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邁詩論各富心源

—— 歐陽江河與顧偕詩學研究比較

 

作者：粥樣

 

　　題中兩位都是詩歌大家（前者名望較早一些），且大半生獻身于長詩經營中。二人同樣也是詩論家，并各有一篇關于長詩的論說為筆者所幸見到。中外詩歌理論不少，而我目力所及長詩專論此為僅見。因我也寫有若干百余行量級的長詩，故對此興趣尤濃。當然我胸中存墨就這一兩點，不敢妄說什么精言僻論，只是通過不成模樣的“對比”，逼自己細讀學習而已，不畏方家見笑。

 

　　歐陽江河《火星人手記:關于長詩手卷》約9,000字，見于2017年5月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之作者《長詩集》書末，由121則片段組成（序列缺“92”）。

 

　　顧偕網文《矯矯勁質話長詩》（中詩網及作家網）約3,500字，作于今年5月13日午后廣州的暴雨天，分長短相間的十一個自然段。

 

　　歐陽、顧二人詩風迥異。前者是我國現代主義詩風的代表，注重以詞語為核心透悟世相，貫穿大視野中冷抒情的哲性思索，詩風青睞場面拼接，時帶戲謔。后者在包括政治抒情詩的眾多抒情長詩中（自命為新型“史詩”），融人類亙古情懷與對大時代的思索為一爐，意態飽滿激越。不同的詩學理路，使二人對長詩的論說采取了不同的著重，表現出不同的追求。但相同的是他們詩人而非純理論家的身份，這使他們的表達都依循跳脫的思想閃光，回避按部就班的條分縷析，歐陽更是點到即止，這讓讀者在理解上要費一番腦子。

 

　　歐陽江河）

 

　　歐陽在文章第88則明挑：“長詩寫作的根本秘密是:尋找文本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之間的關聯”。繼言“挖掘出深藏在關聯背后的詩歌邏輯。”（89）另一方面，他“轉向長詩寫作的綜合性與總括力。”（118）故此，一般觀念中的外在謳歌是不夠的。而“內部世界”有無限蘊藏，如他在長文行將結束時表達的困惑：“從人身上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神。”（120）

 

　　歐陽文的前三分之一強（45則前），大致上先斷片式討論了一個于人們較陌生的自造概念“反詞”（前27則），其后偏向關注受譯入語影響下母語寫作的新變。

 

　　“反詞”奧義是筆者識力所不及的。在作者提示它“是被‘讀進’文本的，“在使之軟下去的東西里硬起來”（3）；它“將它所不是的那些東西呼喚出來,卻又不打招呼,扭頭而去”（5）；在“大眾媒體和電子手段‘闖入文明’”的當代（24），詩的語言構造與傳統概念上的明晰拉開了距離。原文無例釋，查其有詳釋的專文《當代詩的升華及其限度》（片段自《新詩評論`12·2》），言反詞“應該從廣義上被理解為文本內部的對立語境”，詞與反詞的相對存在“不帶權威性的作用”、“不強求一致”。

 

　　筆者依淺見斗膽解讀：反詞的意義有賴作者暗示后讀者的閱讀補充。它刻意脫離了詞的本意而扭曲重解，容納原來沒有的內涵，以此謝絕了循規蹈矩的溯源抒情。就此線索重讀歐陽的代表作，如《馬》中的總結“馬之不朽有賴于非馬”，如《鳳凰》中的“鳳凰”。琢磨它們同傳統審美認知上的間離，可望對這一概念有所把握。

 

　　28-45則討論重心在母語與譯入語的相互作用方面。其中第40則談的是翻譯提煉出原創性。而容忍不了這個的被作者稱為“庸人”。我理解其言下所指——翻譯過來的語言不應被所謂“地道”的語言所束縛，借助翻譯工作，新語風應當被不甘“平庸”者接納。

 

　　歐陽在第18則表述“橫財寫不出史詩”，意謂在史詩這種需要漫長勞作才可達致的文學品類中，靈機一動所占有的比重是很小的。

 

　　46則之后作者于長詩本身有更聚焦的言說，他強調“對‘無’的取出”（90），如49則所言，“寫著制作了飛翔,卻拿掉鳥兒”——“形”去而“勢”存。不著痕跡的不空之空，將思想混融于無形，是上世紀90年代詩界關于“物質的非物質性”、“不及物”等的技術討論的孓遺，也能聽到后現代去主體化思維與恒常之道轟然碰撞。

 

　　長詩寫作可“投放”到不同的電子時代場所，“去形成新的鄉愁”（79）。這是對長詩在場感的體驗，觸及當代的人情感追溯方面的變化，具有啟示性。寫作取向上，歐陽一處講得較通俗：“寫,不是搭建思想的高蹈的腳手架,而是向深處、向暗處挖掘。”（91）

 

