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少年早慧，又異常勤奮，1980年代末期，他20歲剛出頭，就開始發表作品，詩歌、散文、小說全面開花，在小說中又涵蓋了短篇、中篇和長篇小說，都有引人注目的作品問世。為了集中話題，有所深入，本文聚焦于王方晨的短篇小說中傳統與現代的多重糾纏，略述二三，就教于方家。
 
　　一
 
　　閱讀王方晨的短篇小說，是一種心靈游戲，是要找到進入作家精神世界的一條路徑，找到能夠激發閱讀者靈思的一個敏感的生發點，可以把對諸多作品的零散印象激活和聚攏起來，形成自己的閱讀地圖。作為我自己，閱讀中最為觸動的，是他早期的作品《霜晨月》 。
 
　　《霜晨月》寫于1990年代初期，帶著作家的少年朝氣和清純浪漫，也顯現著王方晨內心世界的嚴重裂痕。故事并不復雜，寫得很“洋氣”，語言很考究，略帶翻譯腔的繁復語法：
 
　　馬走出了汗。誰也不知道他們已經趕了多少路程。車上一減輕重量，棕馬就變得活躍起來，整個車身都在咔咔響著搖晃。汗水把馬的皮膚濡染得很柔軟，現在一停下來，很快就在黃昏的寒氣中蒸發掉了一半，一些很淡薄的蒸汽散發盡之后，馬皮就發亮，把西方照射過來的霞光映出絢爛的圖案。
 
　　寫《霜晨月》的王方晨，更多地讓人聯想到的，是從屠格涅夫到艾特瑪托夫的俄蘇文學的回響。女主人公妲霞的名字，即有著異國情調。妲霞和她的父母雙親，一家三口從遠方歸來，趕著一輛馬車，在原野和村莊之間行走，來到王莊。時當傍晚，深秋的田野一片空曠，農民們也有了更多的閑暇時光，對遠行的說書藝人，村民們會怎樣接待呢？妲霞渾身洋溢著美麗少女的魅力，盡管此前曾經有過遭遇鄉村會計凌辱的慘痛，讓她的母親久久不能釋懷，妲霞自己似乎卻沒有流露出多少心靈的陰影（這也是我所說的俄蘇文學的痕跡之一，俄蘇文學中，這樣的人物形象比較多，比如老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中的娜塔莎，堪稱俄羅斯文學中最為光彩照人的少女形象，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已經訂立婚約，兩情相悅，卻又被阿納托利誘惑，與之私奔。而在中國大陸，尤其是鄉村現實及相關作品中，對于女性的貞潔一向是甚為看重的）。妲霞此時顯得活躍異常，她和進村子時邂逅的人稱“機靈鬼”的帥小伙王彪，圍繞著拉車的棕馬發生有趣的糾葛，激起姑娘的心花跳蕩。盡管心知王彪已經“有媳婦”了，但少女的情懷仍然不可遏制地燃燒起來。父親老楊帶著家人從外地返回闊別20年的魯西南，來到王莊，這是當年離開家鄉之際告別的最后一個村莊，是當年的傷心之地，也是重返故土的第一站，是重歸故土的夢幻所在。村長拒絕了他們在此進行說書演出的要求，但一位素不相識的老農民老三哥的熱情挽留與招待，也讓這個深秋的夜晚增添了幾許溫馨。還有與一家人相依為命的那匹棕馬，人與馬的情感交流那樣渾然天成。唯一的懸念就是妲霞會和王彪私奔嗎？
 
　　到此為止，這是一個充滿俄羅斯風情的故事。一輛馬車拉著流浪藝人在深秋的田野上奔走；美麗少女雖然曾經失身，但并不委頓，相反地，她開朗熱烈，非常主動地尋找王彪；這些都令人想到普希金寫過的《茨岡》。順風順水地一直寫下去，妲霞追隨王彪悄然而去，或者王彪追隨馬車公然而行，都不失為一首田園牧歌。
 
