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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的“革命”與穆濤的先鋒性

賈平凹的“革命”與穆濤的先鋒性
——“大散文”與“穆濤體”的闡釋
 
  一、賈平凹的“革命”與“穆濤體”的先鋒踐行
 
  對穆濤散文的討論、研究甚至“爭議”都說明,其已經是一種給當下文壇帶來深刻啟導且被讀者廣泛認同的文學創造。對此,丁帆教授稱之為“穆濤體”,他說:“以雜文進行思想表達,自現代以來一直是以魯迅先生的‘匕首與投槍’式的戰法而聞名于世,而沉潛于典籍背后的間接表達方式是當今少有的文體,用‘穆濤體’冠之亦不為過。”(1)我很同意丁帆對這一體式的概括與定義,因為穆濤作為魯迅文學獎的得主,其散文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且彰顯了不同于其他寫作者的詩性與智慧。“穆濤體”散文,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今“大散文”革命思潮催生的產物。我們只有探究“穆濤體”產生的思潮背景,才能深刻理解其散文創作的時代意義與現實意義。
 
  文學史會記住1992年,這一年賈平凹創辦《美文》雜志,在發刊詞中亮出了“大散文”的旗號。其實,早在1990年中國散文學會與常州市江南賓館聯辦的“當代散文發展趨勢”研討會上,辛先錫就先于賈平凹,正式提出過“大散文”的口號,他說:“我很贊同有些朋友提倡‘大散文’的主張。值得注意的是,‘大散文’的‘大’,不能僅僅理解為篇幅大,而主要指同表現時代的重大題材相適應的視角大,格局大,氣魄大?!保?)當時這種主張,沒有引起學界太多的注意。兩年后,賈平凹重提“大散文”話題,卻給文壇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他說:“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掃除浮艷之風,鼓呼棄除陳言舊套,鼓呼散文的現實感,史詩感,真情感,鼓呼更多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屬于我們身處的這個時代的散文。”(3)賈平凹的鼓呼及創辦《美文》雜志的實踐,應該看作是新時期以降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文學事件之一。這個事件標志著“大散文”思潮的正式命名,是一場孕育已久的散文變革的深入與再次發動。
 
  賈平凹給“大散文”旗號賦予了散文“革命”的意義。穆濤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時候說:“《美文》提出‘大散文’,就是想在散文界革命,提出來的時候眾說紛紜,意見不同,但是幾十年過去之后基本上統一了,而且到處都在用這個理念?!保?)2018年即《美文》創刊25周年時,他在給同仁們的一封信中更加明確地說:“中國文壇,什么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散文似乎缺少革命,25年前尤為嚴重,而今也多多少少還存在這樣的問題?!睹牢摹肥且驅χT多的不滿而產生的,25年里一直為之努力。”(5)應該說,在臺灣學者余光中提出“剪掉散文的辮子”之后,新時期之后呼吁散文必須革新的學者與散文家很多,林非呼吁散文必須“開拓新天地”,(6)范培松提出“解放散文”說,(7)吳周文重提回歸五四傳統的“創新”說,(8)王兆勝、陳劍暉多次提出創作時代的散文,趙玫有“叛逆”崛起說,(9)周同賓有散文“塵世混闖”說,(10)王英琦發出開創散文“新紀元”(11)的號召,等等。他們呼吁的一個共同的目標,是必須改變散文創作的現狀,但大多數停留在“革新”的層面。而賈平凹卻將改變散文現狀的問題定性在“革命”上,他站在時代的高度,代表著眾多學者與散文家的期望,釘釘鉚鉚、明明確確地提出必須對散文進行一場“革命”?!案锩贝韺韧锩鼘ο蟮姆穸ǎZ平凹以“大散文”旗號對當代散文進行“革命”,這充分表現了他的先鋒意識與先鋒姿態。
 
