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故土的招魂之音
——李明華近期長篇小說創作蠡評
阿　甲
 
在當下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城鎮化”大潮中，傳統村落正在塌陷。鄉土社會的解體，人文價值的衰落，正在成為觸目驚心的景觀，而“故鄉”的消失，身體和心靈“胞衣之地”的流失，導致的傳統價值尺度的位移和內心失落及陣痛，正在成為影響深遠的“大事件”。
長期生活在河湟谷地的李明華是繼王文瀘、井石、陳元魁等之后青海鄉土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家，通過他的長期堅持和努力，印證了“河湟文學”的河床不是枯竭了，而是還在繼續精神飽滿地流淌著，也印證了能夠產生好作品的可能性。他近期的長篇小說創作，無論是家園回望中的詩性書寫，還是“現代化”進程中河湟鄉村社會變遷的深刻體察，都每每讓人掩卷沉思，讓人驚嘆于作者難以割舍的故土情懷和無法排遣的“深廣憂憤”。在十多年的時間里，他相繼創作了《默默的河》《夜》《潑煩》《馬蘭花》《冰溝》等多部長篇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說。他用飽滿的情思、透達的文字極力貼近鄉村生活的根底，勘察了一個長時段內農村生活的嚴酷現狀，這既是獻給即將消失的鄉土文明最后的“挽歌”，也是對日益遠去的“故鄉”的一次 “招魂”之禮，更是李明華對正在消散和已經消散的傳統文化的一次盛大而壯烈的招魂。其情也真，其寄也深。他對傳統人文情懷的孜孜堅守，有讓人淚涌的力量。
是的，他以一個作家的良知和承擔，讓人們從功利轉入審美，從物質轉入精神，從事件外部轉入心靈，從浮躁轉入沉靜，從行動轉入沉思，回望、對照、沉潛，最大可能地接近原鄉和生命本意，在緩慢中整理人生，在緩慢中敘述“河湟”故事，傳達著一個作家對那一方土地、對歲月的理解和打量。
他的身上當然也就無法例外地纏繞著一種用任何利器也難以割斷的鄉土情結（井石語）。他站在裸露著無數彩陶的河谷臺地上，悉心觀望著父兄們在太陽的強光下揮汗勞作的背影，體驗著農家莊廓院里那些呵斥雞狗豬羊的主婦們洋溢在臉上的笑意，聆聽著以這一切為背景的家鄉從遙遠的過去朝今天走來的或沉重或歡愉的腳步聲。
 
一、鄉土社會的“深度”：農耕文明的落日余暉里    
“鄉愁”是人類文明中最樸素的情感，也是高貴的情感。
青海河湟谷地是青海主要的農業聚集地，先民們一代代刀耕火種，薪火相傳，在與外來文化的一次次碰撞與融合中，在與嚴峻自然環境的對峙與和解中，形成了地域特征特別獨特的“河湟文化圈”，它以農耕文明為主體，尊崇孔孟之道，一直有“詩書繼世，耕讀傳家”的傳統，在日常生活中保留著“進退有據、禮數悉備”的各種規矩。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邊地的游牧文化和外來的伊斯蘭文化及其信仰也雜陳其間，因此文化形態上又有著一種“混血”的意味，他們既尊崇尊老愛幼、勤儉持家的美德，還對各路神靈充滿敬畏之心。
但在近世百余年以來的社會變革中，在動蕩時局，戰火兵燹，各類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中，在“新時期”三四十年，“工業文明”長驅直入，“城鎮化”進程緊鑼密鼓，隨著土地的流轉和征遷，生存方式和觀念的改變，民俗民風的變異，傳承已久的河湟農耕文化體系正處于巨變和消解之中。這既是一個傳統的農耕家園喪失、覆沒的過程，也是“現代化”裹挾下，一種文明結構、社會結構轉型變遷的陣痛過程，這種“千年未有之巨變”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一個區域社會中的群體和個人，正如社會學家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中所強調：“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軌道，從而形成新的生活形態，現代性卷入的變革比以往時代的絕大多數變遷都更加影響深遠”。
