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詩歌研討會在湖南常德召開
 
 
　　近日，著名詩人昌耀詩歌研討會在湖南省常德市柳葉湖畔召開。昌耀（1936-2000），原名王昌耀，湖南省桃源縣人，1955年奔赴青海，后調入青海省文聯，1957年被劃為“右派”，一直顛沛流離于青海墾區。在中國新詩史上，昌耀因他卓爾不群的寫作而閃耀，但是關于他的詩歌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為紀念這位杰出詩人，并深入揭示他詩歌豐富的思想內涵和獨特的美學特征，《詩刊》社聯合常德市委宣傳部、湖南文理學院特別邀請了28位全國著名的評論家、詩人參加研討會。
 
　　開幕式上，常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胡丘陵表示，常德是一個有文化、有故事、有魅力的城市，昌耀誕生在常德是有文化基因的。他說，在中國詩歌史上，昌耀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但在社會上、在他的故鄉常德，對昌耀的認可還不夠，希望通過舉辦本次研討會，在學術界引起更多的交流，取得更多的成果。《詩刊》副主編李少君認為，昌耀是那種越讀越覺得博大深厚的詩人，他擁有多元文化交織的生活背景和獨自一人孤獨隔絕的存在背景——高原上的蠻荒與艱苦，還在湖湘文化影響下具有儒家精神，一種擔當感、進取心與建功立業的沖動，和在革命歷史中產生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激情……昌耀遠比一些只是受了一點西方現代主義和革命抒情主義影響的朦朧詩人更耐咀嚼。李少君還談到，昌耀在藝術上也顯現相當的獨特性和創造性，無論創作的題材還是詩歌手法都與眾不同。
 
　　與會學者普遍認為，昌耀的詩歌顯示出獨特的品格，在同時代潮流中巍然自立。著名學者、北京大學教授謝冕在談論昌耀早期詩歌時說，“須知那是詩風一律，形象貧乏而單一的年代，而昌耀卻以罕見的奇異出現于周遭的凡俗中”。著名詩人、評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家新把昌耀的寫作稱之為“昌耀體”，得到了普遍認同。他認為，正是這種“昌耀體”使昌耀和他的同代詩人明顯地區別開來，成為一種獨特的強有力的語言存在。著名學者、《昌耀評傳》作者燎原先生證實，“昌耀體”的說法系首次提出，堪稱本次研討會的標志性成果。燎原表示，“深重的苦難感和命運感、來自青藏高原的土著民俗元素和大地氣質，現代生存激烈精神沖突中悲憫的平民情懷和博大堅定的道義擔當，構成了他在詩藝和精神上對當代漢語詩歌無可替代的貢獻”。著名評論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錢文亮則認同昌耀屬于“強力詩人”的說法，他認為“這樣的詩人往往為正統、主流的時代風尚所不容，卻又以其對主流詩歌傳統的大膽背離而表達了時代真正的精神內涵”。
 
　　著名評論家、海南大學教授耿占春既從社會學的角度談到昌耀詩歌“精神傳記”的特點，又從語言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他表示昌耀的語言“如同緩慢積累的溶巖，仿佛是石化過程所形成的廣闊的語言地質學；常常使用斷句、停頓、單音字、轉折控制語言，分解和節制地使用語言……”著名詩人譚克修、評論家胡亮也都講到了昌耀詩歌的語言問題。譚克修提到，“在新詩如何用漢語發聲的問題上，昌耀給我們做了示范。他不僅在語言上有滯澀的古語化傾向，漢語氣質純正，更主要的是，他憑一己之力，為漢語詩歌開辟了另一條路：用生命與腳下的土地建立起血脈聯系。”胡亮則稱“他大量啟用古字古詞，粗糲，嶙峋，滯澀，猙獰，驚悚，硬語盤空，而又能透出個人的呼吸和血肉。如此講究到極致，精雕細刻，窮物盡相，甚至連每個小局部都會有生動的樂感和畫面感。”
 
