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媛媛：時差的節律

——讀施施然詩集《隱身飛行》

 

　　詩與時間同樣置身于某一恒定的節律中。時間的節律體現在晝夜更替、四季輪回的規律變化中，詩歌的節律則呈現于抒情的步調與敘事的脈搏之上。然而，始終一貫的節律未免帶來單調重復的風景，唯有闖入新的時區，歷經時差的眩暈，方能獲得異質的美感。施施然的詩歌便具備這樣一種有類于時差的特質。

　　時差，無疑是晚近的現代產物，地理大發現時代緩慢的航行不足以感知空間距離造成的時間差異，現代以來時空距離日益消弭，高速的航空飛行與疾速的數據傳輸，放大了時間間隔的身體感知。比如，施施然的《時差》一詩就描述了詩人在一次航空旅途中的直觀感受。從凌晨一點的北京到凌晨六點的巴黎，相隔十個小時顛簸的黑夜。這種非自然的加速運轉所產生的境況，讓詩人不禁猶疑“時間究竟去了哪里”。隨著“時間這根柔韌的橡皮筋”被人為地拉長，詩人進入了未來的時刻，同時亦身處縈紆難返的過去的光景中。恰如英國學者蒂姆?阿姆斯特朗(Tim Armstrong )的觀察：“現代主義的特點之一就是其對時間性所做的動態處理：過去、現在和將來同處于危機之中”，“那些發生過的/和即將發生的事情”，皆在時間的刻度中迷失。依媒介學家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之見，現代電力技術（electric technology）的發展使我們的中樞神經系統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擁抱全球，“就我們這顆行星而言，時間差異和空間差異已不復存在。”而時差的存在正是這個被校準的、被同化的世界中難能可貴的不協和音，它標志著人類通過技術征服時間的不懈努力的一個頂點，同時體現出某種“時間消滅空間的不徹底性”。鐘表將時刻精準的劃分，帶來現代人獨有的緊張急促的時間感受，而時差猶如漏洞，既消除了標準化時間企圖統治一切的幻想，又提供了一個逃離線性時間的喘息空間。不過，人們身體內部被打亂的生物鐘無法即刻恢復對時間的感知，這是個人內在生理節律與外部晝夜節律的抵牾——無論外在世界為時間設定何種標準與秩序，都與人體的內在時間存在不一致性。跨越時區所造成的不適，提示我們每個人都有獨屬于自己的時間，它潛隱于身體之中，協調著人們的情緒、思維與感知。施施然的詩歌《時差》即喚醒了內在的身體感知，通過極具想象力地描述與恰到好處地抒情，詩意地探求我們與時間流逝、身體與技術發展之間的關系。

　　時差不僅是速度的象征，也是日益加速的世界所造就的感受。在美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J?李（Christopher J. Lee）看來，時差是一種世界語（Esperanto），既被廣泛認可卻又被廣泛忽略。當人們談論時差時，往往關注的是其帶來的不適感，以及時差綜合癥的應對與恢復，而非文化再現與意義，忽略了時差對生活本身警示與啟發。其實，時差和世界語的相似之處還在于二者都打破了固有的秩序，帶來了更豐富的可能。時差不僅是一種處境，更提供了一種視角。詩人施施然敏銳地發現并應用了這種獨特的視角，她借助時差所提供的關于我們自身的批判性視點，從表層的字面意義與深層的比喻意義分別命名著瞬息萬變的時空。比如打開施施然詩集《隱身飛行》，《四月，獨自在布達佩斯醒來》《塞納河》《印度洋》《土耳其之夜》這四首明顯具有異域風情的短詩，詩人的目光未曾局限于異國的風物，面對多瑙河明珠紛揚的落雪、塞納河左岸激蕩的豪雨、印度洋蒼茫遼闊的奇跡與土耳其節奏密集的鼓點，不同心境下的詩人不約而同地將想象的邊界擲向遙遙相隔的另一時區，或是在陌生的語境里想象熟悉的人群，或是于空疏的場景中想象熟讀的文本，或者猜測命運預言將來，或者辨認歷史回到過去……如此構思，讓詩歌文本內部空間更加充盈飽滿，意象之間葆有各自的節律，適應各自的時差中，在差異與變化中臻至和諧。法國作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曾說，“寫作，就是投身到時間不在場的誘惑中去”，施施然的詩歌真正做到了這一點，如同一架高速飛行的飛機，跳脫出日升月落的時間節律，憑借自我身體內部固有的時間感知重新理解世界，并且始終在一場“早已遠離了起點/但也遠未抵達終點”（《行駛的大地》）的旅程中，以廣闊的心闖入新的時區，擁抱新的風景。

 

　　張媛媛，1995年生于內蒙古通遼市。現為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博士生。寫詩兼事批評，詩歌與批評見于《詩刊》《星星》《民族文學》《作品》《上海文化》等刊。著有《耳語與旁觀：鐘鳴的詩歌倫理》（臺北秀威，2021年）。

 

　　施施然，本名袁詩萍，詩人，畫家，主編《中國女詩人詩選》，中國作協會員，河北省文學院簽約作家，著有詩集《隱身飛行》《唯有黑暗使靈魂溢出》等5部，曾獲河北省文藝振興獎、中國十大女詩人獎等，部分作品曾被譯為多國語言發表，畫作多次參加專業美展及文人書畫展，或被收藏。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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