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陳彥創作的文學觀和方法論，可以從現代文學縱向影響和當代文學橫向比較的角度，以及小說和戲劇兩個維度進行探討，即“為人生”和“在人間”。他主張文學介入生活、文學改造社會，提倡現實主義寫作，努力開拓文學寫作空間，比如西安城市書寫、戲劇題材書寫等。這些經驗是有益的，值得研究和關注。
 
　　關鍵詞：為人生 在人間 城市書寫 戲劇題材 現實主義
 
　　文學創作，從行為和動機的角度，個體特征比較突出。但作家成名以后，對于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必須要放在“史”的大盤子里探討，才能對文本的價值進行有說服力的解析和判斷。這個過程也是文學經典化的過程。這個“史”，既有作家個人創作史的意味，更有魯迅所說“一時代文學所反映的整體時代精神及其嬗變線索”之意味。研究個人創作史，探討的是一個具體作家的“長成”和“組成”。千差萬別的個體構成文學史的全部，提煉出規律性和獨特性，個別研究就有了總體性價值。研究文本對于“整體時代精神及其嬗變線索”的反映，是從文本出發，把具體的、個別的創作放在“時代”和“歷史”兩面巨大的鏡子前，以此為鑒，以此為坐標，對文學創作的歷史表現和時代意義進行判斷。后一種研究，客觀上逸出了文本本身，試圖建立文學創作與時代、歷史的關系，其價值在于突出和強調文學創作的社會功用，使文學創作超越職業化行為，成為一種重要甚至必要的精神活動。
 
　　從這個角度看當代文學，相對而言，陜西作家群對于現實主義風格的堅持和開拓比較用力，成果也明顯。具體到陜西作家群內部，柳青、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在現實主義風格大旗下各有擅長的場域，表現出獨特性，包括憑借長篇小說《主角》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的陳彥，其創作風格也十分清晰。與同時代大多數作家相比，陳彥及其創作屬于其來有自，文學信仰正統，價值表達恒定。
 
　　新與舊，特殊性和普遍性，都是相對而言。從“返本”“開新”的角度研究陳彥文學創作路徑，或許能解釋很多問題。
 
　　一、“為人生”和“在人間”
 
　　正統文學信仰和恒定價值表達，這里指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以魯迅為代表所主張的“為人生”和“在人間”的文學追求?！盀槿松焙汀霸谌碎g”有緊密邏輯關聯，具體到陳彥的創作，是創作動機和方式方法的關系。
 
　?。ㄒ唬┙涷灡憩F的獨特性和時代性
 
　　把文本作為具有道德優勢和知識優勢的個體表達，是現代小說寫作的一種當下趨勢。這種趨勢的寫作，脫離人文環境的具體性和豐富性，過度倚重創作主體的想象力和虛構能力，與實際生活經驗對立，越來越多地陷入重復與自我重復之中?，F代小說寫作的這種趣味，不僅大量存在于書齋寫作，就連許多從底層成長起來的作家，也開始傾向放棄對于生活經驗的信賴，標舉“想象力”，認為這是“洋氣”的寫法。任何事物走向片面化，便是死路。最早把這條路走到死胡同的是先鋒小說。先鋒小說包括現代小說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表現，原因很多。其中，缺乏和輕視生活經驗應該是本原。文藝創作離不開想象力，也離不開技巧，但相對于想象力和技巧，文學創作的邏輯前提是對具體環境中的體驗經驗的再現和表現。能否提供獨特的、新鮮的、發人深省的、令人回味的生命體驗和現實經驗，是文學作為一種精神活動的邏輯起點和始終應有追求。
 
