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嵩，1985年4月生于山東濟南。文學博士。曾任職于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部，現為《長篇小說選刊》雜志副主編。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及當代小說評論工作，在《當代作家評論》《南方文壇》《揚子江評論》《小說評論》《文藝報》等刊物發(fā)表論文、評論六十余篇。有評論集《瑯嬛流麥》。
 
　　幾年前，有出版機構將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長篇小說《新星》制作成電子書，在網絡上發(fā)布時使用了“中國第一部官場小說”這樣的宣傳語。對此，相信不少讀過這部小說的老讀者都會報之以一笑：用“官場小說”這個從世紀之交流行至今的概念來界定比它早問世十多年的《新星》，或是用朱懷鏡（王躍文《國畫》）、丁能通（王曉方《駐京辦主任》）們來比附當年的改革“新星”李向南，確實有些不倫不類。盡管只有三十二歲的年輕縣委書記李向南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也實施了某些政治手腕甚至獨裁手段，但顯然不能與二十年后那些官場后輩們的勾心斗角同日而語；或者說，《新星》只是初具了“官場小說”的雛形，嚴格說來它還只是一部傳統(tǒng)意義上的“政治小說”。相較于貫串作品始終的李（向南）顧（榮）之爭，我記憶中更為深刻的，其實是小說那個帶有明顯八十年代色彩的結尾：有著幾千年歷史的古陵縣迎來了“黎明”，李向南卻被迫在這樣的“黎明”來臨之際回到北京。他回到北京后一夜一晝之內發(fā)生的故事，被作者柯云路寫進了另一部小說《夜與晝》；而在這部小說中，四個家庭和與之相關聯(lián)的上百個人物交織起來的復雜關系網，才是日后“官場小說”的真正濫觴。
 
　　沿著這個思路來理解張衛(wèi)平的長篇小說《永不放棄》，或許可以避免將其簡單解讀為一部“官場小說”。盡管在這部只有十萬余字的小說中，光有名有姓的人物就出現了三、四十個，以江州市委、市政府這一級官員為主要描寫對象，上自副省長、國土廳副廳長，下至溝底村的普通村民，同樣交織著一個錯綜復雜的網狀結構，其間也有為晉升“跑官”、官員之間互相猜忌、乃至官場上男女之間曖昧的“擦邊球”和“抹黃”這類“官場小說”中必備的橋段，但并沒有像時下流行于車站、機場書屋里的某些作品那樣醉心于官場潛規(guī)則或游戲方式的獵奇式描述，其間對于人性欲望的描寫亦是點到為止，更沒有出現被某些讀者所津津樂道的“厚黑學”式的道德墮落——哪怕是池大為（閻真《滄浪之水》）那樣“清醒的墮落”。山西這片土地的神奇之處就在于，它既可以孕育出張平這樣的“主旋律”反腐、政治小說代表作家，又能使柯云路這樣的外來作家受到熏染而創(chuàng)作出《三千萬》和《新星》（柯云路是到山西絳縣插隊的北京知青）；而他們的作品，同另一個南方文學大省在十幾年時間里井噴式地問世的《國畫》《滄浪之水》《官運》《青瓷》乃至回溯歷史的《曾國藩》《張居正》等等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盡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小說也不乏對權力本身的（有限）反思，亦暴露出了“權力”背后所蘊涵的傳統(tǒng)文化沉疴，但其負面效應也是顯而易見的。這或許印證了理查德·羅蒂在《偶然、反諷與團結》中提出的那個著名觀點——“‘文學’一詞現在所涵蓋的書籍幾乎無所不包，只要一本書有可能具備道德相關性——有可能轉變一個人對何謂可能和何謂重要的看法，便是文學的書。這與該書是否具備‘文學性質’毫不相關。現在文學批評家不再從事所謂‘文學性質’的發(fā)掘和闡述，而應該建議如何修正道德示范和顧問的準則，建議如何緩和這傳統(tǒng)中的壓力，或如有必要，加劇這些張力——來促進人們的道德反省。”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在羅蒂將“文學”概念極度擴展之前，曾有一位小說家將“文學性質”注入了離“文學”距離最為遙遠的肌體——政治——里：“卡夫卡成功地完成了在他之前看來不可能的事情：將一種根本反詩性的材料，即極端官僚化的社會，轉化為小說中偉大的詩性；將一個極其平凡的故事，即一個人無法得到被允諾的職位（這其實就是《城堡》的故事），轉化為神話，轉化為史詩，轉化為前所未見的美。”（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在“官場小說”這個概念已經由《國畫》《曾國藩》式的繁榮而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今天，張衛(wèi)平接續(xù)了怎樣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一目了然。
 
