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偕詩學散論四題梳理（外二章）

 

作者：粥樣

 

　　在2021年6月至9月的“中國當代詩論十二講”之后，顧偕連續寫下《從看不見中看到》等8篇詩論散篇，隨后在22年5至6月寫就的4篇詩論，被集束成“當代中國詩學散論四題”。比“十二講”進一步，它在前面有一個說明意旨的“摘要”，以彰顯作者并非隨意糾集篇什，而是甚有用心。

 

　　四文充滿啟示性觀點，首篇探討詩歌中的情緒、思想以及理想中的詩歌意義，第二篇專論長詩，三、四兩篇又再表達對詩歌、詩人的獨特規定性、對“偉大”的看法。在“摘要”中，作者挑明為文所針對的是“雜駁而無序的‘狂歡’”，他將探討詩歌超離小我的新路，并期待“高度風采的回聲”，以在精神層面融于社會和時代，融于現在與未來，并使這樣的詩歌在思想藝術上能作出“較有力量的引導”。可見四篇文論是一如既往的顧偕關注點，要探討詩歌的精神高度。言說展開，是典型的顧偕彌漫式的詩意說理，對核心論題總有多樣態的描述，以及令人心中打激靈的命名。

 

　　“惟有思想的發現才能造就磅礴充沛的天才”。頭篇《詩歌審美判斷應注重思想的發現》，強調了作者以詩人身份對思想的倚重。而“古怪意象”及后文說的“意象妄想癥”將使詩歌失去和諧，但它恰恰是摘要所說的“狂歡”的組成部分。而詩歌“要有凜然可畏的思想風貌”。“境界就是希望”，這說法擲地有聲。后文補充說“不懷希望的詩歌是沒有信仰的詩歌”，而作者理解的境界，從他接下去的論述中，可以看成是以“思想與哲學”作形象記錄這一類詩歌才有望達到的。他認為“真正的詩人不妨是位思想家”，而詩歌看作“是思想體系中分解出的一個優秀單元”。后面他補充，所謂“純詩”同樣也要有思想。

 

　　“人類情緒史”是作者自造詞，他謀求詩歌在與之合作時，提拔此“情緒”超越為思想。

 

　　詩歌表達情緒，這是有通識的一種詩歌創作功能。情緒向思想超升，如下文所說，去“渲染一種人性神圣的豐富”，作者這種論說富有意義。

 

　　以下他談起詩人的素質，靈感問題，提出要“勇于傾注自己獻祭般的真誠”，相應地，“所思”乃至“頓悟”應是“氣勢凌厲”、“超絕”，以期達致作品豐富而“蕩氣回腸”。詩“切勿受形式的拘制”。詩人應做“詩歌的修正者”，“重組事物的核心”。出色的詩人往往改變人們的既往印象，這是詩人面對歷史的作為。詩人“不耽于冥想，又能于極限的冥想中找到殊絕的認識出路。”“沉思是面永遠的鏡子。”

 

　　“詩歌的勝利有時就是一種命運的勝利”，再發欲營造廣闊遐想空間的鏗鏘之言，不由人不佩服。從詩歌出發，作者提出“所有的寫作應當都是一種歸來后的展望”，他厭棄詩意、意象中的虛假，從前輩大師的作品吸取所謂的“超感語言的元語言”，憧憬“完整的精神編年史”、“開闊的完美主義的設計”。詩之船，由此就這樣在思想的海洋中堅定遠航、迎接新的陽光。

 

　　《矯矯勁質話長詩》是筆者閱讀范圍中少見的長詩專論。此篇將論題收縮到具體可感的詩歌體裁的一點上，閱讀難度并不因之而有所降低。與以前讀過歐陽江河《火星人手記：關于長詩手卷》122段格言體相比，風貌迥異。顧偕的思考成果總是噴涌式地出現，所以他選擇長河文體，織體密不透風，而高濃度又觀念層出的思辨行文又總是婉曲地表達，“沉憂”、“哀調”、“絕望而又豪邁的充沛的沉迷”、“逝景般的驕傲”一類看似自造詞語、甚至“肉體的理解力”這樣的奇葩概念閃爍其間，著實也令閱讀者目眩神迷。

 