　　會上還對昌耀部分作品進行了解讀。著名評論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敬文東分析了昌耀短詩《斯人》：“這首詩真正體現了昌耀作為一個大詩人的品質，里面的時空非常浩大。在《斯人》之后，昌耀進入了真正作為一個大詩人的寫作、自覺的寫作”。評論家、《寫作》雜志副主編榮光啟認為，不能忽略昌耀詩歌中的宗教因素，尤其是《圣經》中舊約的影響。著名評論家、湖南科技大學教授吳投文著重談了長詩《慈航》：“似乎是一部‘愛的史書’，詩人對大愛的皈依和對至善的趨赴顯示出主題的博大深邃，在精神史的視野中呈現出一種卓異的美學追求，把孤獨的個體的情懷在極為開闊的高原背景的襯托下提升到宗教精神的高度。” 評論家、長沙理工大學教授易彬則以“城堡，宿命永恒不變的感傷主題”分析了昌耀長詩《哈拉庫圖》與其精神歷程的關系。
 
　　王家新提出昌耀對其早期詩歌的“重寫”問題，引發會議討論。王家新認為，正是以這種“昌耀體”，昌耀對其“早期詩”進行了重寫，“而重寫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把早期盲目的寫作納入到這種自覺的美學追求和語言鑄造中來”。武漢大學文學碩士李曼也從“改寫”的詩學的角度，梳理了昌耀詩歌的寫作歷程，著重談其改寫前后詩歌風貌的變化。評論家、譯者、湖南文理學院副教授程一身提到，對于研究者來說，總是掌握信息越多越好，還有一些昌耀的書信沒有公開，昌耀研究依然有著廣闊的空間。
 
　　其他與會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分析了昌耀的詩歌寫作。評論家、河北師范大學教授李建周試圖“通過對昌耀的詩歌寫作的分析，在當下歷史意識分裂的現實語境中重現闡釋一種開放的匿名的現代性經驗，重置我們的現代性視野，以應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危機。”著名詩人、青海省作家協會副主席郭建強提出“昌耀的時間定于二十世紀和二十世紀的青藏。他的記憶大部分是對青藏的回憶，而西寧則是他的汨羅江”。文學博士、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趙飛表示，閱讀昌耀詩歌，總是令她想起屈原：“從風格氣質、命運遭際到詩歌寫作乃至最后的縱身一躍，昌耀都像屈原投身當代的一個影子：渴慕偉力的強男子與形枯影瘦的詩人。”濰坊學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后王萬順認為昌耀和小說家張煒都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的“高原式”作家，二者作品存在著明顯的互文關系。蘭州市文化發展研究中心館員何瀚談到，“昌耀以‘百姓’生活……他將其精神化為‘行腳僧’，他成為一個‘百姓’的“布道者’，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在‘百姓’中行走的‘化緣者’”。詩人、《詩探索》編輯談雅麗則論述了昌耀詩歌中的鄉愁情節。青年學者、首都師范大學教師張光昕講到，昌耀是“一個人類命運的預言者，他履行了一個詩人的天職。從他的詩中，我們讀到的是生命，是夢想”。青年詩人、北京大學博士后楊碧薇則對昌耀三個時期的情詩進行了細讀，認為昌耀昌耀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愛情觀看”。青年詩人、中國詩歌網編輯王家銘談到了昌耀晚期詩歌的死亡意識，認為在晚年昌耀筆下，死亡是“義務，甚至成為一種審美意識”。
 
　　《詩刊》社藍野、韋樹定，中國詩歌網祝雪俠及常德市文聯領導、常德詩人代表等也出席了本次昌耀詩歌研討會。
 
　　會議發言及論文摘錄：
 
　　著名文藝評論家、詩人、作家、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謝冕：
 
　　讀昌耀早期的詩，他的那些讓人耳目一新的生僻的意象，讓人有一種震顫的驚異。須知那是詩風一律，形象貧乏而單一的年代，而昌耀卻以罕見的奇異出現于在周遭的凡俗之中。
 
　　但昌耀無意于沉潛和低徊，他仍然是明亮的。即使感到了風浪的無情，搏斗的兇險，但他依然表達了生命的頑強和堅定的信念。詩人甚至感謝艱難困苦給予的饋贈，他確信：“風平月靜的子夜，海上不再只有垂淚的龍女”。這畢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嶄新生活的精神寫照，他是以此肯定一種新時代的新精神。但他的這種肯定和當時的流行的“頌歌體”然然有別。昌耀特異之處是，當所有的詩人都被要求按照一定的方式寫作的時候，他依然故我，他堅持獨立的自我表達，他的寫作僅僅屬于他自己。
 
