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和廢除，或機械形式主義

——劉不偉的《CHINA·Buweida》

 

作者：趙卡

 

　　就像臧棣的凌駕于一切之上的“協會”和“叢書”詩篇，劉不偉將“拆那”授予了形式主義的力量，但他們是兩種人；臧棣的嚴峻敏感適合重新定義詩歌，劉不偉則如雨果寫過的那類臭小子，“調皮攙進理智，有時增加力量，如同酒精攙入酒中一樣。”在他們看來，對風格的癡迷并不值得驚詫，詩寫的合法性出于形式觀念的需要，拆解和廢除詩歌中的一些絕對性，正是他們重新建立的神話，題材向縱深處掘進，規模上變得大了，不受限制的形式主義另起爐灶。

 

　　對于劉不偉的《CHINA·Buweida》這本制作精美的黃皮小冊子，我本打算引用一些批評術語，以佐證我的觀點，它是堅決的反詩意的文本集成；但當我看到他的一首題為《拆那·詩歌批評家》時，我不得不放棄了我的打算，因為，他在那首不無諷刺的詩里羅列了10條當下詩歌批評家的征引流弊，“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荷爾德林說得好”，“博爾赫斯認為”，“柏拉圖不這么認為”，“海德格爾語重心長道”，“馬爾庫塞的觀點是”，“薩特一語中的”，“布羅茨基語出驚人”，“弗洛伊德有先見之明”，“本雅明的這番話值得我們深思”。我覺得劉不偉的這首詩值得我們深思，他應該解救一些銀樣蠟槍頭的詩歌批評家。他的類似詩篇很多，主要是在形式上，他總是與風格融于一身而不是警惕兩者之間的間隔，他慣用不規則的詞，名詞和形容詞互相僭越。于劉不偉而言，詩歌作為一種古老的藝術，在他那里徹底變了樣。我粗讀了一遍，該怎么說呢，不是好與不好的問題，而是，這種古老的藝術似乎從來沒有像劉不偉那樣走向了機械般的極端主義，不是過度矯飾的那種樣式主義，在嚴肅的語法學家看來，劉不偉不合書寫的規范。即使他的清晰有目共睹，即使他從無晦澀，但他太瘋狂了，太做作了，也太粗糲了，如果說詩歌還要遵循基本的章法的話，劉不偉只是一個難以辨別類型的例外。

 

　　“拆那”，這個含義含混的詞等于專為劉不偉誕生的一個標簽，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觀察，都可以發現他的佯謬的一面，他本著化解沖突的善意出發，最后往往成了挑事油子；“拆那”在劉不偉那里還有一個意義，便是他的推倒或拋棄，也可以說是拆解和廢除，任何事物，凡是和這個猙獰的詞搭上了關系，必將被褫奪一些什么東西；“拆那”即風格，劉不偉每冠一首詩以“拆那”時，他的風格便變成了宣言那類的樣式，循著既往的慣例，他大肆鋪排某種場面，不惜夸大了他的書寫模式，句子松弛，插科打諢，他可能從未意識到要避免他的意志的缺陷；甚至可以這樣說，劉不偉的“拆那”系列似乎根本不在乎語言的復雜性，他過度依附于他的機械形式主義，即便他的自我解嘲，莫不是如此堅定。

 

　　“廢話”詩人里的真正現實主義者，我是這樣定位劉不偉的，他的那些貌似荒誕不經的詩篇非常明確地表達了當下庸俗不堪的生活，甚至連喘息都是粗魯的，詩歌的傳統尺度被他弄得支離破碎。比如，他的《拆那·花園路人咬狗事件》是荒誕的；他的《拆那·老虎老虎雞》是諧謔劇；他的《拆那·什剎海，風波》有血腥，他的《拆那·燕郊拆那》是亂燉，他的《拆那·一個人的卡拉OK》多么孤獨，等等。劉不偉的“拆那”給人一種DV電影效果般的真實感，這不算出人意料，也就是說，他的那些帶有荒誕意味的事件被作為詩歌書寫既不缺乏張力，又可能會被作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我想批評他的會大有人在，他的唐·吉訶德式笨拙和瘋狂必然引人發出嘲諷的笑聲，如果是那樣，我們還是原諒他吧，在這個艱難時代里，我們其實和他一樣都承受著恐懼的精神折磨，他是這個缺失尊嚴時代的見證人之一，他的證物是“拆那”。

 

2013-8-24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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