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藍色反應與另一種漢詩
——有關新詩與外國詩歌譯介幾點思考

 
　　我不通外語，更不懂外國詩歌翻譯，但反思百年新詩，翻譯詩歌這一塊，是繞不開去的重要話題——那樣的一片“深藍”，與漢語詩歌原本的“金黃”，邂逅、交集、反應、融合，方構成百年漢語新詩綠意蔥蘢之廣原——由此“詩意運思”，便冒出一個“藍色反應與另一種漢詩”的論文思路，且在漢語的“編程”意識里，直悟到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可不通外語也不懂翻譯的自己，又實在無法去展開這一論題，便想到或可提供給這一行的專家學者做個參考，自己能做的，只是在論文的外圍，談些有關這一命題的想法而已。
 
　　藍色反應之一：從一首翻譯詩說起
 
　　作為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詩歌愛好者，大概不必做詳細的數理統計，也可以推算得到，大體來說，都是先愛好漢語古典詩歌，然后或早或遲，轉而愛好外國翻譯詩歌的。
 
　　其實何止是愛好，至少在筆者個人這里，這愛好很快便轉化為依靠，并“升華”為一種理想抑或歸宿般的存在。這里的關鍵在于，我們在青春歲月中遭遇的荒寒和苦難，是在現代漢語語境下生成并帶給我們的，我們無法再在古典漢語語境中生成的漢語古典詩歌里，找到可對應的思想釋解和精神慰藉。而一旦轉過身去，進入外國翻譯詩歌的“話語場域”里，馬上有一種無名的親近與共鳴，有如棄兒幸遇養父，更有如暗夜的漂泊者，一時得以幸遇，落腳于異樣而又親切的“他鄉”之客棧。
 
　　還是具體從一首漢譯普希金的詩《我多么羨慕你》說起吧——
 
　　我多么羨慕你，大海的勇敢的舟子，
　　你在帆影下、在風濤里，直到年老。
　　已經花白了頭，或許，你早已想到
　　平靜的海灣，享受一刻安恬的慰藉，
　　然而，那誘人的波濤又在把你喊叫……
 
　　伸過手來吧——我們有同樣的渴望。
　　讓我們一起，離開這頹舊的歐羅巴的海岸，
　　去漫游于遙遠的天空、遙遠的地方。
　　我早已在地面住厭了，渴求另一種自然
　　讓我跨進你的領域吧——自由的海洋！
 
　　四十多年前讀到的這首詩，至今可以像年少時背下來的唐詩宋詞一樣，隨時隨口而出隨手寫來，連此刻電腦上撰寫此文，也是直接憑記憶打出，可見印象之深刻。只是一時想不起翻譯家的大名了。
 
　　還得從頭說起。
 
　　1971年春天，二十歲的我終于告別“知青”生活，招工到陜西漢中地區鋼鐵廠當高爐煉鐵工，成了光榮的“工人階級”一員。沒高興幾天就發現，實在只是由“水深”轉為“火熱”：不到九十斤重的小身板，要干重體力活，長期神經衰弱，卻要上早中晚三班倒的班，工友和家里父母都擔心我熬不下去。其實吃苦再多都能扛住，下鄉三年的“知青”生活，多少比這苦的日子都熬過來了，畢竟青春年少，血氣方剛。但關鍵是精神苦悶無從釋解，時值“文革”后期，個人前途和國家前途都一片渺茫，更看不到情感的歸宿在哪里。再就是沒書看。手中私下保存的兩本書，一本《古代散文選》，一本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都讀過好幾遍了，還抄寫了不少，并試著寫了一些舊體詩詞，算是最早的詩歌寫作練習。但畢竟是現代漢語造就下的青年人，老讀古書寫舊體詩，總覺著，還是與當下的生命體驗和生存體驗隔了一層。
 
　　記得是1973年初春，在一位知青工友那里，看到一本破舊不堪的《普希金抒情詩集》，連封面都沒有，說半天好話，答應借我看三天，因他也是借外廠朋友的。拿回宿舍細讀之下，簡直就是久旱逢甘霖的那種感覺，興奮得像終于見著了夢中情人一樣。
 
