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的作家可以說是目前當代中國文壇創作中最成熟持重的一代，獨特的成長閱歷和生命經驗為這一代作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創作資源，而海外華文移民作家嚴歌苓也屬“50后”作家之列。嚴歌苓早在出國前已創作出以描寫軍旅生活為主體的“女兵三部曲”，然而她的成名卻是以海外華文作家身份實現的。盡管嚴歌苓長年居住在國外，但她始終把筆端聚焦母國，頻頻以回望的姿態，在新中國的歷史經驗中汲取創作資源。嚴歌苓的創作傾向和審美追求與國內同輩作家形成共振，也顯示出無可復制的青春記憶和成長經驗對其文學創作的深遠影響。
 
　　首先，是“為人民”立場與內在生活經驗的連結。“文藝為人民服務”構成了嚴歌苓早期接受的文學教育和文藝創作觀，同時也規定了其創作初期的內容題材范圍和審美價值追求，“女兵三部曲”中對人民子弟兵的刻繪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為人民”的文藝立場在其文學創作中的根植與演繹。嚴歌苓對女兵的書寫更注重從自我生命經驗出發，遵循真實情感、審美經驗以及價值判斷的客觀和獨立，竭力規避概念化和平面化的創作弊病。
 
　　在個體記憶與群體記憶連通的基礎上進行印象式的表現是嚴歌苓作品的一個特征。嚴歌苓的小說集《穗子故事》是以其童年及少年時期或直接或間接的經驗為素材創作的。嚴歌苓看似在強調個體記憶與私人化的書寫，但她是以承認個體記憶是群體記憶中的組成部分為前提的，所以她用“獨立”一詞來凸顯這種剝離式的嘗試。實際上，嚴歌苓也并非真的要將個體記憶與群體記憶割裂開來，而是采取一種印象式的敘述策略。從這個角度上講，嚴歌苓的個體記憶與個人化寫作恰恰在無意識中走向了群體經驗以及為同代人代言的言說之維。
 
　　其次，是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在為民族歷史作傳和民族身份認同上的內在連通。總體來看，嚴歌苓關于家國、社會、歷史、族群等宏大題材的創作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對新中國初期發展道路的探索歷程及以國家早期開展的各項社會運動為背景的創作，這類作品體現出嚴歌苓為國族歷史作傳的創作情懷。《第九個寡婦》《一個女人的史詩》《小姨多鶴》《陸犯焉識》《芳華》等均屬此類。《一個女人的史詩》圍繞田蘇菲的愛情、事業、家庭生活，將女主人公的命運遭際與新中國近40年的發展歷程相勾連，通過個體生命的經歷來透視風云變幻的歷史。對故國歷史的頻繁回望，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嚴歌苓心靈深處的鄉愁情緒以及通過文學創作來實現精神尋根和民族文化身份辨識的訴求。
 
　　第二類則是關于華人移民的海外生存經歷的創作，不妨看作是嚴歌苓在異質文化語境中為百年華人移民史作傳的文學實踐。因為有了移民的經歷，嚴歌苓在國族歷史的書寫上往往呈現出更加開放的視野，追求一種多元的跨文化視角。嚴歌苓筆下的移民史書寫主要集中在早期華工移民、第二代土生移民和新移民這三類人物形象上。《乖乖貝比》《扶桑》《魔旦》講述了早期偷渡的華人移民在“排華法案”和種族歧視中以隱忍方式茍且求生；《風箏歌》《大陸妹》《紅羅裙》揭示了“美國制造”的華裔們試圖剔除中國基因融入白人主流社會，但卻始終擺脫不了“他者”身份的迷思之苦；《無出路咖啡館》《也是亞當，也是夏娃》《吳川是個黃女孩》則講述了新移民的異國生存困境。對家國民族歷史的演繹和對華人百年移民歷史的刻劃，共同構成了其對中華民族苦難歷史的寓言化書寫。從本土到域外，嚴歌苓在雙重維度中解密民族歷史，也為讀者認知華族歷史提供了雙重視角。
 
　　最后，是為理想信念奮斗和獻身的價值追求在人物塑造和情節設置上的潛在影響。嚴歌苓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節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幼年所接受的為理想信念奮斗和犧牲的紅色理想教育的影響。《雌性的草地》中沈紅霞以芳子姐和陳黎明兩位犧牲在草原上的先驅為榜樣，默默地奉獻。
 
　　綜上所述，體現出代際經驗對于嚴歌苓創作潛移默化的影響。昔日舊夢在異質文化環境中所迸發出的闡釋張力和多義內涵，是嚴歌苓文學創作中獨到的魅力所在。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作者：岳寒飛 朱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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