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鄉愁”記憶追尋人類精神生態流變
——從奧華女作家方麗娜的小說和散文創作談起 
 
作者：奧地利/方麗娜  北京/王紅旗

王紅旗，編審，教授，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中國女性文化》學刊創始人之一。自2001年6月至2017年4月擔任首都師范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女性文化》學刊主編，2010年至今擔任中國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主任，中國網“中國女性文化論壇”主持人。現為首都師范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中國女性文化》學刊名譽主編，北京婦女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華女子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清華大學性別與倫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女性文學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女性文學委員會常務理事。長期從事女性文學、性別文化與藝術研究。
 
王紅旗： 2017年，是你文學創作的一個豐收年。你的中短篇小說集《蝴蝶飛過的村莊》，入選何向陽主編的“中國文學新力量海外華人女作家文庫”，散文集《藍色鄉愁》入選江嵐主編的“新世紀海外華文女作家文叢”，再加上近幾年你的新作品在國內重要文學刊物上的陸續發表，獲得越來越多的評論家的關注。并且你的散文集《遠方有詩意》獲得國內外多種獎項，都顯示出你對海外華人女性生存經驗與文本構成的獨特思考。總體來看，你創作最突出的特點，是把在異國的人生境遇與靈魂深處的“鄉愁”，升華為一種人類精神生態流變的尋找與回望。如果說人的生命有一個根基的話，那這個根基就是“鄉愁”，就是對生命“原鄉”的原初記憶 。

從這個意義上講，你作品里的“回望”故鄉，是另一種“尋找”的方式。這當然和你在奧地利生活近20年有著緊密聯系。從你的散文集《遠方有詩意》可以看出你的尋找，是對“人類詩意生活棲息地”理想的執著追尋。小說集《蝴蝶飛過的村莊》等又可以發現，你對全球語境下現代文明進程中人性裂變的透視，人類在理想與現實、精神與物質之間的沉浮博弈。其中那刻骨銘心的“鄉愁”低吟與吶喊，表達出一個覺醒者對人類的性別、家國苦難的大悲憫情懷。請談談，你是如何走向文學寫作之路的？你的創作又是怎樣從散文過渡到小說創作的呢？
   
方麗娜：實際上，我的寫作開始得很晚。在國內工作期間，我偶然考得一個來德國攻讀工商管理碩士的機會。2003年我正式定居維也納，閑暇之余投些散文給《德國新報》（當時叫《歐洲經濟時尚導報》）的文學園地。2005年，我的散文《云中漫步》獲得該報的年度征文一等獎；第二年的散文《我行萬里嫂擔憂》再次獲獎，這讓我受到了極大鼓舞，從此便連續不斷地寫起了散文。自從生活在異國他鄉，歐洲土地上的自然、人文、藝術，乃至宗教，都時時喚起我的好奇與聯想，周圍的一切都在觸碰與引發著我的思考。

至于從散文過渡到小說創作，是在出了第一本散文集《遠方有詩意》之后，我覺得自己的寫作不能只停留于抒情、唯美、甚至自戀的層面上，還應該有更高的追求，而有些素材，更適合于小說創作。但我缺乏技能。這個時候，我想到了學習。當你的能力還駕馭不了你的目標，那就沉下心來歷練，當你的才華還撐不起你的雄心，那就沉下心來讀書。

2010年的春夏之交，我受中國作家協會的邀請，有幸走進祖國的文學殿堂——魯迅文學院，成為魯迅文學院創建以來吸收的第一個海外學子，與來自全國各地的五十多名作家共同度過了四個月的時光。這段特定的文學氛圍，對我的影響和提升是不可估量的。也許進不進魯院都不妨礙我寫作，但從

魯院出來，它決定了我的寫作能走多遠。我的魯院學友當中，不乏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如寧肯、盛可以、計文君、李進祥、黃金明、付秀瑩、周瑄璞等等。從魯院歸來之后，我在大量閱讀、思考和沉淀的基礎上開始小說創作。幾年來我以跨國婚戀和文化沖撞為題材，創作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說，發表文字60余萬。就文學而言，愛情乃至婚戀，是永恒的主題，我和讀者一樣，對這一主題樂此不疲。

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何向陽老師針對我的寫作，說道：“方麗娜在旖旎迷人的風景、引人入勝的故事里傳達出富有意味的人生主旨，在看似悲傷的結局中見出人間的溫暖和堅定的希望。她的作品傳達出令人欣喜的強勁力量，不僅使之在短時間完成了從非虛構文學到虛構文學的華麗轉身，而且也一直是這位一手散文一手小說的作家追求的藝術之境。”

何老師的評語，讓我深受鼓舞。
 
赤子之心：在母語創作中回望“故土”的靈魂
 
王紅旗：您在散文集《遠方有詩意》里寫道：“人生是什么？也許人生就是懷著鄉愁的沖動到處尋找家園的過程”。在你小說和散文里，“鄉愁”是一種對記憶里故鄉與親人不可釋懷的思念。如冰心 在《往事》里談到的“在她頻頻回顧的飛翔里總帶著鄉愁。” 在你的小說和散文里流露出的那種真摯的、樸素的很強烈的情感，只要一提到家鄉，家鄉的人，尤其在跨國婚戀的故事里，幾乎都能感受到“鄉愁”，對家鄉的愛戀與關懷。那么作為在歐洲維也納生活了多年的女作家，經過歲月流年的沉積之后，你認為“鄉愁”意味著什么？請談談你夢繞魂牽的“鄉愁情結”，與你兒時的成長經驗有什么聯系？它對你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方麗娜：我們經常追問，人生是什么？人生也許就是懷著鄉愁的沖動，到處尋找家園的過程。踏出國門，遠離親人，走得越遠，回望故土的頻率反而日漸增多。仔細想來，故鄉對我有兩層含義。一是有形的，其次是心理乃至精神的故鄉。也許是童年過早失去父母的緣故，我適應環境和獨立生活的能力非常強，慣常的那種鄉愁，在我身上多半表現為一種內在的精神依戀。在我的文學創作中，總是不知不覺地出現古城，老墻，護城河，蘆葦叢，以及清香四溢的泡桐花……這些明顯打著童年成長烙印的東西，已沉淀為抹不去的記憶，不由自主地滲透在我的作品中。故鄉的一草一木，已然融入了我的精神氣質和精神底色，家鄉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我的神經與情感，與我血脈相連。評論家張莉說：當一位小說家渴望將他的個人才能溶進久遠的文化傳統中時，他其實已經找到了他的家園和真正的路。
 
走在歐洲的天空下，其旖旎的景致，舒適的環境，以及無處不在的人文熏陶，叫人沉迷，叫人感慨萬端。這個世界很美，可它的每一棵樹，每一粒果實，每一條磚石小徑，都有別于我們孩提時代的成長烙印，它們像春天的花粉一樣鋪天蓋地，不由分說地襲擊著每一個陌生而脆弱的肌體。日常生活的過程，也是觀察、學習、碰撞和交融的過程，在碰撞與交融中尋求自己的生存之道、幸福之道和自我發展之道，與此同時，我收獲了一份沉甸甸的驚喜。這便是文學。

