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小說集《呂貝卡與葛蕾絲》出版，讀者看到了“漂泊者”周潔茹書寫的“我的城已不是我的城”的這種時代下都市人共有的情緒。周潔茹鮮明的文學風格不僅在于重現平凡的鮮活，還在于對人物細微處的刻畫。
 
　　城市與人的關系如何？周潔茹在藝術與戲劇化的沖突以外，還有她個人的思考。今年，她的散文新作《在香港》出版，同樣呈現了一位漂泊者的觀察與反思，而更令人深刻的是周潔茹所反映的精神主題——無論人在怎樣的異鄉，對所回望的故鄉都將用上一生的目光。
 
　　周潔茹的三種時間
 
　　周潔茹是上世紀90年代末突然走紅的“美女作家”之一。跟衛慧、棉棉等與市場走得更近的作家相比，她事實上更靠近以文學期刊為主陣地的純文學，也是被彼時文學批評家寄以厚望的作家。可是在世紀初風頭正勁時，她突然選擇了退場。之后便是美國九年，香港九年。有感于此，我曾寫過一段話，并起了一個題目——《周潔茹的時間》，這段話依然是我理解周潔茹的一個框架：
 
　　周潔茹是個時間的僭越者。絕大部分人活在自己的時間中，或者說絕大部分人被動地被囚禁在時間中。1990年代年輕的周潔茹第一次獲得了時間慷慨的饋贈，那時她把自我、肉身性和日常性納入思想內部，從而打造了一種充滿彈性的代際時間，周潔茹在這種時間中脫穎而出從而成為時代中人，這是她和時代最為甜蜜契合的時刻。
 
　　有意思的是，周潔茹的精神內部存在著三種時間：意識流時間、計算器時間和巫婆時間。意識流時間使她在斷裂的自我內部跳躍、綿延，雪球般滾出女性的精神風景；巫婆時間借助于直覺提煉出對世界周遭的洞察、抵抗和厭倦；計算器時間使她整合出面對現實世界的通孔。這三種時間意識的綜合作用使她在屬于自己的時間內部逃離。她那一撥耀眼的女作家在上世紀90年代結束后紛紛退出，原因各異，而她是因為出于一種對過分合拍時間的深深厭倦而逃離的，并且時至今日一直處于一種異鄉人的時間中。
 
　　在美國，她身處計算器時間而成為文學的異鄉人，她是美國白人文化的異鄉人，可是內部的意識流時間和巫婆時間使她同時也是理性世界的異鄉人。于是她回來了，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她既是香港的異鄉人，也是故鄉的異鄉人；她既是出逃者，也是新世紀的邊緣人。她在島嶼寫作，她在香港回望。她的身上迭加了種種不同身份產生的疏離感和復雜張力。她從鏡中逃向遠方，又從遠方趕路到島上成為獨看風景的人。時間使她從一個時代的寵兒變成一道遠方的風景，她的身上于是重迭了時間的巖層痕跡。
 
　　人們覺得周潔茹是多么幸運呀，用現在的話說，趕上了風口，輕而易舉地來到某個高處，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可是幸運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幸運，所以她又在所不惜地舍棄了，太可惜了！有人說。可是，又正因為這舍棄，她才有機緣從一張群的標簽中去成為自己。如果她清楚地知道并牢牢地抓緊自己的“幸運”，如果她一直活在“幸運”中，她生命便不會有異質性的時間。這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恐怕是另一種不幸。
 
　　用小說家的功力寫出幽深的散文
 
　　現在要說到周潔茹的散文集了。《在香港》共四輯，第一輯“故鄉”，第二輯“香港”，第三輯“寫作”，第四輯“問答”。前二輯關乎“空間”；后二輯關乎“文學”，主要是觀點、言論，讀者從中可見周潔茹的來路和心路，周潔茹即使是對話訪談也有自己獨特的腔調，可作為作品看。但我更想談論前二輯，因為它是生命的骨血，是經驗的琥珀。
 