　　以成句而論，像“沉重的活力引領著優美，使揭示之光照徹了天空，也使苦行者的信念，就此有了詩卷名副其實的重量”。這種詩性散文句式回旋地含著一系列的屬性呈現：有活力，而活力是沉重的，其引領的優美構成了揭示，這種揭示觸及了苦行者的信念，由此給詩卷 ——“詩篇”的美化表達帶來了重量。換言之：“藝術是一種重新展開生活的機會，而長詩則是永遠徘徊在世俗秩序之上最為生動的思想命運故事。”

 

　　顧偕四十多年的創作中，長詩是主體部分，其創作于2006年的《落基山脈》，可隱見向人類長詩巔峰之一《馬楚·比楚高峰》致敬甚至較量的心思。他甚至恍覺：“惟有長詩才能同未來和靈魂交流。”所以，發自積年沉淀的感觸自然非同一般。他首先比喻長詩為“心靈與形式的征途”，是“使智性愉悅的凝重堅執的自我呼應”，更是“深刻化開啟以悟性為起點的非凡創造的精神幻境”。“智性愉悅”還是指向他一再申說的思想以及由思想而來的樂趣，而有思想的幻景則標明作者心目中漫漫征途上的長詩必當是理性與浪漫的結合。另外，他說到長詩“重新鋪開世界情緒永遠的起點”，擴充上篇文論所說的“人類情緒史”，自是也就強調了長詩在世界層面的根源意義。而“至烈的奮戰”、“稟賦雄健”、“恢弘的穿透力和剖析力”等修飾都提示了他所傾心的長詩的戰斗性，尤其體現了其頑強詩風。而長詩又像“由內涵的悲壯所能涌出的顫抖的崇高”，更是體現出了詩者的情感深度。在前人的優秀長詩中，他看到挽歌與英雄詩歌的結合。在情操要求上，他認為長詩是“一種陌生掙扎中的拯救與信仰”，能“讓心靈信念免于消極和仇恨”。細節方面，作者提出它“既是思想的堅忍更是自然一直的陪伴”，細致入微的描寫功夫需要堅實的思想帶引下與境遇融合。

 

　　與短詩相比，長詩理當“價值與意義更為厚重”，應使人們看到“更多的精神解放”、更“深掘人性”，雖然也不免有“欲望過度的復現”。文章后部，顧偕重提自己舊作中表達過的領略一部長詩要在心理上做好的“三點審視準備”：1、題材開掘后的意象寄寓；2、系統與張力；3、長詩的使命和思想喻示。噴涌式寫作難得有了一些綰系。“張力”與“魄力”的區隔是他討論的重點，也是一般目力所未及處。張力要有控制，即他文章前面所說的“感知的復調始終在以沉著冷靜的發現流暢的[地]重奏”，要有“總體情調的自然”。長詩的整體性是一般能想到的，而作者將之提升到“靈魂整合”的精神維度。

 

　　他對張力的吁求延伸及他對長詩的超高要求，以至說出如下的話：有激情而乏對“現實和歷史意識的深慮”的話，“長詩就算在為天地動容的氣象上完成好了”，其實質也只是“一種艱苦寫作”，而文本“還是未有實現整體寓象的澄澈與通達”。思想領先于激情，貫串了顧偕的長詩理論。

 

　　雄文將終，顧偕最后說：“長詩通過一些神秘而神圣的行為，仿佛一只在尋找一種更為真實的存在”，“像是注定要有一些至關重要劃時代的展示”，作為“夢想創造者”的詩人，會用一部史詩進行“本質與愿望的溝通”，令“終極藝術沖突”“意外達成一種共同消滅死亡的夢想的和解。”他看到長詩“循環的命運”，而“史詩統治一切”則是他本文最后的吶喊。

 

　　有這樣的認識境界、這樣的創作渴望，并基于其堅忍的實踐既往，怎有理由不讓人對顧偕再拿出非凡的“長詩”、“史詩”，抱有較大的期待？

 

　　《作為詩歌意義最好的真實狀況》，題目讓人不易把握。文中他說，這種狀況“只能經由體悟”而來。文章先給我們描述了一番當前全球從環境到文化的灰敗景象。呼喊著哪里有什么“詩歌的傳神之詞”。在全文后半他相應對過去的“不少傳統詩歌”發出微詞，認為它們“缺乏較強的感知力，甚至全然喪失通透氣息的闡釋，”“并非能與深邃思想符合得體”，所以未能成為“強大的先驅”。褒揚詩歌的偉大，小小貶了一下小說，流露作者個性的可愛。他看重詩人會“保持審美反思中的終生競爭”，在含混的真實中做“清新締造者”。詩人“始終要有一種懷揣光明的敬意，不在乎有無什么身后榮耀的非常明確的創作意義”。