　　著名詩人、評論家 海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耿占春：
 
　　昌耀的詩歌是一部他個人的精神傳記。這部個人的傳記又與他生活的歷史與地域糾結在一起。昌耀所生活的地方，既是經驗性的，又是象征性的，西部和青藏高原為昌耀的詩歌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象征語言，它參與并且轉化了歷史經驗。青藏高原的地理、風物和它所獨有的藏傳佛教的信仰和語言，為他的詩歌提供了修辭學的資源。
 
　　而昌耀的詩歌，昌耀紀錄它們的語言如同緩慢積累的溶巖，仿佛是石化過程所形成的廣闊的語言地質學；他常常使用斷句、停頓、單音字、轉折控制語言，分解和節制地使用語言，如同對語言過程的再現，如同現成語言的一種緩慢的溶解，和同樣緩慢的結晶過程；有時又是語言的遷徙流離，是語言的擴散，一如高原和風。
 
　　著名詩人、詩歌評論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王家新：
 
　　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昌耀最重要和獨特的，在我看來，是他形成了一種獨異的和他的生命和美學追求相稱的文體，如果挪用詩人西川對他自己的一個說法“西川體”，我們可以稱之為“昌耀體”。正是這種“昌耀體”使昌耀和他的同代詩人明顯地區別開來，成為一種獨特的強有力的語言存在。也正是以這種“昌耀體”，昌耀對其“早期詩”進行了重寫，而重寫的目的之一，也是為了把早期盲目的寫作納入到這種自覺的美學追求和語言鑄造中來。
 
　　“昌耀體”的明顯標記，首先來自與漢語言傳統資源的接通，由此帶來了漢語本身的血質、底蘊和調性，帶來了文白之間的句法張力，形成了他那時而蒼勁姿縱、時而雍容華貴、時而高峻幽秘的文體風格。
 
　　著名詩人、《詩刊》副主編 李少君：
 
　　就社會影響力而言，無論國內還是國際，昌耀無疑遠遜于北島，但在詩歌界內部，昌耀是公認的大詩人，昌耀顯示的詩歌現代性的多種維度，啟迪了當代中國詩歌。昌耀的意義，在于對此前單一的現代性認識的一個修正。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單一現代性的敘事邏輯里，昌耀是不可能獲得更高聲譽的。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并不只有以西方為標準的那種現代性，還可能有一種立足自身傳統的具有主體性同時兼具包容性開放性的現代性，而且，這種美學標準和藝術標準是我們自身可以本能地判斷的，具有親切感、自主性和自覺意識的，而這，也許還是真正的中國詩歌的現代方向。
 
　　詩人胡丘陵：
 
　　從詩人主體性的角度來講，昌耀詩歌體現了他生命的壓抑與反抗，是他對苦難的心理補償。并且，宗教的影響使得他異于常人，才能夠在那樣的年代里承受苦難。
 
　　從文本的角度看，昌耀80年代以來的寫作奠定了他在詩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我認為《慈航》這樣的作品最直接的資源是艾略特，是以一種類似于《荒原》《空心人》一樣的語言去抵抗日常生活。
 
　　我個人認為，用流行話語來講，昌耀詩歌是符合主旋律的，是非常契合于時代的。他的詩歌將在當下和未來對我們的寫作產生重要影響。同時他對語言的探索非常有意義，值得我們借鑒。
 