王紅旗：也就是說，你早期的作品大多都是“非虛構的”，是采集于你記憶里故鄉真實的社會現實與日常生活，那些人、那些事與那些景致在你的心里如同孕育的“種子”，隨著流年在發芽、開花、結果……，才能化為富有生命力的鮮活文字。我認為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長期的海外生活，你的思維富有了跨時空、超性別的嶄新視野，對“鄉愁”、“鄉戀”更有一種延伸性的思考。

讀你的散文集《藍色鄉愁》，這種感覺很強烈。無論你書寫奧地利、德國、希臘還是印度、俄羅斯等異國風情，還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宗教信仰，你不僅深深迷戀于人與大自然共同的審美思維，把旅行作為一種閱讀世界的方式，吸納異質文化的思想精神而滋養自己，而且幾乎每一篇散文“以心感物”的中國傳統審美感知，都蘊含著你生命里的故鄉記憶。如散文《魚麗之宴》結尾處，你和木心教授對人類文明深深的隱憂躍然共鳴。如與遲子建小說同題名的散文《白雪烏鴉》里寫到：“原來是烏鴉，烏鴉是你們奧地利的土著嗎？不是，它們是從俄羅斯西伯利亞一代飛來過冬的，每年這個季節，它們都準時飛來，下榻在各種建筑物上，安然過完冬季，直到來年四月的復活節前后，再集結成群，浩浩蕩蕩返回它們自己的家園，西伯利亞。”[1]在自我的“鄉愁”情景交融中，創造出一種“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象景觀，感人至深。

這些都是你從散文走向小說創作的內驅力。你不僅善于發現與捕捉現實生活，更具備了深刻思考與豐富想象的能力，你的文學創作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尤其是你后來的小說，更多關注華人移民在流徙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站立，人性反思與自覺救贖。并且常常情不自禁地在立足歐洲奧國的寫作中，回望“故鄉”的陰晴圓缺，人情冷暖，社會變遷。在別人看來的那些有著“鄉愁”記憶的極其細微的差異性描寫，恰恰是你打通東西方文化神秘世界的一把“鑰匙”。

方麗娜：早年，我在中國大學畢業之后當過老師，做過地方政府的公務員，處于工作與生活的應對與應酬狀態，所有的時間都耗費在東奔西跑、追名逐利當中，從未想到過要寫作，也不可能靜下心來寫作。而人在異域，骨子里深埋的文學情結，不僅沒有隨異國他鄉的風風雨雨變得淡漠，反而日漸纏綿悱惻、難割難舍，并且在歐洲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頑強地破土發芽，野草般瘋長起來。

實際上，文學就是一種回望，把故鄉與自己的距離拉開，從而獲得一種躬身反照的機會。距離不可避免地產生差異，也產生不受拘束的想象和對心靈的深望。異域生活的形形色色，多元文化的糾結與碰撞，不同族群之間的交織、牽絆，無形中拓寬了我想象的空間，使得筆下的土壤變得豐厚而寥廓。我感謝這種距離和差異，它成為我寫作的強大內驅力。總的來說，歐洲是緩慢的，講究的，細膩的，與文學的緩慢、講究和細膩十分契合。我受益于歐洲這塊土地。它的興衰與枯榮，典雅與凝重，寧靜與繁華，令我震撼，也令我沉醉其中。這一切，都化作文字，從指尖漫溢出來。

 王紅旗：然而，讀《死海之吻》《藍色鄉愁：貝加爾湖》，又忽然發現書寫“鄉愁”不僅是你表達自我“鄉戀情結”的方式。而且是你“自我放逐”的主體意識自覺，是一種幽深的家國情懷，對人類和平意識的呼喚。

《死海之吻》中“站在這塊地球的最低洼地——‘人類的肚臍’上，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一股自豪之感也油然而生。因為那個令人仰慕的神圣主峰，無可爭議的屬于中國。”[2]如神來之筆，把個人情感的家國從心靈海底升華到精神之巔的人類意識，解開人類所謂現代文明史的演進“真相”，從死海的歷史傳說，寫到現實場景里不同膚色與宗教信仰的男女，從現代“人類執迷不悟”的連綿戰爭硝煙，回溯兩千年前古羅馬時代神諭般的啟示，寫到“今天的死海，便由約旦與以色列共同擁抱，兩國以死海為界，共享同一輪太陽，同一片海水。”[3]歷史地詮釋自己的和平思想、宗教觀念。

尤其是俄羅斯女人、阿拉伯女人迥異的個性，鮮明民族衣飾的細膩描寫，如看到阿拉伯“女人統統是一襲黑袍，猶如衣衫飄垂的修女。臉蛋兒也被嚴嚴實實地包裹著，我只能隔著面紗，想象她們的嫵媚。而阿拉伯女人的美，又似乎是不容置疑的。那優雅的身段，在修長的黑袍下瀟灑的抖動，像一襲黑色的風衣，從黃沙彌漫的世界里走來，甩出別樣的風姿。” 但是，中國學者會如此發問“這種作繭自縛的裝束，究竟要延續到哪一天？”而你自己卻這樣思考“她們身上的黑袍子都穿了一千多年了，那樣自得其樂，安之若素，我們就無須杞人憂天了。”[4]這樣小說似的語言表達，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塑造，在風趣的思辨之中不僅能感覺到一種文體表現手法逸出與融合的豐富性，而且什么是人類文明進程中人與人之間、家與家、民族與民族、國與國之間的道德倫理？你運用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細節，表達出意識深層里，對不同民族國家、不同宗教信仰的平等、包容與尊重。請談談你對不同宗教的看法，怎樣的情景引起你諸多的思考。

方麗娜：寫作之余，我喜歡到處行走。旅行是另一種閱讀，懷揣這本書我走了很遠，很遠。那里輕音悠遠，雪山映照，沙漠蒼涼，萬流歸海......步履從容中，我經歷了一場又一場心靈的跋涉。我對步履抵達的每一寸土地及其背后的人文淵源，既深情凝望，又追根溯源，那于天地間靈光一閃的蓬勃心跳，感動著我，也激勵著我。人生真如一道風景，走出四壁，一個何等遼闊的世界在等待著你的勘探與挖掘。受時空牽引，我的思維和筆觸不斷深向了無邊際的地帶。我至今記得踩著涼絲絲的淤泥，一步步走近死海，而后仰天躺在灰藍色海面上的場景。有一天，先生坐在海灘的吧臺上，沉浸于一杯濃郁的阿拉伯咖啡里，我則靠在一塊巖石旁，面向耶路撒冷胡思亂想起來。眼前突然現出一群身披黑袍的阿拉伯女人，她們腳步輕盈，小心翼翼地步入死海。這一幕，像一縷突兀的風，豁然撩撥起我的思緒。死海之上白云浮動，對面是耶路撒冷三大宗教圣地，那種神圣與神秘的力量，瞬間裹狹了我。

