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80后”寫作者的創作已向社會和歷史的寬廣與縱深全面鋪展。在他們紛紛轉向現實與歷史之后，縱觀他們的長篇小說創作，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總慣于書寫悲劇故事，又往往慣于從悲劇中升華出平和的境界和光明的前景。本文聚焦“80后”長篇小說的升華式結尾，擇取描寫現實與回望歷史兩大類型的部分長篇小說，進行癥候式的分析解讀，探討這些小說結尾處的升華何以是一種必須正視的癥候。
 
　　一
 
　　《水仙已乘鯉魚去》是張悅然突破青春寫作局限的一次嘗試，表現出轉向現實的興趣。小說通過女作家陸一璟的悲劇人生，探討苦難折磨之下人性的微光。在張悅然的筆下，陸一璟的人生經歷堪稱一場場接踵而至的磨難。不僅如此，每當陸一璟似乎在困境中看見一線曙光時，生活便要將這僅有的光亮瞬間扼殺，并再度將她推向更糟糕的境遇。
 
　　正因此，小說的結尾的處理便顯得頗為匪夷所思。當大火使陸一璟失去了愛人這一唯一的光亮之后，她決定放棄腹中的孩子。在小說中，陸一璟的苦難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母親曼的愛慕虛榮、不負責任；而在這里，陸一璟避免重蹈覆轍的方式則是對孩子生命的徹底抹殺。盡管這并未提供一個善待生命的途徑，甚至不免會被看作是對曼隱秘而委婉的認可，但這一處理卻是符合小說內部敘事邏輯的。但陸一璟的這一選擇隨即被小說輕易地推翻了。在醫院，陸一璟與母親曼相遇。而再度懷孕的曼變成一個堅強溫暖的人，她決定生下這個孩子重新開始。這一次相遇使陸一璟最終諒解了幾乎從未對她盡過撫養之責的母親，并決定保留腹中的孩子，還在認同母親的基礎上獲得了新生的力量。這種突如其來的、由曼來完成的母愛的升華和陸一璟的原諒，顯得極為膚淺和突兀。它不僅并未讓陸一璟從其苦難遭遇中得到升華，反而突兀地抽空了苦難的意義。這樣，《水仙已乘鯉魚去》所完成的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對苦難的堆砌式書寫。張悅然的本意正在于要在密集苦難的絕望之中捕捉堅強人性所迸射出的光輝，但小說結尾的輕巧和解，造成強行升華的尷尬情狀。這一刻意升華無疑嚴重弱化了它試圖書寫人性光彩的本意。
 
　　與《水仙已乘鯉魚去》以升華來療治現實的苦難相似，郭敬明的《小時代》三部曲的結尾則是以對少年時光的詩意重返來想象地彌合現實的裂痕。林蕭、顧里、南湘、唐宛如四人從高中到入職后相互猜忌、決裂，又重歸于好的過程，是《小時代》三部曲的主要內容。借助對少年情誼的不斷重溫，小說無數次地化解了四姐妹決裂的危機。但小說也因此懸置了矛盾的真正解決。事實上，在四姐妹間的矛盾之后潛藏著一條資本的邏輯。四姐妹的少年情誼乃是以林蕭等人對顧里這一唯一的資本占有者的依附為基礎的。在依附的同時，她們難免要忍受不同程度的壓迫；為了擺脫依附顧里的處境，她們又不時地背叛顧里轉而投靠其他的資本占有者。而四姐妹之間的矛盾，實際是其他的資本占有者在與顧里角逐更多資本時，借用林蕭等依附者來對顧里實施的攻擊。以少年時光的重溫來彌合矛盾，實際只是矛盾激化的不斷延宕，并未從根源上化解矛盾。
 
　　當這個“溫情脈脈”的少年世界終于到了瀕于分崩離析的境地之時，小說再次以顧里病危、姐妹重聚時的肝膽相照來冰釋前嫌，并以一場大火永遠終結危機降臨的可能性。因為唯有死亡，才能保證少年烏托邦的完美。接著在結尾處，小說描寫了林蕭回憶之中四姐妹大學生活中的一個日常場景。在這溫情的時刻，資本制造的矛盾被永遠消弭，裂痕被永遠抹平，少年情誼被升華為完滿。但這一圓滿也意味著生命與希望的永遠終結或凍結——少年時光之所以是最美好的，正因其無法重返。《小時代》三部曲的本意在于書寫少年情誼，并以此微弱地傳達資本的秩序對少年情誼的壓迫。小說或曾在無意間觸及了時代的某些弊病，但它無力對時代做更尖銳的刺探。而小說結尾處對于不可重返的少年情誼的再度強調，實際將少年情誼指認為一處虛妄的所在，傳達的恰恰是對資本秩序的某種臣服和歸順。于是不可避免地，林蕭等四姐妹的少年情誼，最終成為這一時代所給予的“甜美而又虛偽的謊言”[1]的一部分。
 
