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格里蒼狼的古歌

——裕固族詩人杜曼?葉爾江創(chuàng)作簡論

 

作者：王四四

 

　　摘要：對故鄉(xiāng)堯熬爾草原的思念和在甘南草原上的情感訴求成為裕固族詩人杜曼?葉爾江創(chuàng)作的主要精神世界。他的抒情詩受到了傳統(tǒng)史詩手法的影響，塑造了一個高貴的、氣象萬千的、敏感孤傲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深蘊于心、沸騰于心的草原情結的郁結使詩人落落寡合。

　　關鍵詞：杜曼?葉爾江  草原  史詩 抒情主人公  落落寡合

 

　　裕固族是甘肅省特有的少數(shù)民族，他們自稱堯熬爾人，主要分布在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自漢以來的游牧民族文化、藏傳佛教文化和堯熬爾民眾的內心世界，就是這片土地內在的靈魂，是這片草原孕育的原始靈性。[1]傳統(tǒng)民歌在裕固族人的歷史生活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裕固人會說話就會唱歌。杜曼?葉爾江的詩歌創(chuàng)作就是一首首裕固人在新時代的抒情古歌。

　　杜曼?葉爾江，1962年出生于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甘肅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是裕固族第一代大學生詩人群中的佼佼者，接受過專業(yè)的漢語文訓練，加之童年時代在草原上度過，精通西部裕固語，是一個典型的具有雙語言文化背景和能力的作家、學者。大學畢業(yè)后，杜曼來到另一塊神奇的草原甘南草原工作，因而，堯熬爾草原和甘南草原成為詩人創(chuàng)作的主要精神世界。詩人從1990年開始漢語言詩歌寫作，出版有詩集《騰格里蒼狼》，詩歌《冬季的雪和夏季的草原》榮獲2009年甘肅省第五屆少數(shù)民族文學獎優(yōu)秀獎。詩歌《塔拉扎斯》《心中的草原》《蒼狼之魂》《堯熬爾草原牧歌》等篇幅較長，其余的大多是短詩。在這些較長的詩中，杜曼塑造了一個第一人稱“我”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這個抒情主人公在短詩中也若離若即改頭換面不斷地出現(xiàn)。這個“我”不僅成為了詩人自己的化身，而且可以看做是堯熬爾民族在現(xiàn)代社會具有普遍意義的一種代表。詩人的創(chuàng)作靈感是內在的、個人的、抒情式的、而他的創(chuàng)作抱負卻是外在的、民族的、史詩般的。如此說來，杜曼的詩歌就有了史詩般的意義。

 

一、堯熬爾民歌的現(xiàn)代回響

 

　　裕固族的先民匈奴是中華文明三大源流（其余兩大為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草原游牧文明的發(fā)起者之一。在文明的不斷演進中，裕固族也經歷了滄桑巨變。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詩歌作為社會思潮變化的先聲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少數(shù)民族的心路歷程。杜曼的詩歌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受到了傳統(tǒng)史詩精神的影響。草原部落的史詩其實很多時候就是民族文化歷史的王者言說，通常刻畫一個偉大的英雄，他們往往是智慧、勇敢和王的化身，他們對民族的歷史起到了關鍵作用。杜曼出生于堯熬爾亞拉格部落，這個部落據說是堯熬爾一個古老的王族部落，它可能有著更多的英雄傳說。閱讀杜曼的詩歌，我們總會聽到一個聲音：在這個紛繁浮躁的時代，請你駐足片刻，聽聽堯熬爾人的古老民歌吧！