  唐代詩人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劉勰在《文心雕龍》里曾說:“文變染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說的是文學的創作及其發展,必須與時代同步,散文的創作也必須注重“時序”與“通變”。時代的更替與發展,需要更替與發展的文學,在歷史上作為推動文學發展的文化母體的散文,尤其五四之后誕生的“美文”,更需要也更應該成為主航道,在文學生產中,更應該發揮“后美文”時代“主航道”的母體性機制而有所作為。從這個意義上看,與其說賈平凹等一批作家選擇了“大散文”,不如說是改革開放的大時代選擇了“大散文”及穆濤等一批銳意改革散文的作家們?!按笊⑽摹钡某珜В愃祈n愈當年提倡“古文運動”的況味,至少在大反形式主義這方面,是非常相似的。當然,賈平凹提倡“大散文”觀念遠非韓愈的歷史時期,韓愈提倡古文旨在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而臧否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排偶的駢文之形式主義,提倡“文以載道”。賈平凹提倡“大散文”,是由于新時期之后的特殊文化語境。在筆者看來,主要有著五個方面的因素,是必須進行“革命”的焦點。第一個焦點問題,是延安文學之后“工具論”的踐行,使散文成為簡單化圖解政治、配合政治運動的“齒輪與螺絲釘”,必須對大一統的頌歌思維進行調整,使散文真正回到文學的審美維度;第二個焦點問題,是回歸散文的主體性,讓五四散文的“小我”發聲的傳統回歸,抒寫作者自我的真情實感,克服“假大空”矯情的弊端;第三個焦點問題,是20世紀60年代“詩化”散文的弊端,即頌歌思維下背離真情實感的形式主義與唯美主義,必須讓散文的形式審美真正回歸到散文藝術形式的本真;第四個焦點問題,是必須追求散文思想的大境界,尤其在那些寫花花草草、卿卿我我的散文中,普遍存在著尋找小情小調的軟著陸,這種過于膚淺俗白的思想,與表現改革開放、實現強國夢想的大時代相去甚遠;第五個焦點問題,是新時期初期散文“言志”回歸(即散文作家主體性回歸)思潮中,“傷痕”回憶散文引發“憶舊”性散文的濫觴,至今“憶舊”性的散文中文化批判的作品大量存在,雖有不少清新可讀的好作品,但這類散文在整體上缺失理趣的風骨和藝術的審美。這“五大焦點”,不能不使賈平凹、趙麗宏、周濤、趙玫、王英琦、穆濤等青年散文家急切地尋求大力度、大動作的散文變革。賈平凹關于“大散文”的倡導,雖然沒有那種“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的歷史況味,但倡導“大散文”觀念的《美文》,試圖開一代健康革新的文風,使五四誕生的散文再度走向一個新歷史時期的振興與繁榮,確實是賈平凹等人的初心。對此種散文思潮,筆者私以為可以名曰之“大散文主義”,因為“大散文”的推出,以哈佛大學教授梅奧(Mayo,George Elton)的“行為學”理論看,是有綱領、有宗旨、有計劃、有舉措、有平臺的“控制”與“性格”行為;同時此行為又代表著諸多學者與散文家訴求散文變革的共識,大體而言,“大散文”的“革命”理念,逐步演繹為大多數散文作家的群體自覺行為。
 
  近30年來,“大散文主義”切實地在影響著當下的散文創作。而在“大散文主義”的實踐中,作為《美文》副主編、執行主編的“先鋒官”穆濤,以“穆濤體”散文的實驗,給賈平凹的“革命”以個案踐行的證明。一種思潮形成的最明顯的標志,是出現代表性作家及其代表性的作品。穆濤則是代表中的代表,是《美文》雜志平臺上直接實施“大散文主義”的、一位標志性的散文家。
 
  準確地說,穆濤的散文是其作為一名文學刊物編輯忠于職守、工作其時的“副產品”。編輯是他的“正業”。出于編務工作的需要,也是敬業精神的驅使與擔當,他自覺地求知問學、讀書思考、研究問題,于是,散文創作成為不得不同時進行的“副業”。嚴格說來,讀書寫作是其“編輯”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如他自己所說:“1998年我主持《美文》編刊工作,做好副主編,就是把主編的具體想法轉化為編輯內容。平凹主編倡導的‘大散文說’,直接對應著漢代的文風。我先看些先秦的,后來就開始看些漢代以及與漢代相關的書,側重史書,那里邊隱著漢代的文風。后來以‘稿邊筆記’為題,把讀書的想法與看法一期期在《美文》登出來。‘稿邊筆記’這種寫作方式被省外的一些報刊看重,上?!段膮R讀書周報》和北京《十月》雜志還開了專欄?!断惹暗娘L氣》就是這三個專欄文章為底子編成的。”(12)顯而易見,穆濤散文是他協助賈平凹辦《美文》雜志編刊時“恪守”本職的產物與積淀,與《美文》是一個“文學生命共同體”。這是“穆濤體”散文的個人性與特殊性?!按笊⑽摹本幙睦砟?、有針對性的讀書、自我創作的“在場”實驗,這些形成了穆濤散文的創作機制,也是建構“穆濤體”的一個因果鏈。從這個意義上說,穆濤解放、革新散文的基本思想,與賈平凹共持同在,他全部的散文創作可以看作是“先鋒官”的先鋒實驗。
 