對于一個有著美好鄉村童年記憶的人，一個對古老文明懷有虔敬之心的人，這種變遷顯得那么痛心疾首，五味雜陳。
李明華的長篇小說《潑煩》，通過一個下鄉掛職的“村干部”的視角，對當下的農村生活進行了謹慎謹微的揣度和審視。小說敘事中“掛職村干部”這一視角很智慧，因為安排“掛職”，所以要深入到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小說中作為副村長的“我”被輪流安排到農戶家中吃“派飯”，“我”也借此觸及到了貌似平靜的農村生活中暗含的隱秘和種種真相。另一方面，由于是“掛職”，所以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于其外，對桃花鄉千戶臺村的生活有一種冷峻的從外部的打量，有一種越出“鄉村事件”之外的清醒反思。小說中“我”作為一名縣里派駐到桃花鄉千戶臺進行掛職的基層干部，在瑣碎的鄉村日常生活中看到、觸到了鄉村生活中那些不為人知的內幕：如村支部書記劉天來濫用職權，大搞權色交易；屠夫王馬達為了賠償款沒日沒夜地開荒地，妻子卻跟別的男人跑了；王家大爺去世后，四個兒子相互推脫誰也不肯主動辦喪事等。
《潑煩》解析的是傳統倫理道德觸目驚心的頹敗，這些陽光下的陰影，由于細節的逼真、場景的飽滿、文字的冷峻，有著一種倒春寒的意味，悲涼中透出隱隱的沉痛和溫暖的陽光般的挽留。他的鄉土變遷在桃花鄉千戶臺村里展開，他的民俗風情有些迷茫和紛亂，他似乎更善于在不同人等的死亡和喪事里觀察鄉村的人情冷暖和事態變遷。在《潑煩》里他不厭其煩、破天荒地地寫了農村的四次喪事，小說中白銀香、王家大爺、五保戶張家阿奶和村長四個人的死亡各不相同的背后，帶出了當下鄉村生活中平靜表面下人心的浮躁不安，在現實利益面前的困惑迷茫等等的心靈現實。尤其在五保戶張家阿奶的葬禮上，抬棺送葬的人和吹鼓手在入土為安的半道上停下來，要求喪官爺加價，這種“死人頭上要紅包”的行徑是鄉村民俗民風中出現的“嶄新”景觀，經濟利益高于一切的時風正在把鄉村社會最后的那點淳樸善良如此殘酷地卷走了，留給人們的是長嘆和反思。正如作者所言：“桃花鄉的千戶臺村只是當今中國農村的一個截面和縮影，小說里的一些場面和境遇，在當下中國絕對不是偶然的，其真實性已經遠遠超出了小說本身。”
顯而易見的是，一生為村里人操碎了心的村長之死，李明華卻安排了一場盛大而壯觀的喪事場面，作者甚至安排了一場瑞雪兆豐年的紛紛揚揚的大雪，因而在農耕文明的落日余暉里那種“挽歌”和留戀的情調就更加的濃烈，鄉愁意味也就更加銘心。
《馬蘭花》是獻給河湟地區“母親”的一曲準備充足、抒情飽滿、詩意昂然的贊歌。小說以抒情寫意的筆調，顯示著鄉土的人性之美，比較寧靜，缺少一個個大的沖突，從總體上流露出一種對正在消失的傳統文化的傷悼之情，是一種沉重的文化懷舊情緒，是現代文明的沖擊下河湟谷地鄉土美麗風俗的最后一道風景。期許的懷鄉小說在表面不動聲色的牧歌聲中，流露著一些淡淡的哀怨。
