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學批評的思想內涵與文體風格

 

　　摘要：作家批評是文學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王蒙的文學批評踐行了評論家應該是思想家的理念，以其鮮明的思想性和時代感成為作家批評的典型代表。王蒙的文學批評始于20世紀50年代，迄今已逾60年，其獨特的批評文體包含著深刻的生命體驗和思想情感力量，既是一種直覺式審美批評，又是一種生命批評。王蒙的文學批評體現出社會批評和美學批評、主體論和本體論的統一，是審美、思想與生命的時代交響。

 

　　關鍵詞：王蒙 文學批評 審美 思想 生命

 

　　作家批評是文學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國批評家蒂博代曾把作家批評稱為“大師的批評”，以區別“職業的批評”“自發的批評”，可見，作家批評已成為文學批評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事實上，亨利·詹姆斯的《小說的藝術》、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大江健三郎的《小說的方法》等，已成為20世紀作家批評的經典文本。新時期以來，伴隨著思想解放的潮流，當代作家批評重煥生機，馬原的《小說密碼》、王安憶的《小說課堂》、格非的《小說敘事研究》、畢飛宇的《小說課》、曹文軒的《小說門》、殘雪的《藝術復仇——殘雪文學筆記》等，已成為當代作家批評的代表性著作。其中，王蒙的文學批評因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鮮明的時代感，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的一個獨特存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王蒙通過其極富個性的文學批評，深度介入了當代文學批評話語和批評范式的建構，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一

 

　　作家而言，文學批評是另一形式的創作，創作和評論都是作家創造性即本質力量的體現，特別是對那些思想型作家而言，批評更是其創作的一個重要維度。王蒙的文學批評肇始于20世紀50年代初，幾乎與他的小說創作同步，較早的如《林震及其他》《關于〈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關于寫人物——札記數則》等。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王蒙在創作大量頗具探索性、實驗性小說的同時，創作了大量具有鮮明藝術個性的文學批評，可謂文學創作與批評并駕齊驅、雙向驅動，共同引領了新時期中國小說藝術變革。迄今，王蒙的文學批評已逾幾百萬字，僅20世紀八九十年代結集出版的代表性文學批評著作就有《當你拿起筆》（北京出版社1981年）、《王蒙談創作》（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3年）、《漫話小說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創作是一種燃燒》(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文學的誘惑》(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紅樓啟示錄》（三聯書店 1991年）、《風格散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欲讀書結》（海天出版社1992年）、《王蒙王干對話錄》（漓江出版社1992年）、《雙飛翼》（三聯書店1996年）、《王蒙說》（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從實招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等。其中，既有對一些重要文學理論、觀念、現象的正本清源，也有對具體作家作品的深入剖析，既有對《紅樓夢》等傳統經典的精微品評，更有對文學新人的熱情推介；文體形式更是不拘一格，理論文章、作家論、作品論、創作談、序言、訪談、演講、書信乃至帶有某種公職身份性質的“代言”“編者的話”等，可謂眾體兼備。

 

　　顧名思義，“作家批評”最重要的特征是兼具作家、批評家的雙重身份，這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作家批評的獨特性。事實上，這里所說的“身份”，主要是指作家的具體自我和精神個性，例如馬原、王安憶、格非、殘雪同為小說家，但其文學批評各有特點。馬原先鋒作家的身份，決定了其對小說敘述充滿了興趣，王安憶則一直秉持著其女性主義的批評立場，格非的文學批評帶有鮮明的學院派特點，而殘雪的批評文字一如她的小說創作，充滿了特立獨行的反叛性，以及鮮明的自我闡釋、自我確證的價值指向。顯然，這都是由作家內在而具體的個性身份所決定的。

 

