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和認識政治抒情詩——

一個重要的詩學課題——訪葉延濱、丘樹宏

　　政治抒情詩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最具時代色彩和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中國的文學發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響，改革開放為政 治抒情詩的發展突破帶來了新的契機，涌現出了一批在政治抒情詩創作上有所突破和發展的詩人。在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我們開辟“政治抒情詩筆談”欄 目，旨在梳理政治抒情詩在我國當代文學中發展的歷程、作用及經驗，以期引起學界和社會對政治抒情詩的關心與重視，促進政治抒情詩的健康發展。 

——編   者

　　記   者：政治抒情詩伴隨著新中國的成長，曾經有過輝煌，有過沉寂，在曲折和停滯之后也有萌動和新生。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之際，我們對政治抒情詩 進行必要的回顧和總結無疑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而發現和發掘那些優秀的政治抒情詩并給予適當的評價，更是文學評論界一件應做而未做到位的工作。請問，您 心目中的政治抒情詩是什么樣的？

　　葉延濱：怎樣看待和認識政治抒情詩，的確是一個重要的詩學課題。政治抒情詩的形成和發展是有傳統的，為了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對“政治抒情詩” 這個概念進行一下梳理。“抒情”的含義是清楚的，對于“政治”不同時期的解讀與理解就有變化了。我以為“政治”可以理解為一個大的概念，就是相對于“個人 ”、“自我”的“社會”與“時代”主題。比方說“詩言志”這個志，就與時代社會有關，比方說屈原的《離騷》就可以看作一首言志的政治抒情詩。政治抒情詩是 與詩歌傳統中關注民生、關注社會、為民鼓與呼的傳統一脈相承的；當然，也和“風、雅、頌”的“頌”詩傳統有關聯。政治抒情詩這個概念是在新中國成立后逐漸 明確形成，然而在“五四”新文化中誕生的“五四”新詩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詩人都寫過大量的政治抒情詩，如郭沫若的《女神》、艾青的《向太陽》、 臧克家的《罪惡的黑手》，以及胡風、田間、光未然等都寫過大量優秀的政治抒情詩。新中國成立后，民族振興的希望和國家富強的前景，使政治抒情詩寫作有了空 前的發展，同時政治抒情詩這一概念也明確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形成。賀敬之的《十年放歌》《雷鋒之歌》、郭小川的《向困難進軍》都影響極大，邵燕祥、張志民、 徐遲、公劉、方紀也寫了許多優秀的政治抒情詩。但隨著“左”的思潮特別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進而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除了政治抒情詩，其它詩歌一律禁 絕，而政治抒情詩“也要學習樣板戲”。政治抒情詩變成了完全為政治服務，配合政治運動，一味歌功頌德，高大全并且假大空的極左路線的工具。我們不能不講這 段歷史教訓，因為“文化大革命”中風行的那些政治抒情詩，完全敗壞了詩歌的聲譽，也影響了讀者對政治抒情詩的評價和認識。改革開放以來，在天安門詩歌運動 和隨之而來的詩歌熱潮中，雷抒雁創作了《小草在歌唱》、葉文福創作了《將軍不能這樣做》，綠原、牛漢、孫靜軒等復出的詩人也寫出了大量優秀的政治抒情詩。 百花齊放的詩壇有了許多新面孔，抒發自我情感不再受到壓制，藝術上的探索有人喊出了“個人化寫作”的口號，但關注社會、關注時代的詩人仍然寫出了許多優秀 的政治抒情詩，近些年，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魯迅文學獎的獲獎者中，如王久辛寫南京大屠殺的《狂雪》、朱增泉的全球視野的《地球是一只淚眼》、馬新朝寫黃河 的長詩《幻河》等，都為政治抒情詩增加了新的成果。特別是近兩年，5·12大地震，改革開放三十年，新中國成立六十年，政治抒情詩寫作出現了新的熱潮。丘 樹宏身處改革前沿珠江三角洲，以極大的熱情寫下了《珠海，珠海》和《共和國之戀》，從這些優秀作品中我們能夠感受到詩人對改革開放發自內心的歌唱。

