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打撈小說素材重返故鄉的“北漂”作家，與故人重逢之刻，“一切又和10年前天衣無縫地對接上了”——縣文化館的舊樓依然散發荒宅般的氣息，“我”的老同事游小龍“從頭到腳還是那種過度的嶄新感”，像件剛打出來的家具；他對“清潔”的執念更甚于當年，請老友小酌，都要拿一只削了皮的雪花梨佐酒，因為花生與肉食顯得粗俗，不夠潔凈。然而這10年間，游小龍身上分明發生了讓人好奇的變化，他不再避諱曾被視為羞恥印記的“山民”身份，甚至要為自己出身的陽關山與大足底村寫一本書，記錄這個星空之下幽深角落的所有秘密。
 
　　孫頻小說《以鳥獸之名》之中游小龍的潔癖，不免讓人想起《鮫在水中央》里獨居廢棄礦區，依然每日穿戴整齊，不允許自己“隨心所欲地塌下去”的梁海濤；而游小龍的自剖，“想從最貧賤的根子上長出一個高貴的人”，又與《天體之詩》中李小雁“多么想美好”的呼喊遙相應和。這組人物在精神上無疑屬于同一譜系。可是看到他們，我卻不由得惦念起孫頻過往作品中那些在欲中泥足深陷、為情而飛蛾撲火、于“無極之痛”的旋渦里絕望自棄的主人公。兩組人物之間，顯然有處境、性情與內心軌跡的差異，但又像置身于同一種精神宇宙的物理法則之中，因卑賤、匱乏、潰敗而生的恥感確證了肉身與靈魂之關聯，也搭起通往救贖之門的階梯，不管是奮力躍起還是不斷下墜，最終，“羞恥和尊嚴是一回事”。我尤為好奇的是，除去那些在小說結尾的烈焰中焚身獻祭的角色，孫頻筆下的于國琴（《無相》）、夏肖丹（《骨節》）、楊紅蓉（《色身》）們，在小說完結后的五年、十年甚至更漫長的歲月里，將會經歷什么？他時他日與故人重逢，是否會用另一種語氣講述過去的自己？
 
　　孫頻的讀者可能都已覺察，2015年之后，直至過去幾年間，她一直在嘗試自我變法。曾經的“以血飼筆”之決絕姿態，兇狠凜冽甚至略帶戾氣的腔調，不斷被新的審美元素所中和，人物置身的舞臺也從精神明暗兩極之間緊繃的高空繩索，挪移到荒村、深山、海島，更闊大的山河地理之中。最新小說集收入的《以鳥獸之名》《騎白馬者》《天物墟》三篇，便以虛構的“陽關山”為背景，其背后自然有孫頻故鄉呂梁山脈的影子，但不純粹是現實的鏡像，正如“萬能青年旅店”《冀西南林路行》里的泥河、堅石與山雀，未必只屬于冀西南的太行。套用“萬青”的句式，孫頻在“時代喧嘩造物忙”的氛圍中逆向而行，“起身獨立向山林”，這選擇本身方是值得關注的重點。
 
