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腦子里出現了李秀成在一個黑暗的倉庫角落里，叼著一根香煙，用左手握著斷線鉗慢慢剪著鋼筋頭的畫面。”這是《涂鴉》的最后一處人物特寫，至此，“涂鴉”之謎已破解，但李秀成還是沒有真正現身。小說從尋找“涂鴉”之人開始，陳河將“涂鴉”事件相關者集結，透過對各自敘述的解析，完成對“他”形象及心理的側寫。由此我想，“涂鴉”也是一語雙關，既是溫州城里公共墻上匪夷所思的六字密碼，又是創作者形似隨心所欲實則針腳綿密的“講故事”策略。
 
　　對于旅居海外三十多年的“我”，故鄉溫州的歷史細節逐漸地被驅逐進遺忘。“我”有意識地追索并整理，突然想起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公廁墻壁上都刷著一句十分莫名其妙的標語——“石銀池入土匪”。于是，“我”決意解開此謎團。有沒有“石銀池”這個人？“入土匪”是什么意思？“石銀池”和“土匪”合在一起又有什么緣故？“涂鴉”是小說題眼，故事的線頭就從“涂鴉”上的“石銀池”三字開始滾動。陳河開篇就先運用了后設小說的方法，安排“我”借助網絡，核實“石銀池”身份。“我”赫然覺察原來這個名字曾出現于小說《布偶》，而其正是“我”（作家陳河）十幾年前的作品。“我”無形中成為“涂鴉”的第一個敘述者。接著，“我”意外發現，“我”自認虛構的“石銀池”還真的存在，知情人陳渠來即將現身。他是第二個敘述者，“我”將往事復盤的起點定位于他曾經的生活場域。小說切換回六十年代的溫州老城西郭外，鏡頭拉近至坐在甌江邊尋找商機的陳渠來。他扎進街辦工廠暗自逐利，受命必須安置好刺頭“李秀成”。“涂鴉”之人的畫像從此處落筆，“江邊雀”——戰斗英雄——機床廠工人形成三組由“他述”平涂的模塊。石銀池出場了，他是南下干部，可就因其隨機決定，一名叫“李秀成”的普通工人，全家“被下放”文成縣，“我”據此抽出了“涂鴉”謎案的主線。李秀成偏執地抵抗命運安排，展示出“戰斗者”的破釜沉舟，不惜采取各種極端方式扭轉“被指定”的結局，寫標語——“石銀池入土匪”即為其最得意之作。第三個敘述者是陳渠來的朋友老裘，由他補敘陳渠來如何勸服李秀成落戶街道廠，及兩人如何就作坊生產達成協商，共同跟住了溫州第一波私營經濟發展。同時，他引入老單，插敘李秀成的兩幕家庭悲劇（妻子拋家/女兒橫死），揭示他能屢次在困厄中存活的心理動因。石銀池的命運如何？第四個敘述者由石春蘭（轉述自石銀池）擔任。她補敘石家因“石銀池入土匪”而承受的波及兩代人的悲劇，從某種程度上，其怨念之重反襯出李秀成的執念之深。偶然的“涂鴉”事件，時代任其持續發酵，升騰為一場風暴，全面鎖住陳渠來、李秀成、石銀池、老單等人的人生，而風暴中心的“石銀池入土匪”，不斷向外擴散、向內鉆探，漸漸隱入改革的浪潮和記憶的無限。
 