以作者的話說：“故事里有我母親的印記，卻找不到我母親的影子，因為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母親，這是生活在河湟谷地上每一個愛過恨過笑過死過的和正在活著的女性。”在這部小說里，作者用“馬蘭花”生命中主要的幾個事件作為結構小說的敘事線索，行云流水地引出了“馬蘭花”智慧、坎坷而艱難的一生。主人公馬蘭花作為一個家境較好的木匠家的姑娘，在時代的裹挾中她嫁給了一貧如洗的瘸子李解放，就是這樣一個瘦弱的女人，卻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勞，一次次幫著這個家庭度過了生死難關。她智慧伶俐，不畏強權，她的極力爭取，一次一次改變了楓洼村婆家的許多陳規陋習，如為生產隊里的殘疾人獲得了和正常人一樣的勞動工分待遇，如她割麥子的方法和“袖珍麥捆”被廣泛推廣并成為公社的勞模等。她會嫁接果樹、劁豬，在饑饉的年月里，她犧牲了自己的名聲，讓一家人免于挨餓，從此背上了“偷嫂”的罵名。她還用自已的“生存哲學”把四個兒女培養成了出類拔萃的人才，充滿了遠見卓識，有著“偷嫂”罵名的馬蘭花在李明華溫暖的牧歌般的筆觸下反而放射出人性的光芒。小說給予人們的希望和力量也在于此。
這是一部“還愿”之作，整部小說情感飽滿，光彩四溢，其中《迷人的香氣》《日飽》等篇章書寫“荒年”餓肚子的經歷和生產隊開大會“馬蘭花”被“陪斗”的經歷尤其生動精彩，看似輕松的敘述背后，潛藏著人性的扭曲和苦難的淚水，有感人肺腑的力量，飽含了作者對辛勞一生的“河湟母親”的深沉情感和溫馨的人文關照。
《冰溝》是李明華沉潛多年，創作的一部令人震撼的大作，小說近一百萬字的篇幅，這部小說以河湟地區冰溝成氏家族幾代人的遭際和百年的興衰，講述了冰溝成氏家族由興盛走向衰敗，最后在工業化進程中消失的凄慘命運。整部小說以九十六歲的成家老奶奶看似混亂其實充滿智慧的敘說中以回憶的形式徐徐展開，小說緊貼著一代又一代人物的命運去寫，在娓娓道來中有一種從容不迫的大家氣度。這部小說容量極大，幾乎囊括了一百多年來跟河湟地區與農耕生活有關的，關于地域的、時代的、家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知識，這既是一個大家族的命運之作，也是一部河湟人百年遭際的反思之作，更是一部中國傳統鄉土社會逐漸衰退消亡的警醒之作。正如作者所說的：“與冰溝一同消失的不是地理和區域意義上的一景一物、一山一水、一鄉一村的消失，是養育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根深蒂固的堅守的消失，是傳統生活方式和人文情懷的消失,是道德底線的缺失，貪婪和欲望厚顏無恥地膨脹，勤儉越來越成為人類的奢望。”
當下小說創作中存在一個普遍的短板，就是原生的生活經驗積累不夠，深入不夠，由于教育的深化和各類現代知識的普及，在開闊了作家寫作視野和寫作手法多樣的同時，也帶來了對真正的原生生活經驗的某種遮蔽和漠視。許多急功近利的小說家的創作往往從知識和觀念開始，由于沒有從原汁原味的“生活”中真正貼近去、扎進去、泡進去，所以很難真正抵達小說人物的“內心”，更不可能抵達生活“真實”。許多作家寫的作品像一個旅游“觀光客”敷淺的印象記，缺少來自生活本身的“溫度”和“現場感”。當下小說創作中更大的一個缺失是，在對日常生活的書寫中根本觸及不到人物、事件背后的真正的“核”，沒有反思生活，深掘“生活”內部的文化教習、時代經歷對一個人物當下生活影響的能力。更多的是空穴來風，天馬行空，忽略了人物、事件的經歷、命運和文化處境，每一個人物的舉止言談里缺少時代變遷、命運交錯的“歷史”感，語言的交響和狂歡中缺少生活的真實和厚重。
在體察生活的深度上，李明華是非常優秀的，他不僅善于觀察生活，還勤于思考。當下的一大批中國作家都在書寫“鄉愁”，書寫故土的消失，家園不在的哀痛。的確，這一主題也從來沒有像如今時代這樣尖銳過，但大部分作家往往停留在“工業文明”和“城鎮化”進程對傳統鄉土社會的蠶食，對傳統人文價值的顛覆這一層面上。很少有作家將這一反思的維度延伸到整個“現代性”興起的開端，延伸到“鄉紳社會”逐漸解體的時刻。這需要罕見的洞察力和“長時段”反思和考量社會文化變遷的能力，在這點上李明華恰恰具有非常驚人的洞察力。當然，他的這種洞識不是從大量史料的勘察和理論研究中得到的很明晰的一種觀念認知，而是來源于對腳下這片土地真正的“貼近”，他從日常的人倫遭際的“貼近”中看到了深遠“歷史”的投射，在對鄉土過往“歷史”的“貼近”中，觸及到了那種變遷之因。傳統鄉土社會及其人文價值觀的衰落，不是從“城鎮化”開始的，也不是從“工業文明”的興起開始的，而是從一種穩固的鄉土價值秩序被各種名目的政治運動、意識形態的規劃改造所割裂開始的。這一消解的過程，只是在現今“商業化”“城鎮化”背景下，變得更為劇烈更為迅捷而已，因為資本主義的力量比起意識形態的改造更具有破壞力，也更為徹底。
 