　　因此，我以為應該這樣認識政治抒情詩：中國詩歌有言志傳統，中國新詩有關注社會、關注時代、為民鼓與呼的傳統，繼承這種傳統的政治抒情詩寫作， 關注時代主旋律、反映民眾心聲、表現社會重大事件，使詩歌與時代、社會、讀者有著更為密切的血肉聯系，表現了詩人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良知。

　　丘樹宏：政治抒情詩包括三個要素：其一，它首先是詩歌，要具備詩歌的各種基本元素和特征。這是體裁，是載體；其二是抒情。它有敘事、有評說，但 敘事或是評說不能同于敘事文或議論文那種完全的理性表述，而是要有融進心靈的情緒的，是感性的。這是寫作的方式；其三是政治。它所反映的現實，通常不是一 般性的現實，而是重大的政治性現實，關乎國家、民族或人民的生活和命運的現實。這是內容，是內涵。政治抒情詩實際上就是用詩歌這種形象化的語言，來表達重 大政治現實、社會思潮的評說和強烈的情感反應。我習慣將文學作品，包括詩歌當作生命體，每一首詩歌其實都是一個生命體，政治抒情詩更是典型的生命體，它有 骨骼、有血肉、有體溫、有思想、有靈魂，是具有勃勃生機的完整的生命體。這是政治抒情詩與其它詩歌最大的區別，其它形式的詩歌可能只是生命體的一個片段、 一個章節、一個部分。

　　記   者：在中國的當代詩歌史上，您認為具有典型意義的代表性政治抒情詩人有哪些？

　　丘樹宏：對我影響最大的有郭沫若、艾青、郭小川，還有何其芳、賀敬之、李瑛、雷抒雁等人。

　　葉延濱：上面我在談到政治抒情詩發展概況時已經提到了一些優秀的政治抒情詩人。除此之外，我還想到了一些在創作上比較有特點的政治抒情詩人，如 杰出的畫家黃永玉創作的短小雋永的政治抒情詩，曲有源的諷刺性政治抒情詩，還有劉征的寓言體政治抒情詩，梁平寫城市變遷的《重慶書》和寫史的《三十年河 東》等，寫政治抒情詩的詩人很多，無法一一列舉，舉出這幾位，我是想說明，政治抒情詩的表現形式是多樣化各具個性的。

　　記   者：請問政治抒情詩與您的創作、工作有何關系和影響？

　　丘樹宏：我的寫作比較多元，就詩歌來說，我對行走詩、愛情詩，包括哲理詩都很感興趣，創作的數量也不少，風格也比較多樣，但多數還是比較傳統 的，有時也會寫一些朦朧詩，甚至是所謂的先鋒詩歌。上世紀90年代以前，“小我”的詩歌占主流，其后，尤其是近十年來，隨著角色的變換，開始有意識地探討 “大我”的詩歌創作。此外，我的散文作品也不少，社科、經濟類論文則是我的第三類寫作。一方面，我從事的崗位多，變化的職務多，這樣，既促成了我寫作的體 裁和題材的多樣化，又讓我的寫作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內容更豐富多樣，讓我在寫作中既保持自我，又能夠跳出自我、跨越自我。同時，我的多樣化 寫作，尤其是政治抒情詩的創作又讓我在工作中堅守自我，約束內心，注入激情，保持清醒。

　　不少人總認為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創作，是與行政工作格格不入的，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我認為，寫作與從政，只要指導思想正確、時間分配得當， 會起到互相促進的作用，決不會有反作用。而現在的問題是，喜歡寫作、堅持創作的人太少了，關心寫作、支持創作的人也太少了。這決不是個好現象。

　　葉延濱：我多年從事為詩歌和詩人服務的工作，由此我一直關注政治抒情詩的變化、發展以及從事這方面題材寫作的詩人們所做出的努力。詩壇是由不同特色不同追求的詩人共同組成的良性生態，在這個詩歌生態中，關注時代、關注社會、關注民生的創作，應該得到理解和支持。

