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農歷年春節前夕，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襲擊了武漢，疫情迅即蔓延至全國。在武漢與全國各地共同抗擊此次疫情的過程中，詩人與非詩人們同行動，創作了眾多的“抗疫”之詩。在汶川地震詩歌熱潮之后，全國又形成了“抗疫”的詩歌熱潮。對此，我的看法是，“抗疫”，需要好詩，詩人應在創作出“抗疫”好詩方面下工夫。“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與元九書》）是中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也是新的時代對詩人在場、詩歌在場的要求，中國詩歌理論與實踐已證明了詩歌佳作所具有的積極作用。故而，問題不在該不該寫，而在如何于“抗疫”之時創作出“抗疫”好詩。在閱讀了國內的一些“抗疫”詩作之后，我感覺到，要在“抗疫”之時創作出“抗疫”好詩，作者至少要圍繞助力“抗疫”在“三個結合”上做文章。

　　一、將反映“抗疫”進程與助力“抗疫”相結合

　　“抗疫”之詩，是伴隨著“抗疫”進程而不斷出現的，正如當年的汶川地震詩歌創作一樣。這是一種特殊的詩創作，與平時的詩創作同中有異。因此，在“抗疫”之時創作“抗疫”之詩，除了必須遵循詩創作的一般規律之外，作者還應把握其“異”，獨特的要求。這種獨特的要求，頗為重要的一點便是將反映“抗疫”進程與助力“抗疫”相結合。這也是詩人在場、詩歌在場的一種具體要求。

　　顯然，要在“抗疫”之時創作出“抗疫”好詩，就需要在兩個方面同時發力：一方面讓詩在反映“抗疫”進程時，能及時將“抗疫”進程中的感動作者、讀者的人物、事件再現出來，讓詩成為歷史的見證;另一方面讓詩具有激勵作用，能助力“抗疫”。這就要求作者在創作“抗疫”之詩時至少做到“四要四不要”。

　　一是要“為情而造詩”，不要“為詩而造情”。詩，是作者情感的結晶。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詩要以“情”來“感人心者”，這“情”必須是真摯的情感，又是強烈的情感。故而，作者在創作“抗疫”之詩時，要有感而發，“為情而造詩”，不要“為詩而造情”，而且要讓真摯的情感強烈些再強烈些，如此，方有可能創作出好詩，引起人們的共鳴，助力“抗疫”。著名詩人吉狄馬加的詩《死神與我們的速度誰更快——獻給抗擊新冠肺炎的所有人》在這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佐證。我們不妨來看其中的一些詩行：“當自己成為大家，當眾人關注最弱小的生命，/一個人的聲音的背后是一個民族的聲音，而從一個人/聲音的內部卻又能聽見無數人的聲音。/是的，我已經真切地看見了，我們與死神的賽跑/已經到了最后的沖刺，相差的距離越來越近，/這是最艱難的時候，唯有堅持才能成為最后的英雄。/相信吧！我們會勝利！中國會勝利！人類會勝利！/因為這場生與死的競賽相差的距離已經越來越近！”這些詩行形象地表達了“自己”與“大家”融為一體，堅持與死神賽跑，“我們”“中國”“人類”必定贏得勝利的堅定信念，系“為情而造詩”，而且感情真摯強烈，因而能打動讀者的心靈，助力“抗疫”。

　　二是要典型性，不要大而空。此次疫情起于武漢，迅即蔓延至全國，范圍廣，“抗疫”的進程也頗為復雜。若非大手筆，在創作“抗疫”之詩時，則盡量不要在一首詩中面面俱到、反映整個“抗疫”進程，而不妨選擇“抗疫”進程中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場景來反映“抗疫”進程的某個側面，以小見大，避免大而空。著名詩人車延高的詩《一個超負荷的群體》，集中寫奮戰在“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這個“超負荷的群體”，抒發其贊美之情：“真的要謝謝你們/你們以自己超負荷的負載在為人們做心理減壓/你們耗竭自己有限的能量在為自己熱愛的生活增加能量/你們讓我看見責任和使命的重量”。顯然，此詩反映“抗疫”進程，選擇了具有典型性的醫護人員這個“超負荷的群體”，避免了大而空，詩的感染力也強，能助力“抗疫”。這就頗能說明問題。