　　著名評論家、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錢文亮：
 
　　當代詩人凌越曾經盛贊“昌耀是新詩史上承上啟下式的關鍵詩人”，屬于和郭沫若、多多一樣“罕見的強力詩人范疇”。而所謂“強力詩人”，出自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之口，專指那些在“影響的焦慮”中尋求創新，在前驅的壓抑之中激發出創造性的具有強力意志的詩人，反抗、創新、力量與美、崇高等構成其詩歌話語內在的中心。
 
　　這樣的詩人往往為正統、主流的時代風尚所不容，卻又以其對主流詩歌傳統的大膽背離而表達了時代真正的精神內涵；與此同時，“強力詩人”還是那種在題材、體裁和語言形式上勇于打破傳統專業分類與界限，具有極強的綜合融會能力的大詩人。這些素質在昌耀數十年間不斷突破、不斷創新的詩歌實踐中都有耀眼的表現。
 
　　著名評論家、河北師范大學教授李建周：
 
　　詩歌閱讀的有效性取決于讀者所依據的一套知識譜系。拋開具體歷史情境，研究者對具體詩人詩作進行闡釋時會不自覺的進行升華，這在近年來對昌耀的研究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針對這種狀況，文章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1）從昌耀詩歌的改寫狀況，可以看出詩人和時代之間建構的一種復雜關系，這種關系中既有共生性又有一定的對抗性。由此可見詩人歷史意識建構過程中的分裂感。（2）80年代以來“先鋒詩”建構起來的“個人”被90年代之后的歷史語境逐漸改寫，到了新世紀能量漸趨耗盡，昌耀的富有生活質感的寫作剛好和這個新詩建構起來的“個人”構成一種潛在的對話關系。（3）通過對昌耀的詩歌寫作的分析，在當下歷史意識分裂的現實語境中重現闡釋一種開放的匿名的現代性經驗，重置我們的現代性視野，以應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危機。
 
　　著名詩人 譚克修：
 
　　在新詩如何用漢語發聲的問題上，昌耀給我們做了示范。他不僅在語言上有滯澀的古語化傾向，漢語氣質純正，更主要的是，他憑一己之力，為漢語詩歌開辟了另一條路：用生命與腳下的土地建立起血脈聯系。從土地的苦難生存直覺中滴出來的詩，必然是帶著體溫的詩，有生命痛感的詩，才能揭示自己和這片土地存在的真相。這樣的詩，發出的必然是純正漢語的聲音。
 
　　昌耀固守青海高原，在生命與腳下土地之間建立的語法關系，打通了漢語詩歌本土性與現代性之間的任督二脈。廣袤的青海高原，因為有了釘子一樣的詩人昌耀，將生命和語言持續有力地注入，已經發生了神奇的變化，成為中國西部最有詩性意義的場域。
 
　　著名評論家、湖南科技大學教授 吳投文：
 
　　在中國當代詩人中，昌耀寫作的異質性凸顯出一種獨特的精神背景，可以說，湖湘文化底色與高原音域的結合是昌耀創作獨特性的內核。在他的創作中，呈現出一個高原文化與湖湘文化的對應性精神結構，也許在這個視角下來闡釋昌耀創作中那種彌漫性的苦難意識和英雄主義情結，才能落實到一個比較可靠的基點上。
 
　　昌耀創作中經由湖湘文化的內在透視所形成的闊大胸襟和思想張力，這也是構成其史詩性境界的一個精神源頭。他的長詩《慈航》似乎是一部“愛的史書”，詩人對大愛的皈依和對至善的趨赴顯示出主題的博大深邃，在精神史的視野中呈現出一種卓異的美學追求，把孤獨的個體的情懷在極為開闊的高原背景的襯托下提升到宗教精神的高度。
 
　　著名詩人、青海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郭建強：
 
　　昌耀神話般的明亮和理想主義的追求，因為語言的深沉而更顯光華，愈夜見詞語的深度。他一貫秉持的積極人生姿態，并未消泯于黃昏和暗夜。
 
　　昌耀自始至終都在等待“靈魂的召喚”，等待“等待感覺到了靈魂”召喚的一刻。為此，他像楚湘騷人屈子一樣在天地巡游，在香花莠草雜然生長的人間行走，在光亮和幽暗的邊界徘徊。他寫下的所有的長篇短制都是中國新詩足資驕傲的收獲，是從漢語脈絡中新生的靈均；是柏拉圖所指稱的創造和發現，也就是一種跨越大時空的回憶。他的詩歌，當得起亞里士多德所言稱的“靈魂觸感”。
 