　　“如果要問我這幾年中國當代文學最大發現是誰，我會毫不猶豫地首推陳彥。……他扎實的寫實功底、深厚的文化底蘊、細膩的人物塑造、綿密的敘事風格賦予其小說獨一無二的品格，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大家庭里稱得上是奇花獨放，令人驚艷?！睆?014年1月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西京故事》，到2019年8月憑借《主角》獲得茅盾文學獎前后不到6年時間，陳彥創造了奇跡。由結果反推，陳彥以“拙”為“新”的寫實路徑和敘事風格是有效的、富有感染力的。通過小說和劇本，陳彥努力描述確切而不含糊的人生經驗，表達穩定而不搖擺的價值觀念，散發出新鮮動人的生命滋味。新鮮指經驗的保鮮度，動人指經驗的形象性。
 
　　珍視經驗，讓生活進入創作現場，陳彥的寫法不難辨析，但恰恰是這種老老實實、看似守“拙”的寫法，體現了文學創作記錄和再現的要義。在當前各種時尚洋氣的寫法中，是“返本”，是“反動”。
 
　　小說作為20世紀以來中國本土文學中發展最快的一種創作樣式，從白話小說雛形到現代小說經典，進行了多種多樣的形式和內容的探索，積累了大量豐富的經驗。小說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如何審美地重構生活、表現生活，可能是永恒課題。人類對于審美創造的主觀期待不斷延展，客觀生活經驗不斷變化，人類的想象力和文學重構方式不斷遭遇挑戰。在如何重構生活和生命經驗的藝術探索中，現實主義創作風格是重要收獲。堅持現實主義精神，追求有效介入生活和歷史現場，著力塑造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努力通過真實性和形象性寫出深刻性，用現實主義風格再現和表現毫不含糊的時代以及個體經驗，成為陳彥長篇小說創作的重要特質。
 
　　時代變遷，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急劇變化，急劇變化帶來的人的生活和命運變化，是陳彥文學創作的關注重點。比如在歷史的背景下，寫出職業的特質和社會性，寫出現實生活中的人和時代、人和職業的關系。兩部以戲曲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分別以裝臺工和戲曲演員為表現對象?！堆b臺》對于裝臺工的生存環境的觀察，填補了當代文學創作這一題材的空白。在《裝臺》里，作家像細工木匠，一筆一筆地刻畫刁順子這個人物以及他的生命空間。通過狹小的個體空間，及時并鮮活地展示了時代背景下變化了的裝臺工生活，既從微小的側面表現時代征候，又充分描繪出人物獨特的生命哲學和生命方式?！吨鹘恰酚涗浐涂坍媱F和戲曲演員的生活空間，從經驗提煉的有效性層面和形象塑造的新鮮性層面，都有獨特貢獻?！吨鹘恰穼η厍粍≡捍笮⌒吕涎萋殕T的藝術生活和日常生活進行近景觀察，通過這個群體的情感方式和行為方式，比如憶秦娥的經歷經驗，再現一種珍貴而獨特的藝術人生。刁順子也好，憶秦娥也好，這些人物及其經驗因為獨特性和時代性而深刻和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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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彥通過富有生活質感和特殊經歷的典型人物塑造，寫出了今天這個時代背景下民間散落的儒家文化遺存，這是他戲劇和小說創作的意外收獲。
 