二、 “寬度”與“厚度”：生活經驗在書寫中的拓展
任何一個時代，有根的文學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學，文學的根就是生活，有生活的文學才有生氣。李明華善于觀察生活，積累生活素材，長期在河湟谷地的農村生活，讓他熟悉農村的一點一滴、一草一木，甚至鳥語花香也帶著鄉土的氣息。他的生活經驗特別寬廣深厚，他的小說創作有一種少見的源于生活的“寬度”和“厚度”。生活本身的模樣遠比任何個人的想象更為復雜、豐富、甚至荒誕，一個尊重生活的作家，心牽他人冷暖的作家，生活往往也會對他報以豐厚的回饋。李明華便是如此。
李明華的小說中有對民風民俗的展示，一看就不是帖上去的，有一種肉長在骨頭上的那種肌里相融的切貼感。像婚喪嫁娶風俗中繁復的禮儀程式，他熟稔于心，包括各類大的禮儀場景中人物群體的各類表現，甚至復雜的心理活動，他都有細微的觀察和揣度，有著一種身臨其境的現場感。比如在長篇小說《潑煩》王家大爺的喪事里，對四個兒子、陰陽、吹響、喪官等的心理拿捏，李明華就像他們肚子里的蟲子一樣。他的小說中還大量出現對日常生活場景、動物、植物、自然風物的描摹，如一頭豬，一只雞，一頭驢，一匹馬，一片土地，一座山，一陣風，一個月夜，一縷清晨的陽光等，這些時不時出現的“閑筆”，鮮活生動，形象傳神，使人身臨其境。但更重要的是“閑筆不閑”，它們往往跟人物內心的活動、跟某類事件有關聯、有暗示，這些段落往往能很好地起到襯托氛圍和深化主題的作用。他的作品密集地展現了春種、秋收、打碾、狩獵、祭祖、木工做活、社火調演、社員開會、政治學習的鄉村生活場景，使作品顯得有血有肉，充滿著來源于生活的煙火氣，讀起來親切感人。
李明華的作品中還保留和還原了青海河湟谷地鄉土生活特殊的歷史記憶，如《冰溝》中成稼茂去陜西、甘肅參加科舉考試的經歷，如鄉紳地主“荒年”里放“舍飯”的壯觀場景，如河湟山區里鄉紳修祠堂、辦學堂時地怎么選、梁怎么上，先生怎么請，都充滿了一種莊嚴的儀式感，如“耬擺”這一農具進入青海東部農村農業生產的經歷。再如《馬蘭花》中“吃食堂”“大饑荒”的歷史經歷，《潑煩》中抓農村計劃生育超生婦女的歷史經歷。這些飽滿的鄉土生活經驗為李明華的小說創作提供了無盡的生活素材，同時也為一個世紀以來河湟農村生活那些特殊經歷留下了重要的文獻史料。這些經歷，這些創作之前相關資料的搜集考證，使他在小說中書寫鄉村生活時，顯得內容詳實、史料豐贍，行文游刃有余。他很像鄉里的一個賢達的“賢書”，看了他的小說，就知道肚子里裝著許多東西，在表現鄉村生活的題材時不是捉襟見肘，不是“擠牙膏”，而是在取舍上信手拈來，顯得綽綽有余。
李明華幾部小說創作中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對小說人物塑造的高度重視，在典型化、類型化的人物塑造上一刀一刻顯得尤為“用力”，這是對生活素材進行過濾提純的結果，這在現今的小說創作中已經不多見了，年輕的小說家們已經將此當作過時的理論，轉而直奔主題了，但過往的文學史證明，小說創作中真正深入人心，傳之持久的，還是那些“典型”的人物形象，如魯迅的“阿Q”，沈從文的“翠翠”，老舍的“駱駝祥子”，錢鐘書的“方鴻漸”，趙樹理的“二諸葛”“三仙姑”。