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劉翔是交往頻繁、情感誠篤的文友。20多年來，由我責編的《上海法治報》副刊常刊發他文筆細膩、情思豐沛的散文，“大案揭秘”版也屢屢轉摘他寫的精彩案例。而對這位公安作家的身世則是讀了其近著《時光：一個人的楊樹浦敘事》（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3月），才有了一個鳥瞰式的通曉。
 
　　劉翔出生于楊浦區，與這座中國近代工業發源地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世源關系。《時光》用散文化與故事性相結合的筆觸，以個人化的視角回眸、記敘20世紀60年代以來這個大都市邊緣城區的生活場景和社會圖景。雖然如該書副標題所說是“一個人的楊樹浦敘事”，但在我看來，作者所追憶的時光、追摹的史實則是上海乃至中國城市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演化、嬗變的側影，堪為縮版的“清明上河圖”。
 
　　人們生活中所歷、所見、所聞的種種活動、認知，并不一概載之史冊。檔案、文獻較為偏重于記錄統治階層的活動，偏重于社會精英的活動、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動，對普通民眾的生活則缺乏有血有肉的個案記錄。《時光》明顯彌補了這一不足，它著眼于大量普通民眾平凡生活的巨大變化，諸如街市、學校、商店、菜場、民居的漸次變遷，把目光投注于百姓身上，那些被歷史輕忽的藉藉無名者以歷史參與者身份走向了歷史舞臺的前端，以自己的人生經歷見證歷史，宛如一束微弱的光線照亮了歷史一隅。
 
　　歲月無情，半個多世紀的滄桑變化改變了大楊浦的原貌。無論是市政建設的宏觀格局，還是牽涉千家萬戶的微觀態勢，都已然是今非昔比。劉翔以溫潤的文字和激越的情感，真實而細膩地描繪出它往昔的容顏，如上海機床廠當年的輝煌標示著我國“國企航母”的巔峰時期；長白商店當年的熙來攘往凸顯出我國商業的不凡顏值；“八埭頭”當年的榮光積淀著濃厚的歷史底蘊；滬東電影院當年的興盛留下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作者將這些過去時段的事物、事件的過程努力還原到當年的自然和社會環境以及社會文化和精神世界中去，加上情感的投入，每每讓讀者有一種互動交流的在場感。劉翔在楊浦相繼居住過四個工人新村，他將這段生活經歷喻為“寄存在我心靈深處的一件厚重的歷史‘行李’”，一經打撈，反響強烈。他那篇描寫長白二村“二萬戶”情景的散文《“二萬戶”，楊浦的“額外魅力”》曾獲得“楊浦星空閃爍：我的故事”征文一等獎，誠如評委點評：“當作者懷著獨特的情感，將‘二萬戶’當作一個歷史文物來寫時，所呈現的生活狀態也就頗有韻味了。”
 
　　如今大楊浦“舊貌換新顏”。劉翔在以回憶的手法追述“舊貌”（有些已消失于地理版圖）的同時，又以寫真的筆調淋漓盡致地描摹“新顏”，如該書最后一章“風從東方來，歷史煙塵中涅槃的楊樹浦三座城市新地標”：楊浦濱江、楊浦圖書館新館、長陽創谷，乃是從“工業楊浦”向“知識楊浦”轉型的徽識。
 
　　記得英國《口述史》雜志創始人保爾•湯普遜說過：“通過人民的聲音，把人民的歷史還給人民。”個人口述歷史的宗旨就是要讓老百姓講述自己的故事，從而讓人民的聲音成為歷史學交響曲中重要組成部分。我認為，《時光》沒有學院派行文規范的束縛，有的是原汁原味的“面對面”傾述和聆聽；沒有枯燥乏味的宏大敘事，有的是有滋有味的個案梳理。它給原來在歷史上沒有聲音的普通人留下了記錄，也給那些在傳統史學中沒有位置的事件開拓了空間。《時光》作為一個口述歷史的范本當有現實意義，即：標志著當代史學研究的視野從單純的文獻求證轉向社會、民間資料的發掘，這種“史學向下”的趨勢形成了“自下而上看歷史”的新視角。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劉翔素來注重個人收藏，“私人檔案”豐富。該書配上大量的文物，如：分房通知書、獎勵紀念冊、父親的榮譽證書、母親的修業證明書、躍進農場錄取名冊等，以及近百張老照片，形象化地留下了時代的痕跡，彌足珍貴，也使得《時光》多了一抹耀眼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