的行為更類似飛蛾撲火，注定要去“危險地生活”，因為只有這樣的生活中，才能讓他“獲得存在的最大享受”。從而陷入癡狂，沉醉、高蹈，向著永恒的光芒，邁向無邊的黑暗，靈焚的性格中無疑更接近這種詩人的本質，這在他的文本中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證。因為他曲折的生命歷程，即給他的心靈帶來過巨大的創傷，同時也給他打開了更多認識世界的通道，讓他擁有了更多認清人世代謝，往來古今的角度，讓他看清了此消彼長的萬物具有此在與永恒的雙重意義，而由生命意識派生出的哲學，最終關注的也是生命與生存本身。“粼粼的意識中，一種神圣的委身讓我和你一同沉下，裸泳在比純粹還要空白的深淵”（《另一種戀愛的方式：入夢的路徑》）。此刻，他正在生活的煉獄中受難，他卻要在詩歌的天堂中永生。
 
　　“驀然回首，那一尊瓷人的嘆息如此安詳。
　　……
　　注視這夜晚，瓷人的眼神神秘莫測，墻上的掛歷作為唯一的遺產，有兩只蚊吶在常年破譯枯黃的日期。
 
　　老人老了。把季風擊出掌心跌跌宕宕的前額盡是破碎的風暴，響徹翅膀無望的追逐。
　　而面對瓷人，如面對深淵。”
　　——《情人》
 
　　在他看來，讓詩與哲學合一，就是他命運的深淵，也是他的宿命，他自當義無反顧，并帶著深深的使命感面對此一選擇，而那個在水一方的“情人”，那個在深夜嘆息的“瓷人”，也許就是詩人的“心魔”吧。這心魔仿佛那人世欲望與俗惡世情在內心的相互投射與廝殺，詩人需要堅定地面對自己傷痕累累的內心，用精神的掙扎去平息內心的風暴，并用這種危險的體驗獲得光明、激情和力量，最終找到那個能帶他走出寒居與孤獨，苦難與憂憤，為之帶來救贖的靈魂的出口。就像荷爾德林說的那樣，“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拯救”。這種猶如‘神啟’般的詩歌意志，讓詩人覺得，他的生命必須在詩歌的審美中才能獲得燦爛的升華：“我認為，我的個人的情感經歷決定了我在現實生存狀態中的失敗經驗，這種失敗使我必然陷入不愿面對現實的‘非本真’之‘沉淪’生存狀態。然而，精神對象‘情人’存在的確立，以及發展到現在的面對‘女神’的審美朝圣，讓我獲得自我救贖的可能。因為我的女神，整個地充滿了我生命歷程中最初存在的那個缺失，讓我真正抵達了獲救的路途”（靈焚）。
 
　　毫無疑問，這種堂吉訶德式的精神探險，讓他的生命與文本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就如同他的玫瑰叢般的詩歌語言，既有充滿人文關懷的芳香花瓣，又難掩理性思辨的尖銳的刺。“擁有理想的人，可以在任何陰暗的冬天扛著天空的重量保持對于陽光的向往；懷抱涵養的民族，能夠用慈祥的眼神融解仇恨的厚度，讓一切祝福抵達遠在種子里的花期。”（靈焚《冰之后，河仍在流》）。一個真正的詩人，即需要具有面對人性深淵時的勇氣，又需要深入深淵時的定力，還需要走出深淵的力量與智慧，唯有經此靈魂的燃燒和精神的苦行，才能參悟那“非常道”之“道”，進入那“靈肉之境”，才能從深淵中獲得最后的救贖。
 