實事證明，長篇小說從“人物”出發和從“情節”出發，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從“人物”出發，才會有小說人物的經歷、成長、和變化，才會有真正打動人心的力量，從“人物”出發，才會獲得飽滿的“結構”，因為一個“典型人物”的背后，承載的恰恰是整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典型人物”使小說獲得一種深廣的“歷史景深”，才能使“一百個讀者的心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的文學效應。這一點在李明華的小說創作中成為了一種自覺，以長篇小說《馬蘭花》為例，不僅主人公馬蘭花的智慧和堅韌讓人過目難忘，而其他一系列附帶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如“李七斤”的小氣，“老頑頭”的詭詐，“石娃子”的樸實，張大炮的精明和守職，隨身佩戴“公章”的“王連兄”的愚忠，貧協主席王老五的無知，也特征分明，栩栩如生。
李明華近期創作的長篇小說敘事的側重點和主旨各不相同，小說敘事時間的處理上也極具匠心。
長篇小說《潑煩》是一個掛職村干部近半年左右的時間長度，因此側重于“以點帶面”的方式進行小說敘事。作品通過幾個村莊中發生的“集體事件”將鄉村生活的驚人內核暴露了出來，這好比是“帶著鐐銬跳舞”，需要在狹小的舞臺上跳出大動作的高超寫實能力，以及對大事件、大場面的良好把控能力。
而長篇小說《馬蘭花》的敘事時間則是一個農村婦女一生的時間長度，從馬蘭花出嫁、生孩子到從事農業生產，渡過大饑荒，推動小說實際往前行走的是圍繞著馬蘭花的其他一組“人物序列”。這一系列的“人物”原型像一個個“樁”撐起了整部小說的骨架，通過介紹人物生平來龍去脈，把更大的生活容量和歷史場景徐徐帶動起來，使小說一下子結實了，有了一種厚重感。這是在中短篇小說創作中下過大工夫的作家，書寫長篇小說時的一種優勢。這部小說中的《迷人的香氣》《兩顆會唱歌的南瓜》《屁股蛋上的“公章”》等篇章可以單獨拿出來當做精彩的短篇小說來讀。
長篇小說《冰溝》的時間跨度則是一個家族的百年變遷，時間跨度大，人物繁雜眾多，這一類作品很容易在人物事件的中心敘事的汪洋大海中，“淹沒”一個個場景和細節描寫，變成冗長而乏味的“講故事”小說，或“民間故事會”小說，生活經驗不足的小說家往往會迫不及待地想把“故事”講清楚，講完，最后導致作品單薄、干癟，格局狹小。而李明華很聰明地選了一個獨特的敘述視角，長篇小說《冰溝》以成氏家族九十六歲老奶奶看似癲鈍的追憶將整部小說貫穿起來，小說雖然也是貼著中心人物的命運去寫，但成家老奶奶時而清醒，時而糊涂，一會兒在講事情，一會兒在講自己的感受，這種敘事處理讓整部小說緩慢了下來，飽滿立體了起來，像十幾條小溪緩緩朝著一條主河道的方向匯集，在從容不迫中盡顯磅礴，在娓娓道來之中極盡風致。
李明華這三部小說處理題材的視角和敘述方式差異巨大，這種不斷給自己設置“寫作難度”，不斷挑戰自己“寫作慣性”的小說創作，是一個有抱負的小說家的自我期許，既是對生活的尊重，也是對文學藝術的尊重，讓人心生敬佩。
 
三、亦俗亦雅亦莊亦諧的語言追求
通覽李明華小說創作，三十多年的小說創作中，他以一個作家的文化良知真實生動地記錄著河湟這片故土的歷史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反思著這一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的命運遭際，跟他們一起煎熬著、忍耐著，心系著他們的冷暖，在對一種傳統鄉土倫理的堅守中，在對鄉土生活方式和人文情懷的溫情和善意的回望中，記錄下自己心頭的愛與恨，并在多年的創作和思考中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語言風格和藝術特色。