　　王蒙文學批評凸顯的身份特征則要復雜得多。在王蒙的文學批評中，至少包含了作家、思想家、文化（文藝）干部等多重身份，所有這些都從不同層面影響著王蒙文學批評的價值取向和個性風格。例如，王蒙曾說干部身份和從政經歷養成了他從大處、整體看問題的思維習慣，這同樣表現在他的文學批評之中。王蒙的文學批評視野開闊、氣象恢宏，即使是對具體作品的闡釋分析，也極少陷入細碎的技術主義，這與王蒙的文化（文藝）領導者的職務身份有關。同時，這種身份也必然帶來某種鮮明的批評立場。

 

　　王蒙既是小說藝術的“探險家”，也是文學批評的“探險家”。王蒙的文學批評具有鮮明的時代感，是時代和社會的回響，從中可以看到時代流變的印跡。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壇上面臨著撥亂反正、打破傳統條條框框束縛的問題，王蒙順應時代潮流，在創作上大力提倡“闖”和“創”，提出了“創作是一種燃燒”“創作是心靈的搏動與傾吐”“藝術的品格在于心靈的自由”等命題。在文學批評方面，王蒙同樣秉持了這一文學理念，發表了一系列極具探索性和思想性的理論批評文章，如《對一些文學觀念的探討》《是一個扯不清的問題嗎？》《漫話文學創作特性探討中的一些思想方法問題》《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談我國作家的非學者化》《文學三元》《文學：失卻轟動效應以后》（發表時使用“陽雨”的筆名）等，對一些嚴重束縛文學創作的理論、觀念，進行了深入辨析，形成了獨特的批評立場和話語風格。探求、發現、發展、試驗、創造、情緒、趣味、直覺、激情、觸發、燃燒、傾吐、體驗、升華等帶有鮮明主體性的概念，構成了王蒙此時文藝思想和文學批評的“關鍵詞”，拓展了新時期文學的精神視域和思維空間，對于重構新時期中國文學的主體性批評話語體系，發揮了重要作用。

 

　　王蒙文學批評“探險家”的另一重要表現是發現、推介了一大批文學新人。相較于探索、拓展新的文學觀念，發現、推介文學新人甚至構成了王蒙文學批評的一個最重要的維度，這與他一貫提倡創新、實驗的文學理念一脈相承。王蒙通過文學批評，為新時期文學的繁榮發現、培育了一大批新生力量。據粗略統計，僅20世紀八九十年代，經王蒙著文評介過的文學新人就有幾十位之多，著名的如王安憶、鐵凝、張承志、梁曉聲、阿城、畢淑敏、韓小蕙、張弦、陳建功、遲子建、張煒、何立偉、史鐵生、李杭育、劉索拉、余華、殘雪、徐坤、徐星、洪峰、傅天琳、葉延濱等，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后來都成了中國文學的中堅力量。客觀而言，這些文學新人的快速成長，與王蒙的發現、欣賞和扶植不無關系，這是作為批評家的王蒙為當代文學作出的一個獨特貢獻。

 

　　王蒙首先是個具有強烈創新意識的作家，因此，他對那些藝術上充滿了探索精神，特別是那些嶄露頭角甚至頗具爭議的作家作品總是給予熱烈的關注、理解和支持。對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王蒙作為《人民文學》的主編力主編發，為了推出這篇風格特異的小說，他親自撰寫了“編者的話”：“本期編者斗膽把年輕的女作者劉索拉的第一部中篇小說《你別無選擇》放在排頭。鬧劇的形式是不是太怪了呢？鬧劇中有狂熱，狂熱中有激情，激情中有真正的莊嚴，有當代青年的奮斗、追求、苦惱、成功和失敗。也許這篇作品能引起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一點興趣和評議？爭論更好。但愿它是一枚能激起些許水花的石子。”王蒙的保護和期許之意，溢于言表。《你別無選擇》發表后，引發了文壇的巨大爭議，王蒙撰文盛贊這篇小說“內容與形式都具有一種不滿足的、勇敢的探求的深長意味”。再如，對于殘雪的小說《山上的小屋》，王蒙獨具慧眼，稱殘雪是“罕有的怪才”；面對陳染小說引發的批評，王蒙著文稱其是中國文學中的一個“變數”，陳染的意義恰在于她的“獨一無二”“特立獨行”；張承志的《北方的河》、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發表后，王蒙都在第一時間發表了評介文章。事實上，王蒙的這類文學批評，已經遠遠超越了普通的文學批評范疇，對于這些文學新人的成長特別是先鋒作家的發展，都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