 

　　而“所有濟世詩人最終都會長劍獨歸來”。“濟世詩人”的提法，已超出了藝術范疇，將寫詩者歸入人類法則建設者的層面。

　　他提出詩性目的是“尋找生命的風骨與靈魂”，偉大詩歌是為了“啟智”。因此顧偕提出“自由是詩的本質，”要“走出一切驚人的狹隘”。有趣的是在他厚積的文論里，這樣實際也是為當下和今后的詩歌，提出了許多建設性創作的“標準”。

 

　　《詩人要勇當偉大的個人》與上篇一脈相承。所謂詩人要在“自我的精神氣象上具有從此而去何時當還的氣概”，要有“一往無悔的曠遠境界”，“孤絕狀態的偉大的抵達”這種評價上的極致，都是上文“長劍獨歸來”的換言。說出“一個時代修辭的秘密”則對應、延展上文吁請的“傳神之詞”，“悲壯感慨”的奇句總是超于“淺層的花啼鳥落和月白風潔”之上。詩人“人格的健拔及建甌瀉水般的勁健筆力”，“更為壯闊地站立起來”等則是對論長詩篇有關詩歌戰斗性的另一番抒寫。他提倡詩人的高貴品質包括“拒絕展覽自身創傷”。

 

　　本文最觸目的是作者提出“更豐富的辯證”這一說法，在全篇中多所詮釋。他一方面警惕：自我要求“不耽于聲色”的“偉大的個人”，“不能“自我膨脹”，“偉大的精神力量”恰恰應是消弭這種不當的。而另一方面，詩人又確實“勿需總是自謙個人是渺小的”。他應當“永遠對偉大的概念深信不疑，并愿時刻經受清醒的折磨”，但“能把人們引向大海或天空的，仍會是一些潛沉與矛盾元素中深層的精神沖動”，即便悲傷也可成為“詩中的愉悅”。綜合所有，詩人中的高貴者“能把真理說得流暢得體”，“他們的偉大一直在撕裂，同時又在不斷復元”，“每次向前行進，均當以清除俗間為最榮光的自我激勵。”

 

　　呼應第一篇里的“境界就是希望”，在這里“偉大的詩人都會通過希望說話”。“偉大”的內涵是文章后部著重探討的。顧偕認可的偉大“是重振一種詩學系統的信心”等待。卻在后面不無惆悵地說：“偉大或許也是茫然的”。仿佛也是種矛盾的修飾辭。正因此，“生命時候必須只能這般無為而更有為。”這種表述與其下的結語“也許湮滅便是最大的升華”，抑或已將“豐富的辨證”推向了遠方……

 

　　“思想巨大的‘平衡力’”、“深刻的平靜”、“語言平靜中的自信”等，是極研詩——思關系的顧偕一種有進境的說法，思想與哲學在常人眼里似乎總是很難合二而一。由是顧偕這個“散論四題”，開宗明義提出了“思想應是詩歌的理智行為”，文論全部結尾時，就更明確表明“詩歌遠非哲學的圖解，而是高于哲學的情感與思想的直覺”。論點循環，再次鞏固了“思想”在詩歌中的地位。

 

　　寫下再多詩論，顧偕的思維類型依然是詩人式（詩性文論）多于理論家式的，這是閱讀他文章很直接的感覺。他的文字條分縷析地搭建了其思想架構，觀點隨著感悟的蕩漾一再于復現中演變，猶如油畫之筆，層層涂抹著眼見心想的風光。讀者進入其中立即似有目迷五色的感覺襲來。是抽身抑或挺近，只由各憑慧根罷了。筆者力圖在引章摘句間尋經按脈，開始就不奢望什么成功，惟望顧氏原文宏旨一二，或能得遇有心人并樂意泳入原作者文章之斑斕大海，若以高妙真能換得心得，小文棄之又有何惜。

 

2022.12.1–4 于廣州解封時

 

顧偕論沉思

 

　　沉思是古今中外哲人的生存樣態。在長久的沉靜思索中，人的精神方才有望接通寰宇與過往的人文智慧，取得精深與上升進境。

 

　　顧偕作為以思辨為特征的詩人，在系列感論中除有關于沉思的專述外，在別篇中也時時于之有觸及。顧偕行文喜以層壘為特征，如不習慣其語境，善加詳讀，有可能入寶山而空手回。

 

