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望百年漢語新詩，可謂起于青萍之末。上世紀初葉，新詩以新文化運動排頭兵的姿態斷裂于古詩詞統治中國詩歌一千多年的歷史，一頭霧水地扎進新的語境和向度，尤其是在藝術探求上，表現出更為獨立的姿態與發聲。由于社會形態的急劇變化，新詩受制于各種外因，始終未能步入良性的發展軌道，磕磕絆絆，跌跌撞撞，一直艱難地活在在殘缺的世界，其短暫的歷史，總是回蕩于自廢武功與不斷糾偏、又茫然失蹄、再矯枉過正的爭議之中，并派生出官方與民間這種背離藝術本體的粗蠻分野，以至于造成泱泱詩歌大國寫詩的多于讀詩的，中國詩歌立于世界文學的榮耀，異常無奈地定格在遙遠的唐朝。然而，詩歌本就含有“不甘平庸”的質素，隨著體制的松綁，和各種西方文藝思潮洪流般涌入，詩歌陡然異常活躍，詩人幾乎成了新時期中國文學率先崛起的一群，而這股“詩潮”率先卷席于校園。“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末期，由于擁有著對詩歌共同的熱愛，來自全國各地高等院校的大學生詩歌愛好者們高舉著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浪漫主義三面大旗，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八十年代詩壇，組成了一個上百萬人參加的具有強大創作力量的大學生詩歌創作隊伍。他們這些像群星一樣閃爍詩才光芒的學院詩人，創作了一首首膾炙人口的經典詩作，撰寫了一篇篇頗有價值的評論理論，組織了一個個團結協作的詩歌社團，創辦了一份份質高品佳的詩刊詩報，編印了一部部薈萃精品的詩選詩集，開展了一次次形式多樣的詩歌活動，在校園內，在社會上，在詩壇上掀起了一場人數眾多、聲勢浩大、波瀾壯闊、狂飆突進、影響深遠、非同凡響、卓有成效的大學生詩歌運動，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開創了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譜寫了一頁輝煌的經典篇章。”因著這樣的歷史輝煌，那么，作為詩歌建設的一份見證，一記聯通未來的啟示錄，是很需要有人站出來的。
 
　　作為那場具有年代意義的“大學生詩歌運動”的研究者，姜紅偉的“覺醒意識”萌蘗得如同早春二月的臘梅，他解析了原因：“這場罕見的運動既是空前的，又是絕后的。但是，因為當時沒有強大的話語權，沒有得到詩歌評論家們的高度關注，沒有得到詩歌理論權威們的充分認可，沒有引起詩歌界足夠的重視，在有意無意之間，那場曾經轟轟烈烈的八十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被詩歌史遺忘，大學生詩歌運動的歷史功績成為了一段被湮滅、被忽視、被淡忘、被失蹤的詩歌史。”從中可以看出他決心編制這個大型“訪談”的藍圖與動力。
 
　　于是就順理成章地，在時隔三十余年后，他以一己之力，在有限的條件和局促的財力等多重困難面前，創辦了“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著手收藏那場轟轟烈烈運動中的大學生詩歌資料，潛心編著中國第一部全方位、立體式、多角度描述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史實的長篇詩歌史料著作——《詩歌年代：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訪談錄》（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5月版，以下簡稱《詩歌年代》），做了至少需要一個龐大課題組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這種愚公移山的精神，帶給當代詩歌的是一座光芒閃耀的豐碑。
 
　　二
 
　　這部《詩歌年代》，涉及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吉林大學、武漢大學、湖南師范學院、東北師范大學、中山大學、安徽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山西大學、內蒙古師范學院、青海師范學院、南京大學、杭州大學、安徽銅陵師專、天津師范學院、杭州師范學院、貴陽師范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揚州師范學院、甘肅師范大學、四川大學、河南大學、江西師范學院、貴州大學、暨南大學、西安財經學院等全國為數眾多的大專院校；文學社及校園刊物有早晨文學社、春筍文學社、五四文學社和《這一代》、《紅豆》、《雁聲》、《秋實》、《赤子心》、《耕耘》等自辦雜志；訪談的作家、詩人及評論家有陳建功、張勝友、徐敬亞、張樺、駱曉戈、鄒士方、鄧萬鵬、蘇煒、韓云、鄭道遠、蔣維揚、蘭亞明、史秀圖、徐永清、李建華、趙健雄、燎原、鄒進、林一順、王自亮、江文波、唐紹忠、孫昌建、穆倍賢、馬莉、葉延濱、李黎、曹劍、游小蘇、陸健、彭金山、沈天鴻、王劍冰、張品成、李堅毅、吳秋林、郭力家、孫武軍、詹小林、汪國真、沈奇等，其中大都是當今中國詩壇的中堅力量。書中所包羅的詩人詩事像閃亮的群星，成網狀結構覆蓋了神州大地的東西南北中，熠熠生輝，蔚為壯觀。
 
