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阿諾阿布的這本詩集《祖國，或屋檐下的自白》，讓人讀得過癮，讀得蕩氣回腸！這本詩集中有許多宏大的詞語：神主、善惡、戰爭、自由、尊嚴、文明、人類、祖國等，但這些很重很大的名詞都壓在一只卑微的“螞蟻”身上：“主啊，如果你是真的/請與我一道訪盡天下名醫/為了螞蟻那條折斷的腿”（《不管如何顆粒無收》），我也曾寫過兩句詩：“當我在秋天的黃昏老去/我只想傾聽一只螞蟻的嘆息”，與此有相似的共鳴。所有的文明，都是為了人的生命本身，正如康德所言：人是目的。人類所有的努力，都應當指向人自己，盡管許多人的生命微如草芥。螞蟻卑微，但生命的尊嚴是最高的訴求。螞蟻為何折斷了腿？如果是戰爭造成的，我們就要追問戰爭的合法性；如果是同伴撕咬的，我們就要拷問人性的底線；如果是自己摔斷的，我們就要追問社會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如果是屈打成瘸的，我們要追問司法的公正。人類從史前文明進入農業文明再發展到今天的工業文明，這條自我選擇之路是否就是正確的？正是帶著這樣的質疑，詩人開始他的各種追問：
 
　　神并不一開始就是神
　　至少，在它出生之前不是
　　在它死亡之后也不是
　　先是命名，然后才是祭拜
　　就一支歌謠而言
　　任何一場戰爭都可以避免
 
　　——《茲茲樸巫》
 
　　對神的卜問并沒有答案。如果是現代文明是正確的，那伴隨現代文明的殺戮手段比狩獵時代還要先進，這是進步還是倒退？以震驚世界的敘利亞難民事件為題的《我的靈魂呢？》一詩就把美麗與殘酷并置：“書桌無人一月/桃花虛度三月/船不在海上九月/這些通通不如/敘利亞的海水泛濫一次……三歲大的庫爾迪/蜷縮在風情萬種的土耳其/連眼淚都沒有一滴/除了海灘 除了一望無際的海灘/世界小得不夠展開他完整的尸體”。以詩歌抵達國際性事件的現場，阿布的詩歌因此而具有廣闊的視野，也由此具有當代藝術的價值訴求和靈魂的拷問：“我敲打頭蓋骨 這是最好的時代 /山河值得人們一次次拯救/我敲打頭蓋骨 這是最壞的時代 /全天下竟然都在紡織遮羞布”（《對慶安，我只有敲打頭蓋骨》）。  
　　從宏觀的粗略線索來看，在道德、哲學、倫理、宗教等這套體系構筑的古代，詩歌基本上只是以道“游于藝”的舟楫，它只訴諸于“美”的形式，“美”也曾經一度成為衡量詩歌的標尺。近代以來，訴諸于生命本身的價值、尊嚴、自由等逐漸成為詩歌的目標，詩歌從對象轉向主體，特別是在問題重重的中國當代，生命的主體性地位尚未獲得，現實由此就成為阿布詩歌的書寫指向，他由此談到詩人作為知識分子身份的兩個維度：良心與批判。沉默的大多數，是需要知識分子去喚醒的：“所有的磚頭都參與了圍追堵截/所有的筆墨都見證了滿紙謊言”（《夏日之書——向艾略特致敬》），這個時代，詩人不能淪為“眾多白白胖胖的詩人”（《端午謠》），這是現代詩人的屈原之魂。否則，對于詩歌來說，不再具有詩歌史的現代性價值：“如果我們只傷心那些傷心我們的/這個即將漫長的冬天，必將毫無意義”（《雨是危險的——致倮倮》）。這種關懷必然是一種痛苦，但“痛是一種幸福”：
 