  如果我們結合“大散文”“革命”的基本思想,解讀并闡釋“穆濤體”的文化批判的“在場主義”、精神氣象及文本創造等方面的創作實驗,之于當下的散文創作,無疑具有“革命”性的、啟導性的意義和價值。
 
  二、“穆濤體”與文化批判的“在場”
 
  賈平凹鼓呼散文的“現實感,史詩感,真情感”,而創作“時代的散文”,無疑是指散文思想方面的表現必須做到“宏大”。在散文“革命”的意義上,思想應該從既往政治功利主義的規約中解放出來,走向大文化意義上的“宏大”。
 
  所謂“宏大”,并非完全指題材內容上的宏大敘事,筆者揣度賈平凹及《美文》提倡的“時代散文”,在某種意義上試圖對“純散文”理念進行反撥。事實上,“大散文”口號提出之后,劉錫慶等少數學者的質疑而提出“清理門戶”的“凈化散文”說,認為“讓大散文鬧下去”,散文必死無疑。(13)其實,這也是對“大散文”概念的曲解?!按笊⑽闹髁x”并非如他所批評的“復古主義”,更沒有反對創作“純文學”散文的意思。取“美文”(純文學散文的別號就是“美文”)為刊名,這個命名本身,就是一個毋庸置疑的證明?!按笊⑽摹笨谔柕某踔?,是提倡散文內容的寬泛與思想表現的“大境界”,尋求的是突破、超越“工具論”局限之后的“宏大”。如果一味地圖解式地將散文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傳聲筒”,或沒有感悟地寫花花草草、鳥獸蟲魚,或寫軟綿甜膩的小事小情調之“浮艷”之文,或寫抄錄古今中外典籍的內容而無文化批判、無現實感的“文抄體”等,則是背離了“宏大”思想的訴求,這些都偏離了表現大時代的大文化之正途。由周聞道為首發起并建構的“在場主義”理論,實際上是對賈平凹“大散文”之“大在場”(即“現實感,史詩感,真情感”的在場)的延續,是悖失“三大家”模式思維而取其“宏大”思想訴求的一個策略。而“穆濤體”則是一例個案,它給了我們關于“大散文”思想境界的一個很有啟迪的詮釋。
 
  穆濤散文大多數比較精短,千字文居多,且多是“卷首語”“編后記”一類的“札記”類的文章。這是其文本應用功能的一個特征。然而,穆濤精短的文本表象中,卻在總體上蘊含著“宏大”的思想。筆者曾經指稱,擔任過中國散文學會會長的林非懷著散文的使命意識,而將自己當成散文的“公仆”。(14)而穆濤對散文的態度也頗似林非,有一種不計功利、無怨無悔地獻身于散文事業的使命感和“公仆”精神。他擁有一般散文家所沒有的優勢,可以隨著《美文》的出刊,用自己特殊的“稿邊筆記”方式(類似的還有丁帆、王堯等),一篇篇寫,一期期發,如此一次次與讀者進行直接的交流與對話;加之作為執行主編的個人影響力,便能夠很方便快捷地踐行自己的散文“使命”。而這種使命感和“公仆”精神,不僅將《美文》辦得有聲有色進而影響散文創作的導向,而且他以自己的散文作品說話,踐行著他散文創作的“宏大”理念,成就著“穆濤體”的個性風骨。
 
  以自己的散文作品說話,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穆濤堅守的文化批判的“在場主義”。
 