　　這本《詩歌年代》，以全局視野和局部精細進入百年新詩的列陣，當眾多詩人以戰地黃花的姿態投身于當代詩歌的一線現場，在放大自我的書寫中建構個人理想，期待留芳詩歌史時，姜紅偉先生卻以另一種書寫格局介入新詩建設，這種集觀察、研判、整理、提純，最終進入文本集成的“個人行為”，更像是一份詩意的“功德”。
 
　　作為一種書寫姿態，姜紅偉的意義暗合了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所說的“書寫的角色本質上是疏遠，是度量距離”，只不過，這個距離，已經不是詩歌意識窄道方面的哲學思考，而是現在與過去，是“我”（詩歌觀察者）與“彼”（詩歌運動場）之間的一種“度量”。顯然，那些彼時態的隱秘的真理和衍生的價值與意義，在客觀與主觀的二重空間里，詩歌生態鏈被盤活了的同時，也“意味著我沒有死，我在我書寫那些已死之物的時刻沒有死”，也是因為這樣的背景考量，“詩心永存”才不至于是裝點門面的花言巧語，姜紅偉也因了如此“書寫”而確立了個體生命意志與當代詩歌的關系。
 
　　在此之前，《今天》的創刊人之一芒克寫有一本散文集，名為《瞧，這些人》。芒克以回憶錄的方式記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詩人們的詩歌軌跡，并配有詩人們的代表作。此書為研究中國新詩發展提供了鮮活的素材。文革留下的空白，造成純正的文藝思潮斷檔，不過詩歌的暗流從未停止涌動。事實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詩歌作為先鋒的文學體裁，像一把利劍，劃破長空，在思想活躍的領域全力領跑。當然，由于視野局限，散落在詩界深處的珍珠也絕非芒克所呈現的那樣寥寥可數，有許多被遺忘的詩人、詩社、詩歌事件，沒有被開掘。如果從廣角看，芒克的視線顯然只在房前屋后打轉，而至于比朦朧詩更廣闊的，更為有生的詩歌力量，更具廣闊的時代背景和奮斗歷程的檔案式、交互式的，更鮮活的關于八十年代詩歌的“解密”資料，還得由志存高遠的人來完成。偏居邊區的姜紅偉，自建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館長，自發研究八十年代詩歌史和校園詩歌史，自得其樂地收藏全國詩歌報刊資料，以真誠而嚴謹的態度以及敏銳而富有遠見的詩歌嗅覺，完成了寶貴的文本結晶，即《詩歌年代》。他立足詩歌，尊重詩人，堅守立場，集學術性、史料性、客觀性于一體，不僅全方位回溯了當時的鮮活動態，也客觀再現了一份關于中國新詩階段性的歷史記憶。
 
　　該書以散點透視的形式記錄詩歌歷史，真實地采擷了1977年和1978年范圍內大學生詩歌運動面貌的精華。從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等詩歌重地，到各省大專院校；從文學社團領袖人物陳建功、張勝友、徐敬亞，到著名詩人葉延濱、汪國真等，訪談中都各有側重和亮點，在新詩百年之后，作者秉燭伏櫪，和時間賽跑，用詳盡的詩性文本，向發展中的中國新詩獻禮，向歷史長河里的詩潮與詩人們致敬。
 
　　作為一本訪談錄，如何聚焦詩歌運動的核心，避免泛泛累述，姜紅偉先生作了很深的“功課”。或許在他看來，以詩人及其作品的影響力與傳世價值為坐標系，尤其是那些詩潮涌動、奔流激蕩的版圖，是關注的重點。比如北京大學這個詩歌策源地，就不可錯過，陳建功說：“我們北大77級文學專業的同學，入校后適逢思想解放運動興起，文學創作風氣熾盛。”新三屆的大學生們是幸運的，也是火熱的。他們站在歷史的節點上，激揚文字，以夢為馬，以詩鑄劍，開拓了中國新詩的先鋒。他們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參與創辦了《這一代》，進一步壯大了“五四文學社”，助長了一大批優秀作家。如黃蓓佳、王小平、查建英、劉震云、海子、駱一禾、西川等，有的作家如今依然延續著旺盛的創作力，那些留在文學史上的詩人和作家，其文學夢想就是啟航于大學時代創設的文學社及社刊，也可以說，因為青春和詩歌，他們的生活有了更高的起點和更為遙遠的終點。
 