　　但是，王方晨及時地為他的“茨岡馬車”拉緊剎車。20世紀末年的中國北方鄉村，沒有足夠的浪漫蒂克，妲霞和王彪的愛情如電光石火稍縱即逝，到作品結末，妲霞奪過父親的馬鞭鞭撻王彪，為他這沒有膽魄為愛冒險的“膽小鬼”，為他的不守諾言的“后悔”，為他是蒙昧王莊的“村里人”，一鞭接一鞭地落下，甚至調轉過來用鞭桿暴打之，這樣的爆發中有多少期冀就有多少憤怒，有多少憧憬就有多少絕望。生活的苦澀艱辛，沒有心靈舒展的空間，容不得青年男女的精神自由和愛情自由，這畢竟是中國的魯西南啊。
 
　　與之可以互證的是《豐柔的買陂塘》 。這是一個青年女性的柔美傳奇，見出作家的浪漫脫俗的情懷。因為父親拒絕她跟從自己養魚——明著的理由是女人不宜養魚，暗著的理由是父親喜歡獨處而讀書，自詡為“無人獨舞”。所謂“無人獨舞”，典出宋人晁補之的詞作《摸魚兒•東皋寓居》，“堪愛處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無人獨舞。任翠幄張天，柔茵藉地，酒盡未能去。”可見其閱讀的品位還很高。嫻靜的豐柔出嫁之后就在村邊的水塘里養魚，人和魚，人和水，都生發出天然的相融相親，她也對上一代人的生活——勞動方式發生小小的“冒犯”，悄悄下水學會了游泳。丈夫身在遠方的軍營，豐柔卻沒有感到多少不便，有熱情助人的村民包括沉默卻聰慧的青年男子彥沉對她的幫助，她下水學游泳用的繩子就是彥沉暗中幫她挽好的。但一塘魚的中毒死亡，卻成為作品中一大關節，雖然豐柔和作家都盡力將其淡化，讓經歷過這一變故的豐柔仍然故我，飄逸、純真，還讓她念誦晁補之的《摸魚兒•東皋寓居》，但刻意經營的田園詩情果然能夠修復嗎？
 
　　二
 
　　由此，王方晨的鄉村故事，就沿著兩個方向展開，生活在別處的不滅向往和走不出鄉土的蒙昧混沌。妲霞一家奔波流浪辛苦異常，仍然有少年人渴望著遠方。《去往約塞米蒂》 中的張生，上小學的時候學習《南京長江大橋》的課文，被課文深深地打動，竟然獨自離家，少小遠行，一心要去看看南京長江大橋，在途中罹患意外失去雙腿。盡心盡職地給他講語文課的德北老師為此負疚多年，幾乎將他視同己出，情同父子。德北老師在如何幫助張生和如何追求張生的母親海棠寡婦兩者間左右為難，這似乎構成作品的主線，但張生并沒有被少年時發生的意外嚇退本心，他通過互聯網窺望更為廣闊的世界，進而再次離家出走，要去看看遠方的約塞米蒂。約塞米蒂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美國國家公園“優勝美地”的另一個譯名，是大洋彼岸舊金山以北的著名風景地，距離張生的八下村可謂遠矣，已經成人的張生也不是少不更事的小學生，他對于前往此地的重重困難不會毫無心理準備。張生頑強的生命意志和無悔追求，確乎令人驚嘆。
 
　　同樣的例子還有《萬寶的亡靈》 。這也是以老一代農民老寧、萬寶、老喜為主角的生活故事，但是那個倏忽而歸倏忽而去的小寧，老寧的兒子，就像一面鏡子，不但照出了村子的保守封閉，還激蕩了死水一樣的生活，給青年人做出了榜樣：“小寧的出走讓村里人有了驚人的發現：至少過去二十年了，八下村沒有一個人走出過本縣，百分之八十的人沒有走出過塔鎮區域。”但是，“小寧的出走還誘使同齡人仿效：沒過半年時間，村里就看不到跟小寧一樣年紀的小伙子了。”盡管走出八下村走出塔鎮的青年人，需要面對的是充滿風險與挑戰的人生，他們可能貧寒落魄，可能墮落和犯罪，但這畢竟是擺脫父輩生活模式的另一個積極的選擇。再到近作《奔走的大玉》 ，遠方的召喚是必須的，絕對的，“艾月那么漂亮的姑娘，都沒能留住他，可見出去很好”。
 