  穆濤的“在場主義”,其旨意的一個方面是指向社會現實。穆濤散文中有較多篇什是讀史札記。他的讀史,不是厚古薄今,不是有人批判的“復古”,而是以古鑒今。他的文史敘事,涉及黃帝、周文王、周公(旦)、班固、司馬遷、董仲舒、賈誼、晁錯、劉邦、曾國藩、穆彰阿等眾多歷史人物及其相關事件與細節,主旨是以古鑒今。同樣是以古鑒今,如果說,丁帆的文史敘事是批判歷史人物身上的人格悖論,葉兆言的敘事是重新闡釋歷史人物與事件的真相,王堯的敘事是修正自己記憶中的歷史,那么,穆濤的敘事是立足于宏觀視野下中國社會中的一些現實性問題。他不僅僅是在弘揚中國三千年的文化傳統,不僅僅是在尋找歷史鏡像中當下可以借鑒的文化基因,更重要的,他有著創作的心理機制:社會現實問題所觸發的感興與焦慮與諸多的“不放心”,使他在鍵盤上引經據典,談古論今。他寫過《放心集》,書里說道:“書叫《放心集》,其實是不放心。……如今家長對孩子不放心,妻子對丈夫不放心,領導對部下不放心,鄰里之間不放心……”(15)很多人忽視了作家為什么用“先行的風氣”作為書名這一問題,其實,這正是穆濤的玄機所在。他借春秋戰國以降中國社會的歷史經驗,尤其自秦漢以來開風氣之先的方略、典章、制度、政策等,包括古典哲學、教育、經濟、政治、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理念,以此觀照于當今社會,思考著“先行的風氣”于今應該“后行”,應該繼承、借鑒與弘揚,并理解其中“經國”之價值。他聯系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問題干預現實,雖則輕描淡寫地“點擊”,但切中時弊,他是向整個社會正能量地進諫,反復強調著建立一個有“規范”、有“規矩”、有“標準”、有“禮儀”、有“秩序”的法治文明社會??梢哉f,穆濤將曹丕定義“文章經國”“以文治國”的意義,在當下再一次予以不一般的強調,并予以不一般的踐行。他點點滴滴地說,言東指西地說,曲曲折折地說,以小見大地說,讓讀者深深切切地感覺他作為散文家心憂天下、情系社會的良知。他的寫作雖然遠離政治,但似乎比政治家還政治;雖然他不是哲學家,但他比哲學家還哲學。關于這一點,很多評論家與讀者并沒有充分強調與評論,筆者在這里特別地予以指出。
 
  穆濤的“在場主義”旨意的另一個方面,是關涉文壇的現實。他在《會說話》一文中說:“我覺著,會說五句話,差不多就是一流文章,這五句話是,說人話,說實話,說家常話,說中肯的話,說有個性有水平的話?!保?6)這五句話里關鍵的是“中肯的話”與“有個性有水平的話”。這是穆濤散文寫作的理性與理想,是其寫作的一個“底線”。推而廣之,之于我們的散文作家,也可以此當作四海適用的寫作格言。
 
  出于對“大散文”的訴求,穆濤通過自己的散文創作與文壇對話,也是他與作家和讀者們對話。這種對話自然是他的使命所然。他急切地要將自己的散文觀與散文的理想訴諸文學與散文現狀,而進行啟蒙與啟導。他不好為人師,但他期待著以自己的作品去影響文壇。他懷著一種使散文健康發展的良知與良心,自覺、執著而又癡情地發聲,如他自己所樂道的“言者有言”。在《先前的風氣》集中,《舊磚與新墻》《七個話題》《耳食之言》《文學,文風,以及中國文化氣質》《賈平凹記》等幾大“編”里的許多文章,大多是討論文學現場及散文現場的作品。尤其討論散文創作的很多文章,從貫徹“大散文”理念出發,針對共和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新時期之后散文創作的弊端,進行闡說、分析與批評,立足點是嚴厲的批判。穆濤的“在場主義”,就是他切中肯綮的批判“在場”。
 