　　一次次艱辛的采訪，一句句肺腑的真言，那些曾經的年輕人依然生機勃勃地活在當下，記憶更不可抹去。因為深度訪談，屬于中國的“八十年代”，被賦予一層超越時間概念的意義。一個個校園詩社，一本本自辦刊物，一個個活動發起人，帶著審視的目光，帶著深切的情懷，帶著詩意的回溯，帶著史實的新鮮，悉數閃亮出場，使“八十年代”沉淀的詩學意義，更加空前、深廣！
 
　　在訪談著名詩歌評論家徐敬亞時，姜紅偉采集到了“八十年代”是“被詩浸泡的青春”的論斷。“浸泡”二字足以代言那個時代激情高漲、風起云涌的詩歌氛圍。人們的精神渴求，詩歌理想，生命張揚，是當下所不可比擬的。亦如西川所說，八十年代，不寫詩的人是不正常的。而當下，寫詩的人卻被視為異類。兩相對照，讓人唏噓感嘆！由此觀之，《詩歌年代》這部詩意縱橫的大書，警示讀者，曾經的“我們”離詩歌是那樣的近，那些事實真相，甚至比詩歌本身更有意思。其中有些“爆料”，是非常寶貴的，如詩評家徐敬亞說《赤子心》的創刊比《今天》還要更早些。他以三十六年前的往來信件為依據，出具陳曉明、王小妮、呂貴品等人都特邀參與建社的事實。《赤子心》共出版九期，徐敬亞藉此還參加了首屆“青春詩會”……凡此種種，表明這部訪談錄超越歷史時空的意義，對詩歌史的深度挖掘，展現了積極作用。
 
　　毋庸置疑，詩歌史學工作是枯燥的。作為大學教材推廣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的編寫路數有板有眼，重視流派和理論，多有乏味。而姜紅偉所采寫的《詩歌年代》一改傳統詩歌史的編著形式，采用接地氣的口述策略，結合當事人的現實境況，以坐而論道的親切對詩歌的歷史真實進行客觀的篩錄，這種生動的編寫技法，更加貼近讀者，也更易還原史實真相。在采訪燎原時，作者將他的創作歷程和作品結合在一起觀照，還順帶出《昌耀評傳》和《海子評傳》的創作形成過程。這樣的角度切入，便于揭示一個詩歌評論家的心路歷程，也側面反映了當時人們的詩歌信仰，真實回眸了一代人的詩性光芒。
 
　　三
 
　　當然，八十年代的詩歌發展是曲折的。文革剛結束不久，百廢待興，許多在地下運行的詩刊，像《今天》一樣，因為局部的思想先鋒的緣故，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封殺。但詩歌的火焰沒有熄滅，當時的詩人們并未就此卻步，而是在夾縫中尋求新的突破。精神的可貴與曲折的進程，更讓那段輝煌不可遺忘。王自亮在訪談中披露——1979年，全國13個高校的文學團體，聯合出版了一個民間刊物《這一代》。年底，《這一代》創刊號（也是終刊號）終于寄到了杭州。但中間少了16個頁碼，根據目錄，正好是一輯詩歌“不屈的星光”，包括徐敬亞的《罪人》、黃子平的《脊梁》、王小妮的《閃》、超英的《沉默的大游行》等，第96頁之后也不知少了多少頁，翻譯的日本電影劇本《犬神家族》才印了個人物表，正文都還沒開始。扉頁上臨時油印了幾句告讀者書：“由于大家都能猜測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單位突然停印，這本學生文藝習作刊物只能這樣殘缺不全地與讀者見面了。”估計類似這樣的殘缺事件，還有不少，胎死腹中的，莫名夭折的，被強制毀壞的……各種阻力都対詩歌進行圍追堵截，但星星之火一直在燎原，詩歌的春筍在此起彼伏地破土，最后形成一派盎然的生機，從這個意義上，扎加耶夫斯基的“嘗試著贊美這殘缺的世界”，更像是“八十年代”詩歌運動的寫照，“殘缺”不可避免，但“贊美”依然高亢。諸多鮮活的細節，在《詩歌年代》中滿血復活。由此可見，《詩歌年代》不僅完成了對上世紀八十年代詩歌的梳理，同時具有填補詩歌史空缺，充實詩歌在中國新文學長廊的豐富與活力的價值。
 
　　在傳媒業高速發展的今天，選擇“訪談”這種相對比較自由的特殊交流方式，客觀上便于采訪者與被采訪者之間有很好的溝通。做這個訪談，作者與嘉賓只有對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詩歌脈絡一清二楚，対各個詩歌運動的前因后果一目了然，才能有的放矢地把握大局，鞭辟入里。雖然訪談指向的都是“八十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但是在內容上，完全做到了不重復、不累贅，而是互為補充，各有精彩。有的訪談側重詩歌活動；有的則將大學生社團作為主體；有的注重被訪者的創作故事；有的則是把詩歌創作技巧和詩歌評論著力點作為主要話題。