　　三是要將反映“抗疫”進程與助力“抗疫”相結合，不要停留在反映層面。反映“抗疫”進程，不要停留在反映層面，而要將反映“抗疫”進程與助力“抗疫”相結合，讓詩能對“抗疫”產生積極作用。“抗疫”的每一個節點，都是進程，作者可以根據抒發情感、表達思想等的需要進行取舍，加以反映，以此藝術地見證歷史，使詩具有史料價值。而詩助力“抗疫”可以體現在諸多方面：向因病逝世者、向為“抗疫”獻出生命的可敬的人致哀，體現對生命的敬重，讓人們能化悲痛為力量，這是助力“抗疫”;給患者以精神鼓勵，體現人文關懷，讓患者有勇氣與病魔作斗爭，這是助力“抗疫”;謳歌“抗疫”中的英雄、贊頌奮戰在“抗疫”一線的醫護人員、志愿者等人的拼搏精神、獻身精神，敬業的醫學專家的科學態度、攻關精神等，表達奪取“抗疫”勝利的堅定信念等，這也是助力“抗疫”;稱頌“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眾志成城“抗疫”的團結精神、民族精神，贊美在“抗疫”進程中顯現出來的中國速度、中國力量、中國奇跡，展現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作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等等，這更是助力“抗疫”。當然，鞭笞“抗疫”進程中出現的不良現象，讓人們從中汲取教訓，更好地“抗疫”，也可以視之為助力“抗疫”。要創作出“抗疫”好詩，反映“抗疫”進程很重要，助力“抗疫”很重要，能將反映“抗疫”進程與助力“抗疫”結合得好也很重要。事實表明，能將反映“抗疫”進程與助力“抗疫”結合得好的詩往往是好詩。中國作協會員劉漢俊的詩《武漢，生命在呼喚》便是這樣的好詩。此詩感情真摯強烈，圍繞“武漢，生命在呼喚”構思，從“我不想倒下”寫到“你不能倒下”，再寫到“你不會倒下”，突出了武漢告急，“北京的聲音溫暖凝重，/字字滾燙，句句千鈞，/中南海的燈光徹夜不眠，/聚焦武漢，照射全國，/傳達的是意志，傳導的是溫度，傳遞的是信心”，形象地反映了全國馳援武漢的動人場面，“抗疫”進程，表達了人們奪取“抗疫”勝利的堅定信念：“悲愴里的中國發出生命的呼喚，/口罩里的中國發出抗爭的吶喊，/淚水里的中國揚起生命的風帆！/相信春天，相信中國，/再創奇跡，再寫史詩。/走過去，生命像花兒一樣開放，/走下去，天上太陽正晴！”如此形象地反映“抗疫”進程、抒發真摯強烈情感的佳作，感染力強，對當前的“抗疫”能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這應該能說明問題。

　　四是要助力“抗疫”，不要給“抗疫”添亂。“抗疫”之詩，要反映“抗疫”進程，并且能助力“抗疫”，方有存在的價值。否則，也就失去了創作“抗疫”之詩的意義。至少詩人不能讓自己所創作的詩給“抗疫”添亂。之前，有詩人的“抗疫”之詩受到人們的質疑，就在于其詩創作在情感表達、語言運用等方面出了一些問題，其詩未能給“抗疫”助力，而有給“抗疫”添亂之嫌疑。
　　
　　二、將提升詩的藝術價值與助力“抗疫”相結合

　　在“抗疫”之時創作出來的“抗疫”好詩，除了要將反映“抗疫”進程與助力“抗疫”相結合，還要將提升詩的藝術價值與助力“抗疫”相結合。詩的藝術價值是詩的價值評價的重要標準之一。二者成正比，藝術價值越大則詩的價值越大。藝術價值大的“抗疫”好詩，既能助力“抗疫”，又能讓人感受到藝術美。沒有什么藝術價值的“抗疫”之詩往往是標語化、口號化了的，很難讓人感受到藝術美，而在助力“抗疫”上或許還不如某些情感強烈、旗幟鮮明的標語、口號。

　　提升詩的藝術價值，至關重要的是要在強化詩意上做文章。有的評論家不贊同在“抗疫”之時創作“抗疫”之詩，主要是針對那些毫無詩意之作而言的。其實，無論要創作出何種題材的好詩，都必須強化詩意，避免標語化、口號化。“抗疫”屬于一種題材，自然其詩的創作也不例外。強化詩意的手段較多，涉及意象經營、想象展開、謀篇布局、角度選擇、語言運用等。限于篇幅，這里僅強調如下三點：

