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母語，說大了，母語就是所在國家的語言，民族的語言；說小了，母語就是家鄉話。對我來說，家鄉話，更為具體、準確，也更容易理解。
      我的家鄉在內蒙古包頭。這是一座移民城市，市內原來有三個區。三個區有三種不同的方言。東河區，多數人源于山西，“走西口”而來，說的是改良過的山西話。因為遷徙時代久遠，已變為“土著”。青山區，多數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援邊知識分子和工人，來自祖國的五湖四海，所以口音接近普通話。昆區，主要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包鋼為主，援建包鋼的工人多數來自鞍鋼，所以昆區的口音是鞍山話。一座城市，三種口音，也算稀有了。
      我出生在包頭市的土右旗，之后又在東河區、青山區、昆區工作、生活，語言遭遇了多次“移民”。2001年，我又來到北京，語言環境再一次發生巨大變化。離開家鄉的語言，漂泊著，沒有根，同時也被多種文化融合著。我雖然號稱“鄉音未改”，但對于家鄉的人來說，鄉音早已是“跑調的”“不正宗的”鄉音了。
      背井離鄉的語言，漸漸地，有了鄉愁。于是我想到了詩歌語言的鄉愁，小說語言的鄉愁。
      是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語言改良運動，開創了白話文，拆除了書面語言高高在上的圍墻。老百姓和作家處在了同一語境，作家不需要“之乎者也”也可以寫文章了。
      客觀來說，白話文除了自身的涅槃外，還受到了很多外來語的影響，比如英語、法語、俄語。這樣一來，漢語的白話文變成了一個復雜的新的語種，有些詞匯，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變異，也長出了不同感覺的“鄉愁”。加之當下全球化大語境對漢語白話文的沖擊、破壞、污染，漢語白話文更是雜草叢生，一片混亂。
      面對廣闊的語言亂象，語言的“鄉愁”開始迅速生長。有的作家在反省、回歸，并對語言進行過濾、消毒。有的作家在自己的文化空間里，開發自己的個性產品，突破種種復雜的挑戰，讓語言的鄉愁散發出人性的魅力。
      作家總是先覺先知的，對于民族語言的異化和衰敗總是警覺的。語言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生長，各種各樣的考驗和挑戰潛伏在語言的周圍。這些挑戰，有來自語言外部的意識形態和資本、科技、生產、市場所構成的秩序，也有來自排斥、遮蔽和誤解所構成的文化差異。而對于作家來說，擺脫外部的干擾才是語言回歸的方向。小說家更是如此，寫偏僻、落后、貧窮的農村，總不能用時尚的城市化的語言來寫吧。
      泥土的氣息，好像變得越來越稀缺、珍貴。人們生存和居住的房子越來越高了，干凈的馬路也已經將泥土驅趕得十分遙遠。小說，要寫出準確的人物命運，找到泥土，找到合適的語境，找到語境中自然、質樸、可靠的語言，已經十分困難。人類發展了幾千年，一直沒有離開過泥土，充滿養分的土壤，曾經長出了人類的智慧、勤勞和文明。而如今，泥土已被工業文明所遮蔽，農耕文明已經退縮到偏遠的地區。在城市，商業和工業的硝煙正在肆意彌漫。
      當然，一切都已經發生。作家是有人性良知的，我們雖然不能改變什么，但我們可以尋找“鄉愁”，抒發對土地的懷念。城市的語言已經被污染，我們還有廣袤的鄉村呢，還有更加偏僻的山村呢。從另一角度看，越是偏僻、落后、原始的地方，語言越是陌生、干凈、純潔，那些方言、土話、俚語也許更有文學的味道。
      不久前，我去了山西呂梁，那里有一個傘頭秧歌的演出團隊，很受當地老百姓喜歡。我聽了他們的演出，質樸、自然、干凈的歌詞一下子讓我欽佩不已。我想，這些文白交融、天性淳樸的詞匯，才是有根的語言啊。
      當然，我們也不可能回到過去，我們的漢語，已經出現了很多新的語法、詞匯和概念。就像一座城市，已經建筑了樓房，鋪設了柏油馬路，我們沒有必要再回到過去的泥土時代，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但是，我們也不能麻木，任由外來語言、網絡語言污染和異化我們的情感，淡化我們的鄉愁。我們雖然已經站在高聳入云的大廈里，但我們的心中要有山脈、河流、泥土和草木的情懷，我們的語言和詞匯雖然已經兩鬢斑白，但我們更應該以長者的身份展示語言的風骨。
      因為，鄉愁不是一個人情感的墓碑，而是一群人身后的高山、土地、河流與大海。語言是作家思維、交流與寫作的自然工具。語言的鄉愁，就是一個民族血脈的鄉愁，就是一位作家情感和人性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