　　由小寧和大玉的比照，我們看到八下村老一代農民的生存狀況。《萬寶的亡靈》中，不但寫了父與子兩代人的矛盾沖突，還表現出鄉村世界的分裂狀態，村里人的促狹與陰暗。在一個封閉的村莊里共同生活多年，曾經傳續多少代人的一種情感的共同體卻蕩然無存，惡意地捉弄他人則蔚然成風。老寧這樣的又憨又執拗的村民，因為受到萬寶愚弄而不知變通，遭致了腿腳的殘疾，這就遠遠超出惡作劇的范圍了。更荒謬的是，老寧從小到大一直是受到村里人捉弄鄙視的，直到他腿腳傷殘后，這樣的厄運才得以中止。老寧的女人，因為念子心切，經常向他人詢問是否看到過小寧，也難免遭受他人的戲弄。村子里的另一位殘疾人老喜，更是無端地嫉恨老寧，視之為眼中釘，下狠手完全沒有節制，幾乎逼得老寧夫婦走投無路。這是什么樣的生存氛圍呢？
 
　　三
 
　　還有，王方晨的作品寫了很多的鄉村權力圖景，寫了村長系列，《鄉村火焰》 《說著玩兒的》 《村長的原則》 等，表現了權力末端的威勢專橫。這就是在中國現實中，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高度不均衡的大背景下，那些處于邊緣地帶的人們的生存困境。塔鎮及其周邊的七上村八下村，從農業集體化的體制下走出來，溫飽的問題基本解決，但鄉村權力結構的形態卻仍然高度地集中，構成微型的極權政治。王方晨筆下的魯西南鄉村，處于內陸，缺少致富資源，父親一輩人也沒有外出打工的風氣；他們在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下勞作，種麥子，種甘蔗，養雞，養豬，這仍然是生活的常態。村長的為所欲為也是這樣常態化的一部分。王方晨善于描寫鄉村中的村長，《鄉村火焰》《說著玩兒的》《村長的原則》等，表現了村長在村莊中的絕大權力。這些村長的權勢顯赫，幾乎可以決定村民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就像《說著玩兒的》中，村民劉樹禮說了一句“統統槍斃”的狠話，就被村子里的權勢人物揪住不放，惡意地推斷和引申，使出非常歹毒的方法打壓他。劉樹禮心中不服氣，他去找到村長喬尚七申訴求助，沒有想到喬尚七同樣怪罪于他，句句誅心：
 
　　“（村長的）官兒是小點，”村長只顧說，“可畢竟是官兒。”陡然直直地看定了劉樹禮，語氣也加重了些，“樹禮，你不是揚言要槍斃我嗎？你看我的官兒小就要槍斃我，我就想讓你來見識見識一個小官兒。”
 
　　話沒說完，劉樹禮已經慌作了一團。“村長說哪兒去了？村長說哪兒去了？”
 
　　《咱家的月宮》 中的鳳普，好不容易蓋起了自家的房子，忽然遭遇到村莊要重新規劃改建，只得登門去央求村長網開一面而不得。《鄉村火焰》中的村長將諸多村民玩弄于股掌之上，翻云覆雨如若等閑。人們容易指責這些村長的霸道和肆虐，或者搬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的教條加以闡述。卻忘記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的權力結構的垂直性。
 
　　村莊里的村長，是中國現行的行政權力的末端。中國傳統的鄉村治理，行政權力只到縣政府一級，到了鄉鎮區村，都是鄉紳自治。黃仁宇總結中國現代政治經驗時說道，在推翻帝制之后的無政府狀態中，在為真正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努力中，蔣介石和國民黨成功地整合了社會的上層，建立了國家體制，毛澤東和共產黨則成功地整合了社會的底層，把政治組織建構到村落一級，具有空前的組織動員能力。這樣的優勢，不僅是當年戰勝國民黨軍隊的法寶，在剛剛發生的大規模的抗疫斗爭中，我們也看到它對于鄉村管制的強勢與高效。但是，任何權力都需要制約機制，尤其是橫向的制約，多元的制約。王方晨的村長系列小說，恰恰展現了目前的垂直管理體制對鄉村政治生態的危害。
 