　　著名評論家、譯者、湖南文理學院副教授程一身：
 
　　這次昌耀研討會(2018年11月16-20日)能夠召開，首先應該感謝在座的趙飛博士。在她的運作下，張棗研討會今年四月份在長沙召開，當時其倡議者《詩刊》副主編李少君遇到我，說常德也應該開昌耀研討會，他會向胡丘陵部長建議。在胡部長的促成下，昌耀研討會時隔半年就召開了，可見效率是很高的。
 
　　本次研討會的規格也很高。目前的昌耀研究有三個繞不開的人物：駱一禾、燎原和張光昕，但駱一禾已經去世。駱一禾只評論過三位詩人：海子、昌耀和北島，其中的北島論是他的學位論文，我尚未看到。他評論的這三位詩人足以使他成為重要的評論家。在昌耀給駱一禾的信中，先后提到一篇大札，一部長篇論稿，一篇長達35000字長文。但目前所見的只有一篇《太陽說：來，朝前走》（1988）。在該文開頭的顯要位置，駱一禾就表明了他的判斷：“昌耀是中國新詩運動中的一位大詩人。”后來這個說法逐漸得到較多的認同，如西川在《昌耀詩的相反相成和兩個偏離》中就附和了駱一禾這個看法：“記得駱一禾生前談到昌耀時說過這樣的話：‘民族的大詩人從我們面前走過，可我們卻沒有認出他來！’……昌耀在我心中作為一位‘大詩人’的存在，肯定源自駱一禾。”燎原先生是《昌耀評傳》的作者，昌耀研究最有發言權的專家。張光昕是后起之秀，先后在臺灣和大陸出版了國內第一部《昌耀論》。此外，研究昌耀的專著還有肖濤的《西部詩人昌耀研究》（2015）。這部書我尚未看到，不過我不同意把昌耀界定為“西部詩人”，昌耀固然是個地方性鮮明的作家，但他的作品中還有時代特色，就像燎原先生剛才提到的，他的作品是對不同時代的緊密回應，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九十年代的市場經濟，在他的作品中均有豐富體現。尤其是他堂·吉訶德式地與市場經濟對峙，籌款出詩集，戀人跟了藥材商販，如此等等，使他成為一個失敗的當代英雄。這也是促成其作品崇高悲壯風格的成因。因此，昌耀至少是個中國詩人，把他說成“西部詩人”顯然窄化了他的成就。建強兄告訴我，馬鈞先生已完成一部研究昌耀的專著，尚待出版。
 
　　參加本次研討會的還有中國新詩評論的代表人物謝冕先生，著名詩人、評論家王家新老師，昌耀研究的早期主要評論家耿占春和敬文東老師。謝冕先生借聞一多的評論提出的地方色彩和時代精神為本次研討會奠定了兩個基本維度。耿占春是我的老師，當年我就是讀了《失去象征的世界》才跟他讀了博士的。在該書中，他評論了四位中國當代詩人，其中寫得最好的是昌耀，即這次他提交的論文《作為自傳的昌耀詩歌——抒情作品的社會學分析》。王家新老師在《生命的重寫——昌耀與其“早期詩”，兼論“昌耀體”》中給出了“昌耀體”的命名，在本次研討會中得到多次回應；經燎原先生證實，“昌耀體”系首次提出，堪稱本次研討會的標志性成果。此外，王家新老師還堅持昌耀的早期詩是“重寫”，而不是“改寫”，這也構成了本次研討會的主要問題之一。昨天聽了李曼的發言后，我就想是否可以編一部《昌耀作品版本匯編》，把昌耀所有修改過的作品的不同版本編成一個集子。但這只能解決部分作品的“改寫”問題，而“重寫”卻需要敏銳的藝術眼光才能識別。
 
