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祝賀施施然新書《唯有黑暗使靈魂溢出》的出版。我也很喜歡這本書的裝幀，樸素大氣，似乎有某種的“經典性”確認也似乎又有著活力的注入。在收到這本書之后我妻子也閱讀了其中的部分詩作，她說，她喜歡。她認為，這樣的詩歌是迷人的，有感覺的，包括這本詩集的題目：唯有黑暗使靈魂溢出。我妻子的評判當然不重要，但在我的記憶里她這樣夸贊的詩集還是極少的，所以我愿意先將它記下來。
 
　　在給施施然的詩歌寫下的評論中，我曾重點地談及她詩歌的“古典性”，我以為“某種具有清雅、溫婉意味的古典性一直是施施然詩歌的顯著標致，像融解的糖或鹽，在她的詩歌中彌漫。”在閱讀施施然新書《唯有黑暗使靈魂溢出》這本綜合性的新詩集的時候我依然感受著那種“古典性”的存在，她重視美，重視語詞的美感和內斂著的光。在那篇評論中，我還談到她的古典性是以現代為基礎底色的，具備現代詩的一切品質同時又有自我的獨特異質；我談到她詩歌的“雜揉感”，她能把屬于記憶的、歷史的、想象的、日常的、情緒的、思考的一并拿來融入到她的詩中，卻沒有生澀、混亂和隔的感覺。她是個小女巫，有著將雜亂的一切迅速收攏并讓它們生出詩性和美來的能力。這些，她在《唯有黑暗使靈魂溢出》這本詩集中都有保持。
 
　　我還想從另外的點來談她的詩。一點，我想談她詩歌中的聲音調式。“瑪琳娜常常在高音C上開始一首詩，”安娜•阿赫瑪托娃說。同樣的話，在某種程度上也可用于形容施施然的音調，我覺得她的一些詩歌有種迅捷的高亢性，這種高亢性并不以情緒的激烈為基點，不是，它建立于語速上，建立于言語的直接感和日常性上。在這點上，我覺得她很不同。閱讀施施然的詩，閱讀普拉斯或阿赫瑪托娃的詩，我會不自覺地把語速調快，而閱讀希尼的、尤瑟納爾的、策蘭的詩，我則會不自覺地調慢。施施然的詩歌不在語言表面上“設障”，她的表達有種流動感，而正是這樣的順暢流動讓她的語調有了高亢性，這種高亢性在她較為古典化的、充溢著古典和溫婉氣息的詩歌中也是顯見的，我覺得在這點上詩歌的張力是明顯的。
 
　　第二點，我發現施施然詩歌中有一個強烈的“我”的存在。她的每首詩幾乎都有“我”的呈現，《立春記》沒有我但第一句就是“我們”，《想起九十年代》沒有“我”、《現實》沒有“我”但它使用的視角是“我”的，你會在閱讀中強烈感受到“我”的在場。她詩歌中“我”的主體性是非常強勢的，是我在說，是我在認知世界，是我在感受，是我在和我的生活發生關系，是我，在熱愛在疼痛在言說在記憶。她用這種強烈的“我”的凸顯，為自己的繆斯建立起了獨特的個人的“面部表情”。在許多的詩人那里，他們窮盡一生都是用他人的嗓音說話，用他人的面目說話，他們甚至沒有想過如何找到自己。
 
　　第三點，盡管施施然的詩歌語調有某種高亢性，但她在詩中的情緒卻始終不熱烈。你看不到她在詩中熱烈地開成了花，你也看不到她在詩中熱烈地哭成了河。她也不曾熱烈地宣稱，天崩了地陷了海枯了石爛了“乃敢與君絕”，沒有，她可以訴說可以“總結”但一直不那么熱烈。可以暗暗地判定，詩集中的大多數篇什都不是在她情緒最為飽滿、波濤最為洶涌的時候寫下的，她的詩歌似乎并不負載情緒上的激烈沖撞。我發現，施施然的詩歌中盡管“我”是強化的、呈前的，但“我”的情緒存在并不過多刻畫，她要說的更多是“我知”和“我認”，是相對智性的，審視的。比如她在《流杯池記事》一詩中談到對于喧囂的人世，我曾被一次次激怒，可她不會停在這個點上，不會對這個點進行渲染，因為她的詩歌核心要的不是這些。這點，和許多沉浸于自我情感情緒的女詩人也有明顯的相異。
 
　　第四點，她的詩歌多數有敘事的成分，敘事甚至部分地充當了她言說的由頭，它開始于某個具體的故事情境。這種方式使她的詩、她的抒情和思忖有了生活的質感，也延伸了我們的想象。
 
　　2017.5.12

　　李浩，男，一九七一年生于河北省海興縣。現為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曾先后發表小說、詩歌、評論等，有作品被各類選刊選載，部分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日、俄、意、韓文。著有小說集《誰生來是刺客》《側面的鏡子》《藍試紙》《將軍的部隊》《父親，鏡子和樹》《變形魔術師》《消失在鏡子后面的妻子》，長篇小說《如歸旅店》《鏡子里的父親》，評論集《閱讀頌，虛構頌》。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第十一屆莊重文文學獎，第三屆蒲松齡文學獎，二〇一一年人民文學短篇小說獎，第九屆十月文學獎，第一屆孫犁文學獎，第一屆建安文學獎，第七屆滇池文學獎，第九、十一、十二屆河北文藝振興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