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文壇廣有美譽，但潘向黎依然是一位被低估的小說家。這并不是說作家本人遭遇了任何偏見，而是潘向黎的寫作背后的諸種美學脈絡一直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其一是“浪漫”；其二是“古典”；其三是“城市”。與之對應，現實的、現代的、鄉土的文學一直是文壇的主流，這一點從五四新文學以來直到今天，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李敬澤最早地提到了這一點，在發表于2008年的《冰上之信與優雅的爭辯——論〈白水青菜〉》中，李敬澤談到了潘向黎的美學與文壇風尚的不同。在李敬澤看來，潘向黎的小說中有人世間的“大信”；與之相反，流行的小說趣味則是：
 
　　她必也注意到，在她周圍、她那一代的很多小說家，有一種本能的懷疑主義傾向……而決不肯信的人注定孤獨，而且會漸漸氣急敗壞、憤世嫉俗，要是他足夠聰明，他就會把不敢信的怯懦轉化為對世界和人性的負面論述，這使他看上去很“深刻”。這種時候，他就比較近于一個小說家了。
 
　　潘向黎的小說確實和這種現代趣味不同，這種現代趣味在最極端的意義上，如李敬澤文中所言，是一種“廉價的虛無主義”。潘向黎對這種“現代病”是有反思的，她曾經借自己的小說《永遠的謝秋娘》談過現代人的悲哀：“謝秋娘最后說‘碎了倒踏實’，按照我的理解，到了此刻，她將再無牽掛，絕了念想，義無反顧地在“冷酷者生存”的路上走到底。這里面，寄寓的是現代人深刻的悲哀：為了生存，往往要割舍了感情、道義這些使人軟弱的東西，但是你一旦割舍，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難道不是已經死了嗎？”（潘向黎：《說出緣故來，人也不委屈——關于〈永遠的謝秋娘〉》，《作家》2005年第1期）
 
　　故而，潘向黎的小說表面上大多寫城市，尤其是城市中的職業女性，但是她的城市并不是現代主義籠罩下的城市。她的女主人公們往往重情而端正，有一種古典氣質的浪漫——無論是歐洲浪漫主義語境下的“浪漫”還是傳統文化中的“古典”，都是對于資本主義現代性的一種矯正。潘向黎的城市，是有著人情人性之美的城市。
 
　　在近作《荷花姜》中，小說開篇，作家就從餐廳主人丁吾雍的視角出發，列舉了兩類客人：一類客人對錢的敏感度是很清楚的，是可以被符號化地來把握的；另一類則不是。這篇小說寫得自然是第二類，是整全性的有情之人。小說是以下面這句話開場的：
 
每一次看見那個女人，丁吾雍心里就有一個聲音響起：應該去報案。
 
　　這句話是潘向黎小說美學的濃縮，潘向黎的城市不是政治經濟學的城市，是情感的城市，城市的秘密表現為情感的秘密。小說由一對經常關顧餐廳的陌生男女的情感關系展開，丁吾雍看下來覺得這是一對情人：“他馬上判斷出了他們的關系，同時他也馬上決定要長期歡迎他們，反正掙誰的錢不是錢呢？這種關系，在錢上總是格外大方的”。故而，當“突然有一天，那個一身黑灰的男人不見了”之后，丁吾雍好奇但也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因為這個城市里，盛產的就是男女間的各種相遇和離散”。然而這位神似“荷花姜”的女子頹然而哀傷地告訴丁吾雍：“他死了，是我把他殺了”。
 
　　這就是丁吾雍猶豫是否報警的由來，成熟的讀者不難發現，丁吾雍貌似洞徹情感關系，但他的判斷頗為幼稚，過于嚴重地對待“死了”“殺了”這類戀人絮語。小說結尾，當陌生男子帶著另一個女伴再次出現時，丁吾雍“大吃一驚”，“這個男人沒有死”，這再一次確證丁吾雍心態的不成熟。
 