長期生活在歐洲，宗教的力量無處不在。我先生是天主教徒，雖然他很少到教堂定期做禮拜，但在他身上，除了歐洲紳士常見的教養之外，不時散發出一種宗教般的虔誠和真純。那種發乎內心的道德自律，那種與生俱來的人文情懷，勝似任何法律約束。歐洲土地上的每一座教堂，不僅僅是用來傳經布道、洗禮和做彌撒，與此同時也承載著藝術殿堂的職責。周末，我和先生常常步入維也納大大小小的教堂，在古老而莊嚴的氛圍里聽一場海頓的音樂會，看一場普契尼的輕歌劇，受朋友之邀參加朋友孩子的教堂洗禮等。在我居住小區的林蔭下，有不少身披黑袍照看孩子的穆斯林婦女，孩子們縱情玩耍的同時，女人們隔著面罩湊在一起，聊天拉家常。不管是來自土耳其、車臣，還是巴爾干，抑或是北非突尼斯，不分種族與膚色，彼此尊重，充滿善意，一幅溫暖而美好的畫面油然而生。我也曾和她們坐在一起聊天，彼此講述自己來歐洲的經歷，那種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體恤，跨過語言的障礙，閃爍在各自的眼神里。

王紅旗：這篇《藍色鄉愁：貝加爾湖》，寫出思接千載的“鄉愁”，是中華民族根性的人格精神，甚至是一種人類共有的情感。如果說漢朝使節蘇武被匈奴流放，在貝加爾湖邊牧羊十九年，寧死不屈，任憑海枯石爛，“終叫匈奴驚心碎膽共服漢德威”，偌大的一湖深水，卻盛不下蘇武滾滾的鄉愁，是“被放逐”之后的家國情懷的堅貞表達。而你的出走歐洲卻是一種“自我放逐”的精神追尋。你攜帶著“鄉愁”的旅行穿越時空，與蘇武自比之意隱喻其中，才能感受到“這湖邊的每一片樹葉，每一朵白云，甚至每一滴水珠上，都凝結著蘇武那化不開的憂傷與鄉愁。”[5]雖然時隔千年，但對家國的“赤子之心”卻有著相似的底色——磊落洞達，風骨畢現。

其實在你前期散文，與后來的小說集《蝴蝶飛過的村莊》，以及給我讀的未刊出的中篇小說《夜蝴蝶》，都能品出濃濃的“鄉愁”味道。可以說，你的“鄉愁”敘事，已成為你在“第二故鄉”文學創作獨特的個性標志，“鄉愁”也凝聚為你作品里的思想與靈魂。

也許是濃烈的“鄉愁”情感世代傳承、綿亙延展，西伯利亞貝加爾湖才從一片荒無人煙的貧乏之地變成如今的美麗、富庶與豐饒。西伯利亞的碎葉城曾是唐代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的誕生地，契訶夫曾言“貝加爾湖是西伯利亞的詩篇”。如今“這里有文明社會里所憧憬的一切：空氣、水質、純粹。”置身于這大自然的溫柔碧藍里，會“完成一次難以言說的洗禮。”[6]以自我親歷體驗揭示出，人類真正的精神“故鄉”就存在于其內心深處。

因此“藍色鄉愁”是現實的，歷史的，意象隱喻的。它不僅是海外游子對家鄉故土的愛戀，更是作為宇宙的游子人類，對宇宙大自然母親生命之愛的“原鄉”情感。而現代人類精神與自然生態的情感悖論，發人深思。

方麗娜：那年，我搭乘旅游專列由莫斯科出發，一路沿西伯利亞大鐵路東行，車到伊爾庫斯克時，窗外驀然現出一泓深不見底的碧藍的湖水。人在湖上，舉目四望，堤岸跳動的篝火和隱隱約約的歌聲，勾起我對往事的懷想。遙想當年，蘇武流放在貝加爾湖邊，牧羊十九年不得歸家的情景，蒼涼而悲愴，那一刻，我感覺周身的血液與蘇武那化不開的憂傷與鄉愁，瞬間重疊。偌大的一湖深水，盛不下蘇武滾滾的鄉愁。

 也許是命中注定，我的人生常常在不同的時空來回切換。盡管我是個隨遇而安的人，可一個人的味覺與口感連同其思維慣性，都停留在原鄉，這是骨子里的東西。世界上最遠的路就是回家的路，不管走多遠，無論心有多高，回家的渴望總在心頭。

王紅旗：因為不同生活經驗會點燃你的創作靈感。尤其到了維也納之后，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地域的差異，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心儀的異國愛情。它更能從內心點燃你的一種情懷，讓你拿起筆。就像你說的37歲的你，在維也納的黃昏里，竟然開始第一次捧讀《紅樓夢》。愛情真的可以激活你的創作靈感、對故鄉的依戀情結與異國現實生活感受。你的散文與小說是兩種故鄉互相融合而成的寫作，如同給國人打開了一扇認識歐洲文明的窗口。

你即將在《人民文學》發表的小說《夜蝴蝶》，發來后我是連夜讀的。小說敘事者“我”，是一個故鄉函鎮的“逃離者”，作品以他多年回歸之后追悔莫及的心靈懺悔為線索，體現出你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女性關注，尤其對其生存困境與靈魂裂變的精神生態書寫，是觸目驚心的。小說里的女性形象，陸雪與小霜的生命悲劇，就發生在這封閉如夜的“黑暗”里，你活畫出她們被扭曲變形的赤裸裸的靈魂，震撼之處我都畫上了紅色。不知您是否有原型事件和人物？談談你構思這部小說的初衷。

方麗娜： 《夜蝴蝶》是我開始寫小說以來，首次以男性視覺創作的一篇小說，它是由一樁發生在河南西部礦山的真實殺人案引發的。當年我姐姐嫁到豫西礦山安家落戶，八十年代末我作為一名大學生，多次翻山越嶺到那里去看望姐姐。礦區依山而建，溝壑縱橫，蒼涼而幽深，在那樣一個貧瘠、閉塞而又遠離塵囂的背景下，一樁血淋淋的少女兇殺案發生了。這件事過去二十年了，但它陰魂不散，不屈不撓地折磨著我的神經。很長時間以來，我一想到那個叫“陸雪”的十八歲的漂亮女孩兒，想到她微笑時粲白的牙齒，以及后來倒在槍口下的慘狀，內心便有一種被撕裂的劇痛。正如納博科夫所說過的一句話：時間的監獄是球形的，沒有出口。

因此，我經過長時間的構思，一鼓作氣寫出了這個小說，否則，就無法安枕。

王紅旗：原來小說是在“非虛構”的基礎上，完成了一次自我生命在靈魂黑夜里的尋找之旅。正像漢娜·阿倫特所言：“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這種啟明或許并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來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和作品，他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 [7]