　　王方晨寫的村長，也有公道和正直的，但是鄉村權力的格局，仍然給他們帶來巨大的負面作用。蕭紅當年在為自己的創作風格進行辯護時說，小說原有各種各樣的寫法。在王方晨這里，村長也有各種各樣的。《山泉》 中的村長就是有擔當也有襟懷的。山村陷入嚴重的干旱，這對于以土地為生的農民當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尋找山泉的過程中，村民們卻漸漸麻木了，“至于真不真找到甘冽的泉水，倒不放在心上了。他們歷來一切事都由著村長去做，做得好，大家跟著受益，做不好，也并不當作一回事。他的意志，差不多就是村里人的命運。” 這位任職多年的村長，有擔當有氣度，為了抗旱，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帶頭在黑松林的先祖墳頭上動土找水，而且確實找到了山泉，但是，翻看他的前史，他也曾帶領人們在山頂上放炸藥修天池，勞民傷財而一無所獲。個人品質的高下，和他的業績并不掛鉤。
 
　　要是說，在《山泉》中能夠對村長產生制約的是一位老族長，但這樣的家族勢力并沒有出現在王方晨別的作品中。這種垂直性管理的權力運作方式，不但各位村長都運用純熟，連那些卑微的村民也認同這一規律，進而去接近權力，并且操弄同樣的游戲規則，他們會越過村長去尋求更高權力的支持。《咱家的月宮》中的鳳普，《說著玩兒的》中的劉樹禮，都在被村長逼迫得走投無路時，求助于當地的合同警察——這真是絕大的諷刺，雖然只是鄉鎮里的合同警察，并不是正式的公安干警，但在村民眼中，他的權威就要高于村長：他不在村長的管轄范圍之內，卻可能以鄉鎮權力的層級壓制村長的權力。于是，當鳳普自以為有了權力的靠山，他就可以一改往常面目，對村長說硬話。同理，到了《咱家的月宮》之續篇《桃桃之役》 中，鳳普以為尋得了新的支撐，有了對付乙楞的支配性力量，竟至于蠻橫地要挾乙楞去體認桃桃的私生子，就是他先前求之不得甚至甘愿把自己的女兒桃桃獻上的那位合同民警。
 
　　四
 
　　這讓我想到王方晨鄉土小說研究中經常容易被提到的國民性批判問題。需要追問的是，從100年之前的五四新文學運動中魯迅先生提出改造國民性，到當下的社會現實和文學思潮，兩者之間存在哪些關聯，發生哪些變化，新的現實向文學向作家提出了什么樣的新命題新挑戰。如果把21世紀作家創作的精神指向簡單地歸結到百年之前，歸結到魯迅那里，就此打住，這樣進行文學評論、文學研究就未免太簡便了。國民性，并不就是一個隨手往其中丟垃圾的垃圾箱，而是要有理性的審慎的思辨。魯迅講批判國民性，“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寫阿Q,寫祥林嫂，寫閏土，都是有明確的精神指向和時代特征的，是寫他們的某種“迷思”，對自身的真實處境與利益所在的無感，對某些虛假幻象的耽溺：閏土面對少年玩伴的“我”脫口而出叫一聲“老爺”，顯示出深入骨髓的等級觀念和對悲苦命運的忍從。阿Q的精神勝利法，令人哀嘆一個人的“自我救贖”可以扭曲到何種程度。祥林嫂的詰問，人死之后有沒有地獄，讓“我”無法坦誠地做出回答，悲乎！可憐祥林嫂，不但從魯四老爺夫婦、從柳媽和村民那里都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從她最后所寄托的一線希望的“我”這里，仍然一無所獲，讓她還有什么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呢。還要補充說，魯迅作品所針對的社會現實是有其時代的規定性的，辛亥革命勝利，中華民國建立，形式上的現代國家體制取代了滿清帝國，但農民們在生活上沒有得到改善，在思想上沒有得到啟蒙，仍然蒙昧如昨，魯迅要追問的是，革命的意義何在，民族現代化的道路何在呢？
 