 

　　二

 

　　從大的方面看，王蒙的文學批評仍屬于社會學批評范疇。王蒙從不諱言文學的社會意義和教化作用，正如他在《學文偶拾》中所強調的那樣：“我不欣賞‘純文學’的提法，正像我不欣賞單純地強調文學的干預生活作用一樣。……文學的社會功利性，文學的認識意義與教化功能，文學家的社會使命意識，卻是一個無時無處不在起作用的、意義重大的威嚴的歷史與現實。”然而，與一般社會學批評不同的是，王蒙顯然更重視文學的本體性和審美性，他的文學批評是社會批評和美學批評的統一，是主體論和本體論的統一。

 

　　審美本體論構成了王蒙文學批評的基礎和核心內涵。20世紀80年代初，王蒙在《理論、生活、學科研究問題札記》一文中就提出，不能用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的一般規律來代替文學藝術的特殊規律，不能泛泛地僅僅停留在“文學是生活的反映”的層面，要尊重和探究文學的“內在依據”和特殊規律。王蒙反對那種空洞的“總結體、表態式”的所謂文學批評，強調文學批評是一種審美創造，要尊重藝術規律，要有獨立的審美判斷。

 

　　一般而言，作家批評建立在強大的感性經驗基礎之上，多為印象式批評，相對于學院派批評，這是作家批評的特色和優勢。王蒙的文學感覺、鑒賞力在當代作家中是一流的，這一點從他的批評文章不難看出，特別是對那些尚處于萌芽狀態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王蒙更是眼光獨到。然而，與一般作家批評過于重視和依賴文學直覺、印象不同，王蒙對感覺、印象之類，抱有某種警惕性，他的文學批評更為強調的是理論性、思想性。也就是說，王蒙更為自覺地追求文學批評的科學性和普遍性意義。在“十年來的文學批評”對話中，王蒙坦言：“我很喜歡感覺印象式的評論，我自己寫的也是感覺印象式的。但看多了以后，有一種不滿足。”在王蒙看來，文學批評應“站在更概括、更有高度也更富思辨性的理性的基礎上”，而印象式評論往往缺少系統性、科學性，最主要的是缺乏思想性。因此，與感覺、直覺相比，王蒙更重視和強調“學問”“境界”“見解”之于文學批評的重要意義，更重視和強調批評主體的“遠見卓識”“對社會、人生、青春的看法”。從這個意義上講，王蒙的文學批評兼具美學批評和思想批評的特點。

 