　　筆者愿擷取有關段落，分析其如何將沉思放到與各種精神門類的聯通中，以彰顯其遍在的價值。

 

　　“詩歌技巧始終只能是最基本的感情抒發手段，在空間想象力面前，惟有沉思是面永遠的鏡子。（《詩歌審美判斷應注重思想的發現》）這是顧偕心目中的高下之分。

 

　　在寫于2021年8月初的《詩人理當沉思》專論中，作者在分析了詩歌的喻體藝術性、詩歌的力量構成等樣態后，論及到“沉思”這一關鍵因素：“如果不是沉思一直在引路，不是神諭始終在向詩人傳遞著某種評判的基礎與標準，甚至不是詩歌自身于超越中包含著更多對事物及經驗的理解，人類那些偉大而非凡的詩歌殿堂，這些完全可以說是高度極端個性化的產物，還會有今天這般優秀得錯落有致嗎！必然的品質造就必然的詩歌，因此從不試圖以沉思來作為浮現什么的詩人，他們不可避免觸及到的，必定還是一些生活簡單的復制與對應：沒有更多所謂藝術的差別，更談不上對未來有任何認知方面的回答。這是一種甘心面對庸俗的相識，無關才華，只有失于崇高的不相匹配和差距的認定。同樣，這類詩作屈服于自身的喪志玩物，不再要求抗爭與尋找，自是詞匯的靈魂，也永無可能會在社會的期望中有多少閃光。”

 

　　整一個長段中，一開首“沉思”便與“神諭”并提，二者與詩歌自身廣博的理解能力是詩歌優秀品質的保證。以下申說的是，沉思使詩人的認識高于一般生活，區別于其他藝術，更重要的是指向未來。對于不甘平庸、玩物喪志，勇于抗爭和尋找的詩作者，沉思必不可少。

 

　　接下去，在引用英國著名詩人柯勒律治所謂“詩歌行為本身是一種神的創造行為幽暗的對等物”后，顧偕寫下一大段話：

 

　　“詩人當沉思,惟有這樣,作品在其品質的演化過程,方可辨認出什么才是最為高貴。今日人類的生存環境早已不是世外桃源,詩歌再怎么寫,怎樣表達和強調,孤獨的溫度一直在燃燒,這種高級的古老藝術,再能以象征行動推動什么最終發展中的超越,可能這已不是豐富的幻念就可關注的問題,更不會由一些深情的烈火,就能表達出某些力量的寄托。因此無論期待或是回顧，今日詩歌均當在時間的跨度上,在以往的空間修正上,發現和找出更多事物的必然性本質，并讓質問與感嘆交疊呈現認識的循環結構,以頃刻間凸顯的意象,深沉的[地]說出心靈的高峰。”

 

　　詩歌的幽暗屬性推動了他的沉思論。在沉思中書寫高貴。作者這里強調了當下的人類生存境遇，提出詩歌處身斑斕的現世，同時又是孤獨的。詩的象征特性如果取法于過去，只依賴幻想與深情是難以達成的、無力的。今日詩歌當尋找事物的必然，它需要質問與感嘆交疊呈現。兩者中后者來自幻想、深情，前一個“質問”當由沉思而來。“說出心靈高峰”，有賴于思與情的通力合作。

 

　　下一段中以這樣的論述開始：“所有的詩歌沉思之作都不會滿足于平面的感嘆與提問,更不會有繁復表面描繪的到處暖意春光融融。優秀詩歌無疑都是一種深遠和深層的寫作,它將獨立地看待一切現象與問題,以詩性論斷幻化出不朽的思想場景;它也不期望讀者什么的一概認同,內涵溫暖的光芒,似乎自始至終都將比擁有任何承認之類的趣味更為重要。”

 

　　作者判斷“詩歌沉思之作”可以和“優秀詩歌”放在一個平臺上討論。沉思之作不拘泥與平面、表面，不是喜報。優秀詩歌可以作為沉思之詩的另名，它是深和遠的；它堅持獨立性，不屑于膚淺的“承認”，要創造的是不朽的思想場景，綜合言之，這篇論文中“沉思”之詩給讀者這樣的印象：它處在在神諭的高度；它是高貴的、獨立的、指向未來的。在其他論文中，顧偕對“沉思”的描狀都不出其右。如：“那些精心制作的分裂的誘惑如此漫長，日常簡單的經驗情歌乏味地唱了一遍又是一遍，多少又能體現靈魂的勘探?或以抒情與沉思的穩定及其生命哲學的一再揭示，今日多少又能彰顯出哪些與未來更好的溝通?”（《歡呼世界詩歌的到來》）