　　王方晨的鄉土小說，揭示現實中農村的停滯、僵化、蒙昧和權力崇拜，就像如上的討論所言，以村長為中心的鄉村權力場以及它對人們靈魂的腐蝕。還有相伴相生的一點，就是人們心中的惡，群體的惡，平庸的惡，無聊的惡。阿Q遭人戲弄，他也常常挑釁他人，欺侮比自己弱小的人。但這不是魯迅描寫的重點。在禮法制度殘存的年代，人們的行為總還要有相對的約束，外部環境也會區劃出善惡的邊界，就像陳忠實寫《白鹿原》，“仁義白鹿村”遠近聞名，白嘉軒和朱先生分別從現實生活與絕對理念的層面上以儒家的道義維持著鄉村的日常生活秩序。王方晨的鄉土小說，卻是對一種赤裸的邪惡進行無情的展現的。鄉村生活中的丑與惡，都失去了最后的底線。《綠葉門》 寫到無聊的村民以觀看他人的受難作為取樂。《牛為什么會哭》 中的父親，忍心把殘疾的兒子賣給他人，而他人則是指派一群殘疾兒童在城市乞討牟利；更為不堪的是，父親還做出一副父慈子孝的模樣，和兒子小油豆子進行最后的“推心置腹”的談話，讓兒子深為所動。可以說，權力之弊與人心之惡，才是王方晨直擊與鞭笞的鄉村現實。
 
　　五
 
　　王方晨的小說，從鄉村寫起，然后延伸到城市，這和作家的生活軌跡是相一致的。他的鄉村故事，大多發生在塔鎮以及距離塔鎮不遠的七上村八下村。他的城市故事則是泉城濟南老城區的老實街及其周邊。。
 
　　中國的城市發展很早，唐代的長安就曾經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華的。到北宋時期的開封和杭州，打破唐代的坊市制度和宵禁，形成具有近代意義的消費城市，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柳永的《望海潮》，就是它們的傳神寫照，“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宋代的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消費性城市的形成，都堪稱奇于世界。
 
　　這樣的格局，一直延續到王方晨的老實街及其周邊，我們看到的城市景觀，都是傳統意義上的，甚至還有《元亨利貞》中秀氣的金蓮小腳吸引眾人的眼球。老實街的街道不長，規制井然，那些房屋，王家大院、張家大院、黃家大院、苗家大院，那些雜貨鋪、醬菜店、小五金店、饃饃房，賣醬菜的唐二海，開小賣店的鵝，經營地方風味餐飲酥鍋的老周，還有鎖匠，鞋匠，理發匠，五行八作，品類齊全。而且，每一個行當鋪敘開來，都有其內在的關節和細目，僅僅是醬菜店，就有一番名目，有獨家特色，“有一種合錦菜，是她愛吃的。她店里也有合錦菜，苤藍絲兒、榨菜絲兒、干平菇絲兒、石花菜、菊花瓣兒、花生仁兒、杏仁兒、核桃仁兒、瓜子仁兒、芝麻、黃姜，一樣不缺，但沒有唐二海家的味道。（《鵝》） 與老實街相距不遠，還有更為講究的店鋪，就是《元亨利貞》中寫到的，古奧街的“祁扁食里有家扁食鋪，那可是在老早以前。來吃扁食的主兒，不只是奧街的。壽康樓街、曲水亭街、老實街、大板橋街、衛街、武庫街、洪字廒街、寬厚所街、秋柳園街，都有人來吃” 。地處泉城濟南，這些古老的街巷中，泉水也是少不了的。老實街距離黑虎泉不遠，本街就有滌心泉，還有屋中泉，墻下泉，泉水涓涓，古風盎然。
 
　　這樣的街景，就有了些《清明上河圖》的蘊意。唐代及其以前的城市規劃，有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坊市區分，便于對城市居民進行管理，也便于遏制農民入城定居的念想。保證糧食種植與供給，是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手工業和商業，都需要一定的技術含量，有入門的門檻，比起靠天吃飯的農民，他們的收入和生活都要穩定和優越一些，人和人之間的距離與交際，也有了靈便的空間。唐代以降，農業生產力得到大的發展，給城市手工業和商業提供了成長的空間，“賣油郎獨占花魁”，一個走街串巷挑貨郎擔子的年輕人，能夠擊敗那么多有權有勢有錢財的競爭對手，個中充溢的就是新興的市民階層的自豪感。《三言二拍》的基本脈絡，也都是大大小小的經商者的悲歡故事。
 
