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的影視作品叢林中，古代題材的比例明顯減少了。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除政策性“限古”之外，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作品的格調色彩，尤其是人物形象塑造的自身原因，以及作品為吸引觀眾眼球，刻意追求兇殺、鬼怪、荒誕、戲說之類負能量所產生的不良影響。事實上，許多古代經典題材其含金量是現代題材所無法替代的，也是不能一概排斥的。
 
　　就古代題材文藝作品的個性特征而言，許多閃光的亮點都與現代題材的作品是相通共融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傳承。因此，妥善處理好二者關系，借古人形骸，揚時代正氣既是文藝工作者擔負的時代責任，也是使古代題材作品成功見諸影視等載體的保證。
 
　　筆者以三年之力寫成的《蘇東坡兄妹傳奇》（簡稱《蘇》劇）35集電視文學劇本，已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展示了主人翁蘇東坡從政四十二年的仕途經歷和業績，多方面地地表現了蘇東坡作為一代賢官的家國情懷，吻合了新時期倡導的治國理政和以人為本的理念，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寫古人今人化”的實踐。
 
　　一、廣具社會影響力的公信形象是成功塑造主人翁的前提與基礎
 
　　從宏觀角度而言，影視作品的選題能夠完美體現古為今用的契合，一個重要的前提和基礎，關鍵是主人翁的選擇，他必須具有相應的社會地位、廣眾影響、豐厚業績及在人民群眾中的公信力。一般平庸之輩，即使藝術形象再生動也體現不出相應的高度和效果。因為那都是作者筆下生花的裝飾，其精神力量是蒼白無力的，是懸浮式的產物。
 
　　縱觀中國歷史，就文人官吏而言，蘇東坡的社會影響力、公信力是無人可比的。這不單純因為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豪，而是他胸中奔涌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激情，身居逆境百折不撓、鍥而不舍的家國信念，以及他從政四十二年、主政八個州，立足各行各業的任職基礎。這些決定了對他的可塑性。就蘇東坡的社會影響和公信力而言，那是屈指可數的。一場大考之后，宋仁宗看到蘇東坡的試卷，感慨地對主考官歐陽修說：“為后世得一太平宰相。”宋神宗讀了蘇東坡的詩詞文賦嘆道：“李白有蘇軾之才，卻無蘇軾之學（識）。”宰相韓琦聽了蘇東坡的答辯，由衷贊道：“蘇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天下用。”主考官歐陽修更是有感而發：“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三十年之后，無人再談老夫。” 蘇東坡的墓志銘更把他的一生提升到恰如其分的高度：“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宋孝宗稱其為“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深涵光芒”。并賜謚號文忠公，親為《蘇東坡集》撰序。宋史對蘇東坡作了中肯的評價：“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古人對蘇東坡的評價似乎達到無以復加的境地。近代、當代的權威評價亦是如此。著名學者王國維認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四位詩人是屈原、陶淵明、杜甫、蘇東坡。而其中還沒有任何一個封建時代的文人的影響能超越蘇軾之上。此四人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秋。”一生研究蘇東坡的林語堂評價道：“蘇東坡是這樣一個人物，是人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是天地間的鳳毛麟角，不可多見的。”國內人高贊蘇東坡，國外人亦對蘇東坡崇敬有加。2000年法國《世界報》搞了一次“世界千年英雄”評選，在全球十二名入選者之中唯一的中國人便是蘇東坡。可見蘇東坡在世界人眼中的地位。為此，《人民日報•海外版》于當年12月8日專題報道了這次評選活動。由此可見，蘇東坡成為1000年至2000年的世界千年英雄當之無愧。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青睞蘇東坡，引用典故最多的古代名人便是蘇東坡，曾引用過他的七個名句，尤對其“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的從政觀大為賞識。認同了“借古人政績觀呼喚以民為本、以廉為首的官員人格”的執政理念。
 
　　上述大量實例充分說明，只有高端人物才可歌可塑，才能映襯今人的高大形象。作者從古賢如林的史冊中遴選蘇東坡這位精英人物，足可從高端層面表現其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社會分量。他的精神、情操、德行、品質和不凡的業績有機吻合新時期的正能量，體現古今共融的特征，自然與時代合拍，為成功完成古人今人化的藝術塑造提供了前提條件，奠定了基礎。
 
