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恨歌》里，王安憶描寫革命年代爐邊小天地的“圍爐夜話”，是讀者最津津樂道的章節之一。外面的世界正在發生大事，但時局似乎與弄堂里的王琦瑤們無關，她們在炒瓜子、剝栗子、烤魚干、涮羊肉中獲得肚腹間的暖意和體己溫情。在政治動蕩的歲月里，市民生活中的飲食閑談，在“世界的邊角上，縫隙里”展示出日常生活的強大意志。對于這種“從容不迫的三餐一宿”的欣賞，也揭示出王安憶的飲食書寫關乎“日常”與“大歷史”的辯證機心：柴米油鹽承載著日常生活難以被大歷史撼動的恒定性，卻又始終深深扎根于大歷史。換句話說，離開了具體的歷史和歷史中人，也就無法理解王安憶筆下的一蔬一飯的復雜和獨特所在。在《向西，向西，向南》中，王安憶開始思考中國菜與中國人漂泊海外的命運。兩個曾有一面之緣的中年女人，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中國餐館重逢。精細清淡的江南味，在遍地左宗棠雞、甜酸醬的中式快餐市場中無法存活，但在至暗時刻，原鄉的滋味仍有抵抗離散、重新整頓人生的力量。
 
　　王安憶最新長篇小說《一把刀，千個字》，講述淮揚菜廚師陳誠的一生。題目中的“一把刀”是“揚州三把刀”中講究刀工精細的菜刀，“千個字”則取自袁枚《隨園詩話》中對揚州個園竹趣的吟詠，“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孕一身花”。陳誠少時陰差陽錯地入行肆廚，從此“薄技在身，走遍天下”，從未接受過正規學校教育，他的人生開蒙從繡像本《紅樓夢》、黃歷、勞動與樸素熱烈的草莽民間而來。經由一個人在歷史中的成長，“刀”與“字”之間的張力，也打通了庖廚與刀筆兩個不同的啟蒙世界、兩種不同的立世選擇。
 
　　需要首先指出，盡管別出心裁地選擇以“淮揚菜”為話頭，《一把刀，千個字》卻絕對不是一部書寫“技藝”“工匠”的長篇作品。這里面沒有《天香》中為顧繡著書立傳的案頭考據工作，也不同于《考工記》中對老宅、建筑器物、木匠工藝的微觀雕琢。盡管小說中不乏動人的飲食場景與精彩議論，終究指向的還是“人”。王安憶借物起興，反觀人情。南橘北枳，食材的“物性”會隨水土轉移發生必然的變化，那么“人性”“人心”也會變嗎？揚幫菜從“鄉下人的鄉下菜”走向五方雜處的上海灘，再進軍大洋彼岸，早已背離本宗遠矣。但是，與其說小說家關心的是“味”的偏離乃至墮落，不如說，是要講述一個“知味的人”消失的故事。“珍饈佳肴落腳于勞役的果腹，好比那一句古詩：‘昔日王侯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上海灘“包飯作”的昔日傳說之所以格外吸引王安憶，是它背后的平民百姓精神和勞動日常美學。至于反復念叨“好東西是吃出來的……禮失求諸野，如今，連‘野’都淪落了”，皆因王安憶所憂慮的，是這種大眾精神的失落。
 
　　小說上部從陳誠在紐約法拉盛的中年人生寫起。這塊看似“沒有民族國家大義”的新興僑埠，實則藏納著各路人物和他們決心拗斷的前塵往事，改名換姓的陳誠也是其中的一員。陳誠生于上世紀60年代初，祖籍淮揚，生于哈爾濱，長于上海虹口弄堂，學成于高郵西北鄉下與滬上名家，隨改革開放后的出國大潮移居美國，在舊金山唐人街打過黑工，又在特殊歷史際遇下安家紐約。當然，“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流徙與“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的無根性，只是主人公履歷的一種講法。隨著小說中各色人物登場，現實與回憶往復成網，陳誠背后破碎的四口之家逐漸浮出水面：到晚年仍信仰革命所以不免顯得落伍的父親，躋身美國精英階層的為人鋒利的姐姐，溫馴沉默遠離人群的自己，還有缺位的母親，在巨大的懸念下，遲遲沒有露出廬山真容。就如同小說中多次寫到的那張從家庭相簿中被抽走的全家福，只留下一片歷史的空茫。
 
　　進入小說下半部，王安憶陡然扭轉時空坐標，從西向東、從南到北，重返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東北哈爾濱，交待母親短暫卻傳奇的一生。這個全家碰不得、說不出的陳年瘡疤才得以揭開。當年母親出事后，年幼的陳誠被連夜送往上海姑母家，在遠離風暴、寄人籬下的歲月里，幾乎完全喪失了對母親的記憶。直到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與宣傳作品，讓一個陌生的、被符碼化、圣像化的母親形象強勢回歸。“烈士遺屬”、“英雄少年”的新身份，被遽然改寫的命運，連同著裹挾一切的集體新生活，都令他無所適從。這些都為后來的遠走埋下伏筆。
 