　　《新星》中的“古陵”，“是黃河流域一個古老的縣”，“縣名早在春秋時期已然有了，與孔子的名字一樣古老”。在小說的開頭，剛剛上任兩周的李向南在凌晨登上被用來當做縣博物館的古老木塔，一層一層地注視著曾經深埋于黃土層之下的文物：從幾千萬年前的動物化石，到舊石器時代的石器、骨針，再到新石器時代的彩繪陶盆和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直至兩千年以來的石雕、瓷器、琺瑯瓶盆。這些塵封已久的文物，就像古塔里沉悶粗重的木樓梯，無一不昭示著“古陵”這片土地曾經擁有過的燦爛輝煌，同時也印證著它當下的積重難返、黯淡無光。歷史的因襲和傳統(tǒng)的滯重，注定將成為推進改革的最大障礙。《永不放棄》中的江州市亦是如此：這個幾千年來的北方邊防重鎮(zhèn)，“腳下的大青山是千里大漠與廣袤中原的天然分界線”，“一直是牽動歷代中原王朝最敏感的那根神經”，“一代代英雄帝王，在江州市這個歷史的大舞臺上，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悲歌的英雄壯劇”。按理說，對于二十世紀后半期正在工業(yè)化和現代化道路上加速前進的中國社會而言，江州群山腳下埋藏著的儲量幾乎占全省一半的鐵礦資源，正是求之不得的寶貴財富，這恰如李向南在下車伊始委托古陵縣科委“借用電子計算機計算”得出的那個結論：“論綜合的條件，我們在全國兩千個縣中，大約在前三百名之內”。然而，八十年代初的古陵縣，經濟收入情況“按人口平均在全國兩千個縣中論名次大概是一千多名”，而在二十世紀末，“落后與貧困”幾乎成了江州市“最屈辱的代名詞”。對此，曾經的江州市委書記、后來的省國土廳副廳長張學明一針見血地指出：制約江州市發(fā)展的最大因素并不是“沒資金”，而是沒膽量、沒思路，“天天喊改革，天天喊開放，是我們自己沒有或者是不敢改革不敢開放”。這種“不敢”，究其原因，與古陵、江州厚重的歷史沉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論語·子路》中記錄了這樣一段孔子與弟子冉有（冉求）的對話：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在此，孔子對“政”與“事”之間的區(qū)別做了明確的區(qū)分。冉有當時是魯國權臣季氏的主管，此處的“退朝”即是指退于季氏的私朝。季氏專權，讓孔子非常不滿，而冉有的行為顯然是“助紂為虐”。在孔子看來，“政”是指政治，“事”則是指行政事務，冉有既不能實現恢復周禮的“大政治”，又不能從事造福于魯國人民的“小政治”，反倒依附權貴甘為犬馬，以“行政、統(tǒng)治”（二者的結合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政治”）取代“政治”，違背了儒家的政治倫理與政治理想。至于《論語·先進》里說“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則更是冉有在道德上的墮落了，因此孔子才會斥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而當行政事務中充滿了從個人欲望、利益角度出發(fā)的博弈思維，將“晉升”當作從政的唯一目的，常常會給整個社會帶來負面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后果。這種“目的”常常被官場中人加以美化，對旁觀者施以障眼法，其名曰“政治抱負”，實則是玷污了“抱負”一詞的本義。
 