　　二、崇高精神境界和堅實的業績是成功塑造主人翁的支撐擎力
 
　　這個問題如何體現，根據《蘇》劇的創作實踐，可以從如下六個方面闡述一下自己的觀點。
 
　　（一）名人自身資格與職責的津梁作用是塑造主人翁的依托
 
　　蘇東坡不僅是中國歷史上蜚聲中外的文學家，更是北宋年間少有的賢官廉吏。他在長達四十二年的從政生涯中，先后主政過密州、徐州、湖州、杭州、潁州、揚州、登州、定州，更在京城開封、鳳翔及被謫貶的黃州、惠州、儋州任職。蘇東坡每到一處都忠于職守、精誠務業，而不是那種口惠而無實的的空談家。他在治水、抗洪、興農、興教、防疫、減稅、賑災、扶貧、懲貪、打黑、剿匪、開礦、治軍等多個行業嘔心瀝血、盡職盡責，以無怨無悔的擔當獻出一己之力。
 
　　徐州抗洪中與軍民同守陣地，日夜奮戰在抗洪大堤嚴防死守，使危在旦夕的徐州城安全脫險。主政杭州之時，為治理西湖的污染環境，把經受污染的西湖整治成碧水清波。身履湖州知州下車伊始，不顧地方官朝中有后臺作靠山，毅然出手懲貪罰庸，以致受奸臣誣陷，遭致“烏臺詩案”的牢獄之災。更可感人的是，初任鳳翔簽判之時，朝廷已下詔調蘇東坡進京任職，但他出于對職責的擔當，便主動請纓留任數日，將接手未竟的兩起色匪劫女案清剿辦結，使被劫民女得以解救。等等。
 
　　正是蘇東坡在多地擔任地方主職，才足以履行主官之責，具有決定地方政務的資格，才足以發揮成就事業的津梁作用。具備了這些前提條件，方能實現他“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正是這種精英藝術形象所表現的精神、責任感和績效，才可以產生令人賓服的公信力，以吻合時代的要求。文藝作品以古喻今是其基本功能之一，即以古人形骸體現時代精神，以其典型形象給今人以警示、啟迪和教益，便是創作者塑造主人翁的依托和終端目的。歷史的車輪已經駛入一個嶄新的時期，為了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我們要在繼承古人精神遺產中不斷延續民族文化的血脈中開拓進取，以時代英賢之姿健步跨入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塑造古賢的精英形象，借以啟迪、感化今人，使民族精神發揚光大，應是文藝作品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民本情懷是主人翁的精神內核
 
　　從民族文化體系而言，蘇東坡是儒、釋、道三教共仰的信奉者，尤對儒家思想情有獨鐘，對同代儒學家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主張信奉有加。《蘇》劇的主旨立意，便自始至終貫穿了這根主線。在他不同的任職崗位上，在順逆不同的環境中，矢志不渝地忠貞撫民報國，創造了可歌可泣的業績。初履杭州，正值瘟疫流行、萬家惶恐之際，蘇東坡親躬疫區，巧借官民之力，使大面積瘟疫被撲滅。蘇東坡任職密州之后，不遺余力為民救災、剿匪，贏得了民心。更令人感佩的是，蘇東坡以年逾花甲之身第三次被謫貶海南儋州，于逆境中克服種種困難，堅持興醫治病，興教辦學，把一腔熱誠獻給黎族人民，為海南培養出第一個進士——符確。
 
　　蘇東坡的民本觀念不是偶然的，而是維系了他長達四十二年的整個從政生涯。順境中的馳騁，逆境中的忍耐，都沒有動搖他那顆執著的癡心。事實上，他那種家國天下的人生觀，與當代要求從政者“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是一脈相通的。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習近平總書記曾主張的“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以及“以百姓之心為心”的宗旨意識。古人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報國情懷，“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獻身精神等，都傳承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這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正是出于這種初衷與目的，作者才將蘇東坡的形象從為民立命、為民盡責的基點上栩栩如生地塑造了這位報國愛民、璀璨千秋的典范。筆者欣慰地感受到，成功地把蘇東坡的藝術形象樹立起來，會在當代的民本教育、廉政教育以及正德教育中發揮積極作用。
 