　　三、神性話語與女神之誕生
 
　　現代散文詩與現代詩歌一樣，更多的是一種“隱秘經驗”，讓詩歌具有了別的載體無法替代的審美意義。而“所謂的‘詩’，無非是‘言’與‘寺’的合一，是必須信守的諾言與神性的話語”（張清華）。靈焚的詩歌，通過經驗深處的“隱秘通道”的尋找與提供，最終到達“人類隱秘經驗的語言綻放”，也就是靈焚所認為的靈與肉最后到達的“境”，類似于中國老子的“道”，是抽象意義上的最高理念。好比柏拉圖所說的“理式”，不能被“說出”，它只存在于文本之中。
 
　　“萬籟已經揭穿了每一個夜晚的漏洞。情感暴露了每一種意志的縫隙。既然夕陽的余暉已經把夜晚燒成漆黑的一團。那么，請吧！我們都點燃自己潔白的肉體，把那些細密的時光一塵不染地照亮。”
　　——《女神》
 
　　那個幾乎密布于靈焚字里行間的“你”，那個存在于詩人夢寐之間的“情人”，承載著詩人全部的赤誠與眷戀，但正如王光明所認為的，“是的，靈焚曾經有過他真實的情人，那是他用青春的情感和想象美化了的少女。然而，這個少女與本書中的“情人”并不相干，如果硬要說有什么關聯的話，那只是她的拒絕，使他深深感受到某種失落的滋味，從而驅使他開始精神生活的苦苦尋找”。
 
　　靈焚自己也對這一象征意義上的“情人”做過如下說明，“如果自己的生命審美還停留在原來的面對‘情人”的尋求與訴說，完全無法慰籍與終結靈魂的漂泊”，“所以，我放棄了尋找‘情人’的一般意義思考，決定在‘文化尋根’意識傾向中繼續尋求安撫靈魂的可能性，從此開始創作帶有‘生命尋根’意義的系列作品《女神》。我相信漂泊的靈魂不能在文化淵源的認同中尋找皈依，而只能通過生命的尋根才能獲得‘救贖’，因為靈魂的居所在生命的審美里才能存在”。可以看出，靈焚從《情人》到《女神》的生命經驗里，經歷了他的漂泊與尋覓，再到對 “母體”的接近與回溯，最終塑造出這一象征意義的“女神”形象，以此完成生命意義與人類命運的思考與歸結。
 
　　“女人，作為母親是她的宿命。
　　女兒只是她的起點，妻子只是她的過程，只有母親完成了女人的歸宿。”
……
　　　　“而我現在，除了點燃文字懺悔，穿過植物的枯榮，季節的冷暖，觸摸您。
　　我，除了每抬高一寸詩情、都灌注一噸良知，讓懺悔把生命壘成祭壇為您守靈。母親，所有男人的第一個女人哦！
　　——《第一個女人》
 
　　通過“女神”這一審美意向的塑造，他讓自己“漂泊”的生命找到最后精神的家園，以回到“人的自然狀態的憧憬”（靈焚）。在他的筆下， “女神”既是生命本身，也是生命之源。
 
　　所以他在散文詩《生命》的開篇中說：“與神無關，生命自有生命的旅程。”他對女神的禮贊，成為對生命本身的禮贊，他的本意也就是通過詩歌這種世間最美的事物，來完成對生命本源的獻祭與供奉。
 
　　四、精神在詩歌中還鄉
 
　　沒有人能比詩人更容易感傷于“過客”這樣的幻滅感了，因為“哲學原就是懷著一種鄉愁的沖動到處尋找家園”（諾瓦利斯）。這個世界分分秒秒都在與我們擦肩而過，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既是偶爾相遇的欣喜，也是“你看月亮時很近，你看我時很遠”（顧城）時的孤獨。靈焚也毫無例外地經歷著人性的孤獨，在孤獨中守望著自己精神的故鄉，只因那個注定無法回去的地理，存放著一雙赤子的腳印，一片永遠無法觸及的令人絕望的鄉愁，它已抽象為詩人自己生命的、身世的、韶光的一個巨大空間，承載著詩人對于自己被溫暖港灣無情拋擲的飄零感。詩哲說過，“詩人的天職是還鄉，”而“故鄉處于大地的中央”。在靈焚的心里，“應該回家，我想。因此不加選擇的路纏在腳跟，踩向四極荒草”（《異鄉人》）。“雖然抵達家園的路途還在蓬散的發絲里蔓延，雛燕的翅膀里北方的春汛已經蘇醒”。“究竟還有多少路途才能抵達你那敞開在世俗之上的心靈洞口？”（《入夢的路徑》）但是，只要“ 我只要左手拿著詩句，右手捂住大地的疼痛，石頭的孤獨……讓龜裂的四季愈合，讓每一縷陽光都能流進你那嫩綠的笑容（《女神：初夏的夜晚》），家園，就會與他同在一般，在審美中顯現。
 