  穆濤的散文現場的文化批判,以歷史經驗為鑒,尋找哲理性的傳統因子,重新賦予現今的思想包裝。正如古耜所形容的,“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從上游開始梳理華夏文明,從元典起步討論歷史文化,讓筆下盡可能保存那些原生的、質樸的東西”。(17)古耜所說的“原生的、質樸的東西”,就是穆濤從文史典籍中披沙淘金、徹悟而來的做文章的公理、精義、法則、理念、格言等,這些亙古不變的東西,是哲學與美學的精魂,是學者散文經過文化批判的悟得,顯示的是散文思想的最高境界與詩性的飽和之點。
 
  穆濤一直強調,中國現當代文化史上有兩次極大的文化“破壞”,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二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運動。在他看來,這破壞了三千年中國文化生態的整體發展,造成了中國文化生態的“斷檔”,其負面影響是傳統文化的基因秩序、古典哲學、公理禮儀與規矩標準的消解,以至于使國家和人民喪失了文化的自信力。他說:
 
  20世紀初,有一句口號叫“打倒孔家店”,把孔子牌位給砸了,把舊禮教也砸了一些。但下手干這些事的,多數是懂其中規矩的人,因此出手還講究點分寸。但還不算太狠。20世紀60、70年代,有兩句口號:“破四舊”和“批林批孔”……那場“革命”是徹底的,把該砸的不該砸的,全部打倒在地,還踏上無數只腳。(18)
 
  穆濤這一關于“生態浩劫而被斷檔”的強調,是非常深刻的,而他的這一認知,幾乎可以看作是在散文中進行文化批評的一個思想根基,是“穆濤體”散文內在的出發點與驅動力,是其散文顯示不同于他人散文思想魅力之所在。也許,他的“文化斷檔論”不無偏激,但正是這種所謂的“偏激”,才能夠激發出穆濤式激情與激烈的批判。
 
  應該看到,散文作為文化母體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所受到的生態“浩劫”,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誕生“白話美術文”時期的“浩劫”(主要是對“文以載道”公理的打倒與廢棄),性質完全不同。后者是“懂規矩”的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文化先驅順應歷史發展的必然,對于五四新散文的誕生充滿著不可忽視的正向推動作用;而前者,是人為的文化虛無主義與極“左”政治思潮使然,是對誕生半個世紀的、作為新文學母體——散文的一種極大的扭曲與傷害。于是,他從“大散文”的美學定位和踐行出發,呼喚著散文在五四涅槃之后的二次涅槃。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他進行著“在場”的穆濤式的闡釋與散文理論建設。諸如,破政治寫作的新“八股”即“文件與公文”的文風,應該是“早晨推開窗子,讓新氣息新感覺一下子撲面而來”(《文風》《再說文風》等);破“工具論”,作家應該有“說真話”的自我的“底線”(《底線》《怎么樣理解主見》等);破“三大家”頌歌模式的假與空,必須“忌粉飾,忌矯情,忌虛偽”,要有“煙火氣”與“人味”(《內涵》《忘我》等);破模式的思維與平俗,必須“辣手著文章”,“手辣”“眼辣”與“心辣”(《言者有言》等);講創新,應該重新由李漁的“四期三戒”得到啟導(《李漁的“四期三戒”》等);說簡潔,應該批評浮艷之風,從歐陽修“逸馬殺犬于道”的惜字傳神的描述中,得到純潔文字的歸正(《簡潔》等)……
 
  一言以蔽之,在穆濤散文中,通過分散在各篇作品中零零星星的表述,雖在精短作品中進行深度闡釋是受限制的,但已經建構了散文美學的一個圖譜輪廓。這一方面的思考,無疑是當代散文理論建設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料?!澳聺w”對散文美學問題的闡釋,帶著批判性匡正時弊的問題意識,以歷史上的人物故事、典籍中的至理名言,作為闡釋的途徑與方式;用歷史文化傳統的梳理與解釋,散點透視地來為建立散文美學指點迷津;加上他以批判的角度與散文“革命”的思維重新進行現在時的闡釋,于是他的散文學思維及散文理論話語,便充滿了文學啟蒙的當代性,而具有了“言者有言”的“革命”意義。“意,猶帥也?!蹦聺龁⑹疚覀?,散文的立意應建立在思想“破、立”的批判與“在場”,其境界便腳踏實地而又高瞻遠矚,其思想便是大境界;依憑歷史文化,博古通今地洞察事物而明辨事理,這便擁有了負道抱器的智慧。
 