　　昌耀是個追求完美的詩人，他生前忍著病痛“欽定”了自己的作品總集，并表示不要把其他作品編入集子。但是對于研究者來說，總是掌握信息越多越好。如大家談到的昌耀給SY的書信并非只有21封，這次研討會召開之前，我和SY聯系，她說還有一些書信沒有公開。最近讀了《轉世的桃花——陳超評傳》，發現霍俊明在書中引用了昌耀給陳超的一封信。此外，我這里還有昌耀給伊甸的八封信，也未收入《昌耀詩文總集》（增編版）。
 
　　盡管此前已有不少昌耀研究的成果，但如此大規模地集中討論昌耀，這在國內還是第一次。后年是昌耀辭世20周年，希望到時候舉辦第二屆昌耀研討會。胡亮先生建議辦個刊物，名字就叫《昌耀研究》，或許這需要成立昌耀研究會。剛才燎原先生說昌耀研究還存在著廣闊的空間。希望更多人——尤其是高校的研究生——加入昌耀研究的行列，將昌耀研究推向新階段。
 
　　著名評論家、長沙理工大學教授 易彬：
 
　　1989年，在未來中國的文化版圖上，勢必將會是一個被屢屢提及的時間。這一年10月，已經五十有三的詩人昌耀寫下了一首長詩，《哈拉庫圖》。
 
　　“哈拉庫圖”顯然不是一個漢語詞匯。詩人昌耀雖生于南方美麗的小城湖南桃源，未及成年即追隨革命的隊伍而去，大半生更是在邊地之城青海西寧度過。經由這一有意或無意的生命遷徙，那些原本并不屬于湘楚大地的詞匯——進一步說，包括那些已不大為現代漢語寫作者所使用的古漢語詞匯（不妨設想，在一個邊地之城，古語與古風總容易保留），如同一顆顆深深嵌入木頭的鐵釘，初看之下總給人以觸目驚心的感覺，最終卻在經年累月里歸化為木頭。
 
　　著名評論家、《寫作》雜志副主編 榮光啟：
 
　　在這一詩歌語言觀的觀照下通讀昌耀的作品，我們也會發現“哭”作為具象的詞在他的詩作中出現的頻率極高，而且“哭”作為一種抽象的觀念更是貫穿在他詩的精神構架中，可以說，昌耀的詩因其獨特個人經驗的灌注，本身就是對生命的歌哭。
 
　　其次是“語言善”，昌耀的詩不管是早期的英雄主義還是復出后對心靈的抒寫，都難見到揭露、抨擊和抱怨的痕跡，雖然經歷艱難，但他依然堅信愛和善的力量必將戰勝黑暗。他這種語言觀的形成與其個人經歷和思想發展關系匪淺。
 
　　著名評論家、詩人胡亮：
 
　　此種語言和文體上的風格——包括《過客》，包括偏嗜寫夢——當是受到《野草》的影響。然則，魯迅之所為，昌耀或有不能為，昌耀之所為，魯迅亦有不能為。兩者都能將漢語帶向神鬼莫測的葳蕤，而且，“語言的怪圈正是印證了命運之怪圈”。這篇小文必將收結于不舍，對昌耀來說，無論已經提及哪些篇目，都會漏掉其他重要作品，因為他就是一個“全集詩人”；正如無論怎么讀解，無論怎么評說，大詩人昌耀——英雄、托缽僧、眾人的父親——都是如此難以企及。
 
　　文學博士、評論家、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 張光昕：
 
　　昌耀作品中每種對生命體驗的“講述”都帶領我們追根溯源，期望找到物質的原初胚胎。因此，昌耀本質上或許可以稱作一個歌頌物性的詩人，他所歌頌的物象源源不斷地納入到一個從行星到微塵的宇宙序列當中。他可以將自己分身為面向四種元素的傾談者，從而也讓他的詩歌擁有了物神賜予的四個名稱——水、土、火和空氣。
 