 

　　本文寫于《詩人理當沉思》前十天，此段通過針砭非沉思的作品，渴望深達靈魂之作，先已提出沉思與未來的溝通。

 

　　“讓內心與靈魂在沉思后說話,讓拯救的觀念在時間長河永久盎然蕩漾,且不斷為未來的希望下注:不為征服和控制,只為人性最大限度的還能于這星球，光彩的堅持和保留。”（《獨立性詩歌的自由寄寓范疇》）沉思的指向未來，未來的什么呢？這里進一步指明，其針對物是“人性”。

 

　　另在《思想是無聲的語言》里，他提出沉思“根在人生”。沉思作為“信念”，以之呼喚出真理和理想世界。

 

　　詩人要擺出自己的“全部沉思熱情,……捍衛住藝術實踐中最為高尚的一種嘗試,也將以那種可能會有更高思想優勢的作為,充分去為時代和世界說明,什么究竟是生命真正的目的! ”（《吁請智性詩歌奠基人》）從人性出發，探索生命的目的，這成為沉思深化的動機。現實層面，顧偕直言“世界永遠是詩人沉思的對象”（《我們如何能與大師并駕齊驅》）。超出于此，他曾在《并非終曲的形而上學絕望的表達》一文中構擬一種“形而上學的絕望表達”，它主打想象，抵御、征服人類的黑暗與惰性，超越階段性的衰落。這是一個深奧的課題，而其中心靈的超越，同樣也要通過沉思。

 

　　他提出的“智性詩歌”，有賴于沉思的作為——“除了情懷與品質,不斷調節和修正的沉思對完美象征的回應,除了美學法則必然將要發射出的更為燦爛的思想全息投影,今天‘智牲詩歌’獻給傾聽者的,將是足夠精力敞開的對未來無限的眷戀,是無盡開放的所有內心道路喚醒的堅守。”（《吁請智性詩歌奠基人》）這段話語意曲折，但里面提到沉思需要“調節和修正”，其下要表達的是沉思所要回應的是一種思想投影。而智性詩歌則是沉思之詩，它眷戀未來，它喚醒內心開放的道路，并堅守著走下去。

 

　　顧偕對詩人與沉思的聯結要求極高，如（一）在《詩人是人類困境的清道夫》中，他說：“我一直認為但凡沉思型詩人,首先就必須肩負起措詞的用意和責任。除了能在自己的作品意識中堅定的[地]樹立一種精神榜樣,一切信念的激情,同時…… 在開拓境界上較好地去改變人們的精神環境，從而使得讀者更多的能在語言與詩的心靈經歷中，意味深長的[地]發現作品惟有始終思想的抵達,方可徹底敞開靈魂美景。”換言之，沉思型詩人要慎重措辭，他要樹立榜樣、擁有信念的激情。他甚至要致力于在開拓中改變大眾的精神環境，讓他們意識到是思想在敞開靈魂。

 

　　（二）在《個人經驗以外的抽象體驗》中，他這樣做出要求：“就詩而言,個人經驗應當屬于永恒的扭曲鏡像。……以抽象體驗試著做一名領會一切因素的傾聽者,以更深的寓意不妨同時充當一名出色的玄學家,讓高貴成為大腦最后保留的領地,并由此憑借卓越的審美價值成就,交織出富有認識尊嚴的圖景”，而接下去關于詩，“想來這便是一種沉思夢境的對應物,是意識意象所能找到的最佳語言歸宿。”

 

　　沉思如下棋的長考，它使思維益發周圓，無限接近令人類傾慕的精神真諦。如棋中有妙手，詩歌也會不時冒出意料之外的奇句，但那也離不開此前的思維積累，歷時性的沉思則是讓這種積累更豐厚的重要途徑。

 

2022.11.26 – 28廣州哪怕庵

 

顧偕論思想

 

　　在十七個月內所見的顧偕28篇約十四萬字的詩歌長論中，直接在標題中出現思想的就有《保持改變永遠是思想的源泉》、《詩歌審美判斷應注重思想的發現》和《思想是無聲的語言》三篇。其他文章里對詩歌與思想的密切關系的也須臾不曾輕忽，并就“思想”與藝術其他屬性的關系有不少論述。他的真知灼見潛泳于文字之海，在此本著筆者的粗淺認識，愿略作綱要性提點以集中彰顯，期盼珠玉不掩光華。