　　周潔茹能把小說寫好我不奇怪，周潔茹把散文寫好了倒真是令我側目。從技巧和想象力來說，小說的要求比散文多；但從對內在生命經驗的需求看，散文比小說更苛刻，甚至貪婪。作家林淵液有一比，小說是肌肉，散文是骨血，肌肉可以練，骨血卻只有那么多。謝有順說，散文背后站著一個人。確實，心靈的質地就是散文的質地。散文是最作不得假的，疏淡的通達，還是繁復的造作；抑或是造作的通達，還是繁復的真誠，在散文中都沒有太多遮掩的屏障。
 
　　香港是周潔茹人生的中間站，也可能是永遠的棲息地。香港的特殊就在于它作為一座國際港口城市，在經濟和文化上都處于中西碰撞交融的交匯點上。就周潔茹的人生來說，香港就像一處飛地。隨時可以回到故鄉江蘇，跟內地的文學現場也有著密切的互動，但分明又身在另一種不同的文化中。香港使周潔茹成為雙向的他者，這種若即若離是最利于寫作的。
 
　　周潔茹寫過一個“去”系列，去到任何地方她都能迅速有一篇巨細無靡、細節紛呈到毛孔畢現的作品。可是如要寫一個“在”系列，她能寫的不多，除了“在香港”外，只有“在常州”“在美國”了。強調“在”其實是因為并未真正扎根。真正的香港人很少會意識到他“在香港”，一個地方的空間、文化、語言、飲食與祖居者如鹽化水，會讓人忘記了身在何方，只覺自來如此，本該如此。“在”是一種介于主人與游人的意識，不妨說，“在香港”其實是一種客居意識。所以，周潔茹的香港，不同于西西、唐睿這些本土作家的香港；但也不同于匆匆來去只看到購物天堂和維多利亞港的觀光客眼里的香港。
 
　　對于很多內地人來說，香港真是一個被太多符號遮蔽的地方。這些符號包括上世紀90年代的流行音樂、香港電影、言情小說、TVB電視劇……大眾娛樂工業和流行文化利用當地香港和內地的經濟文化落差為內地人民塑造了一個璀璨迷人的香港符號，這個符號完全遮蓋了香港平民日常生活的血肉與細節。所以，很多人看到許鞍華的《天水圍的日和夜》《天水圍的夜和霧》這樣的電影時禁不住大吃一驚。
 
　　顯然，周潔茹呈現的也是另一個香港。這里有最普通尋常的香港市民的日常，《我有兩條路》簡直就是香港版的《煩惱人生》。一天從趕早班車開始，“如果沒有趕上七點二十分的那班，就必須趕七點三十五分的那班，兩班都沒趕上，就肯定遲到了。遲到十五分鐘以上，我就完全失去了拿全勤獎的機會。”這一天“到家晚八點，做飯吃飯吼完功課，洗著洗著碗就站睡過去了”。這一天的吃也是爭分奪秒的簡單、輕便，所謂吃的選擇其實就是沒有選擇：“開早餐的只有三家，第一家做餐蛋面，第二家也做餐蛋面，第三家當然也做餐蛋面，可是沒有一家是好吃的”。遇到一家熱門的早餐店，“那條三十米長的人龍絕對引起了我的注意，而且是在這樣爭分奪秒的早晨”。每一位客人從下單到離開，絕不會超過六秒，這條高速轉換的排隊長龍簡直就是香港生活的典型寫照：“每天在太古坊上班的香港人，男人女人，老人年輕人，剛剛入職場的新人，資深員工，部門經理，光鮮的衣服背后，每個人都在腦子里計算了一遍以后，默默地排成了一對長龍。”周潔茹于食行的流水日常中，寫出了香港生活的快速、奔忙、勤勉、效率以及按部就班中的隱忍，一種典型的港人氣質。
 
　　周潔茹的小說家功力，對她的散文實在大有裨益。她筆下的“排隊長龍”已經動用了典型化，一種基本的小說思維；作為小說家，她也善于書寫表象而達于幽深。《馬鐵》寫香港鐵路上一個著漁網黑絲婆婆與一個穿短衫涼鞋，環保袋裝報紙、青菜的尋常婆婆幾乎擦槍走火卻突然峰回路轉的場景，完全是小說家筆法。小說家才能領悟到那轉瞬即逝的場面背后的性格沖突和人心和解，小說家才能把僅停留在眼神中的戲劇性抽絲剝繭、絲絲入扣地展示出來。她也通過馬鐵上的這個故事，把港人內心那種距離與善意的矛盾性表現出來。
 
