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家言:批評沙克《詩意的運河之都》
吉狄馬加、耿占春、聶權、何同彬、張清華
為大運河立傳的詩人
吉狄馬加/
沙克是當代詩人包括60年代以后出生的詩人中創作非常活躍的重要詩人之一。近幾年沙克的文學寫作,重要的一方面是為運河立傳而書寫一系列詩歌。我知道,任何詩人的成長都和他的生活環境和影響他的地域及文化有關系?;窗簿哂杏凭玫臍v史和詩歌文化傳統,歷代人才輩出,在江蘇和全國都是有影響的地方。運河流域以及淮安成長出詩人沙克,重要的一點是,這絕不是偶然的出現,沙克從開始寫作到現在,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歷程。沙克很長時間把自己歸為“新歸來詩人”,我對他說,你從來沒有離開過詩歌,永遠生活在詩意的土地上。”新歸來詩人”,是詩歌界在對當代特別是60后詩人的閱讀研究方面,提出的一種詩人群體的客觀認定。
沙克的詩歌是有根的寫作。我們60年代之后的一批詩人,在中國當代詩壇一直是主力,沙克是其中的重要一員。沙克《詩意的運河之都》的寫作,與運河流域及這片土地的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在研究中國百年新詩歷史的時候,針對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開始寫作的詩人,會發現他們每個人都有顯著的特點。對于詩人沙克,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是一位有根,有著深厚的本土文化情緣的詩人。這次研討的《詩意的運河之都》,與大運河文明有著清晰的緊密的聯系。這次研討會,不僅是對沙克本人作品進行學術上的分析、梳理和一些方面的總結,也是對當下的整個詩壇特別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詩人的及物寫作的深切關注。
沙克的這本《詩意的運河之都》,確實是在為大運河立傳,沙克是為大運河立傳的詩人。長城、都江堰、大運河等偉大工程,刻錄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是人類的珍貴文化遺產。沙克為大運河立傳寫詩,實際上是在構筑一種夢想,實現大運河物質、精神文明的集中再現和藝術化提升,拓展現實與未來的文學發展空間,這也是沙克包括大運河兩岸詩人們的文化責任。 沙克勇于承擔這樣的責任,用幾十年的時間為大運河立傳,變現了詩人的社會責任感。他圍繞大運河兩岸的歷史風物,進行廣泛的書寫,作品切口很小,從微觀入手,把從少年到現在的人生和命運深刻地寫在里面,其中也有一些詩寫得很古樸很開闊很遙遠,體現詩人在不同階段對詩歌價值的遞進追求。今天舉辦沙克《詩意的運河之都》研討會,讓我想到現在有很多的詩人也在寫運河,沙克的《詩意的運河之都》在歷史上從母題關聯、體量純度來看,稱得上是有關大運河的第一部詩集。
我為《詩意的運河之都》 寫過序言《以詩歌的方式為河流立傳》 ,已經把我作為一個詩人對這本書的感受認知寫在里面,其中也深深地表達了我的思想。世界上許多偉大的民族,包括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都與偉大的河流有關系,世界最長的大運河也蘊含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史,在本質上指向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向往,存在著無數的先賢志士的思想。放在廣闊的歷史空間看,大運河對中華民族歷史精神的延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和沙克一樣,需要思考、書寫,需要努力地建設,向歷史文明的象征大運河致敬。
充滿自我質疑的理性思考之作
耿占春/