  三、“穆濤體”的精神氣象及文本創造
 
  散文是作家自我思想、道德、情操、氣質以及個人思維方式的告白,是彰顯自我的一種生命形式。因此,散文家的散文,總比小說、戲劇等其他文學體裁要更直接、更突出地表現個人的人格精神氣象。丁帆對此用“儒風道韻”和“仙風道骨”來概括,(19)是非常到位與準確的,而且如此概括頗有玄學的味道。
 
  筆者認為,“穆濤體”所表現的個人精神氣象是不可復制的,有著很另類的氣質。我從丁帆的評論里拈出“儒”與“道”兩個字,來概括其精神氣象的特殊,并進行闡釋。所謂“儒”,是穆濤在散文中所表現出來的濃濃的書卷氣。“儒”,是士子,是“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讀書人。從穆濤散文的表面看,其文本構成是用一個思想點,所串起來的引經據典的塊料。它們昭示著這是學者寫的文章,淵博的文史知識是其點點滴滴思想的強有力的支撐。在擺脫政治規約(自然難以完全的擺脫)之后,完全可以在文化學層面對歷史進行文本書寫。在當代散文家中,像穆濤這樣“掉書袋”的作家并沒有很多,也就是說,像穆濤這樣結構文本的并不多見。從穆濤文本的內里看,引經據典的材料之內容,又都是“精義”,說明他是讀書加思考的“通儒”,以此可以證明穆濤是一位學者,其散文屬性自然也是學者的散文。博覽與精讀之后,經過思考才能消化,經過消化才能會通,故此才能稱之為“通儒”。或許在引經據典方面難免會有少許訛錯,但完全不是金文明所指出的余秋雨那種錯誤百出的狀況。所謂“道”,是穆濤穿越歷史與洞察現實之后的悟“道”與得“道”,并且在文本上表現出來“道”行,即以文史知識作為以史鑒今的依托,而超越文史空間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思想和觀點的“布道”,仿佛是哲人的特立獨行。正如鮑鵬山所描述的閱讀感覺:“我感覺到了,《先行的風氣》是承載著散文的文脈的,是承續著先前的散文風氣的,是立德立言之文,是敦厚風氣之文。境界高邁,超越是非,文字厚道,幾乎圣賢氣象,直逼最高境界。”(20)
 
  得“道”,則靈氣往來;靈氣往來與貫通,則將作家的徹悟引向深刻,抵達“最高境界”,即哲理境界。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之時空隧道中穿越與往來,其精神就是大的精神氣象。歸根結底,這就抵達了言說哲理的自由境界。穆濤在慣性思維中充滿了反向的悖論思維,又在悖論思維中悟出許多符合事理邏輯的“道理”。諸如“一前面是零,但零不是沒有,是無限數,是未知數,包含的更多”;“素面朝天不是一張臟臉,而是放棄了喬裝打扮,唯大英雄能本色”等,這類禪悟的哲理自然而然地在文章里出現。從創作的審美機制看,這是審美心理境界達到了充分高度的一種自由。

  審美心理境界一旦抵達充分、高度的自由,轉化在“穆濤體”文本的創造上,則是文本創造的高度自由。而這種自由,便是賈平凹訴求的“革命”自由,進而使“穆濤體”的文本具有了以下幾個鮮明特征。
 