　　二
 
　　不僅是在這些切近現實的長篇小說中，結尾的強行升華顯示了作者對于展現時代、揭露人性時的有限；在“80后”寫作者那些書寫歷史的長篇小說中，我們也常常在結尾處遭遇這種令人尷尬的升華處理。在小說頓挫的悲歡之后，寬宥和原諒突然被引為故事的綰結，從而使故事強行地走向升華。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值得警惕的現象。
 
　　再沒有一部長篇小說比《繭》更能顯示這一代青年作家將自己楔入歷史的焦慮了。在敏銳地覺察到自己這一代寫作者所暴露出的“已不能讓青春連著陸地”[2]的寫作短板，張悅然試圖通過《繭》來打開歷史的廣闊天空。張悅然曾指出，“我們到底在這個世界中處在什么位置。要建立這個坐標，就必須了解父輩和過往的歷史。了解他們，才能更了解我們自己”[3]。這也正是《繭》創作的出發點。小說試圖將個人經驗與歷史敘事相互勾連，借助歷史重新認識個體的位置。
 
　　《繭》以李佳棲與程恭對究竟是誰謀殺了程恭祖父這一歷史真相的尋找為中心。程恭祖父被謀殺這一事件，是籠罩于小說中幾代人命運之上的一團陰云。李冀生是謀殺程恭祖父的最大嫌疑者。這造成了兩家人難以化解的矛盾，也將汪露寒一家卷入其中，更是李牧原、李佳棲不得不背負的歷史創傷與宿命。李佳棲與程恭生來便被裹挾在兩家人的矛盾與悲劇之中。他們既是摯友亦是仇敵，在從對方身上獲得撫慰的同時又必得承受背叛的痛苦。但是在小說的結尾處仍然給予了這些愛恨糾葛一個溫暖的收結。伴隨著李冀生的死亡，寬宥終于來臨。李佳棲與程恭由此而獲得解脫。
 
　　但是，不應忽略的是，李佳棲正是基于一個無歸屬零余個體的孤獨體驗而轉向歷史的。她不斷叩問歷史追問真相，渴望獲得歷史的在場，以此錨定自己的位置。但在小說的結尾處，恰恰是李冀生的死亡再一次將李佳棲等指認為歷史的旁觀者。寬宥的到來，正是因為施害者受害者都已死亡。而面對他們不得不背負的歷史，李佳棲與程恭始終無法參與和改變。這一由歷史參與者們紛紛退場而帶來的解脫，恰恰意味著一種對于歷史的隔閡、茫然與無知。與這一結尾形成對應的是，小說對歷史的書寫也顯得簡化與單薄。撇開張悅然頗為取巧地選取了“文革”這一歷史時期不談，在逐步呈現程恭祖父被謀殺的過程中，小說對大時代及父輩們在特定時代背景中的心靈史與情感交鋒的把握都失之無力。這也正顯示了小說在面對歷史時扮演的始終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敘述者始終無法真正地把握歷史。因此，探討歷史只能強行收束，悲劇必然強行中止。
 
　　同樣是書寫歷史，與張悅然試圖溝通個體經驗與歷史不同，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則是以一種全新的視角，敘述了一個“節婦不節”的故事。令秧少年守寡，本該自盡殉夫以換得一座貞節牌坊。但在家人的幫助下，令秧與繼子生下一個女兒得以逃脫死亡，開始她漫長的守節歲月。與常見的節婦故事中關于制度殺人、守節之苦、張揚人性的書寫不同，《南方有令秧》另辟蹊徑，轉向書寫“節婦”令秧如何在謝舜琿的幫助下，大肆宣揚其節烈之名，并最終如愿獲得了貞節牌坊的故事。
 
　　在這個過程中，父權秩序實際顯示出了某種悖謬的性質。“節婦”這一身份既對令秧進行了壓制，也使她獲得了彰顯自我的權利。最終，令秧利用父權話語的裂隙，不僅使本非“純潔”的女性重歸“純潔”，甚至成為“純潔”女性的楷模，通過貞節牌坊的旌表而昭告天下。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小說敘事的先鋒性。
 
　　但順此而來，小說的結尾卻又頗令人費解。在結尾處，令秧因與丈夫族人唐璞的私情而再度懷孕。此時貞節牌坊正在建設落成。在這個緊要關頭，已經為個體生存掙扎了15年的令秧突然選擇帶著腹中的孩子自我了斷生命，并在這樣的死亡中徹悟生命的意義。盡管令秧與唐璞的私情這一情節的安排有些落入俗套，但小說對這段感情的描寫仍處處顯示出以身體的欲望表現女性個體的覺醒。這也正與小說前面所敘述的其通過對秩序的撥弄而重歸“純潔”的情節相呼應，以通奸與肉體的歡愉去挑戰貞節的規訓，傳達對秩序的嘲諷和蔑視。但小說將令秧的自殺視為一種生命的圓滿與大徹大悟，從而使得整個故事再度回到對于秩序的臣服的陳舊邏輯之中。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突至的圓滿幾乎抹殺了令秧由秩序而造成的人生悲劇和她與秩序搏斗的所有努力。這樣，突破沉默并未允諾對秩序的超越，反而以突破的姿勢重復了對秩序的馴服。而在笛安的自述中，《南方有令秧》是“一個遺世獨立的失意男人塑造了一個節婦的故事”，類似于當代社會“經紀人如何運作女明星”[4]的方式。以此觀之，《南方有令秧》只是在借助令秧來鋪陳新的傳奇。作者難以處理歷史之中錯綜復雜的線索，難以為人物突破困境提供途徑，而不得不倉促地轉向寬容與平和的頓悟，從而在貼近歷史的同時遠離了歷史。
 