從某種意義上講，敘事者“我”走出國門，經歷了“逃遁”而穿越了精神荒原，有了敢于直面人生的勇氣與智慧，才敢于把這“夜蝴蝶”的故事告白于天下。雖然敘事者“我”是一位男性，卻有著你隱隱的影子，只是你有意識做了“性別置換”。讓男性作為代言人自揭“劣根”而懺悔，即男權文化根深蒂固的“處女情結”所制造的女性生命悲劇。這樣表達更有譏諷意味，是指向自我生命來路的“故土”，當然是一種“啟明”。敘事者“我”，作為貫穿小說始終的線索人物。請問他在您的創作構思過程中是如何生成的？

方麗娜：在構思這篇小說的過程中，我思慮最多的是，為什么昔日一同長大的好友，能夠轉瞬之間反目成仇，甚至不惜殺掉對方？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對自己的同伴痛下殺手？

想想看，三個同齡女孩兒，在同樣的環境下成長，以同樣的起點步入同一所學校念書，從小學到中學，而后來的命運，卻大相徑庭。其中的一個，因其父升任為礦長而與其她兩個同伴拉開了距離，形成一道無形的鴻溝。因為父親成了當權者，各種各樣的機會便紛至沓來：不費吹灰之力邁入大學校園，出門有小車接送，身上珠光寶氣，而另外兩個女孩兒呢，只能眼巴巴望著自己的同伴，漸行漸遠，內心的艷羨和凄晃，自不待言。這對一個有思想有追求的妙齡少女而言，尤其殘酷。因為沒有出頭之日，便只能像自己的父輩一樣困守深山，忍受死亡一般的寂靜與絕望。

絕望，是天底下最可怕的東西，它可以導致人瘋狂，進而做出異乎尋常的舉動。

之所以將“我”置換為男性角色，是為了更大限度地折射人性。由一個男性介入，與陸雪發生關聯，不僅可以豐富故事的結構和內涵，也可以強化故事的悲劇色彩。人性的逼仄和幽暗，俗世的浮躁與蒼涼，存在的悖論和困境，靈魂的虛無與追問，在此一一呈現。每個人都有從善到惡，從明亮到黑暗，不同性別和視覺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在作品里注入一些海外元素，是為了把距離拉開，形成一個大的場域和思考空間。在中西方文化的交織與碰撞中，在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臨界點，由中國經驗，努力升華到人類普遍經驗的高度。

王紅旗：原來這個男性敘事者“我”，就是真實生活里的你。你是借他之杯，澆自己的“塊壘”。同時在結構上，起到“一箭雙雕” 的藝術效果。

《夜蝴蝶》如同你開掘一口深井，它的結構是縱向的。一方面，“函鎮”隱喻封閉與黑暗。函鎮的女人非死即瘋，或者走向犯罪，函鎮的男人均死傷于煤礦塌方的屢屢礦難。究其原因，這個人性與精神的集體塌方、混亂愚昧的無序世界 ，人們性觀念的愚昧，對金錢的貪欲，對上級的謊言，對親人、朋友之間喪失關愛的冷漠，人與人之間的失去信任的偽善，等等，都成為剝奪人的生命權力的由因。“信任的鴻溝”、與金錢權勢“看不見的控制”，小說挖掘出封閉與開放、傳統與現代、物質與精神，在個體生命深處與生存世界意識流里驚心動魄的博弈。這不只是個體人的精神困境、函鎮人的精神困境，已經是全人類的精神困境。

小說敘事者“我”，看到整個“世界在下滑，所有的東西都從視野里剝離，消失，沉陷，并且裹狹著我，身不由己”。他認為“在愛情上我已潰不成軍，不能在事業上繼續遭遇滑鐵盧”，“攥著夢寐以求的研究生錄取通知書，逃也似地離開了函鎮。”女主人公陸雪，一個淳樸善良、聰慧美麗的山村女孩兒，渴望得到愛情，且真正愛著“我”，甚至多次求“我”帶她走出函鎮，最終變成因愛情懷揣仇恨，“以惡制惡”的預謀殺人犯；“我”逃離了陸雪的愛情與函鎮，在世界諸多國家奔波十六年，仍然是一個飄泊的靈魂，這成為“我”心里的“結”。“我”回到故鄉，聽豹子講到當年陸雪的殺人案，陸雪還是個“處女”，并在“我”滔滔不絕，徹頭徹尾地表達著自己的惋惜、自責、困頓，以及無法消除的懺悔之情時，他突然的發問：假如你和陸雪的事重新擺在眼前，你會帶她走嗎？“我”“兩眼含淚，張口結舌。”請談談你為什么要塑造這兩個人物形象？ 是從個體靈魂深處的“鄉愁”，重新認識、反思“逃離”故土與愛的生命價值？你認為，作為一位海外女作家應該有怎樣的擔當？

方麗娜：小說《夜蝴蝶》的確隱含了我內心的一種強烈訴求。我希望借助這篇小說叩問良知，驚醒世人。這個世界，歸根結底是愛的問題，如果“陸雪”們所生存的環境，充滿了愛戀和溫情，悲劇還會發生嗎？

“我”回到故鄉，盡管帶著惋惜、自責、困頓，以及無法消除的懺悔之情，而針對豹子實質性的發問，“我”仍然別無選擇，依舊是逃離。這就是現實。面對礦山與日俱增的破敗與荒涼，面對現實的無望，“我”除了尋求一點自我安慰之外，還能做些什么呢？

作為一個立足海外的寫作者，用文學的形式呈現這樁在祖國內地具有普遍意義的悲劇，旨在喚起我們的社會對偏遠地區孩子的呵護與關注。我們的祖國強大了，富裕了，有雄心有實力到世界各地投巨資，搞建設，也一定有能力為我們貧困地區的孩子帶來更多的希望和生機。

王紅旗： 小說集《蝴蝶飛過的村莊》里，中篇小說《回國清單》，把回國時購物清單織成一張跨時空聯動的關系網，揭露中國社會各階層的權力像春藥似的癲狂，賄賂之風、腐敗之氣令人發指，家人、同學說不清的復雜功利關系，令人無奈，甚至無所適從。小說對諸多社會怪現象的掃描，詼諧幽默，侃侃而談，發人深省。你請問你是如何以生活的真實構思成這篇小說的？

方麗娜：其實《回國清單》是受了我一個作家同學的啟發，因為我每次回國，她幾乎都讓我給她捎東西，我們是閨蜜，無話不談。每次回國之前，她都求我：你能不能給我捎一塊什么表，這個表不是我自己戴的，我要送給誰，再給我捎一瓶什么牌子的香水，要知名品牌，我要辦什么什么事兒。給我自己戴的，買一塊百十歐元的就行了。只要是昂貴的，名牌的，幾乎都是送人拉關系的。這讓我想起當年流傳的那句：買茅臺的，都不是自己喝的；喝茅臺的，都不是自己買的。