收入沙克《詩意的運河之都》這部詩集的作品時間跨度長達四十年,詩人記錄了個人的精神生活軌跡,也清晰地展現出社會生活史的變遷,后者與運河、與淮安這片土地密切相關。我們可以通過幾個時間節點上的詩歌感受到詩人對社會生活史的自覺書寫。沙克寫于1988年的《內陸河……》展現出來的主要是傳統生產方式和農耕生活,到了十年之后的詩,詩人說“請允許我用頌詞……”來書寫生活世界,而在2018年的作品中,如《窗口》一詩則以淮安本土經驗為載體展現了生活方式的深刻變化。
對沙克來說,他表現個人內心生活的詩作如《我》《在母語中生活》等一系列作品則能夠更深刻地折射出社會歷史變遷,及其通過自我質疑所表現出的理性思考。這些詩作把自我視為時代最深刻的表象,因而詩人的自我質疑也就隱含著一個時代最隱秘的問題,由此,他對詩歌、語言和美的頌揚也就隱含著對生活世界的最高肯定,詩人得以把批評的激情與贊美的熱誠統一起來。
我傾向于同意與會者的討論意見。2020年出版的《詩意的運河之都》是首部書寫“運河主題、淮揚文化、淮安地域”的個人詩集,歷經了當代詩歌從朦朧詩、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詩歌的完整階段,寫作精神從朦朧青澀、自我覺醒、置身日常、自主反撥,到藝術至上的低溫敘事和正反抒情,以及生命、自由、美與愛的現實之在和哲學之思,呈現出從自發、自覺到自在的寫作狀態,富于現代性體驗下的人文良知和使命擔當。在他形成自我詩學的脈絡路徑中,附帶著對主體意識形態的獨特闡釋,可以直白如口語自白,可以隱喻至靈異幽光,在語言原創性、思想先鋒性、技法獨到性、敘事細節性與傳統文化元素的融合過程中,締結成《詩意的運河之都》里風格鮮明的非沙克莫屬的命運和人生。
辨其詩學路徑和主要的文本風格,我覺得《詩意的運河之都》是一部常常以自我質疑對生存處境作終極追問的理性思考之作。
作用于現實、人心的方向
聶權/
沙克的《詩意的運河之都》的主要價值在于內容蘊含和精神指向。從1980年代起,四十多年來沙克堅持不懈地寫運河,寫運河的自然、人文、歷史、家族史及個人生命歷程,不管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種一以貫之的對運河及其相關事物的熱愛與書寫,實質上都是在用詩歌為運河立傳。由于運河于歷史及人文的重要作用,沙克由心而發的這番寫作,很有意義。
沙克的很多作品,具有思想與文化的根,其中包含著當代性、人心嬗變和溫暖向度,在日常生活中發掘深層詩意等方面,均有不俗的體現。沙克筆下自然呈現的運河歷史與當下生活的種種,與運河群體和個人命運息息相關,這正是他的運河書寫的根性所在;與當下生活保持緊密關系,與時代保持同步,是沙克從寫作伊始即秉持的態度,這種方向的堅守在當代詩歌歷程中,是相當大一部分詩人未曾做到,實則是難能可貴的。
他的《仿田間:假如我們不記住過去》《重心向下》等詩作,積極作用于現實、人心的方向。《一根陽光穿透我的生命》(1990年)《上一個春天》(1990年)《親愛的麥子》(1995年)《原來的親戚》(1996年)《一覺睡過清明節》(2017年)等很多詩作,都體現了詩歌中應有的溫暖向度,積極、明亮、向上、開闊,在給于自己靈魂出口的同時,也給予讀者以心靈出口,相對于過度傾向于苦難書寫的向度,從寫作所能實現的意義來說是更有價值的。從日常生活中發掘詩意,將身邊的事物入詩,賦予其詩意,對沙克而言,已是一種慣常的能力。
在地方性與世界性之間
——《詩意的運河之都》與沙克“這一代人”
何同彬/
最近兩年一直在參與丁帆老師主持的《江蘇新文學史》的編撰,我和茱萸、李海鵬負責新世紀詩歌卷的撰寫,其中沙克正是新世紀江蘇詩歌的重要代表,他的詩歌、詩論和倡導的詩歌活動,都在新世紀江蘇詩歌史乃至中國詩歌史留下了極具個人性的印記。當我們通過一部文學史的書寫回望近二十年的某個地域詩歌創作的時候發現,我們這個時代(即新世紀以來)最有實力的詩人群體基本上是“60后”(和部分的50后),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成長背景——1980年代。這與沙克在分析中國新歸來詩人的時候所重點強調的代際背景是一致的(“典型的新歸來詩人基本是在1980年代出道”)。