　　陽關山并不只是懸于文明世界之外靜謐的桃花源，在孫頻筆下，這里分明是花妖、山魈出沒的所在，“樹木、石頭、山谷看上去都明艷異常”，有種“可怖的孤寂的蠻力”；而黃昏時分，夕陽映照下，“天空變成了鮮艷的紅色”，山林中的一切又“在這血色里變得分外肅穆莊嚴”。“可怖”與“莊嚴”混生，具有哥特美學意味的舞臺上，三篇小說中的主人公與滄海桑田的秘密劈面相逢。在略早一些為《天體之詩》寫的創作談里，孫頻曾描述過這樣一個“啟悟時刻”：漂泊多年的她重返呂梁山腳下的故鄉，路過一座工廠的廢墟，回想起這里曾是兒時的樂園，常能撿到貝殼，因為此處在遠古時代乃是一片汪洋；在那一刻她突然被自己的發現所震撼：“這個工廠帶著它曾經的使命和秘密將永遠沉在時間深處，就像億萬年前的海底會變成高原，與之相比，人世間的那點悲歡離合簡直就是滄海一粟”。與此類似，陽關山也是一座時光層疊的廢墟，隱身其中的廢棄山莊乃至歷史遺存，則是具體而微的分身。在這時光之墟，蜉蝣般的個體被來自宇宙間的巨大力量擊中，孫頻將這力量形容為“巨獸溫柔的鼻息”。她過往那些極言命運之暴虐、傷痛之慘烈的小說里，也曾出現過巨獸的身影，“溫柔”卻是個少見的詞匯，這樣充滿反差的搭配恰恰暗示了廢墟之中埋藏的奇特生機。就像藝術史家巫鴻在解讀名畫《讀碑圖》時寫到的，形態怪異的枯樹與參差的奇石，給死亡般的沉寂肅穆所籠罩的畫面里，“注入了一種攪人的活力”。或許可以說，孫頻的山林書寫由此呼應著西方浪漫主義藝術中的廢墟美學，也意外接通了中國古典詩畫的懷古之思。
 
　　“攪人的活力”尤體現于小說里那些具有博物學色彩的片段，主人公一路行去，辨識草木之狀、傾聽鳥獸之語、探勘器物之跡，也停留于有人間煙火的所在，與山民交談、飲酒，儼然已經沉迷于漫游本身，忘卻了來意。《騎白馬者》中的“我”，本是要尋找興建那座廢棄山莊的神秘人田利生的蹤跡（“他像我的一個夢境，我覺得我必須得找到他”），最終卻掏光積蓄，接手重建山莊。《天物墟》中的“我”帶著父親的骨灰還鄉，未嘗不是懷著破解父親當年隱秘的動機（“在這樣一個早已荒無人煙的山村里，他又有什么生意可做？”），卻中途淹留于大半生與山林、古物為伴的老元身邊，言談舉止漸漸變得與他神似。如果說陽關山里隱藏著若干秘密的話，他們最終放棄了追尋謎底與真相，反而被秘密所俘獲，成為“天地洪荒的證人”。
 
　　相比于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田利生與一只腳已踏出塵世的老元，《以鳥獸之名》里的游小龍顯得不夠徹底，身上保留了以往孫頻筆下人物常有的分裂感，故而才需要那些充滿表演性的舉動，以對抗將自己拽向深淵的力量（大足底村與弟弟游小虎都是其化身）。經年煎熬之后，他終于發現，既然那“不堪”的山民身份就像影子無法擺脫，反而不如將書寫陽關山上草木鳥獸的一切，當做值得托付性命、可以安放靈魂的事業。若將這樣曲折的內心歷程形容為“和解”，顯然過于簡略，它更像心理學家梅蘭妮·克萊因所說的從“偏執——分裂心位”向“抑郁心位”的轉換。按克萊因的說法，嬰兒心理以“抑郁心位”的方式運作，意味著以整體性而非分裂的方式感知外部世界，理解到自己所愛、所依賴與所恨、所傷害的本是同一個客體，由此而產生的負疚感和修復沖動，將同時烙印于成年后的人格之中。在此意義上，游小龍的筆記本與老元的文物，以及夢境一般的聽泉山莊，都是朝向自我修復的路徑。如果說，孫頻早期作品里的人物在封閉性的困局中無路可逃，只能被動地遙望救贖的降臨，那么《以鳥獸之名》這組小說則提示了另一種可能性：在廢墟上重建庇護身心之所，主動激活修復潛能。從中我們也可看到一位在卑賤與高貴、暗黑與光明兩極之間構筑自己小說宇宙的寫作者，經由跨越新世紀兩個10年的探尋后，自身寫作“心位”的調整。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孫頻的山林之行，除了替筆下角色找到了新舞臺之外，也讓時間與空間都化身為這出戲劇的角色，若仔細聆聽，它們的對白中還有來自時代的磅礴變局。
 
來源：文藝報
作者：徐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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