　　匆匆一遍翻完，看還有時間，便找了一個本子狂抄起來：《致大海》、《致恰爾達耶夫》、《假如生活欺騙了你》、《給娜塔莎》、《致凱恩》、《我多么羨慕你》……三天后還了書，整個人卻久久沉浸在普希金的詩歌中，被淹沒，又被高舉——這位被譽為“俄國文學之父”、“俄羅斯詩歌的太陽”，“一切開端的開端”的普希金，在一個苦悶于暗夜中的中國青年心里，真的成了精神之父和靈魂的太陽，并成為我日后詩性生命歷程的“一切開端的開端”。
 
　　自從有了那半本子手抄的普希金的詩，此后的鋼廠單身生活中，再也沒有以前那么孤寒了，心中像揣著一團野火似的，燃燒著初生的詩性生命意識。現實生活中遇到什么揪心的事，或情緒低落時，便獨自跑到離工廠不遠的一條小河邊，大聲背誦普希金的詩，過后心情就好許多。有時也會更傷感，如背誦到上面那首《我多么羨慕你》一詩的最后幾行，常常會淚流滿面，不過過后卻又有一種被洗禮后的堅強和自信，復生于困頓的歲月年華。
 
　　普希金之后，接下來，是萊蒙托夫，是涅克拉索夫，是泰戈爾，是海涅，是聶魯達，是惠特曼……是“文革”結束后隨之而來的八十年代之新潮澎湃中，接踵而來的外國大詩人嘹亮的名字和他們的經典作品——從一個驛站到下一個驛站，從一種溫暖到全身心的燃燒——在那個年代，作為一個后來的現代漢語詩人，整個精神生命的成長與上升，乃至整個肉體生命的安頓與舒張，決然而然，是久久依靠翻譯詩歌的存在而存在的。不可想象，若果沒有這樣的“驛站”的存在，沒有這樣的“精神之父”和“靈魂的太陽”的存在，我和我的“族類”們，將如何渡過那些深寒之境，又如何開端于我們詩性生命歷程的開端？！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荒寒歲月，無依無靠的精神漂泊中，反認他鄉做故鄉，我，以及無數現代漢語詩人們，認領了一位一旦認領就再也難以割舍的“養父”。
 
　　這位“養父”甚至還兼有“教父”的“職能”，從而在精神和思想的雙重意義上，拯救了我們。于此同時，也拋給我們一筆必須接受的“遺產”：以現代漢語翻譯的外國詩歌，不但直接“定義”了漢語新詩的基本“位格”，同時還將自身演化為一直存在于新詩發展中的“另一種漢詩”——因而，作為百年中國新詩發展之主流走向所生成的各種文本，大體而言，就只能是“另一種漢詩”的模仿性創新或創新性模仿的“子文本”。
 
　　問題由此而生：被拯救而新生之后的現代漢語詩人，之人本與文本，如何重新確認自我拯救之途，并重新找回我們的“生父”？
 
　　藍色反應之二：從兩句及一首漢語詩說起
 
　　上述“藍色反應之一”二十余年后，1994年的深秋，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學中，讀到青年女詩人沙光自印詩集中的兩句詩 ——
 
　　在這塊土地上
　　我找不到自己的家
 
　　祖國啊，我要為你生一個父親！
 
　　沙光這兩句詩來自哪一首原作，以及原意所指為何，如今已經記憶模糊，但當時的震撼、以及過后久久共鳴回蕩的情狀，卻一直念念耿耿在心。如今重新溯解此種情結，一下子就聯想到，當我，以及可能的同道們終于覺悟到，要返身尋找我們的“漢語生父”的時候，我們找到的將會是怎樣的結局？
 