　　首先，詩人和所有堯熬爾人一樣無私地熱愛生養(yǎng)他們的草原。傳統(tǒng)史詩從不曾離開產生它的土地，它的詩性必然和它的土地融為一體。在城市教書的詩人的靈魂一直游走在堯熬爾草原腹地。 “我的母親在羊糞爐上熬奶茶/我的父親在修理破舊不堪/很久沒用過的馬鞍。”（《堯熬爾草原牧歌》）連綿的雪山、昆侖山、祁連山、阿爾泰山、天山、貝加爾湖和巴爾喀什湖，還有西伯利亞茂密的原始森林，如此廣袤的土地曾是堯熬爾人生養(yǎng)繁衍的故鄉(xiāng)。只要是有過祖先足跡的土地，就有詩人的歌聲在上空飄蕩。詩人采用主觀抒情的宣泄方式，大聲喊出“我永遠無限熱愛生命般的堯熬爾草原/胸懷寬廣而又誠實的堯熬爾人”（《蒼狼之歌》）。在《塔拉扎斯》里寫道：“訴說堯熬爾人的榮辱史/草原聚集萬物愛的力量和信心/哺育牧人及畜群。”在這首詩的最后一節(jié)，詩人又是這樣寫的：“一首無名樂曲/一個傳說/……/觸摸山脊的冰川/暢游碧藍的天湖。”縱觀全詩，戰(zhàn)車滾滾、電閃雷鳴，堯熬人的歷史早已和草原、雪山、沙漠分不清你我，達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靈魂在山谷仰望，雪山是千年威武的騎兵。同時，草原的獨有文化滋養(yǎng)了詩人氣質，“無數(shù)草原保護神/從地平線乘著神鳥飛翔/我的自由精靈充滿整個蒼穹（《月亮湖之歌》）。在《初雪和鴿子》中詩人直白地寫到：“深秋草地/薄薄初雪/我自由的鴿子/在自由的空間飛翔/開啟了我詩歌創(chuàng)作的靈感。”堯熬爾人作為中國歷史久遠的民族，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滿族人和藏族人都對其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我們看到，中國草原上的自然生靈崇拜、薩滿教和藏傳佛教文化使杜曼的詩歌具有了神性色彩。他的神是“眾神”，他在《美麗的青海草原》里寫到：“漂浮的白云/繚繞的云霧/我仿佛聽見眾神靈在歡唱。”在《風駐足祁連山》第三首《雪》中寫到：“雪山祥云繚繞/三匹神馬出現(xiàn)了/風像深刻回憶的種子/銘刻瞬間閃現(xiàn)的佛光。”

　　其次，閱讀杜曼的詩歌總會聽到千軍萬馬的廝殺聲。杜曼的詩有很強的歷史穿越感。比如在《黃河岸邊》詩人寫到：“這里是我的先族可汗/暢飲千軍萬馬/安歇休息的地方/。”“塔拉扎斯憂愁疲乏至極/高大膘壯的馬群/變?yōu)橐恢嫶蟮尿T兵/與魔鬼茫格斯的軍隊激戰(zhàn)。”堯熬爾草原有“豐美的草原、天空、陽光/河水歡快地從我的身旁流向遠方/我的母親懷抱小羊羔/在帳篷邊細心地喂奶”，這是一派祥和靜謐的圖景。然而這種祥和在歷史上總是被天災人禍所破壞，恐懼和不安隨時伴隨民族的生存。杜曼在《騰格里塔戈》中訴說：“周圍一切生靈魂保護神/棲息九排巨大的森林/唱起如泣如訴的民歌/拍擊春天里親人們的臉頰/渡過苦難的白災。”災難考驗善良，同時也培植了邪惡。詩人對人性的丑惡進行鞭撻和反思，并對人性美懷揣憧憬。在杜曼的詩中，負面的意象在古代是草原靈性的踐踏者，在現(xiàn)代社會則成了高樓大廈等具有代表性的現(xiàn)代物象，因為詩人擔憂這些現(xiàn)代物象和草原的原始靈性相違背。“我走在大都市的街道上/高樓大廈像巨大的森林/使我困惑、孤獨、迷茫/怪味的空氣腐蝕我的肌體。”（《城市》）詩人選擇詩歌作為武器，去追求不被物質誘惑的希望、善良和純真，“我在詩歌精髓的神角/追趕狂奔的烈馬/一片晴爽的藍天……”。

　　讓我們靜心聽聽堯熬爾民歌吧！哪怕片刻。北朝時候，堯熬爾的先民敕勒人創(chuàng)作了一首傳唱華夏南北的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地現(xiàn)牛羊。”這首詩描繪了敕勒人在草原上的悠閑自在的生活圖景。時至今日，堯熬人草原的圖騰蒼狼正被現(xiàn)代化所圍困。堯熬人家鄉(xiāng)的自然生態(tài)、民族心理、生存環(huán)境正在逐步變遷。游牧民族純潔的心靈，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也發(fā)生著深刻的變化。[2]總之，一句話，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正在失去。杜曼的詩歌就如同古老的堯熬爾民族唱出的民歌一樣。他寫出了民族的古今變遷，寫出了民族必將迎來現(xiàn)代化的涅槃。他的詩歌說明了一個道理：裕固族只有和全國人民一道選擇正面迎接現(xiàn)代化的挑戰(zhàn)，而不是逃避，民族才能自強。

 