李明華的小說寫作，很早就有一種語言上的自覺和高要求，在多年的勤奮礪練和熔鑄中，形成了極具特色的語言風格。小說語言的包容性和精煉程度都要高出許許多多的鄉土作家，他信手拈來的語言和滔滔不絕的敘事能力，是多年勤奮寫作和著力探索、反復磨煉的結果。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像李明華這樣如同一個工匠對待手里的活兒一樣對待語言了，也很少有人像他這樣，守著一盞不滅的心燈守望他心目中的“河湟”故土，當然，更沒有人耐心地去從童年的記憶中打撈流年的碎影，點亮人們的心燈。是的，現在還有多少人能從世道人心著眼，從人文傳承著眼去唱遙遠的歌謠，舍得把腳步放慢再放慢，讓緩慢優美的文字流淌成鄉愁。
李明華的語言大致梳理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精微的生活感受力和傳神的細節描寫
這一點在李明華的小說中非常突出，他是個生活的“有心人”，觀察生活特別深入仔細，往往善于用精微的細節描寫凸顯人物性格。
例如《馬蘭花》中寫“李七斤”的吝嗇小氣，說他有個外號叫“肚子疼”，拉屎撒尿的時候要焦急地跑回自己家地里，怕浪費，更為講究的是他的“放屁”：“他肚子里的臭屁即將走出屁眼的時候，就立馬蹲下身來，把自己的褲腿用冰草扎緊了，緩緩地小心謹慎地把屁放出去，然后夾緊屁眼，把屁輕輕帶回家里，急匆匆走進圈里（那時農家的廁所不叫廁所，叫圈）。他就立馬解開褲腿，使勁抖動著肥大的襠褲，把屁從褲腿里一絲不落地抖出來。抖了一遍，怕沒有抖干凈，再抖一次，把鼻子伸進肥大的褲腰里嗅了嗅，沒有一點兒臭味，才放下一顆懸著的心。”（第一章）這樣的細膩而夸張的細節描寫讓人物性格躍然紙上。
再比如《潑煩》中寫王村長“第一次”吃方便面的經歷，既好奇，又覺得好吃，但又不便直接說出來，“我煮了一碗給他。起初，他先抿一口湯，抿了好幾下，覺得有味，這才吃了一小口。吃一口，抬頭看一眼我。吃到后來，就干脆稀哩糊涂嘩啦嘩啦地滿口扒，扒出了風卷殘云。完了，他咂咂嘴，又舔舔唇說：‘這東西還有一種怪味兒。’”使人忍俊不禁。《冰溝》中修建學堂時“成三多”騎著騾子去河州請木匠，在官廳要乘船過黃河，腦山里的騾子沒見過船，驚恐之際不敢上船，最后渡口的船家“有辦法”讓騾子上了船。這樣的小說細節，如果沒有對生活細微的觀察，沒有在生活中真正經歷過，是不可能觸及到的。他小說中的許多細節描寫充滿了細微的觀察和原生態的情狀，而不是坐在寫字樓里隨心所欲地編小說。
還比如《冰溝》中不露神色地描寫大力士成壯壯驚人的飯量嚇退一群土匪的情節。李明華不急著要表明大力士成壯壯的力氣有多大，只是不露聲色地描寫成壯壯不慌不忙吃完了十六個饅頭，冗長地打了一個飽嗝，一只手提起了碾場的石磙。這就足夠了。
這一點也是李明華小說“耐看”的一大優勢。即便是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他的敘述一點也不著急，他的語言一點也不粗糙。
2、小說語言的詩化傾向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在當代作家中，最先由寫詩或寫散文開始的這樣一些作家，后來有了一定的生活積累轉向小說寫作后，在小說語言的把控和對生活細節的感受力上往往優于只從事單一的小說敘事的小說家。李明華早年有寫詩和散文的經歷，出版過散文詩集《家園之夢》和散文集《坐臥南涼》，這種寫作的經歷內化為一種語言運用中的高貴尺度，使他的小說敘述語言充滿了鮮活感和生動性。
如小說《馬蘭花》中：“房檐的梯架上掛著一口白膛膛的豬，把半個院子都照亮了。一派豐衣足食的景象。”（第一章）