　　王蒙的文學批評踐行了“評論家應是思想家”的批評理念，思想性、思辨性構成其文學批評的顯著特點，這是由王蒙本人所具有的思想家特點決定的。面對長期以來關于文學的某種單一化、教條式理解，王蒙提出了文學是“魔方”這一略顯怪異的說法：“魔方由各種各樣的色彩、色塊組成，文學也是由各種各樣的社會的非社會的、審美的非審美的多重因素構成。”甚至，他還給文學下了一個獨特的王蒙式“定義”：“文學是一種快樂。文學是一種疾病。文學是一種手段。文學是一種交際。文學是一段浪漫。文學是一種冒險。文學是一種休息。文學是上帝。文學是奴婢。文學是天使。文學是娼妓。文學是鮮艷的花朵。文學是一劑不治病的藥。文學是一鍋稀粥。文學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關于文學的功能，王蒙反對簡單地將現實意義作為衡量文學的唯一或首要“標尺”，主張從更為開放、多元的視角，例如從“沉吟與遐想的角度，參考、自慰與益智、怡情的角度，從心靈的共鳴與安放的角度”來看待文學作品。王蒙還提出了一些在當時頗具異端色彩的命題，如“趣味是小說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文學本來就是心靈的游戲”等；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為“玩文學”辯護：“不能把文學里‘玩’的因素完全去掉。人們在郁悶的時候，通過一種形式甚至很講究的形式，或者很精巧、很宏大、很自由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郁悶，是有一種自我安慰的作用，甚至游戲的作用。”王蒙的這些頗具個性的說法，對當時中國文壇的思想現實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王蒙的思想家特點，還表現為對一些重要文學現象的敏感。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王蒙就敏銳地指出了當代作家的“非學者化”問題。他認為“缺乏學問素養”已成為制約作家創作的一個重要原因：“靠經驗和機智也可以寫出轟動一時乃至傳之久遠的成功之作，特別是那些有特殊生活經歷的人，但這很難持之長久……光憑經驗只能寫出直接反映自己的切身經驗的東西。只有有了學問，用學問來熔冶、提煉、生發自己的經驗，才能觸類旁通、舉一反三、融會貫通生活與藝術、現實與歷史、經驗與想象、思想與形體……從而不斷開拓擴展，不斷與時代同步前進，從而獲得一個較長久、較旺盛、較開闊的藝術生命。”王蒙的“作家學者化”，在當時乃至今天仍被很多人誤解。再如，在《文學三元》中，王蒙更對“文學”這一概念進行了深入探析，提出文學不僅是一種社會現象、文化現象，更是一種生命現象：“文學像生命本身一樣，具有著孕育、出生、饑渴、消受、蓄積、活力、生長、發揮、興奮、抑制、歡欣、痛苦、衰老、死亡的種種因子、種種特性和種種體驗。這當中最核心的、占一種支配地位的，是一種竊稱之為‘積極的痛苦’的東西。”“文學三元”論打破了長期以來文學觀念上的單一性和排他性，拓展了文學的思維視域，豐富、深化了對文學本質的認識，對當代文學理念的更新也具有一定的意義。

 

　　王蒙的文學批評比學院派多了一份文學感覺和靈氣，與其他一些作家批評相比，則多了一份理論性和思想性。王蒙的文學批評很少就事論事，絕不技術主義，即使“作家論”“作品論”之類的文字，也往往從某個具體作家作品出發，導向一個更為開闊的理論和思想命題。例如在《故事的價值》中，王蒙從廖一鳴的小說《無尾豬軼事》談起，其實他真正要談的卻是“故事的價值”——“把故事當作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本體范疇來看”這樣一個文學命題。再如他對何立偉《白色鳥》之“含蓄到吝嗇”的情節，特別是小說“閑筆”的“激賞”，最終指向的其實也是小說觀念、藝術觀念層面。

 

　　王蒙的文學批評具有某種堅硬的品格，往往一語中的，見別人所未見，發別人所未發，或發別人所不敢發不能發，顯示了巨大的思想力量。他的批評文字，顯然已經不單純是文學批評了，而是一種文化批評、思想批評，是為了維護一個開放的文學、文化語境和精神氛圍。

 

　　三

 

　　與學院派批評的專業化、理論化不同，作家批評的優勢和特長是建立在更為豐富、感性的審美經驗和生命體驗基礎上，這也是蒂博代把作家批評稱為“在車間里研究他們的產品”的原因。在蒂博代看來，作家批評是一種“熱情的、甘苦自知的、富于形象的、流露著天性的批評”。王蒙的文學批評融藝術、生活、生命于一體，貫穿其中的，是他對美和生命的理解，是一種生命批評美學。

 