　　記   者：一說到政治抒情詩，則意味著對一種題材和主題的認定，也意味著對詩人的政治態度和抉擇的要求，而在今天，對于政治抒情詩的藝術性有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高的要求，就此請您談談看法。

　　葉延濱：就提倡政治抒情詩或鼓勵政治抒情詩寫作的問題，我想談兩個方面：

　　一、從近三十年來詩壇的經驗得失，我以為有兩點要強調，首先是要繼續鼓勵和支持藝術上的創新和探索。沒有創造沒有探索就沒有生命力，盡管并不是 所有的探索都會成功，并不是所有打著創新旗號寫出來的都是好詩；其次是要強調詩人關注社會、關注民生、關注時代，這是中國詩人幾千年來傳承的社會擔當，因 此詩人才成為了社會的良心。只講前者不講社會擔當，肯定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詩人，古往今來皆如此。因此，鼓勵和支持政治抒情詩創作，從本質上講是要強調詩 人對社會的關注與聯系。

　　二、政治抒情詩寫作也是一種創作，因此，所有的詩歌創作的藝術規律同樣要制約和影響這一樣式的詩歌寫作。一些優秀詩人當年創作的成功樣式與后來 者爭相效仿形成的政治抒情詩的常用詩體，幾十年來變化和創新甚少，因此，從觀念出發，用詩的形象解釋政治，用一個理性邏輯引導全詩的線性表現等等，使得許 多政治抒情詩人筆下的作品彼此相仿，缺少感染力。各種報刊客觀上有配合重大事件及節慶的宣傳需要，這種需求使一些政治上正確而藝術上平庸的作品有了市場。 大量適于報刊宣傳需求而產生的作品，除了藝術上的平庸之外，對所表現的主題，也是基于一般層面上的理解，沒有作者自己發自內心的深刻認識，沒有深化主題， 結果只是藝術上的平淡與主題的平庸。因此，克服“正確的平庸”是當下許多作者面臨的課題。

　　丘樹宏：第一，我反倒覺得，目前要解決的一個急迫而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回歸詩歌藝術傳統的問題。詩歌藝術其實并不是越復雜越好，而是越簡單越 好。任何文體都是這樣，包括體裁、格式、手法等等。長期以來，由于詩歌寫作曾經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問題，不少人就徹底懷疑傳統、拋棄傳統、背叛甚至仇視傳 統，包括詩歌藝術的所有基本元素。比如基本工整、對偶對仗、起興比喻、環復回應、押韻意象等等。第二，詩歌創作，尤其對于政治抒情詩來說，確實是要吸取“ 假大空”的嚴重教訓，絕不能再干用詩歌去圖解政治、把政治抒情詩寫成政治口號和政治讀物的蠢事了。簡單一句話，就是一定要把政治抒情詩寫成真正的“詩歌 ”。第三，詩歌藝術是簡單的，但決不是單一的、低級的，應該是豐富多彩的，能吸引人、感染人、鼓動人的。這就要求我們的創作，既要堅持和發揚藝術傳統，又 要與時俱進，講究變革創新，要敢于和善于探索新的藝術方式和手段，包括格式、語言，以至題材、內容等，因為時代的進步、社會的變化，都給我們的創新提出了 要求，提供了空間和條件。比如互聯網與信息化的迅速推進，就給我們提供了文學、包括詩歌以及政治抒情詩歌，如何適應和利用這種新媒介來改革形式、創新手 段，以更好地繁榮創作和傳播作品的新課題、新途徑、新目標。

　　記   者：政治抒情詩無疑是與重大社會事件或曰政治風云，還有政治人物緊密連接在一起的，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更需要好的政治抒情詩，甚至可以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治抒情詩是一個國家的編年史和形象，您認為如何才能創作出經得起時間檢驗的好的政治抒情詩？

　　葉延濱：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政治抒情詩是一個很高的標準，我想每個從事寫作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寫作經得起時間的檢驗，而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政治抒情詩人則是一個時代的大詩人。

