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作家任林舉在《出泥淖記》的序言中寫的那樣，人類自誕生那天起就沒有停止過擺脫貧困的抗爭。尤其在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幾千年以來，世世代代的人們一直都在與貧困做著艱苦卓絕的斗爭。窮盡所有的心智、氣力和意志，想盡各種辦法，采取各種方式，為的就是要擺脫貧困的泥淖。與人類的扶貧脫困活動相對應，有關的文學作品似乎也從來沒有間斷過。特別在當代報告文學史上，很多文學作品的“脫貧”主題更加清晰，比如柳青的《王家斌》、黃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都屬于早期“脫貧”主題創作中的佼佼者。2015年，國家正式提出“打贏脫貧攻堅戰”之后，一個散在于民心民愿中的生存主題，被聚焦成了一個“國家行動”，一場凝心聚力的“征戰”開始了。為了弘揚和呈現這一史詩性事件，全國各級文學機構和作家幾乎不約而同將文學的觸角伸向脫貧攻堅領域，幾年來，已經完成和正在創作的同類作品大約不下千部。但在眾多的脫貧攻堅主題作品中，我發現任林舉的《出泥淖記》是一部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第一，這部作品通過整體框架和布局的精心設計，實現了明確而詩意的象征性和隱喻性。如果把《出泥淖記》的書名和各章節的標題以及章節中的小引單獨提出來，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很獨特的框架。這個框架相當于攝影或繪畫里的那束光，在它的照耀下，各章節內部的敘事和故事才有了高度和亮度，故事里的人物才從純然的個體性中超越出來，變成了整體性的代表。
 
　　這就涉及到脫貧攻堅書寫中不能回避的一個話題，對于這樣一項行動和任務，我們的作家究竟要寫什么、怎么寫？當我們的文學與這樣一個新的時代相遇，與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歷史事件發生關聯的時候，是很考驗一個作家的視角、格局和文學把握能力的。如果作家的筆僅僅停留在扶貧工作的表層，著眼于投資、投錢、建設項目和物質幫扶以及這一切程序之后的成果，很可能形成一種“千篇一律”的文學集納。而這并不是文學的本意和天職，文學要在事件中展現人的精神世界的轉化和高度，要從個性化的呈現中體現整體性的難度和力量，而不是以普遍性替代獨特性。在這一點上任林舉是自覺的。從作品中選取的故事、人物看，紛繁復雜而無一雷同，已經充分地體現了差異性和代表性，同時也體現了中國農村問題和人們觀念以及人性的復雜性。作家試圖以一種超乎個體經驗的神性視角介入現實、超離生活和個體生命的表象，這也意味著報告文學創作中一種新的寫作倫理，或者新的寫作可能性：重新發現個體與整體、現實和歷史的關系。
 
　　第二，敢于面對和呈現脫貧攻堅中的各種矛盾沖突。事實上，我國經過了數輪的地方性和全國性的扶貧，一些比較好解決的問題已經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陸續解決得差不多了，剩下的無一不是難啃的“硬骨頭”。這些“硬骨頭”之所以硬，是因為有些地方、有些問題并不是靠資金和項目能夠簡單解決的，它們幾乎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社會及人性問題。也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才凸顯出脫貧攻堅的難度和偉大意義。對此，任林舉的認識是深刻的，也是自覺的：“文學里的典型人物往往要在矛盾沖突中體現性格和境界，不可能不觸及問題和矛盾?！弊骷以谧髌分信e證了人性中各種難以克服的弱點，這些問題不被正視，不認真加以解決，脫貧攻堅的成果就難以持續，農村就不可能發生根本的改變。這些就是脫貧攻堅中活生生的現實，是“泥淖”之所以成為“泥淖”的關鍵所在。正視還是回避，直接檢驗一個作家的真誠和姿態，也能求證一個作家對事實、對文學和對事件本身是否尊重和負責。任林舉選擇了在現實的矛盾沖突中展開充分的敘事，所以在他平和敘事的表層之下，偶爾會聽到一些金屬撞擊的聲音。他一方面再現“泥淖”之深和脫貧之堅，另一方面也更突顯脫貧攻堅者工作的堅韌、智慧和細實，從而使《出泥淖記》更具有真實可信的感染力和非虛構記述的存真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出泥淖記》是基層干部群眾思想品質和精神面貌的變化記。
 
　　針對農村目前脫貧攻堅或泛在的農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比如生產規模小、生產方式不夠均衡先進、土地效率低下、農民的觀念落后、知識水平低、管理方式不夠合理、鄉村民主存在死角等等各種問題，作家通過調研、思考和歸納，著力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和故事。作者力圖在曲折復雜的扶貧故事里，讓我們看到鄉村未來的希望和美好的小康圖景。
 
　　第三，自覺堅守了報告文學創作中的文學性。任林舉的文學性自覺，一個是體現在語言上，一個是體現在敘事技巧上?？梢哉f在報告文學作家群體里，歷數任林舉寫過的紀實性作品，沒有一部在語言上含糊過。他的報告文學文本一直迥異于其他作家，苛求文本的美感，有時候近于極致的文字潔癖，其主要特點體現在優美、深刻、精準和靈動上。另一個體現則是敘事的從容和節奏的平穩、均衡。他的很多作品都有獨樹一幟的敘事特性或者品格。在《出泥淖記》中，我們仍可以感覺到任林舉以往風格的存在，但同時也有不小的突破和創新。在《出泥淖記》里，他似乎改變了以往的敘事方式，“我”在這個文本里面幾乎近于消失。從前的那個一直在場的“我”一下子退到幕后。文本形態很接近小說，但又畢竟不同于小說。特別在敘事的時空處理上，經常以模糊的泛指替代具體的特指。比如說文本中的“5月”或者“早晨”，甚至說是某日，都不是很具體的。這是一種時間敘述系統里獨有的主體時空，是心理上的時間。場景也是這樣，引號里面的對話有時并不標明具體的人物，暗指“村民說”，或者“那人說”，但是引的都是具體的話，應該是真實的或可以是真實的。如此，往往便把具體的個體變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泛指，實現了指代上的放大。
 
　　客觀地說，這部作品成功實現了文學性的充分強調和體現，堪稱一個寫作類型的范本，文本的詩性隱喻與作者的文學自覺給報告文學的去模式化以重要啟迪與借鑒，這也是任林舉為報告文學和脫貧攻堅書寫做出的又一文本上的貢獻。
 
來源：文學報
作者：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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