　　在他一邊渴望救贖，一邊又崇尚自由意志的生命里，在這個信仰漸次沉淪的時代，昌耀通過寫作創造了一個沒有拜物教的物神，他誠實地傳達著物的神諭，又處處體現為詩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在依賴生命體驗進行的詩歌寫作中，昌耀晉升為一個關于元素和物質的命名者，一個人類命運的預言者，他履行了一個詩人的天職。
 
　　濰坊學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后 王萬順：
 
　　中國當代文學對高原或高峰的呼喚并不是近幾年才有的事情，過去出現的所謂高原或高峰絕大多數不過是溢美之詞。盡管中國文學的水準不一定非要由他人評判，用西方標準衡量，但近年來中國作家頻繁獲得國際有影響力的獎項，尤其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重新審視，隨著更多優秀的作家被發現和抬升，中國當代文學的高峰，不僅僅是高原，已經隆起呈現。達到高峰的不僅有小說，還有詩歌。
 
　　張煒屬于苦吟派，昌耀的詩歌則是蚌病成珠，他就是一座高峰，不敢說是最高峰，但他有自己的海拔，和別人無法企及的高度。
 
　　評論家、蘭州市文化發展研究中心館員 何瀚：
 
　　昌耀在三種身份之間轉換，他以“百姓”生活，而他作為一個已經覺醒了的人，這“百姓”的生活又讓他無法在心理上完全認同，雖然他是“百姓”這一宿命的忠實的實踐者和無法改變的承受者。于是，他將其精神化為“行腳僧”，他成為一個“百姓”的“布道者”，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在“百姓”中行走的“化緣者”。這所“布道”的，不是“百姓”，而是“百姓”給他的行動的神示。他“布道”之工具是詩，他在俗世布道之身份是“詩人”。
 
　　文學博士、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趙飛：
 
　　閱讀昌耀詩歌，總是令我想起屈原。從風格氣質、命運遭際到詩歌寫作乃至最后的縱身一躍，昌耀都像屈原投身當代的一個影子：渴慕偉力的強男子與形枯影瘦的詩人。他們的生命可稱作“一部行動的情書”，他們的詩文都蒸餾著血氣：動情于生命的沉重、困惑奮激于人類的命運。
 
　　昌耀曾在《艱難之思》一文中寫到：“屈原、李白、莊子（我以詩人讀之）……是我鐘情的。我不以為他們的精神與新詩無可溝通。”在昌耀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自屈原而來的“直接嫡承的痛楚”。昌耀對屈騷精神的溝通與傳承是顯著的。
 
　　詩人、《詩探索》編輯 談雅麗：
 
　　從不同的文本中找到昌耀的詩歌和文章，發現這個流放外鄉的詩人從來沒有擺脫過他對出生地故鄉的思念，濃烈的鄉愁情結不時出現在他的詩歌中。他多次提到想回歸故鄉的愿望，稱自己為“一株化歸于北土的金橘”。昌耀最重要的詩歌，他的代表性詩作都是寫高原或與高原相關的，他的精神指向是他流放的荒原之地——青海。這個漂流在外的游子渴望回歸故鄉，但是青海的多年生活經歷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和靈魂，青海已經成為他不可缺失的肉體和精神的家園。昌耀在故鄉的“失去”“遺忘”和另一故鄉的“得到”“擁有”中糾結、回首、懷疑、惆悵，他用深情動人的筆抒寫他的兩種“鄉愁”，他在從一個故鄉到另一個故鄉的精神漂流中完成了其詩歌創作。
 
　　詩人、作家、北京大學博士后 楊碧薇：
 
　　昌耀為數不多的情詩基本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在這三個時期，他對愛情有不同的觀看方式。第一個時期是以1962年為代表的青年時代，昌耀看到的愛情形象是櫥窗里的木制女郎；第二個時期是1980年代，即詩人的中年時代，他觀看的愛情形象以妻子為原型，從中他提煉出關鍵詞“愛”；第三個時期是1990年代，詩人步入晚年，他透過兩種同為圣女式的女性形象觀看到自己的內心。
 
作者：謝冕 等 
來源：中國詩歌網   
 
責任編輯：pi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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