　　在諸多的訪談中，孫武軍撰寫的《青春的聚會——憶1980的青春詩會》是個例外。孫武軍多層面回顧了1980年青春詩會上的17位詩人的作品和相關事件。“沒有目的，/在藍天中蕩漾。/讓陽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膚。/太陽是我的纖夫，/它拉著我，/用強光的繩索/……/我要唱/一支人類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鳴”（顧城《生命幻想曲》），“空白的一代”中重點推薦了顧城的詩作，這么構思顯然意在表明“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年輕人的精神實況。的確，詩歌就是那個時代的太陽，詩人們在詩歌的隧道里蝸行摸索，尋找思想的光。除了言及顧城，孫武軍還談到自己的發表經歷，交代了轉型期的徐敬亞，朦朧詩代表人物舒婷，“老頑童”黃永玉，海子的自殺之謎，艾青和楊煉的詩人故事等。曾經意氣風發，那樣的如詩如歌的他們，用精神之光，照亮了“八十年代”詩壇。
 
　　四
   
　　據姜紅偉介紹，《詩歌年代》系三部曲，書稿總量達100余萬字以上，附錄各種珍罕圖片500張以上。這無疑是目前中國詩壇關于年代詩歌記憶的綜合性強、特點鮮明而典型的厚重文本，具有獨家的原創性、珍貴的史料性、可讀的故事性、對象的代表性、話題的多元性、精彩的文學性、豐富的學術性、理論的創新性等諸多良好特征的嘔心瀝血之作。目前出版的是該書的第一部，以后將陸續出版該書的第二部、第三部。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二十多年是中國新詩歷史上成就突出、思想活躍、探索積極、詩意勃然的時期。伴隨著文學的全面復蘇，新的詩歌藝術潮流出現了，因其在藝術形式上多用總體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義性，故被稱為朦朧詩，其代表詩人有北島、舒婷、顧城等，他們的詩歌作品極大地推動了詩歌在大學校園的傳播。就目前受訪的詩人們的反映看，普遍認同“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大學生詩歌的黃金時代”這一定論，也都期待有人挺身而出，予以情懷的結晶和付出實踐的行動，進行書面的提煉與傳播。
 
　　八十年代的大學生詩歌運動轟轟烈烈，碩果累累，現在當我們回望那個時期的詩歌運動，絕對不辜負“空前絕后”這個形容詞。可悲的是，它并沒有引起詩歌界足夠的重視，而且長期地被忽略和淡忘，以致游離在中國詩歌史之外。幸運的是，《詩歌年代》的作者姜紅偉先生通過創辦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詩歌史料，他看到了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大學校園里的這場詩歌運動的價值，清醒地意識到了這場運動是文學景觀中一個獨特的、永遠不可抹去的文化現象，在中國新詩歷史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這本書展現了大學生詩人們在那個年代的思想動態和生存狀態，本書也可以說是近距離記錄了他們在青春成長期的生活片段以及寫作狀態，具有極高的學術和歷史價值。此外，詩歌愛好者可以通過這種訪談形式，詩意地進入到當時那個激情燃燒的詩歌歲月，分享大學生詩人們的詩歌智慧和熱情，因為被訪談的這四十一位詩人是那場詩歌運動的親歷者和優秀代表。他們穿過時間的街巷，進入我們的閱讀視野，面對姜紅偉先生的提問，嘉賓們聲情并茂，娓娓道來，不回避，不掩飾，生動而具體，充滿了反思的力度和深度，讓讀者產生極強的現場感，以及超乎個體生命的歷史感。畢竟，那時的客觀條件與社會環境是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的。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感受到了當時大學里濃郁的詩歌氛圍，他們的勇毅和奉獻，赤膽和熱血；他們的激情和失落，峻急和彷徨，他們的追求與躬行，忘情與忠誠，都在訪談中得到了重新確認，并通過這樣的途徑，重新找回他們曾經的精神氣質，或許其中一些遠離詩歌戰線的“急先鋒們”，會因為這事的觸動，再次義無反顧地返回詩歌現場，為式微和落寞的當下詩歌傾力搖旗吶喊，在詩歌建設的征途，投身于更具挑戰性的鼓與呼。
 
　　盡管迄今為止，還沒有什么學術機構和個人對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進行如此系統而全面的收集整理，但令人欣喜的是，志在心中的姜紅偉潛心修為，篳路藍縷，向詩壇交出了一份優異答卷，他自覺而自發從事的工作，是獻給新詩百年的厚禮，在這樣的默默付出中，他在助力復活詩性光芒的年代記憶的同時，也讓自身光芒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