 

　　如海德格爾言：“一切凝神之思就是詩,而一切詩就是思”（《走向語言之途》），顧偕用“思想宇宙”來極致地形容思想的承載量（《個人經驗以外的抽象體驗》）。他申言詩歌通過留下思想而產生“信仰之力”：“真誠的詩歌也是任何時代的試金石,它留給塵世的思想由于有著一定的信仰之力,它必然也是廣闊的,且于超邁中讓后世也應有所敬畏。”（《詩人理當沉思》） 他捕捉到思想的“兇險”：“充盈著詩學力量的,歷來都是些涵蓋了美學風險的豐饒氣場。就如惟有時常深入思想的兇險之地,詩歌永恒的力量以其高遠的情懷和深刻的批判,才不會湮滅于歷史與時代強勁的梳理。”（《吁請智性詩歌奠基人》）

 

　　“思想”遍照，與各種層面交集，媒介則是詩。

 

　　1、思想——神性。顧偕將思想與心中的“神”相勾連：“恰當的特異與獨立,尤其寓思想于形象之中文情一致的激宕詩篇,包括那些氣運非凡的思想的熱情,難道不像一種純粹的神恩之光,以仿佛最終的撫慰和蘊藉的意味,驟然使我們困惑的外在人生,一下就增添了不少詩意而具神性的答案!”（《詩歌教育了誰》）

 

　　2、思想——高度。從思想論及作品的“高度”，顧偕說：“所有的高度作品,幾乎都不會僅是內容上的取勝,而是思想上的有所發現。”

 

　　3、思想——仁慈。顧偕世界觀一個特質是他對“仁慈”這一少有的提法的獨特體會。當“思想”遇到“仁慈”時，顧偕提出“深刻的思想從來不會有任何惡意,它既是世界破壞與對抗中的寬容和諒解,同樣永遠也是對一切黑暗及腐朽勢力的堅定拒絕與排斥。”“思想的慈善家會以更高的詩學修養,向人類廣布藝術精神理念的。”（《獨立性詩歌的自由寄寓范疇》）

 

　4、思想——詩意。顧偕從自己所謂“藝術道義”的高度，呼喚人們看到“最根本的思想的詩意”。（《歡呼世界詩歌的到來》）而詩歌的“一切也都是為了確保通往思想更大的自由。（《詩歌從心靈出發》）

 

　　5、思想——詩人修養。顧偕倡言“有著最深刻思想的詩人才是大詩人”（《言說者要有新的美學維度》；“一如物理中的重力原則,思想就是創作的基本前提”（《高度作品是一種本質的展現與抒情》）；詩人“必須是思想、境界、以及價值觀的重新探路者”、是“自信與冷靜的思想先驅者”（《詩歌生命永遠是場動蕩之旅》）、詩人永遠是“新思想的締造者”、“精神放牧者”（《獨立性詩歌的只有寄寓范疇》），而“惟思想者的永不失明,方有機會洞察到現實的未來乃至永恒”（《詩人是人類困境的清道夫》）。詩歌則“歷來不是狡詐的文本,幸福有時也是不幸的,詩人應在浩漫的思想宇宙之旅中,永遠對偉大的概念深信不疑,并愿時刻經受清醒的折磨。”（《詩人要勇當偉大的個人》）

 

　　“偉大的概念”沒有一一列舉，但詩人要進入崇高境界，非依傍崇高思想的啟示不可，這是明確的。思想來自于“沉思”，這是顧偕再三強調的：“詩人應該是善于沉思的英雄,不被現象局限” （《高度作品是一種本質的展現與抒情》），而“世界永遠是詩人沉思的對象”（《我們如何能與大師并駕齊驅》）。

 

　　6、思想——心靈——自由。即便在以“詩歌從心靈出發”命名的文論中，顧偕依然認為“思想與詩歌從不是種矛盾,人們從詩歌上尋答案,并從中滿足更高的一些精神訴求,一切心智范圍內廣闊的認知,并非就像欣賞波普藝術那么簡單。”“文學畢竟是種心靈意圖的存在,詩歌則更是一種自由神話及理性高傲形象的象征。它負責必須要在每個時代心靈的大地,甄選出珍貴的思想種子;在現代資源的整體性上,它還將有更高的使命及更多的義務,以自身超驗性真理既不把偏見傳輸給世界,同時也要將人類的崇高性,用詩學實踐不極端化地樸實的告訴給各個社會。”“就詩歌而言,一切也都是為了確保通往思想更大的自由。”（《詩歌從心靈出發》）這里的“自由”，顯然是對思想的高超駕馭后有之。