“昏暗的油燈下，馬蘭花的左手不停地把麥子捻進碾孔，右手熟練地轉動著碾盤兒。…灰白色的面粉，從碾孔里絲絲縷縷地流淌出來，宛如釀成的酒水，宛如白雪和牛奶。那樣親切，那樣柔滑，那樣細嫩，那樣綿長，那樣動情。已經從炒麥變成炒面的麥子，這會兒完全打開了五谷的五臟六腑和生命的情感，宛如一群女孩圍攏在一塊兒，打開了端午節的香包兒。香味越來越濃，竟是那種從未有過的清香。”（第六章）。
再如小說《潑煩》中寫秋收：“這是一個連山里的老鼠都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的季節，每一個莊稼人都如火如荼忙碌著一年的收成，連那些旱場上的電燈泡都累得稀里糊涂，讓灰土包裹得明明滅滅。”（第十三章）
寫劉老漢家兒媳婦超生，被當場逮住要交罰款時：“劉老漢絕望了，他的眼睛里沒有一點光，他一下疲軟地蹲在向陽的北房臺基上，雙手抱住了頭。他的頭勾得很低，差一點勾到自己的褲襠里了。它像一堆被農村女人遺棄的千窟窿萬眼睛的破棉絮，扔在無人問津的地方，一天天被徹底遺忘，一天天污頭垢面。”而要充當罰款的糧食即將拉走時，“手扶拖拉機發出了暴跳如雷的聲音。”（第二十章）
精準的敘述語言往往達到了抒情和提升主題的效果。
3、本土方言、俗語、諺語，包括“紅色經典”話語的靈活運用
如果說小說語言的詩性化是語言運用尺度上趨雅的一個方面的話，那么李明華小說中大量青海本土方言、俗語、諺語的恰當而靈活的運用，在文本中產生了一種“戲謔”的狂歡效果，產生了亦莊亦諧的語言風格，凸顯了鄉村生活原汁原味的情狀，使作品貼近生活原貌，更接地氣，打上了本土印記。
 如本土方言、俗語、諺語的運用：“花椒樹上你甭上，上去時扎手哩；莊子里到了你甭唱，唱了是打嘴哩。” （意為在村莊里不能唱男歡女愛的“花兒” “少年”）“氈匠家里遛精炕，陰陽家里鬼上墻。” （意為天天做物件的人家里反而沒有自己使用的東西） “人活臉，樹活皮，人不要臉賽過驢。”“再大的麥子要從磨眼里下。”等（意為凡事總有解決的方法）
如“紅色經典”話語的靈活運用，《潑煩》中鄉長領著一干人去抓超生戶時，鄉長指示：“看看吧，那些革命歷史片在群眾中的影響有多么深遠，我們還沒進村他們早得到了消息，這肯定受了《雞毛信》之類的啟發。同志們呀，千萬不要認為那些千錘百煉的紅色經典過時了，也千萬不能低估了那些放羊擋牲口的老人，別看他們一個個老態十足表情木木的，他們的一個眼神說不定就能扭轉乾坤，他們才是新時期活學活用最優秀的特工。我們要放下架子，謙虛地向他們學習，要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
4、“花兒”的“嵌入”和河湟曲藝文本的轉化
在河湟谷地，“花兒”深入人心，但“花兒”在表達人的情感方面（尤其是男女之情方面）很直接，也很過癮，運用的好的時候，有神奇的效果；用不好，就會有一種貼上去的感覺，味同嚼蠟。李明華的幾部小說中都有大量的“花兒”“嵌入”到文本中，許多地方用的極為巧妙、得體，有情景交融的奇效。 
李明華的小說語言中還有許多從河湟曲藝中轉換過去的東西，也極為精彩，如《潑煩》其中有一段寫天寶母親罵人，“她的叫罵十分有韻律，像唱民謠，她的叫罵底氣十足，直罵得天昏地暗路斷人稀，直罵得行人不敢抬頭牲畜們繞道而行，直罵得秋天的雀鳥們啞口無言，使出蠻勁在她的頭頂上飛了過去。”
柱兒失蹤后，他老母親的呼喊聲，“她的喊聲宛如凄風冷雨，在山梁上化成了一個又一個夜晚。她把手做成一個半喇叭形狀放在口上，聲音傳得遠遠的，飄飄的，一直喊到人們吃過晚飯的時候，喊得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心里一陣毛骨悚然，喊得膽兒小的女人不敢獨自上廁所，喊得娃們不敢獨自寫作業，趕緊鉆進被窩里，在一陣惡夢中入睡。”其句式就是從曲藝文字中轉化來的。
 
四、為河湟立傳的“史家胸襟”