　　（三）大智大勇的超人謀略和魄力是主人翁形象挺立的支柱
 
　　蘇東坡是古代文人官吏中的錚錚佼佼之士，無論在何處為官，無論在哪種環境之下，超越平凡的治政風格充分體現出不凡的智慧、勇氣和魄力。這是由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堅定不移的信念所決定的。在鳳翔任期期間，為剿滅盤踞深山絕頂的色匪，蘇東坡冒著極大的風險扮道入山，探得端倪，將色匪一網打盡，解救了受害的民女。在《智斗遼使》一集中，通過與遼使耶律洪基當場對詩對聯，震懾了遼使。更見智慧的是，他以巧計與遼使周旋，把宋遼國境線向遼方推進了二十里，讓遼使帶著滿腹狐疑和理不清的遺憾認可了新的劃界。蘇東坡任密州知州期間，為剿滅盤踞大青山的悍匪充分展示了大智大勇，以秋后圍獵的計謀迷惑匪徒，將匪首西學貴束手就擒。蘇東坡蒞任徐州之時，以連環巧計令獨霸一方的地痞惡霸皮三乖乖獻出十畝好地，將橫行鄉里的皮三治罪，收繳贓款，以應建阻水黃樓之需。諸如此類智勇故事在蘇東坡身上隨處可見。
 
　　古往今來，一位真正的高效治政的官員，不是單純靠熱情、蠻力、執著而成事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的大智大勇和魄力。對此，古代稱之為能臣，如今便是德才兼備的優秀干部。時代格外強調干部要有擔當和判斷，“智者見于未萌”“臨大事而不亂，臨利害之際不失故常”等等藉古“治世”的作為。這既是領導能力、治理思想、執政風格的折射，也是把古人治理政務的智慧運用于當代的治政實踐。這便是我塑造蘇東坡藝術形象的基本思路之一。
 
　　（四）逆境中處處高歌人生的從容與坦蕩是主人翁特有的人生價值觀
 
　　蘇東坡的仕途生涯，有過“坦道駿馬，高帆順風”，有過瀟灑恣肆，陽光春暖，更有過風流倜儻，也不乏浪漫多情，但更多的則是坎坷和運蹇時乖、經受著十年被貶的厄運。胸懷坦蕩的蘇東坡經過烏臺詩案的折磨，先是被謫貶到黃州，由三品大員降為品級最低的九品團練副使。逆境中的他卻從容安然，以經營“東坡”的農事解枵腹從公之厄。正在定州精誠治軍、滋養民心工程大見成效之時，卻被奸臣誣害，在無任何厘頭的情勢之下，被剛剛繼位的小朝廷貶出定州。正在蘇東坡于惠州興建東江大橋、治理豐湖盡職盡責之際，朝中新黨猖獗，又無端將他貶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但蘇東坡卻以超乎常人的忍辱負重精神，于蠻荒之地無怨無悔地教化黎民，為黎族興醫興教，扶植農耕。朝中奸相章惇、御史李定等人屢屢施展陰謀，幾欲將蘇東坡置于死地。他在無法改變現實的困境中，心里始終抱有崇高的信念，即堅信無辜之人的那副從容磊落肝腸永遠是純潔的，歷史終會給予公正的評說。《定風波》中“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的詞句。更有“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和“為報先生春睡美，道士輕打五更鐘”的詩句，足見其順逆不計的海樣胸懷。最讓人欽佩的是，在他垂老之年客居常州之時，有人勸其再度出山，蘇東坡卻沒有把曾主政八個州的輝煌當作仕途的驕傲，而是把三處貶所看成真正的人生自我價值。竟從容發出“若論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回應。他真正的人生拋物線，緊系在被貶的三地，由此可見他處處高歌人生的可貴精神，這是少有的政治家所能持有的態度。
 