 

　　7、思想——哲學——詩歌。顧偕首肯詩歌高于哲學：“詩歌遠非哲學的圖解,而是高于哲學的情感與思想的直覺,深者見深,淺者見淺,審美并無要求一致性,只要是人創造的作品,相信終究都不會有太久的隔絕感,每個時代終將有機會各見其境吧!”（《詩人要勇當偉大的個人》）。

 

　　他注重詩歌內涵的哲學性，這讓他又說出“詩歌的可貴之處就在于思想,包括有的詩不妨就拿它當哲學來讀。詩人要有躋身思想大師的勇氣,永志不忘一名偉大的作家,其生命力就是要凌邁于時間的長河”(《詩歌審美判斷應注重思想的發現》)。并在文章的前部說 “詩人回答的諸多問題其實也都是哲學問題,只是方式劃分不同。哲學是用邏輯鏈的概念來總結世界歷史,而詩歌則是以情緒的接觸和改變,進而用思想發展的更新,去渲染一種人性神圣的豐富。”

 

　　詩性哲學。這是簡潔的稱呼：“文學是種推想的過程,不同層面的詩歌,同樣也留有一定概念上的想象性。因此詩人在挖掘事物中的屬性,并將不帶偏見地賦予其品質時,一種超然的詩性哲學融合其中,這就需要作品對即將展現的具體語境,加以識別和詮釋,最終依靠一些精神線索,讓詩歌發揮出思考的思想光彩。”（《詩人理當沉思》）

 

　　落到具體層面，顧偕認為詩人應當“像思想者那樣致力于用感性反映哲學,并將激情和理性統一起來”，而“何時能夠形成一種思想氣候,何時的中國詩歌,就有了意義的力量。”（《詞語不再沉默》）對前 “用感性反映哲學”，筆者倒覺得，似乎詩人比思想者更有優勢些。

 

　　8、思想——抽象。思想的抽象屬性提升了詩歌的境界：“是用非凡的公正途徑以抽象之力就此敞開思想的大門,還是自作聰明一如既往憑藉諸多逃避的理由,總無品質顯示的繼續‘美好’的[地]隔靴搔癢,我想只要我們都愿環顧下古往今來并未真正遠逝的詩歌高山,誰都自當為那些精神標桿依然的存在而深深羞愧！”（《詩人是人類困境的清道夫》）

 

　　9、思想——意象。意象是詩歌的重要成分，卻為思想所統屬：“時常在永恒與短暫間遠離教條的擺布,以強大思想號令那些具有本質內涵的意象,都來自己的作品中集合,不難看出這需要多大正確的野心才能為。”（《詩人是人類困境的清道夫》）

 

　　10、思想——想象。對這一詩歌創作的重要抓手，顧偕祝愿：“愿詩人們都能竭力做到明白的深刻,并使想象與思想,共同豐盛而鮮亮永久。”（《言說者要有新的美學維度》）

 

　　11、思想——推想。后者是前者運行方式的一種：“詩人多探索一下就會多一份夢幻的變奏,以最大的努力釋放壓力下的彩虹,引導社會多與精神有所關聯,讓思想的推想呈現出新的理想方向,這其實也是今天的詩人所要為時代展望與預測的一種新的征程。”（《詩人理當沉思》）

 

　　12、思想——知識。兩者的轉化是文學的功能。“讓思想成為知識,進而演化為具有各類高潮的藝術,只有文學能做到這種結合經驗與超驗的追求。”（《高度作品是一種本質的展現與抒情》

 

　　13、思想——藝術。兩者要統籌起來：“傳統實踐告訴我們,每每超越創新,皆是由思想與藝術兼而有之的大膽探索而換取的。”（《詩人是人類困境的清道夫》）

 

　　14、思想——語言。提升語言地位：“在宏觀視域明白語言是發揮思想的手段,而不僅僅再是技巧的工具。”（《并非終曲的形而上學絕望的表達》）

 