　　一是以營造新穎別致的意象強化詩意。新穎別致的意象，是強化詩意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構成真正的詩、詩之佳作的重要元素。著名詩人黃亞洲的詩《今夜，讓我的心跟隨你們去武漢》與沙克的詩《打門的迎春花》便在這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前者，營造了一些新穎別致的意象，如“你們把自己的性命，與紅十字符號/整整齊齊，收拾在了一起”“……你們在第一時間，就聽見了武漢的哭泣/也在第一時間，用寫決心書的筆/接通了/自己的血管”等，從而形象地表達了異地的醫護人員崇高的使命感、獻身精神，醫護人員與武漢疫區人民心連心，醫護人員出征疫區的堅強決心，強化了詩意，增強了藝術感染力，因而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后者，以“迎春花”為主意象，圍繞此主意象營造了一系列新穎別致的分意象：平常而不尋常的“口罩”，反映復雜心理的“眼神”，“太多的床喊累/承接無主的枕頭的傷悲”中的“太多的床”與“無主的枕頭”，“久閉的門睡夠了不想睡的覺”，“夢見迎春花開”的“夢”，還有那些“機器人”“發動機”，等等。而作為主意象的“迎春花”本身就新穎別致，這從起初的“迎春花咽下吐沫……憋著/黯黃著臉，不敢吐”與后來的“迎春花憋不住才情/挨戶打門，唱起‘生活多美好啊’的歌”可窺見一斑。這些新穎別致的意象的組合，形象而含蓄地反映了此次疫情的嚴重程度，寄寓了詩人對被病魔奪去生命的同胞的哀悼之情，藝術地展現了居家隔離阻止疫情蔓延的情形，人們的無聊與無奈，以及對早日戰勝疫情的渴望，還有“抗疫”迎來勝利的曙光，等等。一言以蔽之，正是新穎別致的意象的組合將詩人情感的抒發、思想的表達與反映“抗疫”進程、描繪“抗疫”的人們的心理等有機結合，強化了詩意，提升了詩的藝術價值，當然，也能助力“抗疫”。

　　二是以想象展開的新奇化強化詩意。新奇化，主要包括新穎、奇特等要素。所謂想象新穎，就是指想象展開是新鮮的，是獨創而獨特的，是人無我有的，而不是重復自己與他人的想象，不是因循守舊的，也無“似曾相識燕歸來”之感。所謂想象奇特，就是想象展開是奇異、特別的，與平庸無緣，與一般化明顯有別。以想象展開的新奇化可以讓“抗疫”之詩強化詩意，打動人的心靈，讓人感受到藝術美。著名詩人王久辛的詩《這些高尚的人——寫給奔赴武漢抗新冠肺炎的戰友》便是以想象展開的新奇化強化詩意的佳作。如其中的詩行：“我希望我的字句/能夠成為他們的戰友/而我的心眺，能夠/和他們一起與病毒對壘”“我敬仰他們，假若/我今生能夠，與這些/高尚的人們一起，并肩戰斗/哪怕成為他們剛戴上的口罩/才喂給感染者的一粒藥丸/或注射給發燒病人的一劑針液/我就是幸福的，如果這些/都統統不能，甚至不能/成為這些勇士的助手/那么，就讓我們成為/防疫止災的志愿者吧，首先/把自己管理好，而后/從一點一滴的小事上做起/像這些高尚的人/嚴于律己那樣/徹底清除身上和身邊/所有病毒可能的孽生之土……”這些詩行，感情真摯強烈，想象展開于尋常中見新奇，藝術地表達了“我”與“高尚的人”——奔赴武漢抗新冠肺炎的戰友并肩作戰抗擊疫情的心愿，富有詩意，動人心弦，能讓人感受到藝術美，也能助力“抗疫”。詩人呂傳友的詩《看到鐘南山院士流淚》，寫84歲的鐘南山院士“面對新冠病毒肆虐”而情不自禁地流淚，其中的詩行“這次淚水/揮灑到這塊土地的每個角落/84歲老人的淚水是全民的84消毒液/清洗帶有病菌的人”，借助于新穎的比喻、恰當的夸張，讓想象展開新奇化，強化了詩意，讓鐘南山院士的形象鮮明突出，而且耐人回味，當然，也能助力“抗疫”。由此可見，以想象展開的新奇化可以強化詩意，提升詩的藝術價值，也能助力“抗疫”。

　　三是以與眾不同的謀篇布局強化詩意。謀篇布局的與眾不同，實際上體現的是構思的獨特、巧妙，也是強化詩意、突現詩的藝術個性的有效手段。著名詩人李皓的《我想坐車再去一趟武漢》與著名詩歌史料家、詩人姜紅偉的《空城計》便屬于這方面的好詩。前者，以反復吟詠“我想坐車再去一趟武漢/就像我從來沒有去過一樣”來謀篇布局，真切地表達了詩人對與眾不同的武漢的留戀，對武漢文友、詩友的思念、支持，也形象地展現了武漢“抗疫”勝利之后的情景：“到那時，我們將那些消了毒的口罩/互相作為禮物，甚至像防疫服那樣/寫上我們平凡的名字，患難時的淚水/寫上真，寫上善，寫上美，寫上/我們生命里大無畏的人格，最純粹的良知/在心里默念一個大寫的名字：武漢！武漢！//我想坐車再去一趟武漢/就像我從來沒有去過一樣”。此詩善于將歷史、現實、未來相聯系，將大處著眼與細處著墨相統一，將敘事與抒情相結合，并將日常語與詩家語相交融，大氣磅礴而不失柔情，謀篇布局與眾不同，藝術個性突出，因而在“抗疫”之詩中獨樹一幟。后者，圍繞“抗疫”中的武漢封城，由肯定（“這是一出空城計”）至否定（“這不是一出空城計”）再至肯定（“其實/ 這還是一出空城計”）謀篇布局，并對立統一于此城之“空”與異地援助之“滿”，還用歷史人物諸葛亮的空城計作襯托，從而巧妙而藝術地再現了武漢人民、全國人民共同“抗疫”的動人場景。顯然，此詩謀篇布局也與眾不同，詩意得到了強化。這兩首詩富有詩意，能讓人感受到藝術美，也能助力“抗疫”。