　　恰如理查德·E.帕爾默所說，對話，才是打開文學作品之門的鑰匙。文學批評本質是一種對話藝術，是通過審美與生命的對話。不同的思想背景和生命體驗，產生不同的文學批評，因為批評本質是批評家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同樣從審美經驗出發，先鋒作家的文學批評主要是一種西方現代主義的藝術經驗，而王蒙的文學批評所植根的“經驗”則主要是一種深度生命體驗。王蒙反對“實用主義地或者教條主義地僅只對某個作品分析出幾條幾款”的做法，主張“用全身心去感受、去體味甚至去擁抱”作品，這是一種生命投射，而不僅僅是批評藝術。如在談及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時，王蒙認為這“是小說，更是優美的抒情散文，是詩，是涓涓的流水，是醇酒，是信天游，是質樸而又迷人的夢”；關于張承志的《北方的河》，王蒙更是不吝贊詞，稱其為一首“剛強而又滾燙的歌”，是“對于永遠年輕的理想和熱情的刻骨銘心、始終不渝的情歌”。王蒙毫不掩飾對這部小說的激賞：“他怎么找到了一個這樣好的、我要說是非凡的題目？您羨慕得眼珠子都快燃燒起來了！”再如，王蒙關于張承志另一小說《綠夜》的批評：“沒有開頭，沒有結尾，沒有任何對于人物和事件的來龍去脈的交代，沒有靜止的對于風景、環境、肖像、表情、服飾、道具的描寫，不造成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如臨其境的逼真感，不借助傳統小說的那些久經考驗、深入人心、約定俗成的辦法……擺在你面前的，是真正的無始無終的思考與情緒的水流，抽刀也斷不開的難分難解的水流。”事實上，這種看似不夠理性甚至不夠規范的批評文字，是王蒙與史鐵生、張承志進行真正的生命“對話”，充滿了激情，充滿了生命和藝術的相知，是被批評者的真正知音——藝術的知音，更是生命的知音。

 

　　一切的文學批評都是由藝術和生命體驗融凝而成，對生命的理解賦予了王蒙文學批評特有的思想深度，而生命意識、生命體驗則照亮了他的文學批評。在《漫話幾個作者和他們的作品》一文中，王蒙比較了王安憶、張承志、張辛欣筆下的“惡”，認為王安憶是懷著“善”來寫“惡”的，用“善”來照耀“惡”；而張承志是“懷著火燙的、近乎愚傻（我從這兩個字最好的意思來解釋）的對于理想和信念的忠誠來鞭撻惡”；張辛欣則是“懷著某種以惡對惡的報復心”“帶著‘惡’意來寫惡的”。在《陌生的陳染》中，王蒙認為陳染的小說“詭秘，調皮，神經，古怪；似乎還不無中國式的飄逸空靈與西洋式的強烈和荒謬”。“她的作品里也有一種精神的清高和優越感……她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未必廣闊，然而確是很深邃、很有自己的趣味與苦惱的說大就大說小就很小的天地之中罷了。”“她的目光穿透人性的深處”“她有一個又清冷，又孤僻，又多情，又高蹈，又細膩，又敏銳，又無奈，又脆弱，又執著，又俏麗，又隨意，又自信自足，又并非不準備妥協，堪稱是活靈活現、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世界。”王蒙的這類文學批評，更多浸潤著對于生活和生命的深刻理解。讀王蒙的批評文字，沒有隔膜感、距離感，究其原因在于王蒙站得高、看得深、看得準，而又能表達精準到位，這本質上不是單純的語言功力，而是一個整體的藝術修養和生命體驗問題。

 