　　鄉村中的農民居處之地，如費孝通《鄉土中國》所言，是一個熟人社會，同一個村子里的人們，有各種宗族和親戚關系，在相連接的田野上勞動，在自然的共同節律中生活，有緊密的交接，安土重遷，世代相守，彼此之間對各自的家世和上下幾代人，都熟悉得如數家珍。人們的勞動、收入與消費，婚喪嫁娶，添丁生子，升學中舉，都在同一個空間，躲也躲不開，繞也饒不過，全方位全天候地不離不棄，不由自主地掌握了他人的各種信息。如《一九七〇年的鄉村幼兒》 所示，不但是瀕危老人所在的村子，有很多宗親，血脈相連，他們對老人女兒所在的村子也非常熟悉，知道那個村子里的生產隊長棗木棒子不離手，濫施暴力，也讓九蘭對自己村子里的隊長韋明之通情達理心生好感。在城市街區則不然。人們的生活分屬不同的行當，各自為政的手工業者和個體商販，因為有較大的經濟自主權，精神氣質也各有其靈動飛揚之處。就像老實街外號叫盧大頭的鎖匠，不卑不亢，小富即安，“他素來不貪，不想掙多大錢，就是要當這個擺小攤兒的鎖匠，仨瓜倆棗就知足，為的是光天化日下能跟老街坊們一起悠悠熬歲月”（《大宴》） 。街坊鄰居沒有必然而然的利益關系，而且傳承了幾代人的老街老巷，很少發生彼此的沖突，也沒有街坊鄰里之間最為容易產生糾紛的私搭亂建現象。人們生活在松散的狀態中，相互的干涉都很少，親密者之間可以經常往來，不上門不搭話也可以見容。鵝這樣的美麗少女未婚生子，而且一直和幾個男性追求者有著曖昧勾連，許多事情都半明半暗地發生在她的小賣店中，被人們看在眼中，但她并沒有遭到眾人的嫌棄，這固然和她的美貌與嫻靜相關，也不能不贊揚老實街鄰居間的厚道寬容（《鵝》）。街道上并沒有一個可以籠罩眾人的權力中心（除了最終決定在城市開發中拆除老實街及其周邊的市政部門），更沒有支配一切的權力金字塔，即便是被老一代眼看著長大的從小公務員做到省發改委副主任的張樹，在這些與世無爭與人無求的人們眼中，也沒有多大的光環（《大宴》），那位上了同濟大學后來又做外商代理月薪奇高的高杰，也不會讓人們另眼高看（《世界的幽微》） 。這和塔鎮及七上村八下村的村民的生存狀況迥然相異，人們因此擁有較為寬松的生活的與心靈的空間，傳統民風的淳樸和厚重也油然而生持續傳承。
 
　　如此看來，塔鎮的農民和老實街的街坊，都是從古老的中國歷史中走過來的“老中國的兒女們”（借用茅盾先生在《魯迅論》中用過的詞句），都是農耕文明時代的產物和孑遺。如作家所言：
 
　　嚴格意義上的城市，在中國作家筆下，究竟有沒有出現過?我寫了小鎮、縣城，算不算城市?我寫了省城、京都，就一定算城市?我想做一個設計，城市和鄉村的區別，就在于城市和鄉村與大地的距離。鄉村安睡于大地之中，城市與大地之間，則有一層薄厚不一的玻璃。但這并不等于說，城市不接地氣，而是說城市與大地之間的連接是某種特殊的物質。當旺盛的地氣，能夠在文學中奔突著穿越這層物質，城市文學也就搖身變為鄉土文學。我倒是期望我們的城市文學，在鄉土藤蔓的拼命追捕中，穩穩立身于大地，向著天空，越長越高，成為一種形象鮮明的文學種類。……假如我寫到濟南的一位失節高官，行走在護城河邊落水，漂過金山寺遺址，漂過楊柳下的白石橋，漂入大明湖里去，從北水門出來，漸沉于小清河，請你不要以為我在寫城市文學。在我眼中有那么多的原始的元素，想不“鄉土”也不成。我希望能有一個中國作家說，我就想當一個鄉土作家，哪怕我寫的是北京!哪怕我寫到了“大馬士革”剃刀!
 