　　沙光的詩提醒了我：恐怕不是找回，而是要重新“生一個父親”！
 
　　再二十余年后，步入生命黃昏之境的我，寫下了這樣一首詩 ——
 
　　父愛的手
　　千年虛著
 
　　千年的糾結啊——
　　非易
　　是難
　　子不是子
　　父不是父
　　佛陀不是佛陀
 
　　……夏日，在麥積山
　　一滴淚，一滴
　　非儒非釋非道非基督的
　　淚，從漢語的眼角滴落！
 
　　這首題為《佛子》的詩，源自2016年初夏，在甘肅麥積山，參觀一組石窟雕塑時所得。雕像寄寓的“本事”，是說釋迦摩尼出家為佛祖后，一次講經說法途中，遠遠看見自己的親生兒子也來朝圣，兒子也遠遠認出了自己的親生父親，佛祖由不得上前伸出手來，想親近撫摸兒子，但伸出去的手終于還是停在了兒子的頭頂上方，不能落下。那個在心里眼里認出自己父親的兒子，也終于隱忍地蹙眉頷首、眼含淚花不敢相認……
 
　　—— 經典的藝術，經典的隱喻，加之年輕的講解員動情的解說，渡過深寒之境而早已不再輕易傷感的我，由不得“獨愴然而涕下”。
 
　　是啊，我們從哪里以及如何，才能重新認領我們的“漢語生父”？！
 
　　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我們從來不缺少生我養我疼我護我的綿綿母愛，但父愛的手，總是“千年虛著” 。我們由此逃不出我們的奴性；我們由此說不出我們的苦難；我們由此以“養父”的精神為我們的精神底背；我們由此以“教父”的思想為我們思想的源泉 —— 兩廂“半生不熟”，兩廂糾結彷徨，到了，我們只能借移植于“養父”的精神、“養父”的思想、以及“養父”的語感語態語式，來喊出那句“時代的最強音”：祖國啊，我要為你生一個父親！
 
　　何為“另一種漢詩”？
 
　　回到詩歌上來說話。
 
　　百年之新之現代化，漢語詩人成了古典漢語和現代漢語兩種漢語的“準繼承人”，也由此有了兩種走向的漢語詩歌，一曰“舊體詩”，一曰“新詩”。舊體詩寫作者直接從“漢語生父”那里繼承傳統皮毛而亦步亦趨，大都成為其描紅與仿寫者。新詩寫作者則主要依賴于“養父”的“調教”不斷求新求變，而耽溺于創新性模仿或模仿性創新。誠然，兩種詩歌寫作者，都總想走出這種尷尬處境，但又總是難以獨自“成家”以及“立業”。
 
　　這里只說新詩一路。
 
　　新詩百年，其實無須時時提醒或強調，大家都明白，是個由“養父”教養大的“寧馨兒”；沒有外國翻譯詩歌的“洋奶粉”強筋壯骨，這個“寧馨兒”可能早已夭折。且，漢語中國，從來就講“養恩”重于“生恩”，這個“譜”，是早晚不可疏忘的。
 
　　但問題是，即或如我等不懂翻譯的詩愛者，也多少明白兩個常識：其一，所有的文學翻譯，尤其是詩歌翻譯，最后最終見出高低的，不是你外語的水準如何，而是你母語的水準如何？從結果來說，翻譯既有可能減弱母語原本的感知與表意功能，也有可能增加母語的感知與表意功能，關鍵在于，你若根本不解或弱于母語的精粹所在，又何來經由翻譯而為母語增華加富？
 
　　其二，外國詩歌的翻譯，至少就這一百年而言，很難用古典漢語去“操作”，譯了也不受“待見”，而只能用現代漢語來譯。這其中的內在邏輯，在于現代漢語是我們引進西方的現代文法、語法、句法改造后的漢語，只有這種“現代化”了的漢語，才能與外國詩歌有一定的語感親和性，作為翻譯，也就會有更多些的還原性。
 
　　而問題又來了——其一，你操持的母語原來并不完全是“你”原本的母語；其二，你翻譯的外國詩原來也不完全是“他”原本的外國詩。
 
　　反過來的邏輯推理即是：只要我們還在完全信任和依賴現代漢語的“編程”，
 
　　我們就走不出聽由“養父”主導的陰影。亦即，我們的新詩寫作，極而言之，大體只能是翻譯詩歌之“另一種漢詩”的模仿性創新或創新性模仿的“子文本”，而很難完全真確地寫出漢語詩性的“你自己”。
 
