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十大女性詩文考略
作者:丘樹宏
作者:丘樹宏
二十世紀初發生的偉大的辛亥革命,不僅是一場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也是一場文化革命。在辛亥革命發生的前后時期,最先覺悟的中國知識婦女積極擺脫封建專制和封建禮教的壓迫和束縛,主動投身到扭轉乾坤的偉大的辛亥革命運動中,為實現民主革命的勝利和爭取自身的自由平等進行了英勇卓絕的斗爭,甚至獻出了年輕美麗的生命。辛亥革命取得了推翻封建帝制的勝利,婦女地位的巨大變化是其勝利的重要成果和標志之一。另一方面,辛亥革命能夠推翻帝制,廣大婦女也是作出了積極而獨特的貢獻的,正是她們以女權、女學、革命為主題的艱難困苦的斗爭,揭開了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序幕。
辛亥革命與中國女性,或者說是中國女性與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一個重要的歷史命題,對于這一命題的詮釋可以有多種渠道和途徑,可以有多種方式和方法,而發掘和分析那個時期中國女性的文化表現,包括其詩文作品,也是一個重要而有效的渠道和方法。
本文試圖從辛亥革命最具代表性的十大女性詩文,就以上命題進行分析和探討。
一、政治站位最高的文章:宋慶齡的《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
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國家名譽主席 ,偉大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戰士,舉世聞名的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 。她青年時代追隨孫中山,獻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堅強不屈、矢志不移、英勇奮斗,始終堅定地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站在一起,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婦女兒童的衛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業,為祖國統一以及保衛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的進步事業而殫精竭力,鞠躬盡瘁,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受到中國人民、海外華人華僑的景仰和愛戴,也贏得國際友人的贊譽和熱愛,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1912年4月,辛亥革命勝利幾個月后,正在美國讀書的宋慶齡心潮澎湃地用英文寫出并發表了《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一文,熱情地歡呼道:“這一非常光輝的業績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壓迫導致了這場奇妙的革命……”,她對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我們堅信,中國人能夠明智地、有效地處理這些問題”,還認為“革命已給中國帶來了自由和平等”,接下來應該有更遠的目標:“博愛是人類尚未實現的理想……”、“缺少了兄弟情誼,自由就沒有牢靠的基礎;在人們還沒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過是夢想”。
宋慶齡甚至樂觀地寫道:“指出通向博愛之路的任務可能就落在中國這個最古老的國家身上……拿破侖•波拿巴說過,‘一旦中國動了起來,她將推動整個世界。’……多少世紀以來,中國人一直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以它眾多的人口和對和平的熱愛……必將推動那個人道主義運動,即實現世界和平,使權利無需依靠軍隊和‘無畏’戰艦作后盾”。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是當時評價辛亥革命最到位的文章之一,而在中國女性中,則應該是政治站位最高、最為成熟的。年僅19歲、還在在美國威斯里安女子學院文學系讀書的宋慶齡能夠有如此覺悟、如此情懷、如此預想,證明了后來她與孫中山先生志同道合,結成革命伴侶,是有著堅實的思想前提和深厚的人格基礎的。我們說《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是辛亥革命中中國女性文章第一文,應該是無可爭議的。