　　王蒙的才情是人所共知的，然而王蒙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公允即“善”，卻少有人提及。對于批評家而言，所謂“善”不僅僅是指出問題和不足，更重要的是要有真正的理解，而理解建立在豐富的藝術經驗和生命體驗基礎之上，這也正是王蒙文學批評的魅力所在。王蒙看到了一般批評家所看不到、看不清、看不準的東西，例如對張煒的《九月寓言》，王蒙高度贊賞其“純真”和“飽滿的詩情”的同時，更精辟指出其“字字千鈞”“太用力了”“沒有起伏，太少變化”的問題。王蒙認為，王安憶的小說“缺少一種真正能夠振聾發聵或使讀者感到如同醍醐灌頂的精神力量”，“太自信于自己的敘述了”“老是一個腔調……像是在聽一個調門不變的長篇大論”；張承志早期的小說一方面是“抑制不住的火熱的情思”，另一方面則是“語言、感情和思考都顯得用力太多”，特別是對于《北方的河》中主人公考研究生的情節，王蒙認為故事“起點低了”“缺乏深度和新意”，缺乏“氣勢和壯美”，“與河及關于河的描寫處于不同的精神高度上”。再如，王蒙認為《哦，香雪》顯示了鐵凝出色的細致入微的“藝術感覺”和“語言的天籟感”。面對殘雪，王蒙一方面認為她的小說“是一個纖細的弱者的哀鳴”，同時又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心追求特與獨會不會成為一種框框呢？”“殘雪的小說確實有所突破，但如果把這種已有的突破變成金科玉律戒條，那就走向了另一種極端。”

 

　　沒有足夠豐富的審美經驗和對文學的理解，就不會有真正的文學批評，“除非你自己搞創作，否則就理解不了文學；沒有親手寫過英雄雙韻體的人，就不能也不應該研究蒲柏，或者，不曾親自用無韻詩寫過戲劇的人，不能夠也不應該去研究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這是強調經驗之于文學批評的重要性。王蒙在李商隱研究中，提出了“混沌的心靈場”“內心體驗同構說”等包含著巨大生命內涵的說法，拓展了李商隱研究的學術視野，提升了李商隱研究的格局和境界。王蒙對《紅樓夢》的研究，更是充溢著對生活和生命的理解，這構成了“王氏紅學”最顯著的特點。王蒙認為，“你的一切經歷經驗喜怒哀樂都能從《紅樓夢》里找到參照，找到解釋，找到依托，也找到心心相印的共振”。王蒙多次強調自己首先是個“寫小說者”，所謂“寫小說者”，他強調的其實是藝術經驗的相通即相知，“王氏紅學”既是生命美學，也是“小說學”。例如，對于《紅樓夢》后四十回，一直眾說紛紜，但是王蒙從創作學的角度，認為“作者本來就沒有寫完”“這部書是寫不完的”，因為“它太真實，太展開，太繁復，太開闊也太豐富了”；王蒙認為元春省親一節，字里行間充滿了某種“得意”與“炫耀”，又說“文字中有一種匆匆忙忙的緊張”；又如，王蒙認為，第七十四回“惑奸讒抄檢大觀園，矢孤介杜絕寧國府”，特別是“抄檢大觀園”是整部小說的“高潮”，之后部分是小說的“余波”。王蒙認為“茗煙鬧書房”，相對于小說的主線索而言，是一“閑筆”，然而，“閑筆”不“閑”，其作用在于“添情趣”“調節奏”“增側面”“擴空間”。王蒙的《紅樓夢》研究，讓人聯想起蒂博代評論雨果《論莎士比亞》的名言——“體驗其創造”：“他體驗這種創造如同一個神秘主義者體驗上帝，一個哲學家體驗存在一樣”。所有這些，其實都是王蒙作為一個小說家的獨特領悟和發現，沒有豐富的創作經驗作為基礎，不可能對這種藝術上的細微之處有如此細致入微的領悟和發現。

 

　　王蒙以自己的批評實踐，創造了一種自由活潑、包含思想深度和美學含量的批評文體——“王蒙體”。王蒙提出：“不要一寫評論文章就擺出那么一副規范化的架勢。評而論之，大而化之，褒之貶之，真實之傾向之固然可以是評論；思而念之，悲而嘆之，諧而謔之，聯而想之，或借題發揮、小題大做，或別出心裁、別有高見，又何嘗不是評論？”王蒙這種獨特的批評文體，包含著深刻的生命體驗和思想情感力量，既是一種直覺式審美批評，又是一種生命批評，建構了一種帶有鮮明個性特點的批評話語和批評范式，這是王蒙對當代文學批評最重要的貢獻。

 

來源：《中國文學批評》

作者：溫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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