　　由此可見，創作“抗疫”好詩，強化了詩意，可以提升詩的藝術價值，讓人感受到藝術美，并能助力“抗疫”。這也是我強調將提升詩的藝術價值與助力“抗疫”相結合創作出“抗疫”好詩的理由。

　　三、將展現深層次的思考與助力“抗疫”相結合

　　“抗疫”好詩，除了反映“抗疫”進程，藝術地見證歷史，具有激勵作用，助力“抗疫”，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讓人感受到藝術美之外，還能展現深層次的思考，發人深省，給人啟迪。也即在將反映“抗疫”進程、提升詩的藝術價值與助力“抗疫”相結合時，還要將展現深層次的思考與助力“抗疫”相結合，讓詩具有思想的深度。

　　“抗疫”之詩，屬于災害文學的一種樣式。對災害的來源、進程、結局等，科研人員、有關專家要進行科學研究，總結經驗教訓，提出今后的應對之策等。但這并不意味著與詩人無關、與詩無關。恰恰相反，詩人應在詩中對災害的來源、進程、結局等進行形象的反映、反思。有擔當的詩人的成熟之作，在抒發真情實感時往往能形象地表現其思考的深度，讓詩具有深刻的思想，從而讓詩不膚淺。“抗疫”之詩，大都系即興之作，卻并不意味著都缺乏思考的深度。有些詩已經在這方面作了有益的嘗試，如著名詩歌理論家、批評家楊志學《見證》中的詩行：“江城見證了風云之不測/大地見證了生命之無常/大自然聽到了人類的哀嘆/愿人類也能看見自然界的累累創傷”。形象的語言中既有對人生的慨嘆，也有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哲學思考。如此，作品具有了思想的深度，也能發人深省，給人啟迪。實際上，在詩中對疫情蔓延之因等反思，對應對天災人禍等的深層次的思考等也屬于“抗疫”的另一種助力。這種助力與那些贊頌、提氣等詩的助力可謂殊途同歸。目前，將展現深層次的思考與助力“抗疫”相結合的好詩為數不多。或許在“抗疫”取得全面勝利時能將展現深層次的思考與助力“抗疫”相結合的好詩會多起來。

　　這里尚需說明的是，上文所述的“三個結合”，實際上是指將反映“抗疫”進程、提升詩的藝術價值、展現深層次的思考與助力“抗疫”相結合，只是為了闡述的方便而分而述之。就一首詩的創作而言，將反映“抗疫”進程、提升詩的藝術價值、展現深層次的思考與助力“抗疫”都結合得好，自然能創作出“抗疫”好詩;而將其中的大部分結合得好，如將反映“抗疫”進程、提升詩的藝術價值與助力“抗疫”結合得好，或者將提升詩的藝術價值、展現深層次的思考與助力“抗疫”結合得好，也可以創作出“抗疫”好詩。其中，助力“抗疫”乃“抗疫”好詩創作的重中之重，提升詩的藝術價值又是其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要創作出“抗疫”好詩，不能不在結合上做文章。

　　總而言之，“抗疫”之時需要好詩。詩人若能將反映“抗疫”進程、提升詩的藝術價值、展現深層次的思考與助力“抗疫”結合得好，則完全有可能創作出“抗疫”好詩。我相信，這次會有一些“抗疫”好詩能流傳下去，讓人們記住。盡管數量不會太多，但這很正常，就是在五萬余首的《全唐詩》與二十五萬余首的《全宋詩》中真正能讓人記住的詩也不在多數。
 
　　初稿于2020年2月17日
　　定稿于2020年3月2日
 
　　【作者簡介】
　　王美春：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南通市作家協會第六屆至第八屆理事。文學創作一級。著有《筆落驚風雨——寫詩成功的秘密》《汶川地震詩歌漫談》等文學批評主要是詩歌批評著作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