　　什么叫經得起時間考驗，我想到三個例子：一個是生于十三至十四世紀意大利的但丁和他的《神曲》，一個是十九世紀美國的惠特曼和他的《草葉集》， 還有一個是前蘇聯的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階梯詩。《神曲》應該算偉大的“政治抒情詩”了，但丁在長詩中猛烈地批判了教會和蒙昧主義，歌唱了現世生活的美好與 智慧，經過一千年的時間考驗，我們仍然能感受到詩人對新世紀的召喚和人生的復蘇。惠特曼的《草葉集》，依然能夠讓我們感受到詩人對新大陸的歌唱，感受到一 種全新的將影響世界的力量。馬雅可夫斯基的《穿褲子的云》與《列寧》的交響，也依然能夠讓我們感受到革命對一個未來主義詩人的巨大影響，同時從詩人狂放的 詩篇中我們也感受到了詩人對新政權的熱情與對這個國家未來的憂慮和不安。無論這個世界還會發生什么變化，但丁、惠特曼與馬雅可夫斯基，各自成為了他們民族 與國家乃至世界最優秀的代言人和“預言家”。

　　之所以從眾多的大詩人中挑出這三位，我想能寫出經得起時間考驗并代表時代的大作品的詩人，應具備三個要素：一，要有豐厚而廣博的文化修養而不僅 僅是一個靈感豐富的天才，對社會與時代有自己的獨到的認識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深刻思考，是一個思想者和哲人，是新時代的“預言家”。二，要與同時代的民眾有 廣泛而緊密的聯系，尤如惠特曼“用十五年時間吸收百萬人民的熱情和意志”，他是全體民眾中杰出的“雄辯家”，是自己時代的良心。三，他們天才般的創造力開 創了新的藝術表現形式，并以新的形式匯聚了這個時代的精神與情感。他們超越眾家的氣度兼收并蓄，使自己的作品擁有不同背景的讀者共同的喜愛。

　　請原諒，在這里我沒有再用“政治抒情詩”這個概念，因為所有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政治抒情詩”必然是代表一個時代的偉大作品，而所有的偉大詩人都應具有以上三個要素。

　　丘樹宏：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社會的多元化也帶來了文學包括詩歌的多元化，因此，就將面臨如何堅守政治抒情詩陣地，如何堅持政治抒 情詩的藝術傳統，如何適應多元化社會、多元化文學的挑戰，以及如何超越傳統、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等諸多問題。對于以國家編年史和國家形象為對象的政治抒情 詩寫作來說，首先在做人。作為政治抒情詩作者，一定要對生命、對人生、對生活，對國家、民族和人民充滿熱愛、充滿憧憬；同時，要全方位關注實際、介入社 會、走進現實；還要盡可能多學習和掌握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識，重視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質、思想素質、文化素質和道德素質等綜合素質。政治抒情 詩的寫作，主要是“大我”寫作，一定要跳出“小我”，站在客觀和公正的角度，站在國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場，站在社會和時代的前沿，站在全局和長遠的高度， 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但同時，又要保持自我，要有自己的個性、特點、風格、立場和抒寫方式。政治抒情詩主要是“頌詩”，但也可以包括“諷”，在歌 唱中也可以和應該有鞭笞，有時候甚至可以通篇都是“諷”，但這種“諷”的背后卻包含著深切的“愛”。總之，政治抒情詩，必須是詩歌，是其它藝術形式不可替 代的成熟和成功的形象化的語言藝術品，而且是能夠吟哦的，可以朗誦的。這就是政治抒情詩的“詩體”；它的抒情，是真情、是深情、是激情，是善良的、美好 的，它通過詩人抒發的情感反應，來吸引人、感染人、征服人、振奮人。這就是政治抒情詩的“詩心”；政治抒情詩通過形象化的語言來表達抽象的思想、抽象的概 念，因而它要發人深思，讓人受到教育，得到啟發，甚至洗禮。這就是政治抒情詩的“詩品”。只有這三者達至完美統一，才是真正意義的政治抒情詩，才能經得起 時空的檢驗而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