　　關于為人矚目的“真”，他在“詩歌邏輯的大是大非”（98）高度上，斷言純真失效，“只有不純潔的本真之真”，這兩種“真”的區別，引人思考。而連帶著，“善也失色”。但后面他又保留了“極善”，具體含義如何則未知。

 

　　歐陽說：在“這個混亂的年代,美已經不是最高事物了”（46），“次要之美”（95）的提出是他的獨家說法。他依傍龐德的作品宣說“美”不應該被詩趣味化，詩當有“病與痛”，并扭轉為智力問題。

 

　　“偉大詩歌核心處‘必然如此’的品質”（103）又是一種新穎概念。有鑒于它，作者想到的或許是關于自由的規約？

 

　　108-110則討論詩歌原創性，“變形的原創寫作”、“重寫式的原創寫作”作為另類原創，112則“不寫的東西,寫壞的東西,有助于我們更廣闊地理解長詩的本質”提出一種“反”創作、“反”閱讀，都給詩者和讀者帶來啟迪，與全文開篇提出的反詞比讀，發人深省。

 

　　筆者小惑：因目睹世態的激烈變遷，引歐陽發出“外星人需要文學嗎”（55）這樣出人意表感慨，或許是杞憂之言？有的戲謔也挺沒邊兒的—— 調侃英語調到“美國黑人一說起來就像在做愛。”（41）走不出自己主觀的促狹，反暴露了自己。而他斷言詩歌“始終還處在變的過程中,始終還是問題,而不是答案。它還是問題構成的炸彈。”（63）這種說法在斷代上有意義，從歷史深處看，詩歌什么時候又有答案可言呢？

 

　　歐陽不少格言高度簡約，如在強調冷抒情的時候，第72則卻有一段語焉不詳的話：“在抒情詩擱筆處,莎翁的戲劇只好搬到長詩里去繼續上演。”若此豈不是認為長詩仍當接納莎翁那濃密的抒情？與此同時，歐陽不離不棄還是窮溯于對“詞”的考究。他強調長詩用詞和詩意偕行的更新與“雜”性，以至說出“長詩寫作必須重新學習中文”（65）。

 

　　顧偕）

 

　　與其別篇相仿，顧偕的長詩專論又是噴涌式地呈現其思悟。他的長河般文本織體密不透風，高濃度而觀念層出的思辨行文又總是婉曲地表達。他不一定屬于的自造詞是偏于描述式的，如“沉憂”、“哀調”、“絕望而又豪邁的充沛的沉迷”、“逝景般的驕傲”等，“肉體的理解力”這樣的奇葩概念閃爍其間，令閱讀者目眩神迷。而像“沉重的活力引領著優美,使揭示之光照徹了天空,也使苦行者的信念,就此有了詩卷名副其實的重量”。這種詩性散文句式的回旋，顯然含有一系列的屬性呈現：有活力，而活力是沉重的。其引領的優美同時構成了揭示，這種揭示觸及了苦行者的信念，由此給“詩卷” -“詩篇”的美稱 - 不斷帶來了重量。

 

　　換一種表達，則是“藝術是一種重新展開生活的機會,而長詩則是永遠徘徊在世俗秩序之上最為生動的思想命運故事。”他甚至恍覺：“惟有長詩才能同未來和靈魂交流。”從積年沉淀而來的感觸出發，顧偕比喻長詩為“心靈與形式的征途”。

 

　　另外，他說到長詩“重新鋪開世界情緒永遠的起點”，是對他在別處關注過的“人類情緒史”的延伸思考，強調長詩在世界層面的根源意義。

 

　　在情操要求上，他認為長詩是“一種陌生掙扎中的拯救與信仰”，“讓心靈信念免于消極和仇恨”。長詩又像是“由內涵的悲壯所能涌出的顫抖的崇高”，體現出詩者的情感深度。在前人的優秀長詩中，他看到挽歌與英雄詩歌的結合。在細節方面，作者尤其提出了它“既是思想的堅忍又更是自然一直的陪伴”，細致入微的描寫功夫需要堅實的思想帶引下與境遇融合。

 

　　與短詩相比，長詩理當“價值與意義更為厚重”，應使人們看到“更多的精神解放”、更“深掘人性”，雖然也不免有“欲望過度的復現”。

 

　　顧偕重提自己在舊作中表達過的領略一部長詩要在心理上做好的“三點審視準備”：1、題材開掘后的意象寄寓；2、系統與張力；3、長詩的使命和思想喻示。這少有的歸納總算給長河文體增添了清晰度。

 

