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 | 沙克：由抗疫文藝帶來的一些審思    

作者：沙克                   

                               
　　自新冠病毒疫情確認以來，防控疫情、抵抗病毒成為全社會的要務。借助全媒體包括自媒體收發訊息的共時便利，關注疫情勢態的文藝作品應時而生，產生了巨量的攝影、詩歌、書法、歌曲、繪畫、曲藝等短頻快之制，姑且稱之為抗疫文藝作品，說這是一種風潮也不為過。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通過各種媒體、自媒體發布的抗疫文藝作品數以百萬計，江蘇省有組織創作發布的攝影、詩歌、散文、小小說、書法、歌曲、繪畫、曲藝、戲曲、微電影等文藝作品就數以萬計，江蘇省淮安一市包括各縣區有組織創作發布的各類抗疫文藝作品便數量過千。對此抗疫文藝風潮，可予以社會學和文藝學的雙重體認，從社會學而言它是生存處境的客觀投影，從文藝學而言它是一種心理情緒的外化呈現，總體來說是積極的、有益的，豐富了防控疫情信息的傳播形式，適應了精神層面的正當需求，對災情、疫情之類災難題材的文藝本身，也具有實踐和檢驗的促進作用。
 
　　文藝終究是文藝，無論什么題材包括災難題材，不唯以“重大和時新”為全部價值，而以對生存處境的深刻揭示和對普遍心理情感的代言性、真理性傳達為崇高價值，并且不能有違人類共則和審美原則。文藝是帶有客觀性的精神事物，源于對真實生活的反映，文藝審美卻帶有很大的主觀成分，如何反映真實生活，如何維護文藝審美的價值性，向來都是復雜的創作認識問題和基礎理論課題，它們取決于文藝創作者和受眾的文化素養和審美感悟力。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抗疫文藝創作既需要具有足夠的價值追求，也必須遵從人類共則和審美原則，否則就缺少或沒有文藝性；如果是以疫情為調侃和娛樂，顯弄文藝手藝，甚至弄出歧視疫區、有辱人格的詩歌和攝影，以寫作損害抗疫的包括羞辱、迷信的東西，拍攝疫情下的極端消極的鏡頭為能事，便淪為一種丑惡，再有表現技巧也是無價值或反價值的存在。
 
　　人的尊嚴在極端苦難的環境狀態下，更需要敬重和維護。常識告訴我們，文藝作品是包含審丑功能的，可以表現生命的衰老佝僂以揭示時光無情，可以描繪生態的惡劣以揭示災難之源，也可以挖掘人性的丑陋以揭示人間禍根；吳敬梓、李伯元、魯迅和波德萊爾、里爾克、卡夫卡具有高度的理性覺悟和藝術手段，才創作出不朽于人世的審丑類作品，凸顯了作家基于文學使命的責任與擔當，完全符合美學創造的對應精神。審丑不是唯丑，不是以丑為美，而是以丑托美。二戰末期，當蘇軍經過與守城德軍的鏖戰后攻占柏林；假如此時有一個攝影者不顧其他場景，專門去拍攝遍布街區的士兵或男女老少居民的尸體，把一個個死者殘缺的軀體、扭曲的五官都特寫出來，而不去思考戰爭的殘酷本質，揭示和平的珍貴代價，那么他的所作所為與抓著相機的驗尸行為有何區別？另一位攝影者，在掃描街區的慘景和堆積的尸體后，專注于拍攝躲在防空洞里的一群恐懼眼神和一瓶缺葉掉瓣的鮮花，前后兩者相較，那一種拍攝更符合人性內涵的考量和美學價值的指歸，不辯自明。
 
　　基于起碼的素養、責任和良知，文藝家應有所為，有所拒絕。倡導什么，杜絕什么，顯得十分重要。疫情蔓延，形勢嚴峻，抗擊病毒，人人有責。倡導真情實感的文藝創作，關注疫情下的生存處境，揭示人性的頑強與尊嚴，注重思想性和藝術性，杜絕表面化的假大空的濫抒情。假大空的濫抒情貌似高大上，堆砌大詞狀語，實際上腳不沾地，流于淺薄、無良和作秀，是對患者與抗疫者的不敬，是對文藝精神的輕慢，是與冷漠一樣惡劣的病毒秀。文藝家抵抗病毒，須有高度的醒悟，從精神深處做起。眾心自覺，必戰勝病毒。
 
　　面對殘酷的疫情、災難的題材，觸及文藝創作時需要慎之又慎。染病的和艱難中的人們，防控疫情、參與救援和治療病患的人們，那么緊張、勞累和危險，身負重壓而抱持著必勝的希望行進著。在這個時候，如果浮淺地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就草率地動手去攝什么、寫什么、畫什么、唱什么，進行空洞、矯情的吶喊，可能會事與愿違，或許會像往苦痛的傷口撒鹽，或許會像觸碰做手術的醫生的手臂。比如唱歌，唱深情而有力的歌，可以給前線的士兵鼓舞士氣，但要是對正在持槍瞄準的戰士唱一嗓子，效果必然會適得其反。
 