　　三

　　綜上所述，就“80后”寫作者對現實的書寫和對歷史的書寫這兩大類型的長篇小說而言，結尾處的升華并未取得好的效果。盡管這些結尾升華出一種余韻悠長的詩意氛圍，也使小說更加整飭，但是這些強行的寬容與光明，卻難以與小說的邏輯達成和諧，不僅破壞了小說的力度，也暴露出這些寫作者駕馭長篇小說這一體裁能力的欠缺，和在觀照與呈現世界方面存在的問題。
 
　　事實上，反而是一些放棄了向光明升華的小說顯出了思考的深度。韓寒的《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以一次汽車之旅統攝全篇。這一“在路上”的狀態本聯系著縱情自由的狀態。這正是對“我”在現實中所遭受的每一次束縛與每一次失望的反撥。但如同小說所記述，在“我”的每一個成長階段里，“我”對秩序的沖撞都宣告失敗。在這次旅途中，“我”的每一次停留都遭遇了挫折和希望的破滅。在小說的結尾處，“我”仍在尋找著出路，但出路卻一片迷茫。就這一意義而言，小說所講述的每一次失效的抵抗，實際也在隱約地承認“我”曾經試圖否認的邏輯，因為“生活它就是深淵”[5]。“在路上”最終指向了一種不知何處是歸途的精神漂泊狀態。恰恰是這種反差，使小說的敘事沉入生活的內部與底層，從而見出真正有力量的“風景”。這個晦暗的結尾呼應著整個小說，使之成為一代人精神困境的再現。

　　同樣是為一代人作傳，周嘉寧的《密林中》以一首具有懵懂樂觀精神的詩歌作為結尾。這首寫在荒廢的半衰期論壇上的詩是陽陽對于青春期的回憶，也意味著陽陽對于未來的某種朦朧期待。但這并非指向一種確定的光明。事實上，小說是一次對自我精神困境的直面和剖析。“密林中”顯然是這種精神困境的某種隱喻，意指了陽陽們的探索如同在密林之中茫然的狼奔豕突。而這探索的出路卻是未知的。但是，周嘉寧賦予了陽陽一個寫作者的覺悟和抱負。寫作為陽陽精神的痛苦帶來唯一的撫慰，但同時也加劇了她于理想和瑣屑庸常之間掙扎的精神焦慮。令人感動的，恰恰是陽陽面對困境時戰士一樣的姿態。哪怕在她已注定是一個失敗者之時，陽陽始終保持了對生活與世界進行“正面強攻”的姿態。《密林中》或許又是一份失敗者的手札。但重要的并非在于陽陽的跋涉能否帶來光明的前景或輝煌的勝利，而正在于她跋涉的過程和始終保持著的戰斗姿態。以一種“反心靈雞湯”的方式，周嘉寧在這幾乎不可打敗的瑣屑與庸常中，為“正面強攻”的信念給予了一點點菲薄的信心。而小說的結尾，也是在“正面強攻”的前提之下，才具有了光明的意義，為打破僵局顯示了某種可能性。

　　當然，我們并不是說，長篇小說不宜以走向圓滿的升華作為結束。本文意在指出，強行的升華對于小說的力量將是一種削弱。升華應當水到渠成，與小說的整體相契合，而不是任意妄為，隨意阻斷本來已經展開的敘事，使之不得不強行轉入一種升華的格局里。在對以上作品的分析中，本文更意在提示這一存在于“80后”寫作者所創作的長篇小說中的一個值得注意、引人深思的現象。這些在20年前開始陸續嶄露頭角、被文壇寄予深厚希望的年輕作家們，已經不能再以“年齡”論短長，社會希望他們寫出真正有分量的作品來。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我們對其部分長篇小說的癥候式解讀，不應孤立地看待。這牽涉到這一代作家對于世界的理解和對寫作的理解。而它也確實到了必須引起重視和正視的時候了。
 
　　參考文獻：
　　[1]郭敬明：《小時代1.0：折紙時代》，長江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220頁。
　　[2]張悅然：《我已不能讓青春連著陸地》，張悅然主編：《鯉·嫉妒》，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
　　[3]武靖雅：《張悅然：承載在個體身上的歷史，并不比集體、國家的歷史要微小》，界面：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789698.html。
　　[4]笛安：《令秧和我》，《東吳學術》2015第2期。
　　[5]韓寒：《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第92頁。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評論》雜志社）
  
　　來源：《創作評譚》
　　作者：蔡郁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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