　　《涂鴉》是一部講究敘事技巧的作品，補敘、倒敘、插敘、預敘糅合一體。從布局看，陳河運用了對比性復調，四位敘述者是四條獨立的旋律線，有機疊置，構成多聲部和聲的故事形態。從細節看，他采用平涂與疊加相結合的敘事方法，一方面在“涂鴉”事件的追憶框中先平涂出施事者“李秀成”，另一方面由家庭/社會架構兩重視角，疊加出“不在場”的“李秀成”。他是既定秩序中的爆炸性元素，印刻于文本的“反骨”體質是“倒掛眉型”的固執和“左手搖車床”的漫不經心。我認為這是陳河的一次創作新嘗試，在《涂鴉》里全然借助側面描寫的途徑，即以他人經歷，令人物存在；以他人言語，令人物鮮活。《沙撈越戰事》《甲骨時光》《外蘇河之戰》都是從直接正面描寫聚焦主人公。值得注意的是，“我”“陳渠來”“老裘”“石春蘭”四人部分，互相之間形成有序銜接，只講述個人最精確的那部分回憶，誰也沒有推翻他人的陳述，反而不斷強化或者佐證對方提供信息的有效性。全知視角和限知視角的交錯，產生一種敘事誘惑，不斷牽引讀者在虛實交錯的世相中穿行。一個靈活、執拗、勤勞、狡黠的李秀成一點點豐富起來，“石銀池入土匪”的前因后果也得出一幅完整拼圖。小說關注溫州的草根創業者，但他們沒有卸下陳河小說一貫的“硬漢精神”，他一直從三個維度建立“陳河作品”辨識度：扎實的史料研究、主人公皆不甘心一成不變的生活、傳奇性與英雄性的題材自覺。
 
　　除了破解溫州城的“涂鴉”，小說埋設著另一條重要伏線：“溫州模式”。陳渠來與李秀成展示民營經濟發展的兩條路徑，即官方和民間，兩股合力指向溫州家庭化經濟形式的初始形態。陳渠來成長于打索巷，它既是溫州的交通樞紐，又是商品交易中心，永嘉山底西溪流域的山民（鄉）與城市居民（城）在此聚集，山民賣土特產換取生活必需品帶動了周邊商業。陳渠來瞄準“防風煤球爐”的潛在商機，果斷以街道公社名義成立街辦工廠，獲取當地政府庇護。1977年，他大膽接下加工一批車床件的“異地業務”，顧慮重重地撲向巨大的經濟收益。李秀成從國營廠退回街道廠時，堅持要一臺車床，他比陳渠來更果決地愿意“單干”，地下作坊式生產及銷售模式，將其培養為“磨具大王”。風云突變，李秀成逃往內蒙古，毅然以鄂爾多斯為基地維護生意圈，一方面與東三省老客戶開展業務，一方面繼續投放樂清訂單。應該說，創業的成功與失敗，并非是其個人意識問題或者能力問題，而是改革試水期，政府和市場還未能給予民間個體經濟充分的成長空間和充足的發展條件。陳河在小說中已經觸及到溫州人及溫州經濟的頑強生命力，但他沒有在中篇體量內著墨太多，他還是選擇穩定住“人”的敘事重心。此后溫州家庭作坊式經濟體的繁殖和擴展，我們倒是可以從溫州人項飆的《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書中獲取相關信息。“浙江村最基本的結構特征是，通過每個人的相互連接、重疊的小網絡撮合和擴展，它有很強的平面發展能力，卻沒有被組織的基礎。”（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396頁。）李秀成作坊具備平面發展理念，體現出“關系叢”的雛形，它是人組織和運用的結果，其概念強調行動者對關系的認知、把握和計算能力。（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419頁。）
 
　　“落魄的人生，就這么完蛋了嗎？別胡說了！喂，站起來！”“彩虹合唱團”于2021年推出的“站起來”，獻給改革開放初期的溫州創業者，刻畫先行者正面迎擊挑戰的膽略與勇氣。黑暗的倉庫角落，李秀成，叼著一根香煙，左手握著斷線鉗，慢慢地剪著鋼筋頭，神秘、靜默且從容的情境感由黑暗和光亮的交替在引生，披露了海外華文小說中“中國故事”的新動向，陳河有準備在后續新作中將溫州人作為一個歷史主體來思考，提供“路在腳下，站起來”的溫州經驗。
 
來源：十月雜志（微信公眾號）
作者：戴瑤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906/c404030-322193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