　　六
 
　　行文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如果就此打住話題，我覺得第一是和已經面世的王方晨研究沒有明顯的區別，第二離我想要表達的思想還有一定距離。我要說的是，怎樣理解王方晨小說中傳統與現代的多重糾纏。在上文中已經拉拉雜雜地講到了，但還不到火候，還需要再做補充。
 
　　說到鄉村，我注重的是王方晨小說中寫到的權力之弊與平庸之惡。為什么同樣從傳統中走過來，老實街和塔鎮兩者的當下狀況會有那么大的差別呢？老實街上權力的影子很少出現，連最普通的街道或者社區委員會主任都沒有露過面。但很多人都在替別人擔憂（比如替鵝擔心，替小邰擔憂），很多人都在為老實街被拆遷的命運感到憤然不平，無論是設想中的告別大宴，還是現實中鎖匠為鄰居街坊們精心打制出來的手工制鎖，都是離開最后的老實街的悲悼方式。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構成了老實街的一個個聚焦點。鄰人之間不是沒有分歧與沖突，也有或明或暗的邪惡，就像一把大馬士革剃刀背后隱藏很深的機心與歹意（《大馬士革剃刀》 ），就像老實街的人們不愿意讓陌生的來者找到阿基和米德（《阿基米德的一天》 ），但這樣的惡意因為沒有加入權力的運作，所以其打擊能力是有限的，受傷害者或者遠離而去，或者蝸居不出，沒有觸動到老實街的根基。
 
　　如此看來，簡單地把老實街和塔鎮同樣置于傳統的地位，看似合理，其實大不然。百年中國歷史風云，觸動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但是，在不同的語境下，這樣的觸動和引發的嬗變是有很大差異的。對于城市中的小商販和手工業者，曾經有過社會主義改造，改變其所有制方式，但并沒有那么徹底，手藝仍然隨身攜帶，經商的經驗也收藏在心中；進入1980年代，當經濟空間和社會生活空間寬松起來，他們就重新復蘇，再度自立。而且，老實街的人們，他們和那些農民進城做小生意的人們不同，有自己的店面，有自己的居所，有自得其樂的生活情趣，具備相當的生活和勞動條件，只要奉公守法，不會受到太多的外力干涉，至少在老實街是如此。松散的鄰居關系，也便于人們彼此調適，而不會出現村長一人獨大的局面。鄉村呢，我們經常會將其負面現象與傳統直接聯系在一起。敏銳如王方晨，及時地捕捉到村長村支書的權力膨脹，卻簡單地將其與中國的古老傳統對接起來，在因果關系的判斷上出現差錯。如其所言，“中國歷來是一個講等級的國家，可是現代文明講平等。這表明傳統中國實際上是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生活向來都是人們的想象。我覺得自己看到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要說在中國基層的鄉土社會，曾經還保留著一些淳樸的鄉土本色，鄉里鄉親之間尚依從鄉村習俗，同族內輩分為大，但是，村官從某一時期開始突出了，‘別把豆包不當干糧’，也就是說，權力意識明顯地滲透進了鄉土社會中來。過去鄉土社會人們說，‘抬頭不見低頭見’，是講這是個熟人社會，禮俗大行其道。過去見個官那么難，現在一抬頭就見到了，官跑到了家門口，而且再也不僅是熟人，不僅是三孫子、大侄子，不僅是二貓、狗蛋。權力意識向農村基層滲透得這么厲害，完全改變了農村的人際關系。” 殊不知，盡管今日農民的勞動方式又回歸到個體經營的狀態，但骨子里和所謂前現代的農業社會發生了本質性的變異。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鄉村權力的高度集中。村官權力的凸顯，不是傳統之過，而是現代之弊。
 
　　魯迅《祝福》中的祥林嫂，遭受的是族權、神權、夫權以及禮教的壓迫，是多種權力的合力，在現實的運作中，它們既合作又互相制衡，維持了古老中國的鄉土秩序。在中國的現代進程中，以上諸多權力要么退出歷史舞臺，要么也極大地減弱，政權的力量，不但下沉到鄉村，而且成為一家獨大的絕對權威。
 