　　歷史的天平終究是公正的。歷史蕩滌了毀譽人生的污塵，給予了蘇東坡中肯、公允的評價。作為今人，一生難免遭遇各種委屈、挫折乃至磨難，甚至是一時的冤枉。能否以積極的態度來對待，則取決于自身的修養和貞亮的精神內涵。正確地認識所經歷的那些摔打、挫折和考驗，歷練寵辱不驚的心理素質，堅定百折不撓的進取意志，保持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變磨難為動力，使人生獲得升華和超越。只有身居逆境中的大丈夫，方能做到有過則滴血自舔，無過則以浩然正氣挺立身姿，不氣餒、不屈節，堅定地相信風雨過后便是晴天。
 
　　（五）精英層面的崇高精神境界是主人翁可塑的特質
 
　　翻開歷史的畫卷，在歷代賢官能臣的群芳譜上，廉潔奉公者、克盡己職者、竭誠報國務民者、枵腹從公者甚至盡忠死節者比比皆是。若從理智行世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而論，蘇東坡當是群芳譜上一枝獨秀的賢哲之士。這源于他博古通今的宏富學識，源于他身經世事炎涼的歷練。蘇東坡的崇高精神境界表現在敢冒天威之險。如為揚州農民奏報免除“積欠”的札子筆鋒凌厲：“臣聞孔子曰‘苛政猛于虎’，若嘗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蘇東坡為免除百姓賦稅，敢冒治罪、殺頭之險而上疏朝廷，可見其為民謀利置生命于不顧的膽識。北宋時以王安石、司馬光為首的新黨、舊黨之爭，把王安石、蘇東坡推到你死我活的黨爭漩窩之中，在朝時兩黨針鋒相對幾乎不共戴天。但在王安石致仕、大權旁落之后，被貶到黃州的蘇東坡卻主動到金陵看望了王安石，二人不計前嫌恩怨，毫無政治色彩地推心置腹，成就了歷史上著名的“金陵相會”佳話。司馬光年老之時欲將蘇東坡推薦于相位，但唯忌他不通黨錮、不搞派性。蘇東坡明知其意，卻在主考中公正錄選政敵新黨首領章惇二子為狀元、榜眼，使司馬光含怒放棄讓相位于蘇東坡的初衷。但蘇東坡卻在關鍵時刻，不計失掉相位，作出了維護國家政治公信力和科考凈土的毅然抉擇。
 
　　蘇東坡這種以國家大業為重、憂國憂民、不計個人得失的高風亮節、宏懷大義是令人崇敬的。這便是習近平總書記青睞蘇東坡并多次引用他的典故的原因。可見蘇東坡的精神、情操、美德感人至深。法國《世界報》評選蘇東坡為“世界千年英雄”也是有理有據的。蘇東坡為今人作出了榜樣。
 
　　（六）親情觀是賢達人物完美形象不可缺失的要素
 
　　縱觀以往的一些文藝作品，尤其是受極左思潮影響的文藝作品，在所謂的大公無私的口號影響之下，往往是一味追求從公的一面，而對家庭、親情都有所淡化和忽視。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家庭觀念，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強調家庭的前途命運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因此說，重視家庭、親情是一種必備的社會公德，在官場上亦是一種不可缺失的“官德”。事實上，從古到今，任何有成就、有德行、有社會公信力的賢官，都是愛家的。家是一個國家的微細胞，自古以來推崇的“家國天下”總把“家”與“國”相聯系。“有家才有國，有國才有家”的觀念是中華民族傳承數千年的美德，也是華夏民族的一個錚亮的符號。
 
　　在《蘇》劇的創作中，盡管大量筆墨寫了蘇東坡恪勤公事的情節，但在不少關鍵時刻表達了其深情的家庭觀念。如密州救災中幾乎百日不入家門的蘇東坡，但在中秋之夜仍忙里偷閑，與家人賞月團聚。其大夫人王弗過世之后，每逢祭日，蘇東坡便齋戒辟谷一日。由于密州救災事緊，一首《江城子•記夢》“十年生死兩茫茫”的彈唱，唱哭了在場的數百饑民。蘇東坡被謫貶黃州之后，正逢奶娘任采蓮病危、小夫人王朝云臨盆難產的緊要關頭，朝中奸臣派欽差查辦他貪占公地之事。蘇東坡冒著再度入獄的風險，為搶救奶娘與王朝云，拒絕與欽差相見。最令人感佩的是，在蘇東坡謫居惠州之時，王朝云已病入膏肓，為救小夫人之命，親去羅浮山為之采藥。但卻迷了路，最后昏死在山邊河畔得救。在蘇東坡所處的年代，納妾是正常的婚姻制度。就在他臨終前客居常州的短暫日子里，蘇東坡不遺余力，查訪到失散多年的私納小妾王青媛和私生子。蘇東坡對明媒正娶的妻子恩愛有加，即使對相處極短的私納小妾仍以負責的態度對待，可見他誠摯的家庭觀念。這要令當今那些為追求私欲而拋妻棄子的“陳世美”們所汗顏。
 