寫作中，我把個別場景設置在自己跟親人之間，以便讓作品顯得真實可信。盡管有些情節是虛構的。想想挺可悲的，當年，馮志、喬冠華、季羨林、胡適等，那一批民國學子，出國回來帶回去的是什么？是技術，是科技的能量，還有人文思想。再看今天一波波涌向歐洲的大批中國游客，來到仰慕已久的圣地，匆匆拍完照，便瘋狂購物，帶著大包小包回去炫耀。至于學習、觀察，早已甩向腦后，更奢談思考和聯想。

王紅旗：如果說《夜蝴蝶》回望“故鄉”，批判的是男權文化的“處女情結”造成的女性生命悲劇，而《回國清單》針砭的恰恰是商品消費時代人們的“物化”與絕無禁忌的“性開放”。梳理“回國清單”，老實的大哥為了兒子的畢業分配，竟然說對方要德國產的壯陽“偉哥”，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的女友紫蘭，讓帶的是七十年酒齡的波爾多伊藤酒莊的珍藏版、可以“助性、助孕”的紅酒。更有意思的是遇到的華人琴心說她要回國，中國的留學生讓她從中國帶價格便宜的同仁堂“快速避孕藥”。能夠感受到你笑侃“鄉愁”背后的隱痛。小說中對歐洲、亞洲等諸多國家商場里琳瑯滿目的“性商品”描述，隱喻全球化的“性解放”正在跨國界地蔓延。請問你如何認識這種現象？

尤其是讀小說《姐姐的婚事》《情困布魯塞爾》，那種回望故國的“鄉愁”，猶如撕心裂肺的痛。母親、姐姐形象書寫體現出女性婚姻、家庭角色的生命價值。黛眉的“鄉愁”是，另一種故國身份認同。這兩部小說離你的生活是否更近？請談談生活與小說之間的“尺度”，你在創作中是如何把握的。

方麗娜：《回國清單》旨在展現今天的國人，在全球化大環境下的個體生存狀態。一份小小的購物清單，卻折射出了一些重大現實問題。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要到國外去購買，說明我們的自然生態環境日益惡化，食品安全問題突出；大學畢業生想考公務員，要給有關領導送偉哥，說明貪官污吏依然存在；孩子擇校要給老師送名牌化妝品，說明腐敗之風已滲入到我們的教育戰線。叼雪茄，喝紅酒，可見國人的文化精神生態和追求。中國強大了，中國百姓有錢了，可骨子里的卑微從未消除。想考公務員得送禮，想讓自己的孩子上好一點的學校得求人，為了讓新生兒吃上干凈的奶粉，得漂洋過海去想辦法，并且不惜忍受歐洲人的冷眼。借助作品里一個托“我”帶東西的人所講的一句話：總之，做中國的老百姓，萬事都得求人。

 《姐姐的婚事》是唯一跟我個人成長經歷最貼近的一篇小說。它幾乎可以算得上一篇非虛構，海明威說作家成長的條件是不幸福的童年。那么，從寫作者的角度來說，我是幸運的。另一個發表在2018第一期小說月報原創版的《情困布魯塞爾》，與我個人的生活和經歷，沒有任何交集。關于生活與小說之間的“尺度”把握，正是多年來困擾我的一個問題，我也處在摸索與追問當中。
 
困境/突圍：華人女性異國婚戀的精神生命體驗
 
王紅旗：小說集《蝴蝶飛過的村莊》里，《處女的冬季》《蝴蝶飛過的村莊》《不戴戒指的女人》《花粉》《陌生的情人》《邁克爾的女生》，講述的大都是海外女性在異國他鄉跨國婚戀情感的悲歡離合。會發現華人女性無論在國內還是海外，追尋自我發展與情感歸宿之路，坎坷而艱辛，甚至伴隨恥辱與血淚。這與你當年出國留學歐洲的生活經歷，以及周圍的華人女性的生存狀態有關嗎？ 

方麗娜：我本人也跨國婚戀的參與者和實踐者，我和作品中的眾多女性感同身受，卻又各行其是。幾乎所有的讀者，都習慣把作品中的人物和作者劃等號。而實際上，寫殺人犯，作者無需親自殺人；寫毒販，作者無需親自去販毒；寫盜墓，作者也不需要親自去挖墳……。作家張潔說的好：對任何一個作家來說，把他們一生的作品綜合起來看，都應該是他們靈魂的自傳。從他們的作品中，你便能看出來，哪些東西是他們的切膚之痛，或切膚之快。

王紅旗：當然每位作家筆下的人物形象，都是作者的“我與非我”的“靈魂自傳”。因為“靈魂”是無極無涯的心靈海域，它借助作家的創造智慧與奇特瑰麗的想象，而呈現氣象萬千的靈魂風景。但是在這個文學遠離心靈、急功近利的時代，能稱得上“靈魂自傳”、書寫“生命之真相”的作品，并非比比皆是。張潔從1979年在《北京文學》第11期，發表《愛，是不能忘記的》到2001年出版《無字》三部曲，幾十年來她“把自己的心掏出來在磨盤里磨，把自己的膽汁吐出來蘸著去寫”的[8]，正是以她的“靈魂自傳”書寫出中國五代女性的情感命運悲劇。

你在海外的創作，特別關注華人女性在陌生歐洲的生活狀態、生存困境、情感心理，自信與自立。表現出近年來海外華文女性文學創作的新特點，即對女性個體心理與精神生態流動性的考察性書寫。小說在現實批判里總是賦予一種女性關懷，從華人女性異國婚戀情感的日常生活現實出發，不僅揭示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與沖撞，而且表現出華人女性在生存困境中自覺的“突圍”意識、融合愿望與精神氣象。

小說集《蝴蝶飛過的村莊》，如果從最后一篇《邁克爾的女生》開始讀，雖然每位華人女性尋找自我實現價值的路徑不同，擇偶戀愛的標準各異，走進異國婚姻的方式多樣，但是聯系起來看，恰恰是華人女性不同階段的心靈成長史。請您談談自己文學創作，是否在時刻關注不同時期走進歐洲這片土地的同胞女性？請談談你對西方男性的性愛、情愛與婚姻觀的理解。

方麗娜：帶著寫作者的敏感與天職，我時刻打量并關注周圍的一切。這些被時代風潮裹挾而來的姐妹們，站在命運的風口，舉棋不定，進退失據，移民生活帶來的跌宕起伏，伴隨著靈魂的輾轉與撕裂……是否能夠寫出她們日常生活里的驚心動魄，在讀者自以為是的熟悉地帶，發現習焉不察的一切，這既是挑戰，也是我孜孜以求的目標。
     
中國改革開放的標志之一，就是拓展了中國女人的擇偶天地。眼下的跨國婚姻比比皆是，而真正達到幸福和諧的，鳳毛麟角。原因何在？就是雙方除了愛，還缺少一種深度的溝通和契合。相隔萬里的男女走到一起，帶著各自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習俗，摩擦、沖撞和矛盾，在所難免。天長日久，朝夕相處，僅有愛，是不夠的。生活中的雙方，如果缺乏對各自文化的好感、理解和認同，婚姻關系是難以為繼的。有人說：所有的婚姻戰爭，歸根結底都是文化上的沖突。這話是有道理的。婚姻不是一勞永逸，而是需要經營和智慧。人必須面對不同的世界，學會尊重和欣賞對方的文化。婚姻雖關乎情感，卻也是對各自學識、境界，以及駕馭生活及各種關系的綜合考量。
      