　　15、思想——修辭。在`21年9月寫下的《高度作品是一種本質的展現與抒情》一文里，他首先承認“詩人雖是一名修辭專家,但不能忘了他更是一直在用心靈說話。……他應當更多受惠于思想神話的召喚。”而在轉年6月寫下的《呼吁智性詩歌奠基人》中，他談及詩歌的寓言性時又提到“修辭專家”：“正像優秀的藝術曾經幫助人類度過了過了許多生活中的不幸那樣,以瑰麗而健康的寓言方式使世界不再失去耐心仍能繼續向前,這就足以證明詩人不僅是位修辭專家,他實質更還是名決不會袒護任何不公的真正能夠對抗一切黑暗的精神領袖。”

 

　　16、思想——接地氣。顧偕詩歌是高蹈型的，他對與之對照的推崇“接地氣”的觀念有自己的看法：“所謂流行的說法 ‘接地氣’：其實通常仍不過是那種徹頭徹尾擺脫不了庸常事物的誘惑,膜拜俗世輝煌,進而再不想費力獲取任何高屋建瓴深邃思想的認識。”（《并非終曲的形而上學絕望的表達》）

 

　　17、思想——長詩。顧偕詩歌創作的重心在長詩，他認識到其中思想的份量：“藝術是一種重新展開生活的機會,而長詩則是永遠徘徊在世俗秩序之上最為生動的思想命運故事。”思想給其長篇詩作灌注著真力。

 

　　在專論三篇中，顧偕對思想有如下集中的闡發：

 

　　《保持改變永遠是思想的源泉》—— 他提出“真理是嚴謹而有點刻薄的,詩人一旦能在思想上對其擁著,就必須如捍衛信仰那樣,絲毫不能有半點敬重方面的松弛。”“思想的明燈永遠是黑暗中的人們永遠的特殊需要”；“真正屬于思想的東西,永遠不會是輕率靈光一閃的激情,它是漫長精神積累爆發的火花,或許一種遙遠的現實,一種無窮發展的可能性,今后更需以成熟的簡練,來對創造熱情中必然富含的悖繆,就此加以精準模型的匡正。”

 

　　《詩歌審美判斷應注重思想的發現》—— “思想應是詩歌的理智行為。”“惟有思想的發現才能造就磅礴充沛的天才”。“再怎么求新求變的新詩,貫穿詩中的始終應是思想融化的種子,否則缺失心靈先見的展現及其快樂的形象征服,終究都不過是些原始思維。”“需要詩人們棄絕所有教條的陳述,甚至經過一些魔性穿越來對整體審美對象,進行一場哲學思想方法的深層思考,讓美學認識多一層深度與價值的回響,讓卓絕的詩歌造詣,同時更富一層思想的凱旋。”詩歌“是思想體系中分解出的一個優秀單元”。“詩人回答的諸多問題其實也都是哲學問題,只是方式劃分不同。哲學是用邏輯鏈的概念來總結世界歷史,而詩歌則是以情緒的接觸和改變,進而用思想發展的更新,去渲染一種人性神圣的豐富。”“不懷希望的詩歌是沒有信仰的詩歌,詩歌最終得勝的依舊是思想,所以說思想才是詩歌真正的命運之神。”“要敦促詩人下筆多要意在筆先,除去熟練掌握幻想的技能,應當更會用思想對抗一切渾噩歲月頑強的到來。”

 

　　《思想是無聲的語言》——“思想有時就如鮮見的空氣一樣彌漫縈繞在我們周圍。”“以思想為世界提供精神的良食美饌,這是我們共同必須做好的奮斗義務,同樣還是種時刻都在希望靈魂也少犯錯誤的巨大責任。”“在我們今天這個仍然必須展望深度與深刻的時代,看來依舊是個亟需恢復思想目標的問題,也更是個藝術是否真有能力擁有主觀審美態度的問題。”“準確性的極致,是思想的刻骨銘心,而非那種匯集著人性缺陷的翻奇斗巧,更不是無力于巨大心理能力認識妄謬的狂想及放縱。”“良知的普遍覺醒,思想便是最能體現美麗靈魂的一種。在我們都將老去的那刻，可能也只剩有思想,會在大地默默的燦爛發光。”

 

　　詩人投身于思想的創作，顧偕對之有甚高的要求、更有殷切的眷戀。長年來，他自己也一直是這么做的。哪怕其詩篇缺少世俗的動人一面，其情懷之邈遠，終究使人仰觀，且當慶幸這是在進行時中——遠未終止的。

 

2022.11.14-17廣州哪怕庵

 

　　作者簡介：粥樣 廣東省作協會員，著有《朋良無我》（1997年）、《偏見》（1998年）。編有詩集《九行以內》、《當代四川大涼山彝族漢語詩歌專輯》。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