　　陳彥通過刁順子這個人物形象，描繪小人物身上的忍辱負重、人性的自強和自救，充分展示市場化時代儒家文化的縱深傳承。這里面涉及“義利觀”的當代辨析。從古典社會進入商業社會，刁順子這個底層人物身上隱伏的情義，是對社會變化大背景下的一種反差經驗的信任。小說從四個層面構筑刁順子的“情義世界”。一層是“信”，主要是寫刁順子的職業操守。一層是“義”，對于裝臺工弟兄們的情義，包括同工同酬、同舟共濟，把小工頭的職業形象拉寬了、改寫了。一層是“忠”，先后娶了三個妻子，死掉兩個，走掉一個，對待繼女的態度尤其具有典型性，對于刁順子這個人物的性格塑造極為有力。刁順子與親生女兒菊花、繼女韓梅的關系，形象地折射了“義”和“利”、儒家文化與市民文化的緊張對立。一層是“仁”，對于忤逆、背叛行為的寬恕，寫出仁者之心，甚至表現出道家的味道。描寫刁順子與朱老師、師娘的交往細節，對待父母兄弟的孝悌，其實是在寫儒家看重的“禮”。也用一些細節寫刁順子對父母兄弟的孝悌。刁順子有著七情六欲，有著愛憎，小說實事求是地甚至著力描寫了他的狡黠和幽默。因此，我們看到的刁順子，是大好人，但不是濫好人，更不是無用的好人，而這往往是寫人物正向特征時容易誤入的歧路。刁順子的性格特質是符合真實生活的邏輯的。如果沒有這種性格特質以及柔韌的生存能力，刁順子早就被生活壓垮，當然，也就不可能成為富有人格魅力的典型形象。小說是作家的話筒，是有主張的精神活動，表達了作家對生活的理解和主張。陳彥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表現為遵循生活邏輯，不拔高，也不拉低，寫出人性固有的豐富有趣的一面。通過刁順子這個現代游俠形象，圍繞“仁義禮智信忠孝”書寫人物精神，寫出了困窘下的俠義?，F實人性豐富復雜，小說理應寫出真實具體的人性。然而，是津津樂道于人性的低劣，還是善于發現人性的高級，這是兩種透視路徑，小說呈現的面目也因此大不一樣。
 
　　小說對于現實和人性的處理，包括對于有價值和美好事物的發現，也是一部好小說和一部平庸小說的區別。
 
　　從兩千多年前西漢王朝“獨尊儒術”至今，儒家文化對于西安也即長安的日常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刁順子、憶秦娥、羅天福這些小人物身上的儒家文化基因，被陳彥從急劇變化、多元表現、看似無章的生活里提煉成形。以陳彥的“現代戲三部曲”《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為例，分別書寫奉獻犧牲、家國情懷、自強進取三個主題。也是由“現代戲三部曲”開始，陳彥確立其創作的基本面向：平民視角、現實題材和都市生活?！盀槿松薄霸谌碎g”成為其創作追求。
 
　　《西京故事》里民辦教師羅天福為了照顧在西京讀大學的兒女，帶著有病的妻子從鄉下進城打工。處于“食物鏈底端”的羅天福一家進城務工的坎坷不易描寫得越真實懇切，種種打擊和磨難下內生性痛苦越強烈，在壓力下人物身上的德性、樸實情感和良好趣味越值得珍惜。羅天福的行為是儒家以義為先理念的反映。作家為人物灌注了文化靈魂，鮮明、生動，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和共情力。秦腔《西京故事》演出反響熱烈，同名小說于2013年出版。追溯這部戲劇和小說獲得社會共鳴的原因，與素材和經驗的獨特新鮮有關，也與對素材開掘的深度有關。沒有真正的痛苦和真正的思考，就沒有社會的革新。近20年來，農民大規模大范圍進城務工，許多新的問題陸續產生，比如農民工子弟就業、城市原住民與新移民的關系、城鄉文化差異等。同時，也產生許多新的經驗，新舊交匯、碰撞和交融中的陣痛，這些都是社會現實，也是文學發現、辨析和描述的對象。作家通過文字書寫，記錄國家和民族歷史發展進程中的經驗和困難，試圖探討解決問題的路徑和方式。這種努力，體現了作家的現實感和人文情懷。
 
　　（三）有態度的現實主義
 
　　陳彥的現實主義寫作，不同于寫實主義，不是一比一，也區別于以揭示和批判為目的的“揭批主義”，而是有鏡有鑒，是有理想主義底色、有態度的現實主義。這個態度，表現為作家的文學觀，即對文學創作社會功用的確信不疑，主張文學療治人心、改造社會。這是受俄蘇文學影響的現實主義風格。狄更斯和契訶夫的小說在揭示生活真相的同時，善于發現和書寫微光，讓微光成為客觀存在。路遙的小說也有這種特點。從個體情感提煉理想人格，最終將理想人格塑造成情感共同體和理想型文化，也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重要特征?！堆b臺》里，這種微光是人世間各種情義。《主角》里，這種微光是藝術熱情?！段骶┕适隆防?，這種微光是仁厚。
 