二、最早宣傳婦女解放的書信體文章:何香凝《敬告我的同胞姐妹》。
何香凝是中國國民黨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政治活動家、畫家。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廖仲愷的夫人。何香凝是共產黨人的老戰友,是同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的典范。新中國成立后,擔任
第二、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03年6月,何香凝在東京撰寫《敬告我的同胞姐妹》一文,刊發在充滿民主主義思想的革命刊物《江蘇》雜志第4期上。在這篇7000字左右的文章中,她號召“破女子數千年之黑暗地獄,共謀社會之幸福”,激發同胞姐妹“湔除舊習,灌輸新知”,“成已成人”,女中豪杰的氣概豁然突現。普遍認為,這篇文章是早期宣傳婦女解放屈指可數的作品之一,成為婦女先進知識分子女權、女學和婦女解放主題寫作的重要標榜,它奠定了何香凝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的地位。
三、最壯烈的婦女解放主題詩詞:秋瑾《黃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見日俄戰爭地圖》。
秋瑾,女,中國女權和女學思想的倡導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第一批為推翻滿清政權和數千年封建統治而犧牲的革命先驅,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提倡女權女學,為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從容就義于紹興軒亭口,年僅32歲。
秋瑾的全詩如下:
萬里乘風去復來,只身東海挾春雷。
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
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此詩開頭兩句寫自己胸懷壯志,尋找救國救民的革命真理。接著四句轉入正題,就日俄戰爭圖抒發感慨。最后兩句表示詩人不惜犧牲生命,誓將用鮮血拯救祖國于水深火熱之中的決心。全詩篇幅不長,卻情辭激越,令人為之動容。光緒三十三年秋瑾在浙江紹興起義,失敗后不幸被捕,在紹興軒亭口英勇就義,她以自己的熱血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這是一首七言律詩。該詩語言樸素自然,大氣磅礴,直抒胸臆,不假雕飾,“忍看”“拼將”“須把”等詞語的運用,將悲憤而激昂的感情,表達得淋漓盡致,勁健有力。全詩語言淺顯明快,風格剛健豪放。情愫真率,披襟見懷;字重千鈞,力能扛鼎。一腔豪氣噴薄而出,絲毫不見女兒態。全篇都是憂國的思想和救國于危難之中的抱負,充滿了愛國激情。全詩篇幅不長,卻情辭激越,令人為之動容。
四、最早的女報發刊詞;秋瑾、呂碧城《中國女報》《發刊辭》。
1907年1月14日,《中國女報》在上海創辦。秋瑾任主編兼發行人,呂碧城任主筆。
呂碧城(1883年~1943年1月24日),一名蘭清,字遁夫,號明因、寶蓮居士。 女權運動的首倡者之一,中國女子教育的先驅,中國第一位動物保護主義者,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女編輯,中國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并開創近代教育史上女子執掌校政先例的民國奇才女。
《中國女報》1907年創刊于上海,創刊號發表了著名的《發刊辭》。因經費短缺,出版了兩期就被迫停刊了。雖然它發行時間很短,但這篇出色的發刊辭卻一直為后人傳誦,使這份命運短促的報紙具有了永久的生命。《發刊辭》稱:“本報之設以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并為他日創設中國婦人協會之基礎為宗旨。《發刊辭》之所以有著如此蓬勃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論證嚴密、視野開闊、筆鋒犀利、氣勢奔放的特點,通篇激情洋溢,有著極強的感染力和鼓動性。這篇《發刊辭》成為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一篇戰斗檄文,它吹響了進步的號角,為中華婦女的新生帶來了一線曙光,更為民族振興的未來畫出了美好的藍圖。
《發刊辭》的作者有秋瑾、呂碧城兩說,本文采用了兩人合作說。
五、最通俗易懂、最有成效的“放腳歌”:唐群英《女子放腳歌》。