1980年代塑造了中國的“60后”詩人,包括他們的知識背景、寫作資源、本土情懷和語言直覺,他們中的佼佼者所擁有的那種開闊又豪邁的世界文學視野同樣也是那樣一個轉型巨變的大時代賦予他們的典型特征。沙克也是其中的代表性詩人,他的創作體現出的那種多維知識的復合型特征、不竭的探索創新的熱情,包括義海所說的那種“徘徊在學院和民間之間的精靈”屬性,皆是因為他與他的同時代人是把自己的創作放置在世界文學坐標中考量的,他們都有一種生存并成長于偉大的世界文學的“陰影”之下的“影響的焦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寶藏和任務,“60后”的中國詩人們的使命就是通過永不停歇的文本實踐、文學主張和活動的參與,尋找著經由地方性、民族性抵達世界性(普適性)的思想和方法,他們的痛苦與快樂、成與敗均與地方性與世界性之間的那種復雜的張力有關。而《詩意的運河之都》正是這樣一個探索、實踐的過程的結晶。
《詩意的運河之都》不是一部傳統意義上的“主題”寫作,而是一部無心插柳的“詩合集”,表征著沙克四十年來的詩歌創作潛隱的、生生不息的那種訴求和追問——何謂世界文學?何謂世界詩歌?一方面這部詩集以這樣一種拼貼的、組合的、“臨時起意”的方式規避了政府項目和命題作文的拘囿;另一方面,也逾越了宇文所安所批評的“世界詩歌”內含的那種空洞、淺顯、迎合性的地方符號的樊籬,以他的與時代忽遠忽近的“個人性”的肉身,有效地建構了連接地方性與世界性的路徑?;窗病\河—江蘇—中國—世界……在地理的跨越和連接的背后,是“60后”這一代人的一次“精神返鄉”——回到1980年代的起點、回到一種與世界融合對話的開闊視野和豪邁情懷里……
“分析性生活抒情詩”的一個典范
張清華/
沙克的詩起步很早且起點很高。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他的詩就體現了相當成熟的質地。他的青春抒寫中雖然也有從朦朧詩那里承襲而來的迷惘,有從第三代那里接受的“口語”化,但他最特立獨行的是其“自我分析性”,沒有那個年代常常表現出的幼稚病。而自我的分析性賦予了他的抒情以理性和知性的深度與氣質。而且,整個80年代至90年代,沙克的詩歌立足于對日常生活的感受,他把故鄉、土地、自然、歷史、城市,所有筆力所及之處,都化作了個體的生活于生命處境,雖然是出于現象,但又不停留于現象,而是以此創造了“一個具有自我分析性的詩意人格”,也同時創造了一種“具有分析性的生活抒情詩”,這是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沙克早期的詩還顯現了一種寫作態度的自覺:對流行的第三代詩、日常生活寫作,特別是“生活流”式的寫作有一種揶揄,這非常難得。類似他的《此刻,我在想他們此刻在想什么》(1988)這類作品,其中的“我”與“他們”(流行詩風)構成了“鏡像的反思”,對詩人的精神生活方式,有善意的揶揄與反諷,同時也進行了自我反諷,“雙肘支著寫字臺/雙手托腮想起他們……”這些細節性的諷刺充分表明,沙克在這個年代已經擁有樸素的文化自覺,他早就不是一個盲目的青春寫作者,而是一個有文化態度的寫作者。
沙克晚近的詩,一以貫之地堅持了面對生活的思考與抒情,但洞悉與批判的意味更加強烈,寫作也更顯成熟、通達和明澈。他更注重細節和局部,人間萬象、周身的一切場景與人生悲喜劇,一切生存的片刻,都構成了他詩歌的材料。比如他從《停電》(2013年)中析出生活之黑,從《在酒吧》(2012年)中看出人生的變幻與重復,從《環形針》(2015年)上看到細節中的秘密,從《鸚鵡敘事》中發現關于自由的辯證法。沙克已變成了一個將生活百態與人生奧秘盡行收納眼底,形之筆端的“老資”,變成了一個有著堅定的文化態度、有著明晰的知識分子精神、有著成熟的個人寫作風格的“老資沙克”。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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