　　三、突出鮮明的特色亮點是使文藝作品成功的精思妙造
 
　　一部文藝作品的成功，自然更要體現它的獨特色彩。而特色的體現，必須與選擇的題材、構思的情節、尤其是主人翁的自身特質相契合。在《蘇》劇的醞釀、選題、立意、構思、創作的整個過程中，作者便刻意在“特色”上下了功夫。
 
　　人民藝術家老舍先生的《茶館》《龍須溝》，十分注重藝術特色的打造，正是這些特色，才使作品成就了經受歷史考驗的不朽輝煌。這些特色即把歷史和現實，從一年四季的自然特征、不同的社會風情、風俗習慣，直到三教九流的喜怒哀樂濃縮一籠，濃聚成一個京味十足的小社會，從而鑄造了藝術的成功。《蘇》劇的創作，便借鑒了老舍先生和《紅樓夢》的創作理念和手法，針對蘇東坡作為大文豪和華夏民族文化的特色，將儒、釋、道三教文化、大量國學文化元素有機嵌入劇情，恢弘了文化氣度。這恰恰吻合了當今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民族優秀文化的時政要求。
 
　　一個有特色的劇本，還必須有搏人眼球的戲眼。即指劇情發展中令人過目不忘的情節和場面，打動人心的語言笑料，以及各呈異彩的特技表演等等。《蘇》劇中每集都有一個或多個戲眼，尤其是蘇小妹出神入化、令人意想不到的“妙招”，為全劇煥發了活力、生機和神采。
 
　　（一）依據蘇東坡的自身特質確定了國學文化特色格局
 
　　《蘇》劇中的主人翁蘇東坡兼通儒、釋、道三教文化。他不僅是國學家、政治家，更是涉獵社會百業的通材。完美地塑造好他的藝術形象，就必須抓住這些突出的特點，這樣才能寫出真正的有血有肉、精準的蘇東坡，才不至于混同其他賢官廉吏而以單純的情操、政績來體現其形象。
 
　　劇中隨著情節的推進，將蘇東坡的經典詩詞文賦、對聯、書法嵌入故事情節，以及他所具備的醫療、教學、烹飪、建筑、水利、農耕、游藝等技能都得以展示。結合情節的鋪陳，全書不惜筆墨將儒、釋、道三教的要點、國學精義元素，以及民族風情、節日習俗、婚喪嫁娶、生子慶壽、地理天文、社會百科、掌故軼聞、神祉巫術、武術兵藝、民間工藝、魔術雜技、謎語字虎、酒令對弈、名勝古跡等融入情節盡情展示，初步統計其數量約達九百余件。尤其對蘇東坡的經典之作如與黃庭堅、佛印暢游長江時即景豪吟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去廬山游覽時的《題西林壁》，密州圍剿悍匪時的《江城子•密州出獵》，思念胞弟蘇轍寫的《江城子•明月幾時有》，在惠州窘境中詠出的七絕《食荔枝》以及為亡妻王朝云寫的挽聯“不合時宜，唯有朝云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等名作鑲嵌于故事之中。這種鮮明的國學特色是《蘇》劇的一大亮點，這是作品厚重的一個突出體現。若劇中的主人翁不是蘇東坡這位大文豪，而是《紅燈記》中的李玉和、《半夜雞叫》的高玉寶等雖有智慧，若硬將這些國學、文化元素塞給其人，便是油水不相融的尷尬，那是會惹出笑話的。
 
