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2年的長篇小說《暗示》起，韓少功十年未出長篇，十年之后攜這本《日夜書》歸來的他，已是花甲之年。雖然依然“言之有物”，依然“被問題追逼”，但是，親歷的往昔、同輩人的身影、追憶的姿態、切身的情感讓這部小說的底色復雜起來。

小說寫了一群朋友幾十年的際遇跌宕，知青歲月無疑是將他們扭結在一起甚至影響他們一生的“核”。但《日夜書》沒有插進知青文學的內部，知青只是故事的起點，這群人從知青時期一路走來，從插隊的鄉下到工作的城市，從知青的朋友圈子到各自的家庭，從農場到官場、商場甚至名利場，他們深深地活在知青之后的時代，活在當下，活在我們身邊。所以，《日夜書》的主人公不是作者寫得靈活跳躍的大甲、寫得幽曲低回的郭又軍，也不是給予象征性樹立的馬濤、給予傳奇性揮灑的賀亦民，當然，更不是穿針引線、代入又跳出的“我”，而是時間，是日夜流轉的歲月。小說中每年初四這撥白馬湖知青的聚會，被比作是奔赴一張友情的老照片，而這部《日夜書》本身就像是一張活動照片，人們上上下下，進進出出，日夜交替，看得拍照的人，都不禁覺得自己是否太無情。

小說交錯著兩種節奏或者兩種情緒：一種非常有勁，故事是破口大罵或者大打出手，人物是扶搖直上或者落花流水，語言是酣暢淋漓、風趣生動，帶著辛辣土腥味的插隊日子和積聚著抑郁之氣的返城生活，都被一種在場、鮮活、敞亮的敘述點燃，爆破力十足；另一種非常含蓄，通過“多年以后”的“我”的感懷和思考，來打撈那些沉默、微妙、曾被忽略的瞬間，隱藏在背影、挽留、淚水之后的是對于歲月變遷的緩緩的抒情，這讓《日夜書》的某些部分呈現出散文甚至回憶錄的質地。

交錯是因為無法撇清。毫無疑問，韓少功把自己也寫了進去，《日夜書》是他個人經驗的一次集中釋放。他忘不了同輩人插隊生活的激情狂妄與青春恣肆，也無法對知青歲月留給他們的“后遺癥”——自豪、悔恨抑或一枚安慰性的“假傷疤”視而不見。如他所言，“不管是對這些同輩人的贊美還是批評，對于我來說都是有痛感的。”小說有一處細節，是一天夜里知青們跟著老場長去打野豬，守了大半夜，毫無所獲，大概是不愿無功而返，就在山坡上跟著老場長學起了“牛皮癬”拳法，互相比試，打得鼻青臉腫，直到天亮，對著紅日嗷嗷叫喊，這一夜終于也算過得充實了。在當初的歷史事件和后來的情感體驗之間，也許永遠存在這樣一條彌合不了的縫隙，人們不忍預期被現實辜負，不忍當初被后來辜負，也不忍青春被歷史辜負。

合上小說，似乎有無數個伸長的脖子從書中躍現，男女老少，無一不倔強、不耿直，生生地插到讀者面前。這脖子在幾十年的歲月里被饑餓拉長，被蚊蟲叮咬，被酒精漲紅，被病痛纏繞，被金錢羞辱，被現實凌厲的風一道道地刮過。看上去似乎代表了境遇萬千之下的秉性難移，可是脖子，那其實是人體多么脆弱、多么不堪重負、多么需要溫暖和撫摸的一塊！這是韓少功筆下夾雜著驕傲和沉重的復雜情感。他真誠地寫下他們，并且深知，這一代人在一格格地就范于時代的同時，也構成了這時代面貌的一部分。因而，從知青情結、受迫害者的政治高地、變味的革命，到流行文化的教唆、消費時代的快樂成本，《日夜書》對這一代人背后的時代癥候始終保有剖析的耐心和反思的高度。

像以前一樣，韓少功不憚用“重詞”來發議論和做思考，比如關于情欲、關于準精神病，關于身體與器官，《日夜書》中都單辟一章，以小說人物為標本，研究其背后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縱深，似乎是在用文學的方式做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的實驗，反過來卻經由這種案例分析帶起了人物的故事，讓敘述的“主軸”得到片刻休息。這些毛邊和碎片值得重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它讓我們觀察，究竟什么時候是思考者從小說家背后跳出來不吐不快，什么時候是小說家把思考壓進虛構、用虛構挑起思考。畢竟，思考不是小說的負擔，而是小說理應立起的尊嚴、難度和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