唐群英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之一,女權運動領袖、女權主義先驅、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功臣、中國同盟會第一個女會員。投身辛亥革命,為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立下奇功。首倡女權,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作出了卓越貢獻。她被譽為“創立民國的巾幗英雄”,曾授勛“二等嘉禾章”。
10歲時,唐群英就央求父親教她劍法,勤學苦練之余,她還常常組織周邊的孩童扮作宋軍、遼軍“打仗”,并自稱“穆桂英”掛帥出征,迎戰“遼軍”。當時,女子都要纏足,名門千金更得有一雙“三寸金蓮”。一開始,唐群英以為纏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沒想到哥哥居然不纏,而且健步如飛,認為是母親偏心,就聯絡兩個姐姐采取一致行動扯掉裹腳布。姐姐膽怯,她就獨自扯掉了。被母親發現,又強行裹了起來,幾經纏纏扯扯,所以,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蓮”,而是個半大腳。
唐群英在“裹腳”這個問題上有切膚之痛,體會良深,因而專門寫了《女子放腳歌》:
女子最可憐,自小把足纏。痛苦又難看,行路實困難。父訓恪婦道,母命實難堪。苦了我女子,有苦也難言。奉勸姐妹們,再勿把足纏。放腳行千里,自強爭女權。
這首詩在湖南影響很大,一些女孩將這首詩念給父母聽,父母也就不再堅持了。父母堅持的,群英就親自去做工作,給他們讀這首詩,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
唐群英后來在女權方面是表現最為劇烈的一個。她領導組織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婦女參政運動,使中國近代女權運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1912年4月8日,女子參政同盟會在南京正式成立,通過了由唐群英起草的《女子參政同盟會簡章》十一條政綱,成為《女子放腳歌》的升級版。
六、最早動員女子從軍的文章:吳淑卿《從軍文》
吳淑卿出生于湖北漢陽府一個書香之家,自小敬佩鄉里女英雄花木蘭,不愛紅裝愛武裝,有“假小子”之稱。常向擔任北洋軍軍事教官的長兄學習武事,并受其影響進入師范學堂學習武備,在此期間接觸了革命志士而萌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志。
辛亥革命時期,幾乎各地都有女子軍事組織,包括女子北伐隊、女子炸彈隊或敢死隊。而揭開女子從軍序幕的,則是湖北女子北伐隊——一支由吳淑卿招募的數百人隊伍。這位19歲的漢陽黃陂女子上書黎元洪,要求組織女子北伐隊討伐袁世凱。黎元洪最初以軍中皆男子婉言謝絕 ,無奈吳淑卿據理力爭,只得批準。吳淑卿馬上組織了一支400人的娘子軍,她在教導軍事知識、規范性訓練部隊的同時,還對官兵進行愛國和鐵血精神教育。
究竟吳淑卿如何說服黎元洪,后人不得而知,但從她的《從軍文》中或可一窺雄心。她說:“觀今之世界,當要人人努力自強,當要應盡國民之責任,若想熱心愛國,非立起當兵之志不可”,“愚生并非圖日下之榮耀,只求其同軍士去北地,吾愿舍身而赴敵地也,殺盡國奴”。《從軍文》在社會上、尤其是對當時的女界影響很大。在漢陽革命軍與清軍相持不下時, 湖北女子北伐隊毅然趕赴前線作戰,其勇猛果敢令人稱奇。戰時總司令黃興對吳淑卿贊譽有加,后人則稱其為“當代花木蘭”。
七、最全面體現女子危難的文章:張竹君《婦女的十一危難事》。
張竹君,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今廣州)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西醫,女權運動先驅。
張竹君1900年在廣州博濟醫院醫科班畢業,24歲開始行醫,25歲時與徐宗漢在廣州開辦禔福醫院,兩年后又創辦南福醫院,成為中國第一位創辦醫院的女性。同時議論朝政,抨擊時弊,倡導新學,提倡女權。
1901年,張竹君將南福醫院改名為專收女學生的育賢女學,開啟了廣東女學之先聲。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隨萬國紅十字會深入東北救護受害的中國人。1904年11月,在上海創辦女子中西醫養病院。1905年,與李平書合辦上海女子中西醫學校,這是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子醫科學校。1907年加入中國同盟會,進行反清斗爭。1909年,上海醫院成立,張竹君被推舉為監院(院長)。