　　在靈焚的散文詩文本中，男人和女人，大地與天空，山川與河海，這大千世界的生命的兩極，構成了他的基本寫作主題，用纏綿與憂傷，真誠與熱切，執著與迷戀，遼闊與熱愛，柔美與莊嚴的寫作情景，構筑了一個散文詩的“理想國”，通過愛和理性，從心智上和情感上與這個荊棘叢生又不乏和風細雨的世界達成最后的和解。他在散文詩集《情人》的“后記”中有一段話告訴我們，他所追求的生命的永恒對象“她”，是“一種尋求中的在者，一種不可靠近的終極之美，一種靈魂一種精神歸宿的精神指向”。他以他獨特的哲與詩，為我們樸素的母語，增加了升力；以他內心的純粹與神性思維，讓他的散文詩具有了返回人類之初的原動力與赤子般的透明質感。只因那個“她”——他畢生追求的審美對象，正女神一樣站在他命運的前方，那是他永世的來路，無悔的方向。
 
　　結 語
 
　　在雅斯貝斯看來，尋常人只是用筆寫作，而非凡的詩人卻是用生命、用一生的人格來完成，靈焚的寫作正像一枚砝碼稱量著這句話的分量。他的散文詩，已然成為一種詩歌的異象，其散射出來的異質之美，已深深地打上了個人生命經驗的烙印。就像他的名字靈焚一樣，他在寫作的過程中必經焚心之痛，必伴隨精神的苦行，正如海子所說，真正的“詩歌是一場烈火，而不是修辭練習”。在靈焚這里，對于生存的思慮與憂患，對于生命的贊美與吟唱，完全脫開的了智慧與邏輯的羈絆，更像一種詩人的本能和使命感，這樣的品質也許還可以用純粹或純潔來解釋。在寫作的態度上，和他的親密朋友周慶榮一樣，始終把情懷當做詩歌的骨骼來決定作品的高度與韌度，把意義當做詩歌豐滿的血肉及神經，用生命的質地去賦予詩歌金質的成色。無論文化現象中口水肆虐還是語言暴力橫行，他們都堅定地認為，無論是經驗之惡還是人性之惡，決不是現代詩歌的全部，只有超越了個人苦難的情懷，才可以站在真正的文化藝術的制高點。在中國詩壇，因為他作為我國當代代表性的柏拉圖哲學研究者與詩人的雙重身份，加上他的勤奮與聰悟，沒有人可以像他一樣，游刃于東西方的詩歌與哲學之間，他獨具魅力又充滿神秘啟示般的詩歌語言，從人性最隱秘的地方切入，引領你到達神性最輝煌的高處，并從藝術的最精微，最不可言說之處，認真細致地詮釋著存在的哲學與藝術創作的奧秘。而他的新著《女神》（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則讓他站在了“存在”的本體、認知、以及表達的“三位一體”的高度，讓他成為現代中國最獨具個性與審美高度的散文詩人代表之一。我想，已經沒有人能夠忽視他的存在，就如同不能忽視他面對困境中的散文詩所作出的所有思考與努力。
 
來源：我們（微信公眾號）
作者：愛斐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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