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為心聲。人類不能沒有詩歌，根本的在于心靈需要守護、精神需要解放，思想需要深入到最不可言表之處。優秀的詩歌和詩人，如同老練的建筑師，用語詞架構出獨特的宮殿，展示著人類精神的深層結構。遠心的詩集新作《我命中的棗紅馬》，就是這樣一座獨特的精神之宮。
 
　　遠心出生于河北，幼時遷居內蒙古，從此結緣草原、鐘情于馬，如她在書的“后記”中所言，她有一顆“蒙古馬的心”。這本詩集的大部分作品，都與馬有關。用她的話來說，馬從山丘、河流、草原，從博物館的雕塑，從攝影師的圖片，從長調民歌，從中外史詩，從古典詩詞，從不同方向嗒嗒走來?！扒宕嗟鸟R蹄聲，成為詩的節奏。水晶一樣的靈魂，照進詩的靈魂”。于遠心而言，馬是美麗的生物，也如奇幻的精靈，已成為她精神的化身，寄托著生命追尋?！翱系禄牟ＡТ巴?來往都是都市的汽車和行人/我定睛細看，再看/依然看見草原：漫坡，向上，幾道山棱”“有人坐到窗前/我還是看到她背后的草原”（《窗上》）?？梢姡@種精神已融入了詩人的主體意識，一觸即發，自然流淌，揮之不去，去而復返。
 
　　當遠心以詩的語言訴說她“蒙古馬的心”時，在抽象化重塑中完成了意象的超越和營構。而這個彌漫在整本詩集中的意象，超越了“馬”的具體視覺內涵，轉化為“奔跑”。也正是“奔跑”，給了遠心的詩一種流動感，使之成為身體閱讀的對象?；蛞蜻@個緣故，我讀這本詩集的時候，雖穩坐在家中的沙發上，卻產生了移動的體感。
 
　　被遠心收入筆下的那些“馬”，幾乎都是奔馬，請看：“你奮蹄疾馳，讓塵土飛成光輪”“一匹野馬的魂靈注定與無邊的野草共生”（《我命中的棗紅馬》）、“黑馬甩著一身的陽光甩得再快一點”（《嘯鳴》）、“一群野馬奔馳在連綿不絕的山林間/忽而踏入深谷/忽然騰躍峰嶺”（《野馬鬃鬃》）、“風中奔跑的小黑馬/像頑皮的小駝羔，小狼崽，小駱駝/黑黝黝地拱我的額頭”（《科爾沁小黑馬》）。而在《廄中》這首詩中，遠心更開宗明義地吟到：“這幾乎沒有可能/讓一匹野馬入廄，廄中”。在她的心中或筆下，馬是永動的性靈。
 
　　當然，奔跑的不一定是馬，可能是山羊：“什么時候從羊群里跑出來/脫離西鄂爾多斯大地/穿越荒漠、平原/到陰山”（《一只阿爾巴斯山羊》）。也可能是風：“奔騰起來，呼嘯而至/摘下小馬駒的桂冠/風翻起帽檐”（《巴爾虎女人》）?；蚴腔疖嚕骸傲熊嚕┰酱笈d安嶺/烏奴爾，免渡河，博客圖，興安嶺/從西麓鉆進去”（《穿越大興安嶺》。抑或地鐵，“一條潛伏的鐵皮蛇/突然躥出，綠眼睛，盯著我/彎曲，轉向，尾巴搖擺/呼嘯而去（《空心蛇》）”。還有不舍晝夜的時光或曰思念，“當你再回來/深深的思念已貯滿心懷”“當你再回來/長長的等待已隨花開/照片已擺在蒙古包里/我已消散在無影無形的風里”（《帶不走的花斑馬》）。
 
　　“馬”濃縮了遠心的人生閱歷和生命體驗，成為詩人內在世界的修辭。“奔跑”則比“馬”更具本質感，從而完成了“馬”的精神抽象與移情，一如魯迅筆下滋長得有些野蠻的“野草”，也似昌耀詩里的靜穆而顯出神性的“高車”。詩心一片棗紅馬啊。世界因此而興奮地躍動起來，煥發出內在的節奏。而節奏，恰是新詩的本質規定所在。
 
　　自新詩誕生以來，詩人和詩評家們為押韻問題聚訟不已。押韻在本質上應是文字的音樂感或曰節奏。我記得謝冕先生說過，所有詩歌都必須包含音樂性。否則，就與其他的文體沒有區別了，而表現這種音樂性的重要途徑在于內在的節奏感。賦予或激活詩歌的節奏的辦法當然有許多。在我看來，遠心這本詩集，似乎打開了理解這個問題的另一扇窗。
 
　　在她的詩作中，語言技巧有時成為節奏感的來源。比如《嘯鳴》：“窗外的鳥叫再多一點/再多一點早晨來得再早一點/光在窗框上打得再白一點/再白一點白到發金/愛退卻之后距離再遠一點/再遠一點不產生嫌惡不要仇恨自己”。但更多時候，還是通過意象及其營造過程，帶出那種屬于詩的節奏，或拙重或奇巧或輕靈或緩滯，激發著讀者內心的音樂感。
 
　　早在80年代中期，昌耀曾經表示，他欣賞從生活感受中升華的、滲透了創作者主體精神的藝術真實，“心境輻射的真實，形變實即情變的真實，夢幻的、樂感的、詩的真實”。我以為，《我命中的棗紅馬》這部詩集，貼切地展現了昌耀所欣賞和守望的那種藝術境界。在書的“后記”里，遠心把自己比作一把馬頭琴，“被草原上的老牧人拉出蒼涼的長調”，那么，讓我們靜心聆聽這來自高原的寬廣旋律吧，在詩句里，在書頁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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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于《內蒙古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