1912年初,張竹君參與組建了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成為民國初年女權運動的中堅人物。實際上在此之前,張竹君就一直致力于女權運動,她對男性一妻多妾現象深惡痛絕,始終予以抨擊,她曾著有《婦女的十一危難事》一書,揭露清朝婦女在封建枷鎖壓迫下的卑賤地位,鼓動婦女起來求自身的解放。書中,鑒于女性“無學、無業、夫喪、子不肖”等11種危險,她主張女子應通過“求學”、“合群”的方式擺脫男性的壓制。
1904年,她還曾經設立了廣東育賢女工藝廠,招收120名女學員,向她們傳授編織等技藝,以幫助女子經濟獨立自主,為日后女子救國運動奠基。在她的帶動下,廣州有一些婦女走出家門,熱情參加社會活動,被譽為“廣東女界的梁啟超”。
八、最早的英文版秋瑾傳記:呂碧城《革命女俠秋瑾傳》。
秋瑾就義后,呂碧城用英文寫了《革命女俠秋瑾傳》,敘述了自己與秋瑾的交往,表達了對劊子手的憤怒,也表達了悲傷和困惑。文章發表在美國紐約、芝加哥等地的報紙上,在歐美轟動傳播后,流傳到中國,引起巨大反響,也使自己陷于險境。呂碧城與秋瑾的交往也引起了官方注意,以致直隸總督袁世凱一度起了逮捕呂碧城的念頭。介于找不到更多的借口,才沒有實行。
1903年,呂碧城任《大公報》第一個女編輯,成為中國史上第一位女編輯,中國史上第一位女性撰稿人,開創中國新聞界先河。在任《大公報》主筆期間,發表了大量尊重女權、倡導婦女解放的詩詞雜文,是中國女權運動的首倡者之一。 她的詩詞創作,有著不小的天賦和才華,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學團體——南社的重要成員,被稱為“近三百年來最后一位女詞人”。
九、最早闡述男女平等的文章:王春林《男女平等論》。
王春林,上海知識女性,發出男女平等第一聲之第一人。
在維新派婦女解放思想的影響下,一些覺悟的女性勇敢的提出男女平等的要求。1898年8月27日王春林在《女學報》報上發表了《男女平等論》,控訴了中國幾千年來男尊女卑,壓迫、歧視、殘害婦女和在社會、家庭、婚姻等各方面的男女不平等現象。王春林的男女平等思想直接來自“天賦人權”觀和“自然法則”,即:所謂“鳥有雌雄,獸有牝牡,人有男女無不各具陰陽之理”,既然男女無所謂尊卑貴賤,男女天然就應該平等。可是“重男輕女之習成”,“于是男有權而女無權。天下之事,皆出于男子所欲為,而絕無顧忌;天下之女,一皆聽命于男,而不敢與校”。追根溯源,是封建禮教在作怪:“立法以防閑之,重門以錮蔽之”,“而千載之女子,幾不得比于人類矣!”
這是中國女子以女性的身份發表的要求男女平等的文章,完成了男女平等觀念的輸入,反映了她們平等意識的覺醒,標志著中國婦女運動的開端,對中國近代女權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注)
十、最早以女子獨立為主題的文章:陳擷芬《獨立篇》。
陳擷芬,筆名楚南女子,湖南衡山人,出生于江蘇陽湖(今常州),是上海愛國女學校第一批學生。
她是《蘇報》館主人陳范的長女。光緒二十九年(1899年)的冬天,這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和近代新聞事業的先驅創辦了一份鼓吹女權、提倡女學的報紙———《女報》并擔任主筆,可謂從事報業年齡最小的女報人。陳擷芬擅長寫政論文,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當屬《獨立篇》,筆鋒稅利,分析深刻,充滿勢如破竹的氣勢與風格。《獨立篇》強調思想上的獨立是婦女解放的關鍵,成了近代中國婦女的獨立宣言書。這篇宣言書奏響了女性謀求自我解放的時代新旋律,蘊涵著婦女解放與民主民族革命結合的時代新動向。
1912年3月,陳擷芬和各界婦女一百余人發起成立“神州女界共和協濟社”,提出婦女參政要求,得到孫中山先生的贊賞與支持。陳擷芬后又就讀日本橫濱基督教共立女學校,畢業后嫁四川人楊鐫,雙雙赴美留學。1923年,陳擷芬逝世,年僅40歲。從她16歲登上新聞舞臺到因求學而離開報界,不過五六年時間,卻以其非凡的業績和超群的風格注定要被歷史深深記載。
終上所述,辛亥革命期間,中國女性的一大批先進者,以各種方式參與了正式、社會和文化變革,其中文化方面可以說是全領域的,一些方面還輻射到了國際范疇,尤其是女性寫作人數之多、詩文之多,影響之大,可謂世界罕見,形成了的一個獨特的辛亥女性文化現象。當然,由于歷史等各方面的原因,辛亥革命期間涉及到中國女性的這些變革性的主題,涉及的內容主要局限在女權、女學等相對比較樸素初級的訴求這些層面上,像宋慶齡先生《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這樣政治、社會和文化方面,尤其是政治站位那么高的詩文,還是少之又少的。但這并不能成為我們忽視它們的理由。相反,如果我們能夠將其作為一個國家文化工程的重要命題予以全面、深入的研究,一定會發現許多重要的東西,一定會發掘出許多重要的啟發的,這也就是它們的歷史價值。而這些歷史價值,還一定會生發出相當的現實意義和未來意義。
(注)《幸亥革命時期知識女性的婦女解放思想研究》(大連理工大學王慶宏)。
2021年8月18-21日(辛丑年“鬼節”)于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