　　《永不放棄》中有一個并不太引人注目的小角色——青山鎮(zhèn)黨委張秘書。從為數不多的幾次出場看，此人呆頭呆腦，因為衣著土氣曾被江州賓館的保安視為“怪物”而呵斥，尤其欠缺“秘書”這一職業(yè)所必需的“靈活”素質，與市委秘書處那個被視為“好苗子”的“機靈、勤快、有眼色”的秘書小劉相比，高下立判。而當青山鎮(zhèn)書記牛根紅喝多了酒、在一群村干部面前感慨“弟兄們，張秘書來咱們鎮(zhèn)里也二十幾年了，二十幾年了才混球成個黨委秘書”，并許諾“明年鎮(zhèn)里換屆，也讓張秘書弄個副鎮(zhèn)長當當”時，這個向來不能喝酒的張秘書居然一口悶掉了半碗酒，隨后便“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又哭又吐，上演了一出鬧劇。一個村干部的話道出了張秘書如此表現的深層原因：他農校畢業(yè)就分配到青山鎮(zhèn)，“他的同學當書記的當書記當鎮(zhèn)長的當鎮(zhèn)長，就數他慘，官沒混上，連老婆也沒了”。也就是說，二十幾年沒混上“副鎮(zhèn)長”（公務員的最低一級領導職務，最基層“官”或“領導干部”；下面雖然還有“科員”“辦事員”，但不屬于“領導干部”），無論在旁人眼中還是在自己眼中，都是一種“失敗”，是“慘”的表現。類似的表現，還有小說開頭市委王秘書長的心理波動：張書記榮升國土廳副廳長前曾答應安排他去市政府“鍛煉鍛煉”、出任分管工業(yè)的副市長，而身為江州市委常委、秘書長“副縣級”干部（小說中江州市上級還有一個“地委”，似乎說明這只是一個縣級市；縣級市的市委秘書長按常理應該是副縣級）的他，聽到這個安排后的反應竟然跟那個“混得很慘”的張秘書一模一樣：“二十年的媳婦熬成婆！”只不過他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緒，沒有喜形于色罷了。由此可見，“官本位”意識已經伴隨著幾千年來“官僚政治”的潛移默化，成為中國人思維中根深蒂固的潛意識，成了一種極富東方古國特色的文化基因。
 
　　這種對于“權力”的臣服，還刺人眼目地反映在小說主人公羅清才榮升市長后回到家里的情形中：鄰居李大爺看見是“市長”羅清才回來了，“一陣大呼小叫”，繼而“一家一戶的老街坊們都推開門出來了”，感嘆“這孩子果然有出息”“咱們巷子里出的第一個市長啊”；但最令人尷尬的是羅清才父母的表現——“他們幸福而又詫異地打量著眼前這個已經當了市長的兒子。他們教育了兒子幾十年，可在他們的智慧詞典里好像還沒有教育市長的詞匯，兩個人一時不知該怎樣和兒子說話。”——在此，傳統(tǒng)人倫關系中最基礎也是最核心的父（母）子關系，已經被以“市長”為代表的“權力”徹底顛覆。
 
　　但這種“臣服”僅僅是“權力”魔力支配下的一種表現，它還會驅使人追求更高層次的權力，永無饜足；一方面假“抱負”之名進行自我鼓動，另一方面又引導人戴上“權力”的有色眼鏡去觀察、衡量、評價他人。于是，我們看到，在江州市委書記職位剛剛空缺出來、整個江州市正處于一個權力真空時期的情況下，羅清才便奔赴地委和省城，“一個碼頭一個碼頭地拜”，為上級部門許下一個個諾言，開出一張張支票，并且投領導所好，借岳父珍藏的豐子愷畫譜之“花”獻竇副省長之“佛”，力求爭取到上層的支持；而在官場上摸爬滾打了二十年的王秘書長接到羅清才“到省里開幾天會”的電話之后，馬上便意識到羅是“跑官去了”。至于羅在王面前表現得“走路不緊不慢，說話不痛不癢”（張書記也曾對羅的“隱忍不發(fā)”感到惱火），讓王“總覺得有點琢磨不透”，自然是他自己總結、以及從那個行署秘書長岳父學來的為官之道。
 
　　凡此種種，無不力透紙背地體現出“官場”這口醬缸對人性的浸染和異化。如果說《新星》中李向南所面對的阻力還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特殊年代的政治遺產，那么，橫亙在羅清才這個從大學時代便懷有“治理一方的抱負和才華”的縣城青年面前的銅墻鐵壁，卻是由千百年來的官場中人——自然也包括他自己——一磚一石地砌就的。對此，他有自己的打算。小說中，前任市委書記張學明將引資開發(fā)鐵礦時“先干起來再補全手續(xù)”的政策比喻為“先上車后買票”，而羅清才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其實也是沿用了同樣的思維：先保證權力能夠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將藍圖變?yōu)閷嵕埃プ瞿羌吧婕岸嗌偃死娴拇笫隆保凑D江州市的違規(guī)礦山），這其實是一種“曲線救國”式的思維。但問題是，羅清才的前輩李向南、池大為們的經歷已經證明了這種思維中潛伏著的危險：李向南的形象曾風光一時，卻很快被詬病為以人治代法治，“仍然只是一個舊式的‘青天’‘清官’的形象，而絕不是一個現代政治家和管理者的形象”（何新：《<新星>及<夜與晝>的政治社會學分析》），而他失意之后試圖回北京爭取自己的高官父親支持、以及走“上層路線”的想法，更是活脫脫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至于池大為，在認識到“滄浪之水濁”之后漸漸地“濯”起“吾足”來，日久天長更樂此不疲。
 