　　從發現到再現到表現，對現實進行提煉、重塑和加持。再現的完成度，決定于筆力，決定表現效果。生活經驗層出不窮，文學創作常感力有不逮。筆力不逮，首先是眼力不逮、腦力不逮。陳彥在長篇小說《裝臺》里，視角下移、內移，用溫潤的筆墨，塑造城市夾縫中堅韌樂觀地生活著的刁順子這個文學形象，寫出了古城西安光滑表面下的粗糙不平的內里，寫出了“了解之同情”和“理解之贊賞”?！堆b臺》這一獨特新鮮而重要的經驗被評論界敏銳地捕捉到，“作為深浸于傳統戲曲和傳統文化的戲劇家，陳彥也許在這個問題上并未深思，而是提起筆來，本能地就這么寫下去。這個傳統說書人的牢固本能，使得《裝臺》成為一部罕見的誠摯和誠懇的小說——在藝術上，誠摯和誠懇不是態度問題也不是立場問題，不是靠發狠和表白就能抵達，而是這個講述者對他講的一切真的相信，這種信是從確切的人類經驗中得來的”。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中唐詩人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這個觀點，經后世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的不斷積累，成為唐宋以來中國文學賡續流傳的重要傳統。這個文學傳統，簡言之，說的就是創作動機以及創作與生活的關系。創作動機決定創作主體的取景框，決定題材選擇、主題提煉和美學表達。文藝創作是精神活動，陳彥的“為人生”“在人間”的文學觀，決定了其后的文學實踐方向和命運。經歷長期的歷史實踐，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會形成本國家、本民族獨有的文化傳統和美學范式。文學是對文化傳統和美學范式的表現。魯迅以“吾國吾民”“吾鄉吾土”為對象，提出“為人生”的文藝觀，是儒家“經世致用”“文以載道”文化傳統的對象化。這一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遺產，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題材和風格雖各有偏重，但都可以發現“為人生”“在人間”的精神傳承。在互聯網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文化消費方式和趣味都快餐化，陳彥為什么能憑借三部寫法看似傳統的長篇小說，在短暫的時間里躋身文學創作一流陣營，值得深思。
 
　　在具體的文本中，“為人生”“在人間”，也會具體到個體、族群和職業。通過打一口或幾口深井，掘進去，帶出泥，對井和它周邊地理氣候進行探研，寫出不同側面的肌理血肉。一個作家、一部作品，能不能關注到生活和時代的肌理血肉，對于世態和人心、人的命運書寫得到位不到位，是判斷這個作家或這部作品的歷史價值的重要指標。具體的關注點會各有千秋。比如，同樣是在陜西這片文學高原上寫作，柳青和路遙的取景框則更傾向探討在政治和經濟杠桿左右下的人性，表現社會重大政治生活和普通人的關聯性。來自商洛地區的賈平凹和陳彥，把筆墨較多地探入日常生活的內部，通過描寫復雜微妙的日常性和普遍性，記錄時代大背景下特異的精神和心靈變遷。
 
　　二、西安書寫和文學新空間
 
　　無論是孤篇獨存，還是洋洋萬章，讓作家最終能在文學史上留下痕跡的，還是文本表現和美學貢獻。陳彥對于經驗的表達，主要通過兩類題材予以呈現。一是西安書寫。一是戲劇書寫。西安書寫是地理空間，戲劇書寫是人文空間。
 