　　一定要說到她那篇《利安邨的瘋子》，這篇當小說讀也無不可。她由利安邨的一個女瘋子把自己一生所見的瘋子都串了起來，但她寫的何嘗是瘋子，她寫的是生命的悲傷。她寫在兒童圖書館里遭遇被瘋子追逐的驚險，這可能是個突然切換進發瘋模式的人：“一個循規蹈矩略微壓抑的地產經紀，下班路上跟客戶講著講著電話，突然斷線，走進兒童圖書館，追著兩個女人和一個兒童跑了一路，最后還從臺階上跳了下來，直到一群吵吵鬧鬧的聲音敲醒他，他回復正常以后，就很正常地逃跑了？”這段想象性的描寫精彩地觸及了效率與壓抑，文明與瘋狂這一現代巨型都會的精神悖論，又使我們看到周潔茹文學視點由自我而關聯于世界的轉變。
 
　　試想，如果周潔茹從未離開，如果她有能力抓住她的幸運不放，可能的結果恐怕是她永遠活在她的自我中。那她可能寫不出《利安邨的瘋子》。《利安邨的瘋子》包含了一種動人的文學倫理，作者關心的不是自己在瘋子處受到怎樣的驚嚇和創傷，也不是瘋子所構造起來的奇情，而是對推人及己的共瘋結構的悲憫和同情。正是在這里，我覺得漂泊終究在文學上饋贈了周潔茹。
 
　　寫故鄉三要素：雙親、飲食和回望
 
　　如果說“香港”這一輯周潔茹用的是小說筆法來寫散文，“故鄉”一輯則更多用一種疏淡高古的張岱式小品文筆法來寫時間凋零中難以割舍的親情和鄉思。只有離開故鄉才能更好地返回故鄉，只有漂泊者才更深刻地理解安居的意義。在地的寫作者只能寫出“本土性”，回望的游子才能于一菜一蔬中寫出“故鄉感”。周潔茹寫故鄉，離不開三個關鍵詞：雙親、飲食和回望。
 
　　飲食散文，在中國散文中也是浩浩蕩蕩的一脈。李漁的《閑情偶寄·飲饌部》專談飲食，其謂：“聲音之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為其漸近自然。吾謂飲食之道，膾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漸近自然也。”李漁談飲食，不在大快朵頤的口腹之欲，而在一份士大夫的情趣和妙悟。用流行的話說，吃的不是食物，而是道行。食而通于道，這是儒家傳統。
 
　　《孟子》說“君子遠庖廚”，這里是勸君王要有仁愛之心，食物跟禮義倫理帶上關系，《論語》就是這樣了，于是有“席不正，不做”“割不正，不食”之語，不食不是出于營養、美觀等原因，而是因為儒家食必合禮的規矩。相比儒家飲食觀的正襟危坐，李漁的飲食觀要有趣文藝得多。因此，清代以降，中國散文家談飲食，很少脫于李漁式的情趣和妙悟。
 
　　周作人說“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后，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為名為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斷不可少。”知堂對空間、水源、茶具、飲伴的要求都在說明，飲茶時光是從滾滾紅塵中離析出來的閑心閑趣，這依然是士大夫趣味，這飲食觀是有人生觀打底的。我們再看梁實秋談“煎混沌”：“可是我最激賞的是致美齋的煎混沌，每個混沌都包得非常俏皮，薄薄的皮子挺拔舒翹，像是天主教修女的白布帽子。入油鍋慢火生炸，炸黃之后再上小型蒸屜猛蒸片刻，立即帶屜上桌。混沌皮軟而微韌，有異趣。”這雙“小資”之眼看的是“俏皮”和“異趣”，梁實秋與知堂比，惜在趣多于道。
 
　　那么汪曾祺呢？汪曾祺不像梁實秋那樣追求俏皮，也不似知堂那么有腔調，那么要讓食物通于趣與道的執念。傳統士大夫食不厭精，可是他們在精神上常常是俯視食物的，他們不過在食物中提取一種跟身份相符的趣、道和腔。汪曾祺卻是平行于食物的，他娓娓道來的南豆腐北豆腐，老豆腐嫩豆腐，燒豆腐油豆腐，虎皮豆腐菌油豆腐，讓人不能不相信，他并不高于這些尋常食物，也無意由之悟道，卻因此有了對尋常物性的體貼和勘探。這一顆因俗而雅，大隱隱于食物炊煙的玲瓏剔透心啊。
 