　　黃仁宇在《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指出，在中國走向現代的國家整合進程中，蔣介石和國民黨統一了國家政權的上層建構，毛澤東和共產黨則把鄉村整合到國家政治的全局中。而且，這樣的權力整合，也不僅是中國才會有的。美國的政治學家亨廷頓的論述，讓我們對此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亨廷頓把政治現代化的關鍵要素歸納為三個方面：權威的合理化、結構的分化和大眾參與。他指出，“第一，政治現代化涉及到權威合理化，并以單一的、世俗的、全國的政治權威來取代傳統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種族的等等五花八門的政治權威。第二，政治現代化包括劃分新的政治職能并創制專業化的結構來執行這些職能。第三，政治現代化意味著增加社會上所有的集團參政的程度” 。而在這三個要素中，亨廷頓尤其強調了政治參與的重要作用。現代中國進程中的權力整合，“以單一的、世俗的、全國的政治權威來取代傳統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種族的等等五花八門的政治權威”，除了政治現代化的需要，還出于戰爭動員的需要，提高行政權力效率的需要——我們經常講，民主的效率是最低的，議而不決，反復扯皮，直接權力則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從中樞到末梢，令行禁止，聞風而動。無論是抗日戰爭，還是國共兩黨之間展開的戰爭，都需要一種戰時體制，需要權力的高度集中和統一調度。此后，在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的日漸強化過程中，這種現象有增無減，尤其是鄉村，因為生產方式相對簡單，生產單位與生活單位合二而一，高度集中的權力便于延伸到農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反之，對于權力的重新劃分與擴大政治參與，則嚴重地不足。還有，改革開放時代的“彎道超車”，同樣需要某種“鐵腕人物”的操作，獨斷專行也有其現實需要和實用主義的一面。問題是怎樣有效地把控其帶來的負面效應，理論上不難闡釋，現實中實行起來卻總是舉步維艱。繞著走，或者走捷徑，就是讓自己也進入這權力運作的系統，從中分得一杯羹。這不是傳統，而是現代之弊。
 
　　這才是近40年間從村支書到村長的文學形象成規模地出現的深刻根源。從路遙《人生》中的高明樓，張煒《古船》中的趙炳，到劉醒龍《挑擔茶葉上北京》中的石得寶，閻連科《受活》中的茅枝婆，畢飛宇《玉米》《玉秧》《玉秀》中的王連方，這些村支書和村長有邪有正，他們手中握有的超級權力則是不容否認的。同樣地，在超級權力的肆虐中，此前的種種約束和制衡的律條都百無禁忌，在各種名目的鄉村政治斗爭中，人性之惡得以不加掩飾地釋放出來，而且彌漫到鄉村中的各個階層，不僅是握有權柄者如此，那些無權的人們同樣如此。王連方在村支書任上，欺男霸女，為所欲為，一旦倒臺，那些仇恨他的村民，竟然合伙輪奸他無辜的女兒，這樣的報復遠遠超出讀者的想象力，定下心來想一想，卻又那樣貼切地合乎生活的邏輯。這也為我們解讀王方晨的小說提供了借鑒。就像《鄉村案件》 ，當受害的七上村農民高全海郁積多年，忍無可忍，找不到害死年輕妻子的元兇，就對曾經目擊那不堪現場而沒有施救的村長老萬下了殺手。有什么樣的民眾，就有什么樣的政府，這句話看到過多次，都說是黑格爾所言。仿此，我們也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村民，就有什么樣的村官吧。
 
　　現代進程中，不僅是原先分而散之的社會權力謀求著同一性，原先多樣化的社會生活形態也在謀求同一性。“按照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分析，前現代的社會是多樣性的社會，而現代性社會是追求同一性的社會。如邁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說：‘……現代性已被視為導致了將統一性和普遍性觀念強加于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實際上，它的使命就是要把有序強加給無序，把服從的規則強加給未開墾處女地。’” 在近40年間的經濟加速度發展，城市化進程加速度發展中，對于老實街和奧街這樣保持傳統而多樣化的市民生活形態之所在，粗暴的強力拆遷違背居民的意愿，格式化的現代住宅和大同小異的購物廣場抹平了不同院落、不同店面的各自風情，這也體現為一種超級權力，只不過它顯現出來的是一次性的，非常態的。但是，對現代性的反思，對中國的現代進程中帶給人們的災難與創傷的展示，它與塔鎮同調，這是確鑿無疑的。
 
　　或許，只有從這個層面，才能夠領會王方晨小說帶給我們的痛切啟示。
 
來源：《小說評論》
作者：張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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