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可能的含義“缺口”
——現代詩的理解與追索
 

　　對現代詩的理解隱含著對原文本“專利”的尊重，而闡釋則是留給接受者的“最惠國待遇”。

　　在文本“純潔”性前提下，努力葆有文本的客觀“旨意”，又克服追索中常見的闡釋不足或闡釋過度的弊端，從而爭取文本價值的最大化。
 
　　現代詩文本的接受，集中在兩個環節：一是對文本意圖的理解，二是對文本含義的闡釋追索。理解隱含著對原文本“專利”的尊重，而闡釋則是留給接受者的“最惠國待遇”。王長俊在《詩歌釋義學》中寫道，詩歌文本意義是詩人設定還是讀者設定？圓滿的答案應該是兩者兼而有之。設定的意義如果讀者意識不到，則是創作或閱讀的失效；追索的闡釋如果陷入一片混亂，文本的價值同樣要打折扣。
 
　　對于文本理解與闡釋的關系向來有兩種對立觀點：保持專一的目標與敞開式發揮。美國文論家卻爾（Juhl.P.D.）一直堅持一首詩的詮釋只有一種是正確的，這種詩義的“惟一說”，無疑是文本與作者中心主義的忠誠衛士。但會不會過于褊狹呢？中國的朱自清則堅持“詩義主從”說：要求“廣求多義，切合為準”，也就是文本的詮釋應有一個“主意”再加上幾個“從意”。顯然，朱自清在意圖理解與含義發揮的“釋義學循環”中找到了更為辯證而寬闊的出入口。
理論上的一般道理，可說得眉清目秀，但一碰上具體實踐，往往十分犯難，哪怕面對的是單字單句。如有關《前世》（陳先發）的理解，就很有代表性，其中涉及一個“脫”字：“他嘩地一下就脫掉了蘸墨的青袍//脫掉了一層皮/脫掉了內心朝飛暮倦的長亭短亭。/脫掉了云和水/這情節確實令人震悚：他如此輕易地/又脫掉了自己的骨頭！”筆者理解作者寫脫的動機，是通過五個層面的“動作”——“從外到內、從表到里、從時間到空間、從物性到靈魂、從前生到后世、從非我到真我”，完成全方位的“脫胎換骨”，從而表現主人翁對愛情的決絕和視死如歸。筆者對作者原意圖的理解僅到此為止。而人民大學夏可君先生則認為寫的不僅僅是古代愛情的命運以及可能的拯救，而是暗示了寫作本身的艱難脫胎過程。夏可君延宕一步，把主人翁的“脫”視為作者的寫作“蛻變”。筆者搜盡全文，尚未找到類似的伏筆暗示。如果再有第三者，對“脫”字還可能存在另外的引申。如此看來，單個字句的理解，尚存在“差之毫厘”的可能，那么通篇理解則可能出現“失之千里”的局面。原因是一開始，閱讀接受理解——這一初級階段的試卷，從來就不存在所謂的“客觀題型”，人們所遇到的種種問題，仍肇始于主觀心智的差異，再進入闡釋階段便大有發揮天地了。
 
　　臧棣有一首十分簡單的詩《觀看鳥巢如何搭起》。理解該詩含義很容易集中到三個關鍵語象：制造者鳥、制造材料繩子、制造產品巢。較好理解三者之間密切關系，接下來就容易做出含義引申：或把這一搭巢過程當作一個藝術過程，每只鳥（每個人）追求的目標不同、利用的媒介不同、審美情趣不同，運作方式方法不同，那才合乎“一樣米喂百樣人”的規律，即每個人都依靠自身的智慧，才情和差異性，遵循自身的方式（包括材料）各盡其能地發揮，創造屬于自己的“詩生活”，每個人將根據自己的喜好，獨特的方式來營建自己理想的“巢”，那該有多好。《鳥巢》本質上可視為一篇微型詩論。一般而言，理解做到八九不離十，追索含義就不會出現太多“拐彎”。
 
　　可是，要達到“正確”理解談何容易，因為每種角度的理解，都能拿出說服力十足的“據理性”，一首明白的詩也經常出現截然對立的理解。本質地說，理解與追索永遠無法對等，很難處在同一條切線上。縱使出現一定共識局面，仍會不時冒出古怪的“偏差”。如《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在絕大部分老師的教案中，多被當作積極向上、陽光朗照的理想篇。筆者避開眾口一詞，結合海子身世與臨終日期，引申詩篇后面可能的難言之隱：佯作幸福的淚水，布道福音的傷悲。筆者從美好的祝辭后面，硬硬耙出隱匿其中的若干對矛盾（包括現實與理想、物質與精神、精英與大眾、鄉村與工商社會、隱逸與出世、棲息與超越的齟齬），以探尋另外可能的含義“缺口”。
 
　　是否過度開發六對潛在矛盾？筆者大膽做了“推導”式發揮，意在對文本的含義出口添加一些別樣的“插座”，以增大感受通光量。這是基于“閱讀一首詩，就是自我不設防的瞬間，就是徹底敞開自身，它需要向未知的、不確定的、未完成或未形成的狀態接近，需要向復雜性、多義性或歧義性敞開”。（耿占春語）不過，用力過猛，過剩的電流會造成另一種“燒焦”。所以說，理解“正確”，并不能保證追索不走“邪道”，理解“不正確”，也不一定引向“追索”的歪門。
 
　　在文本意圖理解的基礎上追索文本含義，可謂詩歌接受學的基本流程。由于特殊歷史原因，在一些時段，理解與追索的合法權益被剝奪，一些文本便成了閉鎖、塵封的古董文物，殊不知這些“抽屜文本”仍是不可多得的精神遺產，值得后人繼續搶救、發揚。由于時代動蕩和各種主客觀的復雜緣由，一些詩歌版本的“初夜權”或遭到外力強暴，或受到自我期許的過度保護，出現較大的改版加工，甚至面目全非，無疑給詩歌接受史和接受學帶來麻煩，起碼的識別工作還得繼續進行。更由于詩歌形制短小、靈活，容易拆卸，加上寫作倫理下滑，當下時不時出現文本“套寫”的浮風，披著互文性外衣，沾滿克隆惡習，攤上很不光彩的訴訟官司（其實官司也難斷文本間性的復雜的互文關系），最好還是詩人們在走向詩展之前，先驗明自身的“潔癖”，拒絕染指任何“艷遇”，以維護文本的純潔性。
 
　　在文本“純潔”性前提下，努力葆有文本的客觀“旨意”，又克服追索中常見的闡釋不足或闡釋過度的弊端，從而爭取文本價值的最大化。
 
來源：文藝報
作者：陳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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