　　同理，至此境地，我們也無法再完全返回古典漢語的“編程”中去 ——那樣的“生父”，早已成為一種過往并不免隔膜的記憶，而非當下的真切存在，乃至要重新了解他，還得像翻譯外國詩歌一樣去翻譯他。而那些在今天依然樂于描紅與仿寫的舊體詩寫作者，也只是起到了一個反證的作用：此路也非生路。
 
　　最終的尷尬在于：兩個“父親”都在場，卻又不知如何來兩廂認領？
 
　　盡管，經由百年來的急劇現代化，來自外國的“養父”教會了我們熟練操持起另一套漢語，并在不斷增殖衍生的“與時俱進”中，豐富活躍其感知與表意功能，但這個“現代漢語”的“編程”之“基本因子”，說到底還是漢字 ——這就麻煩大了！因為這個“漢字”實在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因子”，你只要還用它做話語“編程”，就遲早會陷入它“成字”之初，對世界的感知和表意的特殊“魔法”里去，陷入它那種“惚兮恍兮其中有道”的感知與表意之“魅惑”中去 ——尤其是有關文學及藝術的感知與表意。
 
　　由此，我們現在才反向度理解到，“五四”那一代學人，何以連魯迅在內，都極端到要主張廢除漢字？因為這個我們生來遭遇的“語言生父”，實在是太“基因”、太“自主”、也太“頑固”了！任你怎么折騰，怎樣“與時俱進”、“走向世界”、“與世界接軌”等等，只要你還使用漢字來“編程”，你最終都得重新認回你的生父之所在——盡管，這個生父的父愛，如我那首《佛子》詩中所痛感到的，幾千年來，都不是那么令人親近，甚至薄情寡義而近乎“虛著”！
 
　　到了的我們，至少是作為漢語詩人的我們，都會糾結于此：熱愛漢語是一種痛苦，不熱愛漢語，更是雙重的痛苦！
 
　　這個悖論，可謂百年中國，包括詩歌在內，一切文學藝術乃至文化問題的根本悖論。這一根本問題想明白了，其他一切都好說。
　 
　　具體到新詩來說，最終，我們還是得找到源自漢字“編程”，和由此漢字“編程”所生成的現代中人自身處境的思想之痛苦與精神之彷徨的感知與表意方式，而這樣的感知與表意方式，又如何能總是以外國翻譯詩歌的“編程”來左右，以至于兩廂糾結而至兩廂不明？
 
　　至此，結論似乎只有一個：我們必須為自己重新“生一個父親”？！
 
　　尾 語
 
　　漢語是漢語詩人存在的前提；
 
　　漢語是漢語詩人存在的意義。
 
　　百年革故鼎新，僅就文學藝術而言，世界已然成為我們揮之不去且深度作用于我們的一部分，或許還是主要的部分，而我們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里，卻并沒有能夠成為世界揮之不去且深度作用于世界的一部分。
 
　　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在器物層面已基本上失去了漢語中國的存在，如果在語言層面再“本根剝喪”（魯迅語），那可真是連“彷徨”也“無地”的了。
 
　　故，在“后現代漢語”語境下，作為代替著“宗教作用”（林語堂語）的漢語詩歌，重提“漢語詩性”、“漢語氣質”，以及由此引申的漢語新詩的諸“形式問題”，不但必要，而且正當其時——
 
　　漢譯英（以及其他拉丁語系的外國詩歌），丟失的可能是聲音和語境的那些部分；
 
　　英（以及其他拉丁語系的）譯漢，丟掉的，則必然是由神秘而偉大的漢字編碼，所生成的“文”亦即文心、文脈、文字、文采的那些部分。而這一部分的丟失，實際上，幾乎等于全部的丟失。
 
　　那么，由現代之“英”以及其他拉丁語系改造后的“現代漢語”以及“現代漢詩”，到底丟失了什么呢？
 
　　——或許，這是“重新生一個父親”的可能有效的思路之入口。
 
　　2017年8月22日改定于西安大雁塔印若居
 
　　原載《文藝爭鳴》2018年第2期
 
作者：沈奇
來源：中國詩歌網
 
責任編輯：蘇豐雷
 
http://www.zgshige.com/c/2018-09-10/712740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