基于我在歐洲生活二十年的經歷，我覺得從普遍意義上來說，西方男人相對單純，忠實，可靠，他們不輕易承諾，而一旦走進婚姻，便會承擔起家庭責任。他們注重愛情，把兩情相悅看得高于一切。只要相愛，什么金錢、門第乃至年齡，都不在話下。而一旦愛情消失，也會果斷分手，毫無牽絆。男人有了金錢和地位，動輒找小三養外室的現象，在歐洲男人身上，并不多見。西方人在中學時代便接受了合理的性教育，他們對自己的身體和生理需求，客觀而坦然。歐洲的報章雜志乃至媒體，公開展示裸體美的現象司空見慣，卻不給人傷風敗俗甚至色情印象，什么都順其自然，一切都順理成章，而潛在的道德規范與傳統美德，一直都在人心里。
       
除了單純的文學追求之外，我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給國人提供一扇透視西方社會和跨國婚戀的窗口，并由此領略海外光鮮亮麗的碧空下暗流涌動的多面人生，進而感知其人物命運，不只歸咎于環境和地域的改變，而是共同的人性使然。

王紅旗：因為愛情的個體性與社會性，跨國婚戀相對比較復雜，但真正的愛情仍然是肉體與精神的結合。小說《處女的冬季》與《夜蝴蝶》相比較，男權傳統的“處女情結”對女性的“性禁忌”，已內化于中國男女兩性心理認同的雙重標準。《夜蝴蝶》里“我”與陸雪“似夢非夢”的性愛細節描寫，活生生地畫出現代男女深層心理的靈魂“死穴”。在《處女的冬季》里，也成為華人女性藍妮的靈魂“死穴”，在中國遭遇幾次“小男人”、“大男人”之后，再次在歐洲遭遇西方男人，她還是把守住“處女之身”作為自己最后“一道底線”，認為“結婚之前，我是不會跟任何一個男人做愛的，我的第一次，只能屬于我未來的丈夫。”這讓她一次次失去了得到愛的機會，后來她才發現，“被中國男人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處女之身，對這個男人來說，無足輕重。”[9]小說以中西男人比較揭示藍妮因“處女情結”導致的情感困境。

而且，從藍妮的原生家庭，父母親的情感關系，母親因“失貞”終生遭受父親的暴力、侮辱，揭示男權文化傳統“處女情結”的“心疾”，對現代人愛情婚姻生活的影響。小說尾聲似乎預示，藍妮渴望的愛情可能會得到復活與重生，但是“奔跑的列車”又隱含著瞬間即逝的“不確定性”，呈現一種社會文化性批判的“未知悲涼”。請談談你是基于怎樣的社會現實啟發或思考，塑造了藍妮這個女性形象。

方麗娜：那一年，有個叫“藍妮”的女孩兒向我們幾個老華僑討教。她臨近畢業，可她不曉得到底是該設法留在維也納，還是應該打道回府、另謀出路。要想留下來，她必須委身于一個正在對她窮追不舍卻大她十四歲的奧國男人。關鍵是，她不愛他。A女士說，別說大你十四歲，就是大你二十四歲也無妨。B女士說，你留在奧地利做個家庭主婦，都比你回國要強！     

后來，藍妮向我吐露了許多心事。她喜歡西方人，并且有著強烈的田園情結和歐洲夢。而現實與非現實的錯位，令她心碎。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她糾結、彷徨，舉棋不定。而最終，她是帶著迷惘和猶疑回國的。 藍妮質樸而迷茫的眼神，從此便定格在了我的心中。

自上個世紀末，我作為一屆學子深入歐洲學習和工作以來，與藍妮的人生遭際和心路歷程有過交集。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祖國的年輕人如洪水決堤，不斷涌出國門，在世界各地汪洋恣肆。這些新生代的留學生多半自信、灑脫，再也沒有類似藍妮的處女情結和心理負累。她們正視現實，把玩現實。至于傳統美德，早已相去甚遠。
 
處女藍妮是真實的，她置身洋人求學深造，汲取西方文明精粹的同時，卻保有根深蒂固的傳統情結，誓死將自己珍貴的第一次獻給婚姻，獻給終其一生的那個人。我對這個樸素、善良而又過于真純的女孩兒，懷有一腔深情，卻又憐惜不已。她一路走一路失望，一路點燃希望一路尋找答案。小說中的每一個男人都是藍妮迷惘的助推劑，也是她行為的測試紙，甚至是她出路的引領者。處女是純潔與美好的象征，可是卻讓藍妮無數次陷入孤苦無助的境地，在糾結和煎熬中芳華盡逝，青春不再。時至今日，這個通曉世事、內心深邃的女孩兒，在兩性問題上依舊蒼白和幼稚。而當它被置于不同的文化考量之下，更是顯出了異樣的迷茫和怪誕。
 
我想告訴世人，這個世界的確存在著藍妮這樣的女孩兒。但愿上帝不會忘記她。

王紅旗：在小說《陌生的情人》里，你寫道“歐洲人常說，做愛就像吃飯一樣重要。”你描寫了中國留學生的幾種現象：其一，“我”親眼目睹我們留學生班里十幾對男女，含含糊糊的走到了一起。其二，那些“好好地丟下老婆孩子躊躇滿志地來到德國，不惜血本地苦讀”的男研究生們，有的半夜去騷擾女生，有的引誘到外國的小師妹，并且以能和不同國家的女人發生性關系而炫耀，還振振有詞地說：“性是世界的驅動力，物競天擇，適者上床。”[10]一群中國留學生在歐洲“性自由”的環境里性欲膨脹的人倫混亂。請問根據你的調查發現，他們對待“性與愛”是怎樣的一種心理？

方麗娜：這篇小說的創作，取材于我當年留學德國的經歷。現在想來，有些場景，有些對話，都還歷歷在目。幾十個中國男女，躊躇滿志地來到德國學習深造，一呆就是兩年。因為讀的是MBA，多半的學子都有過工作經歷，甚至有了家室和子女，孤身在外的日子就格外難熬。我曾聽到過一個東北男生，看到女同學的丈夫來陪讀，紅著臉說：看人家，有正常生活的人就是不一樣。再看看我們，都不是人過的日子！可見，異國他鄉的孤獨和寂寞之深，懷揣“沉重的肉身”，于極端環境下對性的渴望之強烈。而在那個特定的時期所呈現出的千奇百怪的樣貌，在我的作品中可見一斑。