　　（二）潑辣機巧女主角蘇小妹為劇情增光添彩
 
　　眾所周知，蘇東坡本來沒有妹妹，只有一個英年早逝的姐姐蘇八娘。但由于明朝文學家馮夢龍于《醒世恒言》中一篇《蘇小妹三難新郎》，把蘇小妹的才女形象傳播得家喻戶曉，以致產生了比真人都真的效果。在《蘇》劇中，作者濃墨重彩地渲染蘇小妹出于三個目的。其一是因蘇東坡畢竟是為政的官員，絕不能把傳奇故事搞得不靠譜，故作者著意把不宜之事轉到蘇小妹身上，有利于故事情節的抒張和展示。其二是以蘇小妹替代已故蘇八娘的再現，以解世人對蘇八娘早逝的遺憾，用以作為蘇東坡乃至蘇門文脈藝縷的遺緒起到添絲補錦的作用。其三，蘇小妹插科打諢丑角一般精彩的表演、不遜須眉的才華以及敢作敢當的潑辣秉性得到充分展現。試圖以此增加本劇的戲眼看點，緊吸觀眾的眼球，抓住觀眾的好奇之心，以體現藝術效果。
 
　　《蘇》劇出版之后，據二十余名讀者的評論，蘇小妹藝術形象的塑造，收到了預期效果。為使蘇小妹的才華和個性得到充分展現，作者特意做了兩個鋪墊。即設計認曹皇后為義奶，使她成了仁宗皇帝的干孫女，藉此獲得權沾皇恩的政治地位。同時，與身懷武功絕技的戴義和女武俠香兒結拜為生死之交，為蘇小妹馳騁江湖、幫襯兄長執政起到綠葉托花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蘇東坡許多不可為之事，都讓蘇小妹瀟瀟灑灑地擺平了。《剿滅色匪》一集中，為搭救蒙難的弱女秋菊，蘇小妹以不凡的勇氣和智慧兩次巧施新娘調包的奇計，使秋菊躲過被匪徒劫持的厄運。《智斗遼使》一集中通過對詩聯對、誆騙遼國副使醉中道明界碑之下的秘密，成功幫助兄長完成宋遼邊界向遼方推進之功。密州《圍獵剿匪》中通過兩次喬裝郎中，深入敵穴以大智大勇探山，為蘇東坡掃清頑匪鋪平道路。在與官場奸佞小人的斗爭中，以“化金方”戲弄奸臣李定。于烏臺詩案的審訊中勇斗奸臣，敢于坐上公案恣肆鬧堂，使蒙難的兄長免除酷刑之苦。杭州瘟疫橫行，蘇小妹抓住惡醫尤洛致死人命的恐懼心理，喬裝道姑去他藥店以作法捉鬼的精彩表演，令一毛不拔的鐵公雞尤洛乖乖拿出五百兩紋銀為防疫捐款。海南瘧疾普發，蘇小妹巧借黎族人崇敬冼夫人的信仰，假托冼夫人下凡之命，營造了以百口大鍋日夜煮藥的局面，使瘧疾得到控制。最令人感動的是，蘇東坡于惠州修筑東江大橋中途斷款遭致停工，為獲得建橋石料，蘇小妹冒著被殺頭的危險，以官府假告示冒險誆得百船石料。然后飛馬進京，求助向太后開恩撥款，平息了受騙運石船民欲砸官府的民怨。如此精彩之為幾乎每集中都有體現。正如許多讀者所說，《蘇》劇中如無蘇小妹，則如一鍋好菜缺了油鹽醬醋一般。可見蘇小妹在劇中不可缺少的作用。
 
　　寫到這里，作者突然想到馮夢龍一篇《蘇小妹三難新郎》，于虛幻中塑造了蘇小妹的藝術形象，以假亂真地為秦少游巧配佳偶。如若將此比作一朵早放的鮮花，那么，《蘇東坡兄妹傳奇》中的蘇小妹一樁樁美不勝收的故事，則是一株花團錦簇的大樹。正如蘇東坡的三十世孫蘇肇平先生觀此書感慨的那樣：若干年后談及蘇小妹，人們不再提及馮夢龍，也許會從《蘇》劇中找到注腳——這，便是《蘇》劇中另一個璀璨奪目的亮點和戲眼。
 
　　二〇二一年元月三日初稿于北京皇家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