　　（一）以西安為天花板
 
　　城市不僅是地理，也是文化，城市的個別性和多樣性、豐富性和模糊性，遠遠沒有被充分、及時、準確地書寫。沒有個別性，就沒有精準性，也就沒有層次感和豐富性。城市題材書寫總量不少，但大多停留在城市生活表層和模板層，如青春、愛情和職場。很少觸及城市內在生活肌理，也沒有形成城市風格的獨特表達。關于城市的文字，往往是漂浮的，甚至是架空的、千文一面的。而中國社會發展現狀是，城鄉差距縮小，城鎮化發展水平提高，城市居民在某種角度已經超越農民，成為國民形象構成的主流。面對變化了的社會構成和社會生活，除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種特征突出的重大城市，其他眾多城市和居民生活缺乏具體、詳備、可信的文學書寫。即便是北上廣深的城市書寫，也不盡人意。一是具有廣大影響力的作家作品不多，二是美學風格和文化氣質日漸模糊。
 
　　為什么會形成這種狀況，原因較復雜，其中有兩個重要原因。一個是城市自身的同質化。從相對穩定封閉的古典社會進入流動開放的現代社會，城市風貌、市民結構、文化氣質進入同質化階段。文學是生活的反映，千城一面的城市，在文字里同樣缺乏獨特性。以北京為例，雖然近年有人提出“新京派”概念，但事實上，作為一個開放的國際化的移民城市，固有的地域性文化特征逐漸消失，新的獨特的文學氣質尚沒成氣候。上海因為方言在小范圍內保留，情況稍微好點。這也是當年“老上?！苯鹩畛蔚拈L篇小說《繁花》用方言形式寫出來之后評論界感到興奮的重要原因。另一個客觀原因是，從比率上看，今天的城市文學主要由青年作家擔綱，而長期活躍在創作一線的作家群體主要是“五〇后”和“六〇后”，包括少量“七〇后”，這些年齡段的作家目前雖然基本生活在城市，但大多是通過考學、參軍等方式，從鄉村走進城市，具體的生活經驗和強烈執著的原初情感，都還圍繞鄉村展開。城市生活經驗還沒有轉化為文學經驗，還處在“望鄉型”寫作階段。比如作家格非從蘇中鄉下走到上海，在北京定居，但成名作和代表作多是鄉土題材。這種經驗結構，導致當代文學鄉土書寫一直保持高出鏡率。人群結構多樣，生產生活方式分層，特別是近年來城鄉流動性加劇，城市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遠遠大于鄉村，城市與現代性有天然的血緣。一方面是城市書寫層次不夠豐富，面目不夠鮮明；另一方面，城市是文學的富礦，需要被書寫，也應該被書寫。取材西安，以“西安”為書寫對象，充分體現了陳彥的文學敏感和文學自覺。
 
　　“人文的東西，需要不斷地去講述、解說。文獻資料、故事傳說、詩詞歌賦等，這些文字建構起來的都市，至少豐富了我們的歷史想象與文化記憶?！痹谖靼矎碗s多元的題材空間里，陳彥深鉆進去，用熱度拔出來，已經是打碎、提煉、融合、重塑的文學西安。發掘和重塑的路徑，源于陳彥的景深。陳彥筆下的西安，不同于報刊新聞里的西安，也不同于同代同城其他作家。陳彥通過三篇長篇小說和三部戲曲劇本，在北上廣深之外，用文字搭建了一個積聚壓力和張力的天花板，建構了一個陳彥視角的文學西安?！耙泼瘛标悘?，生活和工作在西安之后，著力描寫西安，意味著陳彥的經驗“移民”和情感“移民”。
 