中華文明中歷來有“重史”“崇史”的傳統，史書在中國古代有著崇高的地位，國人在史書中，讀時代的興廢，家國的存亡，歷史人物的生死悲歡，這其中有評價忠奸善惡的道德尺度在，有評價人格氣節的價值判斷在，因此國人對歷史掌故的嗜好歷千載而興味不減。新文化運動以來，由于社會形態的變遷和傳統價值觀念的逐步消解，鄭重“修史”的傳統逐漸衰落，但“史”的精神卻在“新文學”的創作中，尤其是散文、小說創作中暗暗承襲了下來。梁啟超甚至對“以重大的歷史事件為經，以廣闊的社會畫面為緯”的“社會史”式的小說給予了厚望，認為是“啟民心智，改造社會”的利器。正如北大陳平原教授在談及白話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時所言及：“史傳之影響于中國小說，大致上表現為補正史之闕的寫作目的，實錄的春秋筆法，以及紀傳體的敘事技巧。”這種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中“崇史”的傾向，在白話小說百余年的發展中，使現代小說更多地側重于“家國”“歷史”“人倫”的書寫這一維度上，現實主義文學一直是新文學中無法撼動的創作主流。百年來，文學作品在反映時代癥候，揭示重大社會問題，關注焦點人物，思考人倫困境，構建文明共同體方面，顯示出了巨大的力量，甚至成為文學作品介入時代、矯正時風，為民眾發聲的有力方式。
李明華的小說創作，從整體傾向上看，也是對這一文學創作主流的自覺傾近，自覺地傾向于“家國”“歷史”“人倫”的書寫這一維度，是從宏觀視野里對大時代下個體命運的關注和眷顧，在長篇小說創作中自覺地承擔了一個時代見證人的身份，有著“補正史之闕”的雄心抱負在，具有一個作家擔當時代良知品格和意義。從《潑煩》中對當下生活現狀的審視和批判，到《馬蘭花》中河湟地區農村婦女近半個世紀命運的敞亮與反思，再到《冰溝》這樣的關照農村百年興廢的大作，他以“小人物表現大時代”的創作取向，著力還原著河湟地區鄉土經典生活的原貌，追摩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農人的喜怒窘窮，憂悲愉快，為河湟鄉土立傳，為湮失的古老文明招魂，體現了一個作家的文化良知和社會擔當，有喚醒記憶和反思現代文明的力量。
他的小說寫作，生活經驗豐厚，情感飽滿。他豐厚的史地、民俗、鄉土的知識，都充滿了根性，他對這片土地上生活的農人的悲辛的關愛，使他的寫作獲得了相應的“寬度”和“厚度”，充滿了“博愛”的胸懷，許多作品，有著關乎自身命運的尖銳痛感，有著對造物生靈，對掙扎于塵世社會的民眾的悲憫之情，作品有著真正來自于中國西部農村生活經驗的“肉身骨骼”。
基于他作品的吁請和召喚，我們也深深的反觀著自身的心靈處境，這無疑是一種深刻的警醒：我們不能等到“毒土壤”“毒空氣”“毒水”把一代人毀掉之后，再去反思發展的代價；我們不能等到“故土”徹底消失之后，再用GDP，用金錢去建構一個虛擬的“故鄉”；同樣，我們不能等到沒有生存的“立足之地”時，才想到自己麻木、怯懦、茍活的一生。
 

【作者簡介】阿甲,青藏鐵路職工，70后青年詩人。長期致力于現代漢語詩歌創作及文藝理論研究，出版詩集《雪上的日子（1997—2010年詩選）》，編輯合著有“人文晚生代文叢”《斷念之后》《失重的思想史》；作品曾獲第三屆全國職工詩詞創作大賽一等獎、第五屆中國文聯文藝批評獎三等獎、第三屆青海書學理論獎、第六屆青海青年文學獎等。現為中國鐵路作家協會理事，青海省作家協會第七屆委員，青海省書法家協會會員，青海省美術家協會會員，青海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秘書長。
 
                   策  劃：青海省作家協會
                   組  稿：海東市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