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瑩的小說，從題材來看，可以清晰分為兩個系列，即農村題材和都市題材。她筆下的人物，有的生活在一處名為“芳村”的華北村莊，另一部分則棲居于一個叫做北京的現代都市。這兩類作品看似兩條平行線，毫無瓜葛，但以青年女性這一她寫得最出彩、在她筆下出現頻率最高的人物類型而論，這些人物均在以某種近似的姿態面對生活。她們都在不斷地對自我進行由內而外的微調以適應現實，無論外部姿態是張揚還是溫和，她們的內在生命始終處于潛伏、躲閃的狀態中。這一特征在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陌上》中體現得最明顯。而在《陌上》已經把農村中青年女性的生活狀態做了群像式呈現后，對于付秀瑩這樣廣受關注的小說家，人們期待她能夠推出一部都市題材長篇作品，對某個女性的生活進行更具歷史深度的展示。果然，《他鄉》誕生了。這部作品囊括了主人公翟小梨的整個青年時代，通過她從走進婚姻、續本考研，到矢志求學、就業成名的經歷，展現了人物生活變遷和精神成長的歷史，呼應了評論界和讀者的期待。而且，作家對這一人物獨特的靈魂質地的呈現，其實大大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對作家的既有創作也實現了有力的突破。
 
　　對于女性，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出版于1949年的《第二性》中指出，“她們的正常命運是婚姻，婚姻使她們實際上仍然從屬于男人；男性的威信遠遠沒有消失：它依然建立在牢固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上。”波伏瓦的論斷，是在西方六十年代的女權主義社會運動興起前做出的。在那之后，隨著就業機會的增多、收入水平的提高，女性在社會、職場、家庭中的地位也隨之提升。中外都有大量的作品以這種變化為題材。但是，《他鄉》的特殊性在于，社會層面的種種變化，對于女主人公翟小梨來說都是外在的，她真正用來改變命運的力量，完全不來自于社會形態的變化給社會成員帶來的普遍機遇，而是依靠某種內在的生命本質層面的能量。比如她離開人情淡薄、自己已經徹底絕望的S城，是通過考研，而且是在養育女兒的情況下，在專科起點上的跨專業考研；完成碩士學業后得以留在北京的，是依靠自己的寫作才能。她從家庭對自己命運、個性的全方位籠罩中掙脫，最后還獲得了決定家庭命運的力量，這一過程就更是如此。這種憑借個人的才能和性格而實現的人生轉變，是高度自我化的，而非出于體制性、社會性力量的推動。
 
　　小說的標題“他鄉”，其實構成了一個巨大的隱喻，暗示著男性的世界對于翟小梨，始終是不安全、不穩定的。從小說中可以看出，最終定居的北京和生活多年的S城，在翟小梨的意識深處只不過安置肉身的場所，有著玻璃罩一般的外部性。只有當翟小梨已經在北京開拓出自己的生活，能讓全家遷入北京時，她所創造的心靈家園而非城市本身，對她來說其實才是某種“故鄉”。作品中母親去世的情節，暗示了從此刻起，翟小梨她完成了和故鄉母體的切割，實現了個人的完全獨立，開始離開實體性、空間性的故鄉，繼而尋找虛擬性、精神性的故鄉。正如小說中提及的，如果丈夫馬幼通有意續本、考研，或者尋求更好的職業前景，她愿意放棄自己在學業、職業上的追求。在那時，家庭還是她的“故鄉”。但隨著對自我的認知的深化，她開始以更強勁的生命力量尋求命運的改變。在小說的結尾，她的自我期待初步實現，社會地位、經濟能力、職業前景到達了遠遠超過丈夫一家想象的程度。雖然此時翟小梨已經今非昔比，她卻又回歸于她一度想放棄的婚姻，想離開的丈夫馬幼通。這也說明，對于翟小梨而言，哪里能夠實現靈魂的安然棲居和自我價值的確認，哪里就是故鄉。除此之外，一切皆為他鄉。
 
　　翟小梨這一人物，值得放置于付秀瑩小說的整體格局中審視。從她目前的創作實績來看，付秀瑩對女性生存空間和精神狀態的透視，既是全景式的，又是顯微式的，前者如《陌上》，后者如《紅了櫻桃》《舊院》《愛情到處流傳》等。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散點透視的敘述結構，被評論界廣泛認為是小說結構的突破。但是，從作者對女性命運的審視這一創作母題來看，這一結構其實具有某種必然性。《陌上》中的女性，普遍是安于現狀的，某些人物看似對生活不滿的反抗情狀，其實只是另一種嬌嗔嬉鬧。這種雖在表面上與生活抵牾，但在更深處卻和命運和解的姿態，如果落實在單個人物上，顯然不足以成為長篇小說的支撐性結構。由此也可見，翟小梨和以往付秀瑩塑造的女性都有所不同。她始終在試圖超越生活的限定性，盡管這種超越的力量和本性，在很長的時間范圍內，在缺乏某個契機激發的情況下連她自己都沒有意識到。
 
　　和當前都市題材小說往往鋪陳大量都市生活細節不同，《他鄉》在處理翟小梨的生活情境時，并不沉浸于對都市場景的描繪，往往將外部世界內化為人物的心靈體驗，以帶有獨特時代印記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語言方式來體現社會氛圍和時間背景，給與讀者更真實的代入感，讓讀者由走進人物的心靈繼而走進人物的生命，和人物一起感受現實的擠壓。這種抽象化的內視角帶給讀者的，不再是俯視式的閱讀體驗，而是更銳利的靈魂刺痛，并賦予人物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碰撞以更久遠的時空價值，讓人物走出時代的橫斷面，將人物的精神主體性從茫然到確證的過程放置于社會背景更加本質化的形態轉換中。正如張愛玲的《金鎖記》，讀者從中只能讀出隱約的民國背景，金錢戕害人性的傳統故事模式卻有了更深層的寓言意味。

　　《他鄉》的結尾格外值得品味。翟小梨已經在北京牢牢站穩腳跟，還憑借寫作才能獲得了不凡的社會地位，前途大好，丈夫全家對她的態度發生巨大轉變，丈夫馬幼通也得以過上了從前想都沒想過的都市生活。這看起來又是一個國人所熱衷的大團圓式結局，實際上，此時整個家庭的命運，完全由翟小梨掌握。和原本已經打定主意徹底放棄的馬幼通重歸于好，是翟小梨根據現實需要，主動做出的選擇。這看似她對家庭的情感回歸，實際是對未來的理性選擇——自己需要一個穩定的、可把握的家庭，來作為在未來尋求更高個人價值的大后方。
 
　　由此來看，在付秀瑩的創作版圖中，《他鄉》對于《陌上》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以都市女性對照鄉村女性，也不在于以單一人物對照集體形象，更重要的是，她察覺并寫出了當代女性所具有的生命能量。由此來看，翟小梨這一人物迥異于付秀瑩所塑造的各個女性形象，這也為她筆下的人物譜系的豐富與延伸構成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起點。
 
　　來源：十月文藝出版社　
　　作者：邱振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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