王紅旗：但是，你更多顯示的是女性的情感處境，不僅中外女生會遭遇男生的性引誘與性騷擾，而且令人揪心的還有如小說《邁克爾的女生》，那位被黑中介騙到維也納讀音樂學院的華人女生成為非法移民，被邁克爾先生以愛的謊言騙取性與情感，更為甚者，她為省去租房費每天忍受這個男人的性虐待，而最終下落不明。這個女生的身份尷尬，情感陷阱，生命危急，從表層看似乎表現的是反思中國女生留學的“盲從”、生存的“依賴”。從更深的文化層面看，一對做愛的男女，來不及考慮愛是什么就陌生同路人，這樣的性別關系說明了什么樣的精神狀態。

去年在布達佩斯中心廣場，我目睹了一場“性虐女性”的鬧劇。一群男青年在廣場上疾走，其中一位手里拿著一個與真人等高的塑料女人，幾個男人邊走邊向塑料女人的乳房猛擊，走到廣場中央，把塑料女人反倒在地仰面朝天，這幾個男人一個接一個摞起來全部趴壓在塑料女人身上，邊狂笑大喊邊仿真“做愛”，大約有四五分鐘，才爬起來揚長而去。也沒有路人停下來觀看。我聽不懂語言，不知是否是性商品店的廣告表演。引起我對西方文明現代性的思考。讀你的一系列小說，聯系這個在我心里一直揮之不去場景，更感受到作品的社會現實與性別倫理意義。再加上作品里歐洲大街上形形色色性商品專賣店描寫，會發現如今在歐洲這塊文明沃土之上，德國男人的嚴謹與理性，維也納男人浪漫與愛情，昔日社會人文關懷的優秀傳統，已被豐富的物質與膨脹的性欲而遮蔽或替代，你從女性個體生命失去愛的視角，表現出人類精神頹廢與道德滑落的人性生態問題。這是否是你“故鄉”、“第二故鄉”交織著的“鄉愁”？
  
方麗娜：這篇創作于2011年的短篇小說《邁克爾的女生》，其女主人公冉冉的境遇，是部分歐洲留學生中的一個縮影。她懷揣個人乃至父輩的夢想，踏出國門，留學深造。而所有的夢想，都讓位于國外血淋淋的現實。在所有的積蓄和能量耗費殆盡之后，他們仍滯留不歸，寧愿掙扎于五光十色的汪洋之中，也不愿面對回家的現實。男生頹廢、麻木，女生以“愛情”做賭注，把希望寄托在尋找當地“守護者”的漩渦里。于是，便給那些心懷不軌的“洋人渣”，提供了種種契機。
        
這個世界向來是紛繁復雜，五味雜陳。繁華與陰暗同在，溫暖與凄涼并存，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浮華背后都隱藏著觸目驚心的隔膜、困頓、滄桑、麻木、絕望，或斑斕，或澄澈，或曖昧，或陰郁……。窗外的盡頭是阿爾卑斯山下的歐洲原野，這里有田園牧歌，謙恭人道；亦有貧弱、晦暗和西式荒誕。以獨特方式呈現他們的迷茫與困頓，也許可以向含辛茹苦卻又望子成龍的中國家長們，打開一扇小小的窗子，以便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所面臨的真實境遇，從而喚起家長們的審慎思考——在缺乏任何辨識度的情況下，不要把自己的孩子，盲目推向國外。
         
王紅旗：小說《花粉》，“花粉”這個自然意向選擇得很有意味，實際上是寫自然環境對人心理、情緒的影響，隱喻性地詮釋“東女西嫁”的華人女性，日常生活，甚至是血脈里“水土不服”的生命情感困惑。小說寫到“德國的花粉像一枚毒刺，專門攻擊外鄉人——暗香浮動，不動聲色，然后一網打盡，可不是一般的殺傷力！真的，一些列的不良反應，并非簡單意義上的水土不服，簡直是血脈深處的較量和對抗。”[11]阿秋結婚很順利，婚禮辦得也很好，就是“花粉”過敏，生孩子必須要回南京。馬太太第二次的跨國婚姻也離婚了，她離婚之后必須馬上就回到上海，因為也“花粉”過敏。原來這位才貌雙全的馬太太肖桐，她和德國丈夫是“一見鐘情”，和一對對的跨國夫婦相比，“不是個頭落差懸殊得不像話，就是體型胖瘦差異得令人難堪，看著實在別扭。”就如“天造地設”的一對。但是“正是她離開紐倫堡到上海躲避花粉的春天，——具體地說，是她在昆明打高爾夫期間，后院的火勢已悄無聲息地燃起來了……她帶著海外人士在同胞面前慣常的優越感，瞇著眼睛虛張聲勢地坐在昆明飛滬的頭等艙里時，地球那邊，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不容置疑地將她昔日的領土悠忽間燃成灰燼。”[12]而且更讓她“五雷轟頂”的是，奪走她婚姻的是住在她家里的自己的外甥女，一個“溫柔賢淑”的女性。她把漂亮和學問作為武器與居功自傲的資本，而使自己的婚姻徹底敗北。

敘事者“我”也是嫁給德國人，他的工作在香港，我獨自在德國，如牛郎織女的兩地生活，但“我”并沒有遭遇“花粉”過敏。但是從一提回德國丈夫“盡是猶豫與彷徨”里，內心也隱藏著另一種不安。雖然你給小說安排了一個很理想結尾。我感覺，肖桐這個女性形象塑造的很有代表性，刻畫得也比較有個性，請以你對肖桐與敘事者“我”不同性格的塑造，并結合你自己跨國婚姻的生活經驗，談談跨國婚姻夫妻關系、家庭倫理應該如何構建？
   
方麗娜：《花粉》是我早期的一個短篇小說，那個時候，我對小說的駕馭，還有些力不從心。如果現在寫，我會注入更多的細節，會讓作品顯得更豐滿，更有說服力。但它依舊傳達出一個理念：這個世界，所有的對抗，歸根結底，都是文化的對抗。

王紅旗：看得出來，《花粉》《陌生的情人》是一種生活表層現象。因為婚姻的私人性、社會性與日常性，如果能引入更豐富的生活細節，跨國婚姻的日常生活與情感樣式，如何有別于中華文化傳統的婚姻家庭，發揮你善于中西比較的手法，可能對揭示個體人的內心沖突會更深刻，能夠運用每一個跨國婚姻日常的一些“小事”，多元文化體驗，展現出其不同的價值觀、婚姻觀、性別觀，以及不一樣的靈魂色彩，小說就會到達另一種境界。

小說《不戴戒指的女人》，講述的華人女性景荷與維也納老男人墨頓·里爾克的故事，就題材而言并不新鮮，但是景荷的功利、欺騙、誘惑等等，不僅失去自己的身體與生命尊嚴，最終一無所獲，卻是一種警醒。