  首先,是“穆濤體”文本形態的陌生化。穆濤的散文文本形態多元,呈現不定型狀態,它的陌生讓讀者難以定義。真實的思想與情感成為自由抒寫的驅動力,沒有固定的成規舊律可以約束穆濤的筆端。他自己稱他的文章是“札記”或“稿邊筆記”,因心性的自由與率真,所以每篇的形態由規定的思想(感興)、情緒(即時的心態)與靈感(審美的感覺)而隨“物”賦形。一般來說,他的散文是隨性寫出來的,可以稱為雜文,可以稱為雜感,可以稱為札記,也可以稱為隨筆??傮w說,大體屬于議論、說明的一路,而不屬于敘事紀實、藝術抒情的“白話美術文”流脈的體制。穆濤的這種“不定型”文本的陌生化形態,對于五四散文的“白話美術文”的范型是一種突破,大體上是對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議論小品的傳承,但內涵上又棄絕他們的清淡閑適;同時,“穆濤體”又對“卒章顯志”的楊朔模式、“類比取義”的秦牧模式、“今昔對照”的劉白羽模式進行消解和突破;更是對新時期大量“傷痕”紀念模式的破解?!按笊⑽摹钡摹案锩币庾R之一,就是悖反以至逆襲“藝術抒情”散文獨尊文壇的偏向,而使散文創作走向多元發展的廣闊道路。正因貫徹這種多元走向,穆濤的散文拒絕單純藝術抒情的套路,而取雜感體書寫的自由。究其實,這是“穆濤體”對傳統散文的“失范”與“破體”,是屬于他自己文體的“雜說”型。魯迅先生說過:“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保?1)梁實秋也有類似的看法,說“散文是沒有一定的格式的,是最自由的”。(22)筆者認為,散文創作應該遵行大體雖有、定體則無的原則,散文作家應該像穆濤這樣形態自由地寫作,去創造帶有個人特征的體式,這種自由賦予文體以“革命”的意識。但穆濤散文也不是毫無規矩,大體還有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起承轉合”的章法與行文走筆的規矩,而從這方面看,穆濤散文之于“通律”,基本上又是“守范”的。
 
  其次,是“穆濤體”敘說方式的無序性。所謂敘說方式的無序性,是指穆濤散文打破了一般散文敘事的物理時空(按時間地點而移步換形)與心理時空(按思想意識的流動而結構作品),為表達思想或感悟而空懸筆端,似乎難以很明確辨析其敘述、論說與情緒抑揚頓挫的線索,缺乏明顯的連貫性與線條感。表現在文本上,則是節奏的跳躍性太大,作者言說的時候東拉西扯,扯遠、扯出了不太相關的“閑話”來,于是作品便留下太多的“空白”。穆濤自己說:“國畫里的留白是一種空,音樂里的瞬間停頓是一種空,文學描寫里的閑筆是一種空,這些空里都潛藏著奇妙的魅力?!保?3)這種敘說的無序性,使文本結撰的“閑筆”特有傳神的趣味。那些“閑筆”,或觸及各種社會世相,或觸及文化的悖論,或說人性至情,雖與一篇作品敘說的本事關系不大,但機鋒卻藏得很深,很有妙趣。
 
  第三,是“穆濤體”藝術呈現的無技巧。巴金先生不止一次地說過:“藝術的最高境界是無技巧?!保?4)或許為了糾正獨尊藝術抒情的偏向,穆濤故意遠離“藝術抒情”,便不太注重寫作的技巧。我們讀穆濤的散文,如果用精湛的構思、嚴整的結構、情景交融的詩學境界等標準去進行分析,那是一件徒勞的事情。這種文體特征試圖接近巴金所主張的“無技巧”境界。筆者說過:“所謂‘無技巧’,不是說真的沒有任何技巧,是指運用技巧已達到‘化境’,熟練異常,出神入化……使讀者看不到作者運用技巧的任何痕跡?!保?5)隨性與自由是穆濤散文的藝術理想,包含著簡單、樸素、自然、平易、簡潔等,是忽略藝術方法與手法的繁復、現代主義形形色色的技巧、華麗的語言表達,以達到本色化的藝術創造。而這種質樸的美學思想在文本上的自由,完全是由作者“身體里的風氣”決定的,是一般人很難學到的“點鐵成金”的功夫,只有依憑豐實的學識與舉重若輕的文字功力,依憑世事洞明、悟透古今的見識,穆濤才能成為穆濤。如一位評論家所描述他的“無技巧”呈現:“看到穆濤的手伸向歷史的幕布后面,吹一口氣,變化出這么多靈性的東西,怎么變還真說不清楚?!保?6)賈平凹也曾經說過“無技巧”就是“大技巧”:“作文蹈到大方處,其寫法就要講究了。所謂的沒有技巧就是大技巧,那是指進入了大境界的‘精變’作家而言的?!保?7)反形式到了“無技巧”的境界,就是從“必然王國”“精變”到了“自由王國”。這是在賈平凹“大散文”的理念中,“反形式”所向往與所訴求的藝術呈現的高度。如果我們大反散文創作中長期積淀的形式主義,就散文的“革命”而言,恐怕就是賈平凹在文本上訴求“大散文”的最終的“革命”。
 