二、一個高貴的、氣象萬千的、敏感孤傲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一個浪漫主義的抒情詩人一般擁有桀驁不馴的、不可一世的驕傲性情。他們或許為高貴的血統(tǒng)而沾沾自喜（比如屈原），或許因激越的才情而目空一切（比如李白和郭沫若）。他們或許正如美國偉大的詩人拉爾夫?華爾多?愛默生所說，詩人是知者、行者和言者，是神學意義上的圣父、圣靈和圣子。[3]也有可能，詩神繆斯眷顧了他們。為了表達他們的這種性情，抒情詩中往往會塑造一個抒情主人公形象，讓讀者透過一個瞬間的、個人的、抒情的自我看到一個時代的、民族的、史詩般的自我。杜曼在《月亮湖之歌》中寫到：“我的先祖是王族/偉大的亞拉格爾汗拉扎/月亮在湖中像金色的王冠/閃爍著高貴的光芒……我的先族有太陽月亮般的智慧/我千萬次地問長生天/何處才能尋找到。”詩人筆下的“抒情主人公”以是古代貴族的血統(tǒng)而精神高貴，以是智慧之子而靈魂與蒼穹統(tǒng)一。這個高貴的抒情主人公是“淡藍色的花朵/飄動孤獨的影子/天空是我的眼睛/碧綠的原野是我的身軀”（《淡藍色的風》），先祖是偉大的亞拉格爾汗阿扎，是部族太陽神的高貴的兒子，是白色神鳥的兒子，崇拜太陽、月亮和星星。這個抒情主人公氣象萬千，忽而是淡藍色的花朵，忽而是淡藍色的雪花，忽而靜靜地在母親身旁聽堯熬爾的故事，忽而在戰(zhàn)場上追隨遠古的可汗在戰(zhàn)場上廝殺。這個抒情主人公“我”縱躍時空，橫跨古今，是堯熬爾人在現(xiàn)代社會的心聲和呼喊。堯熬爾和唐古特（裕固族對藏族的稱呼）草原民族的先民是書寫中華民族歷史的重要參與者，今天的他們同樣有顆拳拳愛國之心。草原原本只有原生態(tài)的草原、天空、陽光，現(xiàn)在“他們打手機互相聯(lián)系/再也不需要隔山大叫/吃新鮮蔬菜/不愿制作很多奶酪和馬奶酒/騎摩托車放牧/再也不需要駿馬的嘶鳴。”現(xiàn)代流行音樂的聲音響徹整個草原的夜空使“我”滿臉的驚愕。在逐漸適應了現(xiàn)代的變化后，牧人們依然身著節(jié)日的盛裝，迎接八方的神靈。“悠揚歡快的藏族彈唱/響徹在繁華的超市和商場/人們展露出高原陽光般/開心美麗的笑容”（《羚城抒懷》）。草原的新氣象，牧民們不斷改善的生活深深感染了“我”，“我真誠地祝愿/羚城的明天更加美好/吉祥如意 扎西德勒” 《羚城抒懷》）。這個抒情主人公還特別渴望友情和愛情。情感四溢是詩人創(chuàng)作的主體淵源。“注視我的羊群/蒲公英讓整個夏日的草原充滿愛情”（《風歌》）。我們不妨看看詩人在《堯熬爾故鄉(xiāng)》里的表白來揣測這個抒情主人公：“我總是幸運的，無論是在家鄉(xiāng)堯熬爾草原，還是在唐古特草原，總有理解我思想感情的朋友、同學、老鄉(xiāng)和親戚。”在還未尋到情感的依托之時，詩人寫道：“我就這么每天孤獨地身處異鄉(xiāng)/像曠野的蒿草/煢煢孑立/任烈日狂風把一切帶走”（《心中的草原》）。異鄉(xiāng)的生活和情感的失落使“我”敏感孤傲。“一群孤獨的小樺樹/撫摸新傷舊疤…哀痛的山巒無法訴說悲苦。”（《傷感的山》）敏感孤傲使“抒情主人公”有時自言自語遁入歷史時空而尋求精神上的某種自由或者向大自然傾訴靈魂上的孤獨。“我行走在風中/我在風中生活/我在風中思索/我站立在風中”，這種情愫其實會使詩人更加孤獨，“有時候風中的一切/使我疲憊不堪/使我厭煩/或者更加孤獨”。（《風駐足祁連山》）

 

三、落落寡合

 