　　《永不放棄》寫官場，但是與大多數“官場小說”的一個顯著區(qū)別是，小說中所反映出的江州市的政治生態(tài)并不算“惡劣”，而更多地呈現出一種“平庸”的狀態(tài)。這也是一種擺不上臺面的傳統(tǒng)“政治智慧”：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千萬別出事”，在保證平平安安的前提下再考慮“進步”。而這種由追逐、崇拜權力而導致的政治平庸，也正是前任書記張學明試圖扭轉和改變的核心問題。這里也有“潛規(guī)則”，但遠不如某些作品中寫的那樣讓人觸目驚心，在“跑官”已成為常態(tài)的當下，羅清才的表現并不太出格；給人印象深刻的，倒不如說是此地酒場上的規(guī)矩：“果然不能喝”的溝底村支書二狗蛋為了說服冀老板拿出建小學校的三十萬元，連灌三大碗，結果第三碗還沒喝完就一頭栽在地上；江州市文化局局長杜婉瑩為了爭取文藝匯演的經費，在青山鎮(zhèn)鎮(zhèn)長李春曉面前“一頓酒喝回十萬塊”，即使是“肚子里火燒火燎的”“硬生生地將泛上來的酒水咽下去”，也“值！”與“平庸”“不作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種看似不正常、甚至庸俗不堪的酒風，以及前述羅清才“曲線救國”式的為官策略，卻往往有著任何讀者都難以否定的出發(fā)點，哪怕是二狗蛋揚言“趁這次機會要讓冀老板多出點血”，這帶有訛詐意味的話雖然難聽，也是為了替那五討公道、為村里修路建學校尋找資金。二狗蛋最初是以一個惡霸的形象呈現于讀者面前的，但那五的女人卻拿出家里僅有的十幾顆雞蛋來表示對他的感激之情，這不能不啟示我們：在情況錯綜復雜而又瞬息萬變的中國社會基層，“道德”及其評判標準并非鐵板一塊。當我們一提起“儒家”就想到“修齊治平”、就想到“人皆可以為堯舜”的成圣理想時，或許忘記了另一位儒家思想代表人物荀子曾經這樣說過：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荀子·大略》）
 
　　“人皆可以為堯舜”，但究竟是成為孟子意義上的堯舜，還是成為荀子意義上的堯舜，這個問題，人們爭論了兩千多年，大概還要繼續(xù)爭論下去吧。
 
　　小說中，拿到了賠償款的那五反復念叨著“我們快有好日子了”，“他自己有了希望，村里也有了未來，他感覺渾身上下是使不完的勁，腳下的步子也快了”。“過好日子”，這是中國普通老百姓最為樸素、也最為真摯的追求。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唯一的兒子根帶被壓死在教室垮塌的房頂下（這不禁又讓人聯(lián)想到《新星》中垮塌的窯洞小學），大女兒春花因為被強暴而尋了短見，而那五自己則在悲痛中引燃了山坡上的荒草，導致了隆盛鐵礦炸藥庫的大爆炸，并最終促使羅清才遞交了辭職報告和檢查。——普通人的好日子毀了，官場中人的理想與抱負也毀了，“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政治是一件“用力而緩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學術與政治》），但羅清才最終也沒能將這塊硬木板穿透，反倒是回歸了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等待著地委的結論。小說的結尾，妻子姜梅讓他猜猜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他抬頭看到了南飛的大雁。這是一個隱喻，隱喻著羅清才未卜的“前途”，但又何嘗不是對人生、對“歲月”的一個隱喻。生活中充滿了不確定性，但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寒潮將至時一定要向著溫暖遷徙，這是動物的本能，更是生活的規(guī)律和真諦，任你身居高位也無法違背。雁猶如此，人何以堪！

　　張衛(wèi)平，山西省文聯(lián)副主席、山西文學院（山西網絡文學院）院長、作家、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