  文學史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每一位有作為的作家都在自己所處的時代與文學思潮中去尋找自己的角色定位,從而進一步創造自己的文本風格與個性,尤其在文學思潮中找到自我定位并演繹自我的作家更為可貴?!澳聺w”文本形態的陌生化、敘說方式的無序性、藝術呈現的無技巧,包括其表述語言的幽默詼諧和智慧的冷諷,這些方面表現出文體創造的反形式主義傾向。穆濤的“反形式”是其散文“革命”的精魂,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它自然是貫徹“大散文”主義“掃除浮艷之風”、擯棄各種模式的形式主義弊端,而取賈平凹從《月跡》的華彩到《商州》三錄的古樸清新之經驗,其意義是以助“大散文”在當下文壇上開一代之新風。
 
  唯其如此,“穆濤體”散文在自我定位的實驗中,作家執拗地將自我扮演成急先鋒的角色;于是,穆濤自成悖論。在反思五四與反思極“左”政治思潮之后,靠讀文史古籍而作“札記”(“雜記”)的穆濤,卻以先鋒姿態演繹著標志散文“革命”的“大散文主義”。鑒此,穆濤的意義,尤值得我們研究中國現當代散文史與散文理論的專家學者,去進行學理性的思考與深究。
 
  注釋:
 
 ?。?)丁帆:《儒風道韻點春秋》,《東吳學術》2014年第6期。
  (2)辛先錫:《中國當代散文的發展趨勢》,中國散文學會編:《散文趨向的深思:常州研討會論文集》,第89頁,香港,香港正之出版社,1992。
  (3)賈平凹:《美文》發刊詞,《美文》1992年創刊號。
 ?。?)賈平凹:《說穆濤獲獎》,穆濤:《先前的風氣》,第313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4。
  (5)賈平凹:《〈美文〉創刊25周年刊慶時致同仁們的信》,《美文》2018年第10期。
 ?。?)見林非:《散文的昨日與和明日》,《文學評論》1987年第3期。
 ?。?)見范培松:《解放散文》,《文學評論》1986年第4期。
  (8)見吳周文:《提倡“美文”》,《天津文學》1986年第5期。
 ?。?)見趙玫:《我的散文觀》,《天津文學》1986年第5期。
 ?。?0)見周同賓:《散文要還俗》,《散文百家》1992年第10期。
 ?。?1)見王英琦:《散文三昧》,《散文選刊》1992年第1期。
  (12)穆濤、徐中強:《訪談:文學寫作,要有良知和良心》,穆濤:《先前的風氣》,第336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4。
 ?。?3)見劉錫慶:《當前散文創作的幾個問題》,《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
 ?。?4)吳周文:《說三師》,《上海文學》2019年第5期。
  (15)穆濤、徐中強:《訪談;文學寫作,要有良知和良心》,穆濤:《先前的風氣》,第337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4。
 ?。?6)穆濤:《會說話》,《先前的風氣》,第94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4。
  (17)古耜:《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穆濤:《先前的風氣》,第325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4。
 ?。?8)穆濤:《師和傅》,《先前的風氣》,第122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4。
 ?。?9)見丁帆:《儒風道韻點春秋》,《東吳學術》2014年第6期。
  (20)鮑鵬山:《散文,以及穆濤的散文》,穆濤:《先前的風氣》,第320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4。
  (21)魯迅:《怎么寫》,《魯迅全集》第4卷,第2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梁實秋:《論散文》,《新月》1928年第1卷第8期。
 ?。?3)穆濤:《空指什么》,《先前的風氣》,第112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4。
 ?。?4)巴金:《我與文學》,《探索集》,第12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5)吳周文:《“無技巧”境界》,《散文藝術美》,第106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
 ?。?6)李浩:《穆濤的風氣》,穆濤:《先前的風氣》,第317頁,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4。
 ?。?7)賈平凹:《關于散文的通信》,《散文選刊》1991年第9期。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作者:吳周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906/c404030-32218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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