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敘事”不同于“歷史敘事”。所謂“歷史敘事”，其使命在于記錄與重拾。“歷史敘事”以霸蠻的時間之線，將破碎而鮮少關聯的事件串起來。在其中，客觀固然難以辦到，因為敘述本身就會孕育意志，而主觀更不被容許，因為敘事的正義在于真實。至于真實，似乎只有在摒棄意志、做無關聯的散點陳列時方能最大限度地抵達。如此費盡周章取消意義，對于一個“文學敘事者”而言，是不能理解的。以“虛構”為手段的“文學敘事”，其使命乃是從無意義的破碎事件中鍛造出意義來。哪怕該意義，是對意義的解構，也在所不惜。
 
　　《穹廬》自出版以來，即受到了文學界廣泛的關注。2018年11月中旬在京舉辦的研討會上，批評家忙著給《穹廬》定調。批評家們認為，這是“一幅宏遠的歷史畫卷”“一部關乎民族命運、國家興衰、國際共運歷史、戰爭與和平的書寫”。對于小說的題材和風格，批評家認為其“雄厚新奇、地域特色十分鮮明、場面波瀾壯闊，在濃墨重彩的畫卷中展現愛國情懷和英雄主義”。批評家這么急著把小說放入文學史的長河中加以比對，顯然是基于清晰表述的內在需求。不過批評家似乎沒有意識到，從現成的批評話語庫里找出一件相對合身的衣服給小說套上，固然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小說的辨識度，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反而壓抑了研究者對小說做更加深入探究的熱情。
 
　　以《穹廬》為例。如果把小說簡單地劃歸歷史小說的范疇，顯然有失熨帖。在讀歷史小說時，生硬的“年代”標簽和“英雄人物”的名姓，總是將我們從文本中拖離出來，以“事后諸葛亮”的視角和姿態，重新觀照過往之事。而這種“抽離感”，本身便是“唏噓”“感慨”“惋惜”的酵母。但事實上作者仿佛為了特意避開源自于“俯瞰視角”的疏離感，而在文本中盡了一切的可能，剔除了“歷史敘事”的痕跡，致力于對“小說”氛圍的營造。在小說中明顯有跡可循的年份，除了微弱的“一九一二年”、“一九二零年”之外，其他時間線索，往往被語言的洪流嚼碎、吞噬。讀者唯有在人物的話語、具體而微的事物中方可窺見一斑。
 
　　如果循此邏輯加以細察，不難發現《穹廬》既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歷史敘事”“戰爭小說”，也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民族史詩”“英雄故事”。在多樣融合的意義上，《穹廬》悄然拱破了藝術審美的形式史，因而急需批評家為之量身定制新的批評話語。這不僅是《穹廬》的身板和體型決定的，更是《穹廬》的精神和氣韻呼喚的。在“歷史敘事”的意義上，小說刻意抹去了“歷史敘事”的痕跡；在“戰爭小說”的標尺上，小說又盡可能削弱了槍炮的噪音；在“民族史詩”的意義上，小說無意于凸顯少數民族特異的習俗；在“英雄故事”的層面上，小說對于“嘎爾迪老爹”的塑造更是近乎平易。顯然，《穹廬》的誕生給批評家們帶來了尷尬，因為在現成的種種文學類型中，它總是不斷地溢出。
 
　　從題材上看，“部落”與“歷史”的特殊性，是造成《穹廬》不斷溢出的重要原因。以“部落”而言，這是一個由于特殊的國際政治背景，而被國家“拋棄”，漂泊在“自己的異國他鄉”中的民族。以“歷史”而論，這是一個新舊擘裂的時代，各種主義、思潮、勢力都從時代的裂縫中噴薄而出，每一個人都要在組織、思想上做出選擇。在長達兩百年的民族史里，他們過著“有家無國”的生活。他們既在國家的法度之外，卻又忠心不二地保存著大清皇帝賜予的官銜品級御服。他們不是國家的背叛者，卻與被驅逐出境的脫序者并無二致。他們憑著深厚的游牧民族的根底，仰賴于對佛教和成吉思汗的共同信仰，在水草豐美的貝加爾湖畔度過了整整兩個世紀。現在到了嘎爾迪老爹的手里，他們猛然發現整個世界都變了，而他們腳下的土地，也一夜之間成了國際多股勢力爭奪的要地。
 