　　從地理層面，西安是西部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從經濟層面，西安既是西部頭羊，又是背負沉重的老牛。從文學創作層面，當代文學重鎮，名家輩出，撬動了整個中國文壇。現實生活中的西安色彩豐富。從歷史文化層面，是古都，崇文尚武，文化習俗自成一體，比如寫字、畫畫、吟詩、作曲、唱戲、拉琴等，這類“風雅”，也是賈平凹創作《廢都》的經驗依據。這樣一個面向豐富的西安，是以日常和平民的面目進入陳彥的文字。從家鄉商洛到省會西安再到首都北京，陳彥其實經歷了三個經驗差別較大的文化帶。西安在陳彥的筆下，首先是刁順子、憶秦娥、羅天福生活的城市。這些都是小人物，是平民，甚至是城鄉交界的邊緣人群，但又都是一個社會和一個城市的基礎民眾。在時代轉型中，小人物最容易被拋出生活常軌，受到的考驗最多。這個城市，有古都歷史人文底蘊，有溫柔敦厚的儒釋道文化滋養，才有刁順子的情義、憶秦娥的戲癡、羅天福的達觀。在現代文明發展背景下，西安面臨經濟發展、社會轉型的巨大壓力，新與舊的角斗下的諸多矛盾，才有刁順子的坎坷遭遇、憶秦娥的命運起伏、羅天福的艱難困苦。
 
　　文學重塑記憶。小說作為虛構的藝術，難點和魅力是在文本和讀者之間建立“信”。讀者情感被無間隙代入，對小說產生充分的“信”，小說才會對讀者發生深刻的感染力。小說的“信”，源于作者的了解。作者寫出“了解之信”，包括準確無礙的轉達。區別于賈平凹筆下欲望失控、精神危機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廢都”，也區別于被市場經濟異化的其他大都城，陳彥灌注于文字中的西安，是篤定不移、溫潤如玉的古城，也是充滿情義和文化魅力的現代西安。三部長篇小說《西京故事》《裝臺》和《主角》都以西安為天花板，目光向下，寫城市平民和城市貧民，這里面既有從農村進城的羅天福一家，又有長期生活在城中村的西安老居民刁順子，還有生活在文化單位大院里有著各種來源的劇院職工。這里面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古城墻、大小院落，也有聽不懂唱得響的方言、戲曲、村話、俚語，還有廚房的勞作、舞臺的表現，有女性間的矛盾，也有男人的粗蠻。古都西安和現代西安交雜的日常生活和盤托出，使得人們對西安的認知富有質感。
 
　　一個優秀的作者，一定會像建筑師一樣，建造自己的文化空間?！堆b臺》《主角》和《西京故事》從不同側面，細致地展現逆境中的人性光輝以及人物、事件和情節的內在發展動力，形成對這個時代西安城市的觀察和記錄?！霸谝粋€居住了30年的城市，寫她的肌理與骨感，還是略有把握。我對這座城市的感情，全都集中在我的作品里了?！?br />  
　　（二）以戲劇為圓心
 
　　戲劇和舞臺，幾乎是作為小說家的陳彥獨有的題材資源，也是他進入文壇獨特的姿態。
 
　　陳彥的文學創作包括小說和劇本兩大塊，這使他從創作類型上區別于一般作家。這么強調和界定，是因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戲劇和影視劇本創作似乎已經與文學“分家”了。筆者曾試圖從文體意識和文化意識角度，探討陳彥的創作。從劇本到小說這樣一個創作路徑，對于推動陳彥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成長和成熟具有特殊的作用。比如對于塑造人物的用力，情節結構的設計，特別是對于故事和事件本身節奏的控制、矛盾的把握，都是戲劇創作對陳彥產生的影響。
 
　　從劇作到小說的“文體皆備”，對于“戲劇藝術”的格外用力，突出的戲劇意識和相關生活經驗積累，是陳彥創作《裝臺》和《主角》的前提。特別是《主角》，以改革開放40年秦腔、劇團和演員為對象，書寫經濟轉型時期和文化轉折時期的傳統戲曲演員的生活和經驗，借此深入探討戲曲文化的魅力和命運。《主角》獲得廣泛關注，有兩個重要原因。
 
　　一方面是題材獨特。以戲劇為觀察對象和創作動機，打開新鮮神奇的生活空間。能夠寫好戲劇題材，必須具有深厚的劇院生活基礎，在當下作家中，長期工作在戲劇界并曾長期生活在劇院的陳彥，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與從戲劇門外掀開簾子探訪的作家不同，陳彥為筆下的戲劇和戲劇界人物祛魅，是普通人，既有臺前光彩，更多還原成臺下和幕后。古老戲劇進入當代生活，孕育了豐富、復雜、悲傷的人事變化，成為陳彥筆下的故事。
 
