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遠心，在內蒙古大學漢語言文學系任教10年，她曾開過一門《現代詩歌美學與創作》通識課，我曾被邀請去講過一堂諾獎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的《白鷺》，學生們接受和理解得好，反響還不錯。我一向認為，在大學里開展現代詩的普及課很有必要，從根本處講，學生們獲得的是一種審美上的教育直觀——“中文之美”。遠心調往南京一所高校任教，教學之余，仍有時間和激情投入到詩歌創作上來，這部詩集《我命中的棗紅馬》就是她的最新成果。
 
　　“馬”作為一部詩集的主題，而且作者還是一位女性，這一點遠心足夠讓她的新朋老友驚得目瞪口呆。說到寫馬的詩，最著名的一首要屬布羅茨基的《黑馬》，“黑馬”的神秘形象在一種極具視覺沖擊力的修辭下被表達得驚險而淋漓盡致；還有羅伯特·潘·沃倫寫過的一首關于馬的詩，叫做《野地里的死馬》，有著鮮明的死亡美學呈現；以及具有核爆效果的艾特溫·繆亞的《馬》，那首詩寫了一群“奇怪的馬”，被T·S·艾略特大贊為“原子時代的偉大而可怕的詩篇”；大多數人都會從這三首詩中讀出一種殊絕的遺世獨立感。和他們這樣的大詩人相比，遠心寫馬，除了保持崇高（含悲劇性）的意象統攝性特征，視角的焦點不再對準一匹馬，而是各種馬，就是虛一而實多。
 
　　結合歷史、地域和民族生存、生活的角度看，馬對游牧民族的意義重大，但進入現代社會（當代生活）后，在某種意義上，馬的實用價值又大大地降低，馬甚至成了某種反英雄主義的象征。很長時間以來，竟然沒有人會嚴峻地提出一個疑問：馬的存在意義何在？如果有此疑問，我認為疑問本身包含了一種深切的省察，遠心表現出來的態度最為真誠，她的詩集《我命中的棗紅馬》可以視為一個發乎情感的回答。
 
　　一直以來，絕大多數的內蒙古詩人們延續著這樣一個觀念性的傳統，就是信仰自然主義的詩歌寫作，我們也可以將之視為一個（一群）詩人的立場。但它的現代性明顯要差些。詩的現代性在何處？如果我們必須在此討論，我認為，至少有兩點是不能回避的，一是詩對現實介入的廣度，二是詩對靈魂介入的深度。那么，問題就來了，遠心在詩集里展示的那些詩，是否是以對現實的反映來完成詩的現代性的？
 
　　按西奧多·阿多諾的說法，“只有那種能在詩中領受到人類孤獨的聲音的人，才能算是懂詩的人。”既然將馬的命運和人的命運聯系起來，上述問題的答案就很明確了，遠心的通往靈魂的寫作可視為內蒙古詩歌在現代性方面的范例之一。
 
　　在整部詩集中，起領銜和壓陣作用的《我命中的棗紅馬》是一首充滿想象力的詩，我甚至從中嗅到了布羅茨基《黑馬》的神秘氣息，也就是說，遠心以她飽滿的情感在這首詩里同樣發揮了她的語言技藝和修辭天賦，如“曾經的黑被你眼底的風情鍍亮/早霞和夕陽燒融你金色雙翅”這樣的句子；也不乏細節性描寫，如“青髭略浮在唇上，唇線微微翹起”。當我看到“一匹野馬的魂靈注定與無邊的野草共生”這一句時，我就將“棗紅馬”視為遠心的精神自畫像了，所以她這首詩在某種意義上超越了這部詩集中所有的詩。
 
　　遠心的這部“馬”主題詩集讓我想起詩人安琪即將出版的一部詩集《內蒙古詩篇》，她們出人意表的表現的確令我驚訝，兩個非內蒙古籍的詩人（而且是女詩人）對內蒙古遍地的詩意發現是不是對內蒙古的本土詩人有所啟發呢？馬是內蒙古這種邊疆地區的常見之物，雖然有很多詩人寫過，但像遠心這樣規模性創作的還很少，她是一個“再也回不了故鄉/靈魂漂泊在這壯美的草原上”的人，套用詩人王家新曾談過的一種人與詩的內在關系，就是“詩與詩人的相互尋找”。
 