　　在世界范圍內，一戰二戰的滔天災難產生了許多的優秀文藝作品，例如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肖霍洛夫的《靜靜的頓河》、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等長篇小說，蘇聯電影《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和美國電影《辛德勒名單》等等，它們的審美精神配得上二戰的災難。中國新時期的傷痕反思文學也屬于折射災難的文學，北島的詩歌《回答》、張賢亮的短篇小說《靈與肉》，以及先鋒作家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兄弟》，它們的審美思考配得上禍亂、極左造成的人間劫難。好萊塢災難片《泰坦尼克號》、《末日崩潰》等等，以生命的高尚勇敢、影片的高超技藝來匹配那些天災人禍。人類面臨災難，可以抗爭取勝，可以忍耐度過；若要藉此題材觸及文藝創作，則要盡可能度量作品的審美價值與災難的代價相匹配，卻不可以輕佻矯情、雞毛撣面，更不可以對災難進行戲耍粉飾。
 
　　所謂民族不幸詩人幸，或者所謂苦難造就藝術，與聞風而動、跟風而上的搶題材、搶風頭是兩碼事。這不是思想敏銳、行動敏捷，可能是受了運動式的投機病毒的深度感染。安史之亂的不幸，造就了杜甫的詩歌藝術，佛羅倫薩的瘟疫，造就了薄伽丘的《十日談》，俄羅斯的苦難，造就了柴科夫斯基的音樂藝術，法蘭西民族的動蕩，造就了羅丹的雕塑藝術《加萊義民》和《思想者》，布拉格之春的陣痛，造就了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這些造就，并不是因為文藝家抓住了什么重大熱點題材，而是由于他們自身親受了苦難不幸，至少感同身受了苦難不幸，繼而把他們的作品建立在審視世事規律、洞悉事物本質、超越現世認知的基礎上，而且需要作出不被凡俗好惡所左右、可能背離現時功利的自我犧牲。如此，才有了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梵高和他的《向日葵》，海子和他的《太陽•七部書》。
 
　　沒有內核和容量的文藝制作，往往也缺乏文藝之所以為文藝的表現形式；沒有顯明的風格形式，詩與非詩、藝術與非藝術就沒有了界限，那么無能誰都可以認為自己制作的東西是詩、是藝術，甚而認為自己制作的東西是好詩、好藝術。從根本上說，獨立人格、深刻思想和創造能力，是造就文藝作品的基本要求，沒有這三點，何以奢談文藝創作。
 
　　對于新冠病毒，每一個民眾都有義務去抵御，去防范；自愛而愛人，盡己所能去做些有益的具體事情。就文藝創作而言，如果不是自己所長，沒有真正的走心，醞釀得不夠成熟，沒有獨到的藝術表現形式，何必搶風頭似地去制作膚淺做作的東西，為不幸的世界和局促的自己作粉飾，成為無病呻吟的噪音干擾；這樣做，首先對不起沖進疫區為抗擊病毒做出犧牲的人們，進而對不起全社會的實實在在的抗疫努力，最終對不起人性良知和現代文明人的稱謂。當前，管理層面在著力反對各種形式主義，文藝領域也不會被排除在外。
 
　　也許有一些自以為精神境界高于他人性命安危的文藝人士，持一副對疫情無動于衷、不屑于動口動手的樣子，不能不說是黯淡自鄙的消極表現，這種“微妙的”冷漠正是一種病毒秀。

　　無論是什么時代，當它遭遇疫情、災情之類的苦難，擺脫苦難的愿望和對苦難的抗爭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對文藝家有什么期待，那就是拿出深刻、動人的作品，給人以感動、警醒和力量。與許多省份一樣，江蘇面臨防控疫情的重要使命，深厚的文藝底蘊和人文素質，使得江蘇出現不少優秀的抗疫文藝作品，目前主要體現在短頻快的攝影、詩歌、歌曲和微電影等方面，比如丁昕春的樂曲《用愛支撐生命》，盛小云領演的蘇州評彈《沁園春•出征》》，王學芯的詩歌《站在高樓窗口》，張正甜的藝術設計《武漢有我》，富于真情實感，含有道義之善，文藝之美；還出現了文學評論家汪政那樣深度思辯的文藝批評《我們需要怎樣的“抗疫文藝”？》，助人解惑，利于糾偏。但從總體來考量，優秀的抗疫作品的比例不占多數，也許長篇小說、電影、戲劇那樣的巨制，需要較多理性的思考積淀和較長時間的醞釀準備，對此我們予以耐心的殷切的期待。
 
　　抗疫之下，群情敏感，人心向善而我為人人，進而人人為我，自然會產生新的文藝思考，可能會呈現新的價值形式和內容，會有許多的好作品出現。當我們向創作抗疫好作品的文藝創作者致敬，便是對勇于實踐、不懈接近文藝本質的前行精神的首肯鼓勁。                                       
 
　　（2020、2、7）

 

　　作者簡介：
　　沙克，當代著名詩人，一級作家，文藝評論家。經歷于多家報刋雜志編職，高校兼職教授，北大訪問學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常務理事，淮安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淮安市作家協會顧問。出版散文、詩歌、小說及文藝評論等著作十多部。曾赴亞歐非美澳多國參加文化交流及采風寫作活動，部分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日、俄、西、葡、德等多種文字。曾獲全國性作品獎十多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