　　題材的特殊性很可以使小說成為風云激蕩、縱橫捭闔的傳奇之作，但作者對此似無大興趣?；蛟S作者認為，一個傳奇的故事，在魔幻迭起的當代社會里只能博一時之熱，而在時間的長河里很快就會沉沒到底。在小說里，作者所要著力表現的乃是特殊時代背景、特殊地理位置、特殊民族種群下的思想大交鋒。揆諸文本，如果我們把嘎爾迪、謝爾蓋、基柯夫、班扎爾、拉西、薩瓦博士、色旺、卡捷林娃、三丫這一長串名字并置而論，則我們將會被它們巨大的差異所震驚。如果我們不能理解一個與嘎爾迪老爹非親非故，動輒被罵作“蠢貨斯基”的奴仆，竟死心塌地地跟從他的老爺而毫無叛逆之心；那么我們就更無法理解，與嘎爾迪有著血緣關系的班扎爾少爺，竟會成為一個如此堅決地以殺掉父親為“神圣使命”的“忤逆之子”。如此看來，在《穹廬》里，作者真正在意的是對無窮的人性礦藏的深掘。
 
　　無疑，作者非常漂亮地完成了他的敘事任務。在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里，《穹廬》貢獻了一個又一個豐滿、立體、鮮活、生動、現實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的個性，由于歲月的顛簸搖晃而愈發鮮明，由于布爾什維主義、哥薩克匪幫、日本帝國主義等多股政治勢力的介入而更顯真實。作者一定深諳其中玄奧，因此他在詳略的安排上，在內與外、新與舊、動與靜的處理上，都是那樣用心良苦。這一點，小說結構上的匠心獨運便是明證。總計43個章節30萬字的長篇小說，作者沒有把敘事的重心落在布里亞特民族東遷的艱難歷程上，卻集中了整整40個章節27萬字的巨大篇幅，來鋪敘遷徙前各種復雜而深刻的矛盾糾葛。這種大開大闔的架構，殆非有大胸襟、大情懷、大智慧者所不能為者。而即便是在前40個章節中，作者真正用在正面描寫戰爭上的筆墨，也并不算多。作者心里想必非常清楚，只有或堅韌或脆弱的人性才能穿透冷兵器時代、熱兵器時代，抵達時空和后人靈魂的深處。
 
　　小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進步與保守、封建與開明的混雜。這種混雜，不僅表現在器物層面，也表現在制度層面，更表現在思想層面。當我們得知小說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初，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大清王朝的沒落、?；庶h、革命派、慈禧太后、八國聯軍，以及大紅轎子、槍炮艦艇、北洋水師、鴉片等等。也就是說，即便從中國本土來看，這也是一個波譎云詭、急劇變幻的年代。但相比于中國本土，布里亞特民族所在的貝加爾湖畔這片土地，早在《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以后，便成了一塊“飛地”：一方面，它與它的祖國徹底失去了聯系，因此在物質和思想上總是落后一拍；另一方面，它又地處沙俄的遠東地區、西伯利亞的腹地，所以也很難與莫斯科、彼得堡保持相同的時代步調。
 
　　就在這樣一片幾乎與世界脫軌的土地上，竟有了“小天使”?！靶√焓埂笔切≌f中對預防性病的安全套的諱稱。它是嘎爾迪老爹從莫斯科引進的。這位對莫斯科充滿了仇恨的布里亞特部落族長，擱置民族仇恨，斥巨資引進歐洲先進的醫療設備和措施，彰顯出了他豁達大度的一面。但我們很難想象，正是這位族長，在一氣之下，將犯了小錯的女仆金達耶娃嫁給了一只鹿皮奶桶，使其只得與桶與孤寂相伴終生?？梢姼聽柕侠系拈_明與保守、進步與落后、通達與殘酷都是相對的。事實上，他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堅定不移的草原倫理秩序的維護者。在不破壞草原秩序、不突破草原倫理底線的前提下，他可以容忍一切，接受一切。這也難怪，他可以把來自莫斯科的醫學博士薩瓦先生奉若神明的同時，同樣可以用一把火將“離經叛道”的兒子班扎爾送上天堂——盡管他對兒子愛得深沉。
 
　　確實，嘎爾迪老爹是小說中塑造得最復雜、最深刻的人物。因為這個人物的成功塑造，小說也變得豐滿厚重起來。但我們不要忘記，這樣的人物只有在上文所述特殊的時代背景、地理位置、民族種群下才能誕生。而作者肖亦農為其樹碑立傳，就不僅是對“歷史敘事”的補充，更是對“文學敘事”的拓荒了。
 
　?。ㄞD載自“十月文學院”微信公眾號）
 
來源：《南腔北調》
作者：葉桂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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