方麗娜：關于這些小說，您已經講的夠透徹了。除此之外，我想通過《不戴戒指的女人》告訴國人：一個女人，在中國好吃懶做，寡廉鮮恥，不守婦道，即便想方設法到了國外，也沒有市場。投機取巧是換不來幸福的。雖然主人公景荷不是一個道德完善的人，但我并不想把她置于死地，因而讓她在萬般悲苦中，收到那個華僑在獄中寫給她的一封信，讓她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王紅旗：小說集《蝴蝶飛過的村莊》，為什么要以這部中篇小說《蝴蝶飛過的村莊》來命名，就整部書的思想與結構藝術看來，不僅因為“蝴蝶”的意象很有詩意，更有成蛹化蝶，破繭而飛的生命哲學意味，而且有了一種對文學真實的本質思考——生活之真與藝術之幻的關系實踐。這又讓我想起你在維也納的家里捧讀《紅樓夢》，曹雪芹先生對《紅樓夢》真幻虛實藝術的賦形與賦意，堪稱經典。脂硯齋評之謂“其事并不真實，其情理則真。”[13]不同的是，你的作品《蝴蝶飛過的村莊》里的人物均有生活的真實原型，但其靈魂與精神在亦真亦幻的黑夜里蝶變，生命從困境糾結到突圍超越，欣欣然達到了一種到融合——“愛與和解”的心境，卻也在情理之中。

小說結尾這樣寫道：“圣誕節一過，春天也就快了。以旋心里的憧憬如蝴蝶翩躚，撩著花朵與草尖翻飛。一只帶斑點的褐色蝴蝶，云彩似的駐足在一棵顏色與它相仿的鱗狀杉樹皮上，在晚霞與陰影的籠罩下，以旋幾乎察覺不到它的存在……這一發現，讓已選興奮不已。她想。動物和人類的行為是多么的相像啊——為了生存，為了保全自我，不得不藏起個人意志，最大限度地向周圍的環境妥協，回環退讓，曲意逢迎，明哲保身，恰似蝴蝶這種妙不可言的擬態和保護色。……自然淘汰的途徑也是新的意識形成和誕生的方式。”[14]這是華人女性以旋內心平靜和諧的脈動溪流。我突然想到王夫之的“形于吾身之外者，化也；生于吾身之內者，心也。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間，幾與為通，而浡然興矣。”[15]

這樣深度的心理圖示描寫，表達出一個海外女作家和她筆下心儀的女性人物，或者說是一個個華人女性內在自我、婚姻家庭、生存社會與自然環境， 在現實之境、自我心境與自然之境之上，像展翅的蝴蝶一樣載著生命與身份價值重構的自信，個體生命與天地之間相通、相知與相取的情理共融，達到了一種至境。雖然德國小鎮的現代化的農莊，與中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有著“天壤之別”，并仍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但這里也將成為她的“第二故鄉”。請談談小說里塑造的以旋與若曦這兩個孕婦女性形象的真正用意。

方麗娜：《蝴蝶飛過的村莊》是兩名不同背景的知識女性，由中國飄蕩到歐洲的命運，在時間與空間上交叉、重疊，時而交織牽絆，時而各行其道，期間伴隨著中西方文化的對抗與沖撞，既驚心動魄，又柳暗花明。

瑞士作家兼評論家朱文輝先生，對這篇小說有深刻闡述，他說：“小說的兩個女主人公，擺脫了傳統書寫窠臼，成功處理了兩個性格與出身截然不同的女性，并將兩個人物的心態、理念和價值觀，與現實情境充分對比與描繪。戀母情結寫得非常深入，其背景成因也述說得相當合理。雪地凍尸那一節，頗具影視鏡頭的畫面感。小說的藝術處理，手法圓熟，中西方情境交融，人物心理與場域，富有強烈的具像感，足以撼動讀者的感官攝知。暢游萊茵河的那個章節，充分展現了散文的質感與美感。結尾尤其脫俗，把兩個女人的命運變成了一首感人至深的交響曲，增強了情節的藝術張力，使得整部作品富有深度并引人深思。離鄉背井，浪跡天涯，最終落足異域，如何安身？如何立命？怎麼隨機隨緣地調整自己的境遇，進而掌握命運？這篇小說富有啟示意味，至少在兩位中國女性身上，讓人隱約看到了一絲亮光。作者對于個性迥異的兩個中國女性的描寫，對她們命運走向的處理，既飽含人文同情，又溶入了同胞物興和萬物一體的仁愛觀照”。
        
以蝴蝶變幻莫測的意向，折射女主角千迴百轉的人生，亦如她初抵歐洲邂逅的那名中國男子所言：“戲里的人生我見多了，往往只有高潮，而真正的人生，是散戲之后才開始的。” 德文 “Schmettling im Bauch”(蝴蝶在肚腹里飛舞)，預示女主角融入大自然的心境，天寬地大，讓藍天白云花草生靈來消解人生的種種不快吧！

王紅旗：你的作品聚焦華人女性的生活情感世界，尤其關注“東女西嫁”的跨國婚戀，文化沖撞中華人女性的生存命運，而愛情與婚戀是永恒的主題，生活文化碰撞的強烈敏感是你文學創造力的源泉，與你經歷西方生活文化、歷史與現實的鮮明對比中，呈現出一種思想與審美的人類意識。
“鄉愁“記憶成為你作品的標志。它是你帶著情感的“中國心眼”和人類世界的媒介，是抽象的跨越層級與時空的，又是具體的批判、反思與建構性的。是個體女性的靈魂深處幽微人性的象喻，又是不同膚色群體女性的，或者說是超性別的、人類心性的、精神的流變圖示。如今在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面前，應該如何看待華人移民現象出現的新問題？你未來有怎樣的創作計劃？很期待你的長篇新作《到中國去》早日問世。
 
方麗娜：無論何時，不同國度、不同境遇下人性的走向與裂變，都是我一直關注的。而對于身邊從未停息的移民現象，也是我長期思考和困惑的。為什么我們的國家發展了，中國人富裕了，仍舊對移民國外，樂此不疲？對于這一問題，也許是我們上上下下的每一個中國人，應該認真思考的。
我的創作才剛剛開始，我希望通過努力不斷逼近人物的心靈深處，進一步打開人性的復雜迷宮，找到自己把握世界與人生的獨特視覺和敘述方式，更準確地呈現人性深處的東西。在經過散文、短篇和中篇的磨礪之后，我希望今年底能拿出一個長篇。像眾多關注我的讀者一樣，我對自己充滿期待。 

王紅旗：實際上，你的 “鄉愁”記憶與西方“他者”世界的“相遇性”書寫，如同和讀者一起，再重新回到我們自己，盡管這個自己已經不同于從前，已經改變。但是在這種相遇、相識與交往的碰撞中，構成了能夠改變自我與“他者”疆界的經驗。尤其是在作品中體現的跨國婚戀的生命經驗、想象與心理感知，以及新的文化認同所形成的新的互動關系、情感倫理，賦予作品一種新的特質——在人類世界精神生態譜系中對華人、尤其是對華人女性的身份、地位、內在精神的重構。這是非常值得繼續探索的。

真誠期待你的長篇新作《到中國去》，能夠從容出場，從更深層呈現“中國”、“奧國”，“家”、“國”與“家園”在個體人的日常生活里的豐富色彩，靈魂樣式。在思想藝術審美與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有更高境界的詩學思考，深入生活與心靈的獨特創造。

刊于《名作欣賞》2018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