　　至此，讀者已經知曉了法拉盛名廚另一重不為人知的身份：他是烈士之子，是革命烏托邦與暴力劫難的后來人，也是完身穿過歷史劇烈錯動的幸存者。但陳誠的人生還要繼續。這也是王安憶最想要追問的問題：大開大合的歷史潮水褪去后，他要如何面對母親的幽靈，消化家人揮之不去的苦衷、懊悔與怨恨，與“不像母親的兒子”的責難和解，并在新大陸上重生為一個真正的自己？
 
　　在《一把刀，千個字》里，王安憶以熱眼看向激進年代的深處，轉過身去，認真記錄下一桌又一桌難忘的飯菜。小時候與爺叔、招娣在鋼鐵廠職工食堂吃過的最像一家三口的一頓飯，最平凡的上海家常菜，令陳誠一生對那個鋼火世界里的溫柔鄉魂牽夢縈。在揚州老家與玩伴分食咸鴨蛋、螺螄和軟兜豆腐羹，充滿了童趣的吃法中也蘊含著物質緊張年代的惜物之心。“仿佛一線游絲，連接本鄉”的軟兜（即鱔魚）更成為陳誠后來在美國遍尋而不得的鄉愁。而到了冰天雪地的大興安嶺林場，又變成了東北火炕上熱氣燎人的大鍋燉煮和熱炒，年輕的朋友擠在一起，也滋養了姐弟倆在后知青時代最后的青春美夢。
 
　　飯菜的背后，是無限細膩的“生計”和有情的“結識”，毫無疑問，這是王安憶最為擅長的烘熱的人間煙火氣。無論是這些至情、至性、至味的吃飯場面本身，還是作家的筆力，都是動人的。主人公在這流水的人生筵席中，從自己的小家脫落，進入廣闊天地，更內化了天南地北的風物、味道和手藝。“廣納博取，融會貫通，自成一體”，小說中對“上海就是個灘”的判語，又何嘗不是在描述陳誠呢？那些下沉鋪底于革命年代的人間記憶與技藝，只屬于他一個人，在殘損的血緣紐帶之外，賦予他另一座在舌尖上完足、闊大、超越的原鄉。這流動的、日常的偉力，或將引領他通往“成為自己”的可能？
 
　　王安憶一向喜歡讓故事中人講故事。除了“包飯作的故事”，《一把刀，千個字》中還多次出現了一個“哥倫布豎雞蛋的故事”——雞蛋碎了，卻在桌面立起來了，但磕破了的雞蛋是否還是雞蛋？這一道有哲理和詭辯味道的本體論難題，實則是這一家子命運的隱喻：在舊世界中碎裂，又在新大陸重新團圓，究竟是裂痕無可修復，還是不破便不立的絕處逢生？作家沒有給出確切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特意選擇了法拉盛這個仿佛“人生封閉”“歷史停滯”的異域來尋找答案，在時空高度壓縮的小飛地里，挑戰一次個體與血親、歷史、世界極盡糾纏的大敘述。橫跨東西半球，縱貫半個世紀三代人，王安憶也再一次展現出作為當今出色的現實主義寫作者，對于紛繁的歷史碎片強大的駕馭力與野心。
 
　　王安憶絕不僅僅是一個日常生活的信仰者，事實上，她從來沒有停下對理想精神的追隨和思考。眾所周知，對革命與啟蒙的認識和探問，多年來一直是王安憶小說創作最重要的母題之一。正是這種“希望”與“無望”間的悖反，支撐起寫作的驅動力。從早期的《流逝》（1982）、《69屆初中生》（1984）、《叔叔的故事》（1990）到后來的《啟蒙時代》（2007），王安憶一直在從親歷者的角度出發思考文化革命的復雜性。《一把刀，千個字》里保持懷疑、躬身實踐的母親，深陷晦澀思辨的少女時代的姐姐，還有家庭成員間的抽象的哲學論辯，都能找到《啟蒙時代》的影子。而在這個母親主外、父親主內的家庭權力結構里，母親的真理“在星空”，父親的真理則“在日復一日”。母親與父親象征著天平兩端的兩種真理，也蘊藏著小說家的歷史觀。王安憶關心這兩種同等重要的真理，正如同她關心這兩種真理如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自我尋找與自我再造。
 
　　借用書中人的話說，人們“總以為歷史是由紀念碑鑄成的，更可能是石頭縫里的草籽和泥土”。英雄歷史已作風流云散。有的人注定要成為被世人仰望的紀念碑，更多的人成了齏粉中的草籽,但也需要更多的人，去成為碑石底下新長出來的野草。無論被疾風帶到哪里，在大事件與大世界的縫隙里，春風吹又生。王安憶寫下的是日復一日的生活的不散的筵席，也是“無可望見的希望”不死的生命。
 
來源：文藝報
作者：劉欣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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