　　當雨水穿過屋檐
　　每一滴都挾裹著荒誕以及無恥
　　土地，笑容，越來越少
　　子彈，眼淚，越來越多
　　無數的山河，無數的罪惡
　　無數的人群，無數的墮落
 
　　——《祖國，或屋檐下的自白(1)》 　　我特別喜歡阿布詩歌中的“秩序”這個語詞，我甚至認為藝術就起源于一種從混沌到秩序的形式生成。人類生命意識的覺醒以形式為居所，形式感的形成源于秩序感的獲得。對于由無數個體組建起來的人類社會，也需要某種共享和認同的秩序，沒有秩序，人類會在本能中走向相互殘殺，走向毀滅。“在乳房橫行的時代/三千寵愛安慰社會精英/秩序在拾荒者的口袋里翻滾”（《在乳房橫行的時代》），這樣的當代社會就是一種失序，社會精英的沉淪是危險的，奧斯維辛之后的抒情是沉痛的，欲望的放逐必然帶來無盡的動蕩：“挖走最后一棵蘋果樹/伊甸園寸草不生/沒有人死于正義和真理/也沒有誰關心良知和秩序”（《可是這個世上沒人值得一跪》）；“我悄悄連根拔起翠綠的草/不出所料，一根連著一根的白骨/它們保持著人類應該的秩序”（《在十二月黨人廣場》）。但要注意的是，秩序的生成一定是以每一個生命的尊嚴作為底線，即使它是一只螞蟻，而不是儒家的秩序，不是皇權的秩序。阿布總是質疑現有的文明，尋找理想的文明，在他的詩歌訴求中可以看到他理想中的秩序是基于公正、尊嚴、自由的人文主義關懷的現代秩序：“羅卡角，我原諒你的傷痕累累/我漂洋過海，只為帶給你一句話/自由從這里開始，掠奪從今以后結束”（《羅卡角》）。如果人類整個的發展歷程是一個錯誤，那我們還不如重新回到史前重新尋找更好的路：
 
　　炮彈的弧線再優美
　　殺人的借口再漂亮
　　我也愿意一把火
　　把它們連同所有的
　　點橫豎撇捺通通燒盡
　　即使我從此食不果腹
　　即使我從此目不識丁
 
　　——《字庫塔》  
　　詩歌是詞語的制作，在日常語言中掘出自身的秩序結構。阿布的詩行間閃爍著思想的鋒芒，這種思想的語言舞蹈就生成了他的詩。他的閱讀經驗對他詩歌的格局有很大的影響。漢語古典詩歌形成他對仗式抒寫習慣，雙句排比反復碰撞會形成一種音聲的回旋，他的詩歌有豪情的交響，也彌漫著悲愴的情調：“它允許天空低垂/允許一個王朝一錯再錯/如果我帶著弓和箭/它甚至愿意把凋謝的花/為我再開一遍//可惜我沒有弓和箭/走在人群中/我孤單如滿地落紅”（《死去多年的杜鵑站在蒼山上》）。在阿布的詩藝處理上，他讓宏大堅硬的語詞在起承轉合的節奏中嵌入美麗柔軟的意象，讀起來俠骨柔情，起伏跌宕。這是他在我們這個時代橫沖直撞的詩歌回聲，這是黔西北彝族漢子的血性之詩。我仿佛看到一個手提長戈的武士阿布行走在蒼涼黃昏的背影，為夢想中的理想國而血戰，但又注定某種悲劇的落寞。 　　大量外國文學的閱讀經驗和人生閱歷使他有世界性視野和格局，這集中體現在他游歷歐洲各地的那些篇章：《在普希金故居》《致阿赫瑪托娃》《每一個人都叫羅爾迦》《謁卡夫卡墓》《在哈姆雷特城堡的獨白》《布拉格之秋》等，其所關注的話題不止是彝族水西或南詔故國的背影，也不止是祖國山河的蒼茫，更是世界和人類命運的多重交織。是的，人如螻蟻，“生之殘酷”，“在枝頭一晃而過”，“死亡是最體面的存在”，但每一只受傷的、走失的螞蟻都應當獲得尊重，不管他/她是什么皮膚的螞蟻。惟有如此，詩人才能在自我建構的詩歌秩序中救贖螞蟻，也救贖自己。 　　劉劍：貴州赫章人，藝術學博士，貴州大學美術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