　　“張力”與“魄力”的區隔是顧偕討論的重點，也是一般人目力所未及處。張力要有控制，而他對張力的吁求延伸及對長詩的超高要求，以至說出如下的話：有激情而乏對“現實和歷史意識深慮”的話，“長詩就算在為天地動容的氣象上完成好了”，其實質也只是“一種艱苦寫作”，而文本“還是未有實現整體寓象的澄澈與通達”。“光有激情是不夠的”，思想領先于激情，正如他在《從看不見中看到》一文中所言：“抒情不是詩歌最終的命運。”這是于傳統長詩寫法的反撥，而我們閱讀歐陽江河的長詩，也可品味到兩人在這一點理念上的共通之處。

 

　　顧偕提出要有“總體情調的自然”。長詩的整體性是一般都能想到的，而作者更將之提升到“靈魂整合”的精神高度。雄文終時，他最后說：長詩“像是注定要有一些至關重要劃時代的展示”，作為“夢想創造者”的詩人，會用一部史詩進行“本質與愿望的溝通”，令“終極藝術沖突”“意外達成一種共同消滅死亡的夢想的和解。”

 

　　他仿佛看到了長詩“循環的命運”，而“史詩統治一切”，則是他本文最后的吶喊。

 

　　歐陽、顧兩位觀念交集處，依我能見有以下四點：智性及之后）

 

　　顧偕強調智性，他在文中說長詩是“使智性愉悅的凝重堅執的自我呼應”。“智性愉悅”于顧偕，指向的是他一再申說的思想以及由思想而來的樂趣，而有思想的幻景則標明作者心目中漫漫征途上的長詩必當是理性與浪漫的結合。

 

　　歐陽對此有同而不同的體悟。雖然后來在79則，歐陽考慮過“長詩作為一個籠罩的裝置,能否把它投放進思想的密集勞動矩陣去生產”，但先此，他說過“當觀看來自思想的駐足,來自知止”（50），講的是思想是必要的，而思想表達之后的敞露的空間也是很可玩味的。

 

　　他在后說出，“現代主義文學范式是為‘壞’與‘訛’準備的。……現代性 ……同時是心智的自由和奴役“（77），這里同時都關注到了心智的正反兩面。

 

　　幻景/境）

 

　　顧偕說：長詩是“深刻化開啟以悟性為起點的非凡創造的精神幻景”。

 

　　于歐陽：“長詩文本,有時會懸擱于幻境建構之上。”它“通常又聳立在現實建構的消解和雪崩之上。”（106）這呼應了93則里認為的長詩有可能“必須”“脫離‘現在’”(93)。然而，在同樣106則內，他接著說的“雜語式的長詩文本,拒絕導向生活與寫作的完全分離。”這反過來又一定程度消解了上面說的長詩與現實的分離。

 

　　復調 – 內蘊 / 真實）

 

　　二人都提到長詩的復調，但都沒有過多停留。歐陽如此神秘地表述：“復調文本的長詩,必須引入先知般的哲學辨認…… 以真身進入內蘊寫作。”（104）涉及詩人的素質要求。顧偕則認為“感知的復調始終在以沉著冷靜的發現流暢地重奏”。這里無疑說的是詩歌形態。

 

　　另外顧偕說的“長詩通過一些神秘而神圣的行為,仿佛一直在尋找一種更為真實的存在”，相似于歐陽的創作神秘化表達。前者強調更高的真實，可超出現實以外，而歐陽的“真身進入內蘊”或可理解作一種內心真實？

 

　　強化或消失？）

 

　　“至烈的奮戰”、“稟賦雄健”、“恢弘的穿透力和剖析力”，顧偕文中此類夸飾語不勝枚舉，一再強調著他所傾心的長詩的戰斗性，體現其頑強詩風。（創作于2006年的《落基山脈》（約900行），可隱見向人類長詩巔峰之一《馬楚·比楚高峰》致敬甚至較量的心思。而形成對照，歐陽江河敏感于長詩“漸漸地泯滅自我”（56），“我要絕決地地帶著自我身上本我和鬼魂一起死掉”（58），依此，詩歌走向無我，從而似乎也走向了更加“有”的“空”。（重溫49則的“制作了飛翔,卻拿掉了鳥兒”。）

 

　　雖然一般說詩歌不景氣，但它依然是人類精神最集約且情與思最精粹的表達。至于長詩，幾十年來勇于創作的代不乏人。以上分析的兩篇長詩專論，歐陽是散點啟悟式的，常常獨出機杼地將詩論成“非詩”；顧偕文則詩性充沛，更貼近原質。不同的詩學追求，聯系二人的創作實例，當可揣摩何以顧詩正音多而歐陽詩則變調雜。

 

　　它們各自是否還有更多的潛在意涵，自是有待于更深一步的領悟。

 

2022.12.7 – 13廣州哪怕庵

 

　　作者簡介：粥樣  廣東省作協會員，著有《朋良無我》（1997年）、《偏見》（1998年）。編有詩集《九行以內》、《當代四川大涼山彝族漢語詩歌專輯》。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