　　周潔茹通過飲食談故鄉，與他們卻大不相同。事實上，她并不愛食物，也無意于飲食上經營趣味、妙悟和腔調，由食物談故鄉，在她也不僅是表達舌頭上的鄉愁，更是通過飲食發出人在時間中日益懂得卻又日益凋零的恒古感慨。“回家過新年的前三天，我的牙突然壞了”，這是《牙》的開頭。“我回家的意義，一是看父母，二是吃好吃的，我也想不出來第三個意義。一年一次的盼望，竟然毀在一顆牙里”。這里，牙、吃、家形成了三位一體的關系，周潔茹找到了“牙”這個巧妙的點，撬動了食物與故鄉與親情的齒輪，并讓它突然缺位而由失衡創造意義。她也由“牙”而找到了一條生命的延伸線——“我的母親也是早早壞了牙，不停地看牙醫，補了又拔，直到所有的牙都變作假牙。我父親的牙倒是一直都很好，七十多歲的時候還能嚼蟹黃蠶豆”。然又有一轉，“父親住到養老院的第二天就掉了一顆牙，他還把那顆牙擺拍給我看，一張白紙上面，一顆孤零零的牙齒，我都笑哭了”。再看《魚片干》，父親已經吃不動最愛吃的魚片干了。食物真的是牙齒的記憶，于是想起了童年時父親每個周末總能買到的一只燒雞，“那可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燒雞”。可是后來，滿世界都可以買到燒雞，“我們都覺得，燒雞越來越不好吃了”。“父親吃不動了一直放著的魚片干，有一天我還是拆出來試了一下，中年人的牙吃起來都好費勁。我小的時候最愛吃的魚片干，如今父親和我都吃不動了。說起來真實傷感啊。”她還是忍不住把傷感說出來，壞掉的牙和不好吃了的燒雞背后，滿滿都是時間節節燃盡的味道。這就是周潔茹的食物和故鄉，她總是輕松地拎出一個故鄉食物的線頭，信筆拉拽，最后拉出的莫不是時間已逝的疼痛。且再看這一段：
 
　　綠豆蓉餅和大麻糕，根本就是兩種東西。大麻糕熱情，濃郁，餡重皮酥，沖出烤爐的瞬間，簡直金光閃閃。綠豆蓉餅就很輕簡，熟軟餡心，餅皮都是清淡的。我后來愛上素菜館的綠豆蓉餅大概也是因為上了年紀的緣故吧，做減法的人生，能夠擁有的越來越少，時間與牙。有時懷念起故鄉的食物，也不過是在懷念故鄉的少年時代吧，放聲大笑又放聲大哭的熱烈。
 
　　這里，她幾乎已經由物性而通于人性，要是不急于在最后點題的話。用她自己的話說，筆法疏淡，但還有火氣。不容易了，畢竟她已經領悟并領受了時間的饋贈。時間大概是站在文學一邊的。假如你在時間中申領的是一帆風順，是幸運和萬千寵愛，你被配贈的時間是光滑單向的；假如你在時間中申領一把剪刀，把時間剪開很多豁口，你那些駁雜的經驗可能會重新回到文本的渡口。
 
　　某種意義上，周潔茹在香港，望故鄉的精神姿態觸及了現代性境遇中異鄉人重建精神故鄉這一母題。現代人的宿命就是成為異鄉人，在周潔茹這代作家的身后，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史正在展開。這一代作家回望故鄉飲食，斷不可能像李漁、周作人、梁實秋和汪曾祺那么悠然風雅的，一種永遠在路上的身份焦慮將持久地折磨著現代人，迫使他們千方百計地重建精神故鄉。漂泊者該站在哪里，異鄉人如何重建故鄉，這大概是我由周潔茹的文學道路及其《在香港》引發的雜想。
 
　　來源：深港書評（微信公眾號）　
　　作者：陳培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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