　　愛默生在《論詩人》一文中說：“由于詩人追求真理、獻身藝術，詩人在同時代人中間落落寡合，然而追求的同時也得到一種安慰：他的追求遲早要把眾人都吸引過來。因為所有的人都靠真理生活，并且需要表現(xiàn)。”[4]杜曼詩中的“抒情主人公”有時候非常生活化。“我”會和母親絮叨家常，會為老父在病重時沒能喂藥伺候而懊悔不已，甚至會譴責友人的失德。這一切使生活化的抒情主人公有時候顯得異常孤獨。“我突然想到/這兒只有我和藍天、草原/還有那顆傲然挺立的松樹/我孤獨地站在四面的風中/身邊沒有親人、朋友和愛情/周圍到處是狂風和冷眼。”（《秋日獨語》）生活上異常孤獨的“我”常常幻想用背水姑娘的歌聲去調理凍傷的舞姿。“我”與大自然高度合一，“我們在白花盛開的草地相依/說著永遠也無法說完的話/披著云彩/走進野草叢中”。（《雨中的情思》）“我把話語權交托/每一片紅葉/走在孤寂的草地/五光十色的陽光/蒼茫臉色與我同在。”（《秋日獨語》）大自然的魅力使詩人的筆下不斷出現(xiàn)山崗、河邊、牧場、吊橋、雪域等等草原物象。杜曼愛詩、寫詩，其實詩是他深蘊于心、沸騰于心的草原情結的抒放。草原情結的郁結其實一方面體現(xiàn)了詩人的精神家園，另一方面反映了詩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落落寡合。想象中的草原是“我”的洞天福地，炊煙裊裊、芳草鮮美。這里的草原遠離了愚昧落后與閉塞野蠻，有的是充滿著詩情畫意的優(yōu)美和清新。當草原不再有充滿原始牧歌情調的生活環(huán)境，不再有和諧溫馨的人際關系，取而代之的是金錢至上和人性淪落時，詩人意識到這種原始人性賴以生存的環(huán)境已經解體。生命不能自主的悲劇已經在草原泛濫。然而草原的民族并未做好變遷的準備，他們并不曾意識到悲劇正悄悄襲來。詩人非常清楚落后不是美麗，然而這在感情上還是要經歷傷痛。因此，詩中的抒情主人公總是喝醉。“我為自己的故鄉(xiāng)/經常悲傷的飲酒/并在異鄉(xiāng)的土地上/像一只受傷的雄鷹/勇敢的飛翔。”（《騰格里塔戈》）可是，堯熬人并不知道他們的詩人因為先知而喝醉，母親說道：“我們現(xiàn)在不能騎馬/關節(jié)炎使我們痛苦不堪……/不遠走異鄉(xiāng)/我們也能跟其他人一樣/喝上酥油奶茶/也會有人跟我們聊天/享受天倫之樂。”在眾人的勸說下，《自畫像》里的老圖不喝酒了，可不喝酒了，一個先知可能從此不再為他人而說話。

　　杜曼的詩歌從詩藝的角度看，或許不是那么入潮，甚至多少有些粗糙。然而他的詩歌特色十分突出，那就是鮮明的史詩特點，抒情式的宣泄和傳統(tǒng)史詩的精神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這在當下詩壇是難能可貴的。我們現(xiàn)在詩壇最缺的就是這種“大氣”。情感的肆意宣泄使一個最真實，最無保留的詩人詩性展露出來。閱讀杜曼的詩歌，我們可能時而徜徉在堯熬爾人的歷史敘述中，時而和堯熬爾人一起思考他們今天的命運，時而又聆聽詩人的家常絮叨。杜曼?葉爾江的學生，當代著名藏族詩人王小忠評價他是一位純粹的情緒歌者。[5]筆者認為，這種情緒來自詩人的一種率真而充滿童趣的性格。他用詩歌敘說民族，思考命運，圖說自我。

 

　　參考文獻：

　　[1] 鐵穆爾.《天蒼蒼野茫茫》[A].杜曼.《騰格里蒼狼》[M].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8）:1-6

　　[2] 杜曼.《騰格里蒼狼》[M].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8）:188-190

　　[3] [4][黃宗英.抒情史詩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8):第9頁.第4頁

　　[5] 王小忠.《純粹的情緒歌者》[A]. 杜曼.《騰格里蒼狼》[M].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10,（8）:185-187

 

　　王四四：男，甘肅隴西人，2001年畢業(yè)于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2013年畢業(yè)于蘭州大學文學院，獲文學碩士學位，西藏大學文藝學專業(yè)博士，廣西民族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研究會會員，甘肅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會員，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藝學、中國新詩、民族文學的研究。

 

注：本文由史映紅推薦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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