　　另一方面是價值觀雅正。自古以來，戲曲藝術都是古典社會高臺教化的重要媒介，其中蘊含著當時當代的主流價值表達，比如儒家文化。陳彥對于儒家文化情有獨鐘，與長期從事戲劇工作不無關聯。
 
　　此外，戲劇是有節奏的藝術，講究故事結構和人物形象塑造。故事講述飽滿，人物形象典型化，這兩點特色也形成了《主角》和《裝臺》的技巧優勢。一個優秀的作家，必然是文體家。在文學寫作類型日益細化的今天，陳彥的跨文體寫作優勢反倒顯現出來。從戲劇到小說，文辭的古雅和動作性都得益于戲曲唱詞的影響，人物語言和人物身份的密接感也是得益于舞臺塑造人物的經驗。
 
　　三、一點啟示
 
　　恩格斯說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是思維著的精神。一個優秀的作家必然是思想家。作為思想家的作家，才有可能借局部寫出整體，由當下溯及歷史，從現象鉤沉本質。但小說畢竟是小說，小說最終要能引人入勝、動人心魄。魯迅作為一個具有強大思想力的文學家，文學實踐力也強大。今天尊魯迅為“白話小說中短篇之父”，不是因為理論主張，而是因為魯迅卓越的創作表現，如《孔乙己》《祝福》《傷逝》《閏土》。魯迅對于中短篇小說創作，留下了富有先鋒性和建設性的創作成果。以《狂人日記》為例，思想領域的研究不說了，從現代小說的角度，《狂人日記》的心理描寫和精神分析、意識流手法、第一人稱受限視角等，都令后世學習者“望塵莫及”。特別是語言，雖是“白話初期”，但指陳有力、含義豐富，是思想性、藝術性和可讀性結合的典范。魯迅的短篇小說為中國現代文學人物畫廊貢獻了孔乙己、祥林嫂、閏土等形象。從這些人物普通且普遍的遭際，我們讀到了20世紀初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變化前夕的現實面貌。這個面貌，既是地方風俗的白描，又是廣義社會學的精研探索；既具體可感，細致到方言、土地、食物和人的命運，幫我們觸摸到一個時代的血肉肌理，產生深切的共情，又留下思考和想象的巨大空間。借由這些形象和文字，我們讀到洶涌澎湃的歷史潮流，讀到辛亥革命在江南等地率先爆發的青之末。在此，文學發揮了介入社會的功用，留在了歷史書寫的豐碑里，影響和改變了一個甚至幾個時代的精神文化。這也是魯迅后來被稱為“革命家”的由來之一。魯迅作為作家的路徑無疑對陳彥有很大的影響。
 
　　一方面，作為小說家的陳彥，懂得掌控小說的敘事節奏，起承轉合，水潑不進，比如《裝臺》。另一方面，發揮小說“思”“想”自由，把豐富的思想文化研究成果“形象化”后，寫成小說，通過文字用力探索世俗精神和倫理力量的來源、鍛造、堅持。以《西京故事》為例。在舞臺上和文字里揭示中國農民和他們的子弟進城后的命運，既是政治學和經濟學層面的觀察，也是哲學和人類學層面的記錄。在文字里，陳彥將自己對儒家文化的“信”灌注其中。城與鄉、窮與富、正與邪、男與女……各種矛盾和壓力，構建了當代生活的多面性，在此客觀背景下，現代性不是形式上的戴上墨鏡穿上超短裙，而是認知上的超前和實事求是。對于文明轉型時期的人的處境和人性的藝術呈現，是哲學意義上的寫作，也是人類學意義的寫作。
 
　　有思想力的作家會站在生活的高處，視野具有總體性和整體性。有這樣追求的作家，其作品的生命力才會長久。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
作者：劉瓊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406/c404030-320710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