　　通讀完這部詩集，作為詩人的遠心給我最大的印象她竟不像一個詩人，更像一個極盡調色技藝的畫師，也就是說，比起寫馬，她更擅長“畫”馬；這種“畫”，當然是她在展示她的語言天賦。例如《銀色的嘶鳴》里的“黑馬”，“我碰到黑馬的嘴唇/在九眼橋邊，黑色嘴唇微張/比黑色眼睛更柔軟”；《受驚的小黃馬》里的“小黃馬”，“小黃馬猛往母馬肚皮下鉆/母馬轉著身子踢起一圈塵土/把小馬圍在圓圈里”；《淚水灑落薄雪暈染的草原》里的“馬群”，“馬群散落著，像農村那些插手而坐的老人/有的在石頭上，有的靠著墻/有的趔在一旁/馬頭長鬃擋臉，黑毛梳理茫茫細雪”；還有很多不再列舉。至少，和遠心從前的詩相比，她現在更信任來自修辭的力量，她給馬“畫”像，無論馬的外觀還是內里，在細部上都裝飾了流蘇般的，獨到、明晰而極具造型感的比喻。
 
　　作為給馬“畫”像的延伸之處，遠心必然非常傾心內蒙古的自然地理——也是內蒙古詩人最信任的詩意鋪展的場景；似乎詩的本質也應如此，人類對自然之美的一種向往，表現在了她出自心靈的太過猛烈的熱愛和迷醉之中。不過，寫內蒙古尤其是寫草原的詩大多數都走向了平淡無奇的程式化，遠心也不例外，諸如《娜仁的蒙古包》《云端的克什克騰》《伊敏河在等待》《莫爾道嘎森林》《雅魯河漂流》《遙遠的達賚諾爾》《勁風吹過哈撒兒古城》之類的太多了。我倒不是說這種面向自然的抒情方式不可取，而是對遠心這樣的詩人有一種期待，那就是，即使是面向自然的詩，也應將具有痛感的現實生活寫出來，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千人一面的邊地風光的展示上。
 
　　以《我命中的棗紅馬》這部詩集為例，我可以將遠心在表現層面上的特點簡單歸納出三點來，分述如下：
 
　　激情大于熱情，激情獨立于熱情。遠心個人在文本和生活上的表現是一致的，她對內蒙古的熱情有時近似瘋癲，這是靈魂上的事；但她的激情——“我執”這一塊的理性人們是在她的詩篇里發現的，她的表述方式或如繁花盛開或如狂風大作，多壯美而決絕，如《漂泊在壯美的草原》一詩所寫的那樣：“我再也回不了故鄉/靈魂漂泊在這壯美的草原上/一片薄云就能覆蓋我的尸身/在群山頂上風葬”。
 
　　英雄主義大于現實主義，現實主義混跡于自然主義。遠心將馬的肉體與精神巧妙而放肆地理想化了，在遠心的心目中，馬是豐富的也是完美的，天才詩人一般——“永遠活在17歲到19歲/你是天才詩人的一生”（《春風和煦的夜晚》）；更是傲慢的英雄，“幾乎沒有可能/讓一匹野馬入廄”（《廄中》）；但這會給人一種空洞、高蹈和恍兮惚兮之感，而受到缺乏現實性的責難，事實上，遠心的現實主義是明顯的，絕大多數詩篇都指向了個人那種無所適從的困境——故鄉/他鄉，出走/返回，去留之間，“我是傳說中的吉普賽人”（《風中的云鳥》），她心靈糾結的地方只能用自然主義去消解。
 
　　誤解大于理解，理解轉化為詩。遠心的詩，經常會遭到一些質疑和指責，比如說，她的某種角色代入感太強了。這種誤解的前提是針對她的曖昧的自我確認——來自身體的外觀服飾和來自文本的模具式語言感；這個問題涉及一些倫理性的情感原因。但遠心顯然痛切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被動性，她主動地建立起一種個人的介入詩學（她不是旁觀者），來阻擋針對她的那些偏見和質疑。
 
　至于在這部詩集里展示出來的結構形式和修辭技藝，我認為遠心是充滿了想象力的，而且她的想象力極其凌厲，諸如“命運中那座一定要走過的鐵鎖橋/被風吹打得叮當作響”（《大地伴隨最后的霞光入眠》），“風大得要吹起地皮”（《風大得要吹起地皮》），這樣的句式確給人一種耳目一新之感。特別需要談到的一點就是，《我命中的棗紅馬》是一部激情之詩也是一部桀驁不馴之詩，遠心正在擺脫那種用觀念符號來寫作的積習。比如，以前的人們總會寫尋找騎手的馬，而在遠心的視域里，馬既不需要圍欄也不需要騎手。“跑出圍欄的小青馬/為了馳騁想象的草原/把身體的馬廄騰空”（《跑出圍欄》），這也是一個詩人對自己的靈魂要說的話。
 
　　原載于《文藝報》 (2021-09-22 )
　　 
　　作者：趙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