　　小說貌似閑筆地在中間部分交待過丁吾雍的生活，丁吾雍從日本留學回國后，“對在人群里謀生有一種天然的畏懼”，沒有去日企，而是選擇自己開一家日式餐廳。他有一個同居了十年的女友，沒有結婚，沒有孩子。看得出來，丁吾雍是較為典型的“現代人”，追求自由與情感，但對于自由與情感的理解，實則都比較簡單。
 
　　潘向黎的小說有一種憐憫，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和人物站在一起的憐憫。潘向黎的世界，是一個由花、瓷、茶、古典詩詞所組成的世界。在這一切背后，是潘向黎對于本真性的人性的相信，這往往落在對于情感的倚重。在這個意義上，潘向黎的古典和浪漫是彼此交叉的，她的浪漫沒有那種廉價感，她的古典也沒有那種道學氣。而這彼此交叉的兩條美學線索，落在比如上海這種城市文學的典型情境中，使得浪漫的美學與古典的美學避免高蹈的空談，直面最為殘酷的現實生活。
 
　　這種情感的本真性如何可見？潘向黎的敘述之道，是將其轉化為“意象”。潘向黎的小說取法古典詩詞，善于使用意象，除了《荷花姜》這一篇，代表性的還有《白水青菜》《穿心蓮》等等。在本文討論的《荷花姜》中，作者以“荷花姜”（即“陽藿”）比擬女主人公：
 
　　那個女人，丁吾雍后來在心里叫她“荷花姜”，不是因為她愛吃荷花姜，是因為她與荷花姜頗有幾分神似：俏麗，鮮艷奪目，但不是“甜”那一路的，更不柔弱，相反從外表到質感到氣味都是洗練明媚和動蕩妖嬈的奇異統一。
 
　　這里的難題是，把情感的本真性凝聚為一種意象，同時也將其凝固在美學之中，寫作本身成為美麗的琥珀。潘向黎的寫作，其前提是古典世界與現代世界已然分裂，而整合這一分裂談何容易。可以理解，《荷花姜》這篇小說的結尾，氣力有一點軟：陌生男子重訪丁吾雍的餐廳，面對著丁吾雍“不可理喻的同情”（丁吾雍和這個陌生男子其實是一類人），像個老朋友一樣娓娓道來自己離婚后的情史，和“荷花姜”是正大光明的往來，同時又不想再次進入到婚姻之中。小說以陌生男子問丁吾雍“她……哭了嗎？”結束，然而無論“荷花姜”哭了與否，一滴眼淚是不能穿越古典與現代這兩個世界的。
 
　　最后讓我們來到潘向黎一篇代表性的創作談，《我不識見曾夢見》，該文發表于2006年。在這篇創作談中，潘向黎實際上討論了兩類寫作：一種是“歷史”，一種是“小說”。潘向黎被歷史書寫中的氣象所深深觸動：“那些驚心動魄，那些波瀾壯闊，那些一念之間，那些萬劫不復，那些忍辱和雪恥，那些掙扎和毀滅，那些意志和欲念的角力，關系著歷史的走向，關系著千萬人的生死榮辱”。面對這樣的氣象，潘向黎承認小說的無力，但她認為，“小說還可以有另一種生存狀態：山中桂樹，枝繁葉茂，自開自落。人跡罕至，四野蕭然，但是聲勢浩大的香氣可以傳出很遠”。這其實是潘向黎在介紹自己的文學觀，她后來的“如一”、“萬念”、“無用是本心”，基本上一以貫之。但在“生死榮辱”與“自開自落”之間，終究有兩種不同的古典向度，古典世界有美的一面，還有有力量的一面。潘向黎就在這篇文章中提到了她所醉心的張岱的話（張岱這段話出自《陶庵夢憶•虎丘中秋夜》）：
 
　　我還認為真正的小說和真正的讀者應該這樣相遇：“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云，串度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針芥，心血為枯，不敢擊節，唯有點頭。”
 
　　聲勢浩大的香氣，也未必不可以“裂石穿云”，美的東西也可以是有力的，從司馬遷到杜甫這些古典作家無不如此。如果古典降臨現代，或者用流行的話來講，在現代世界中接續傳統文化，作家的使命或許是：解放美的同時，也從美學出發，解放被壓抑的力量。   
 
來源：思南文學選刊·特約評論
作者：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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