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史與歷史境遇中的鄉愁

——包華其詩集《清澈》讀后

 

作者：洪文豪

 

　　近日，有緣讀到了江西青年詩人包華其新近出版的詩集《清澈》。詩集為詩人十年間創作的精選，詩風純凈、明朗而洗練，通讀之后也能強烈感受到詩人創作心路歷程的連貫性與指向性。看到這樣一本“清澈”之作，不免想要嘮叨幾句。

 

　　這本詩集中，詩人按主題把自己的詩歌分為四個部分，其中有對近代史上湘贛地區革命故事的重寫，有對城市底層勞動者在日常生活中堅守與掙扎的素描，當然還有背井離鄉的詩人對生活的感悟與對故土、親人的懷念之作。但如果超越主題層面的分類，從詩歌精神的角度看，我認為整本詩集都是圍繞“鄉愁”這個詩眼而展開的。而且“鄉愁”在這里絕不僅僅指詩人個人意義上對故鄉的懷念，更是在個人、生命與歷史等多個層面打開的詩意空間。因此，在當代詩寫作的整體性經驗中，詩人對這一詩歌“母題”的獨特詮釋也別具意義。在詩集中，背井離鄉的詩人無數次回望故鄉的方向（《一縷炊煙飄向故鄉》《河流》），在信封上寫下故鄉的地址（《家書》）。《母親》《父親的掌心》《大舅》《五叔》等詩，詩人除了寫對父母的深情，還以悲憫之心體會親人不平凡的生命歷程，在簡潔的詩行中濃縮了他們的一生，詩歌也因此成為生命史的傳記式書寫。《粽子》《鐵鍋》《飯甑》《在紅薯面前》等詩是對故鄉風物的全面檢索與咂摸。

 

　　“鄉愁”刺激著詩人的味蕾。在《味道》一詩中，詩人把故鄉比喻為“魚骨頭”：“老家，像一根魚骨頭/卡在我的喉嚨里，疼得難以下咽”。這個異常形象而又奇崛的比喻，不僅描繪了詩人面對難以排遣的“鄉愁”時極具肉體痛感的體驗，而且也部分解釋了詩人寫作的隱秘出發點。詩人北島漂泊海外，自陳“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包華其的詩，又何嘗不是由“鄉愁”而催生，反之詩歌寫作又成為排遣、轉化“鄉愁”的精神力量。“魚骨頭”卡在喉嚨，不吐不快，正可看作是詩人寫作的精神動力。

 

　　“鄉愁”不僅僅指向個人意義的詠嘆，還可能是現代人普遍的生命境遇。在詩集中，詩人把相當多的目光投注到往返城鄉的打工者、煤礦工人等人群身上。當代詩歌寫作中底層寫作、打工寫作是不可忽視的一股詩歌潮流。與一般的底層寫作不同，詩人在對底層勞動者的書寫時也非常自覺地關注到了他們身上的漂泊感。從鄉村到城市，每個人都是異鄉者。而底層勞動者與家鄉之間既彼此撕扯又彼此安慰的血肉聯系是詩人獨具匠心的發現。《身份》一詩中，詩人用一種輕松幽默的筆調寫城市中的“Lucy、Mary、Angel”從北京、上海、廣州的寫字樓返回家鄉，“名字就變成了/周芳、王秀蘭、李春花”，而在母親的嘴中，他們又是“閨女、寶貝、乖孩子”。故鄉與異鄉，離鄉與返鄉常常互為鏡像，成為這群人顛沛流離的生命倒影。

　　某位歷史學家說過一句名言：“往昔乃是異鄉”。他提醒著人們歷史的幽曠與深邃。在這個意義上，詩人的“鄉愁”當然也包含他在書寫革命傳奇時對歷史的重返與重構。詩人曾長時間在中國近代紅色革命史上的名城安源工作與生活。安源對于詩人是異鄉，而保有光輝歷史的安源對于詩人當時生活的安源也是時間上的異鄉。詩人對安源大罷工、安源兒童團等歷史事件與故事的回溯，既是贊美與抒情，也是一次次穿越歷史時空的鄉愁之旅。

 

　　劉勰說“詩緣情而綺靡”，我想無論是古典詩還是現代詩歌，抒情始終是詩的本分。而劉勰后面還有半句話是“賦體物而瀏亮”。對于詩而言，“體物”同樣重要。情之流轉，需要隨物賦形。所以詩歌在抒情之外還應該有更豐富的構成。在這一點上，包華其的詩歌就頗有啟示。他在詩歌中不僅寫物，而且在抒情詩中積極嘗試容納敘事的因素，比如他對一個個平凡人的關注，就常常截取具有個人痛感的事件來敘述。如果說事件是一個人生命歷程的圈圈年輪，那么詩就是生命之樹的剖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認為也是包華其詩歌寫作最為獨特的書寫策略與詩歌修辭——擬物。詩人筆下的“小人物”常常被比擬為“物”，或者說人與物常常是同構的。這絲毫不帶有不敬的成分，反而通過這種對這種隱秘關聯的揭示，詩人讓讀者看到了小人物艱難、悲苦的命運，也寄予了詩人深切的同情。《進城的西瓜》是首只有三段的短詩，但很能見出作者“擬物”的水平。詩人前兩段表面上以擬人化的口吻在寫西瓜被進城販賣的過程，在“烈日下，默默忍受來自顧客的敲打”。最后一段才點醒讀者，原來“這些跋山涉水的西瓜和我那些懷揣夢想的工友一樣/在一個個集市，一個個工地，忐忑不安/任人挑選/夢想破碎前，我們都是圓滿的”。每個進城的西瓜內心都有秘而不宣的“甜蜜”，正如背井離鄉的工友，懷揣夢想進城。人與物的巧妙而不違和的對照，蘊含了詩人對工友們生存現狀與不可知的命運的深刻共情。詩人沒有一味以同情的眼光審視，而是展現一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底層工人也自有一段屬于自己，或許平凡但不乏驚心動魄的生命史。

 

　　《販魚的女人》中寫：“剖開魚腹，掏空內臟，解剖魚/就像解剖自己/販賣魚/就像販賣生活”；《年關》中農民工的身體就像工地上的玻璃，“只要輕輕一敲/就會被弄得支離破碎/就會散落在年關的門檻外/回不了家”；《蚯蚓，或者我的打工兄弟》中把工人比喻為“蚯蚓”。“我看見那些民工兄弟/像一條條蚯蚓在城市的路面行走”，他們被生活、工作、城市截斷為一條條，心力交瘁，各自奔波；在寫父親時，詩人寫道：“父親是一把好鐮啊/在四季的磨礪中把自己磨得越來越薄/越來越薄/薄得真讓我心疼”（《磨刀石》）。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簡潔而直接，仿佛真的如磨刀石在讀者的心中猛然擦起火花。很顯然，詩人清晰地明白詩歌是一種最高意義上的虛構。“擬物”不僅是一種詩歌的修辭術，更是獨屬于詩歌的發明。當詩人發現西瓜與工人命運之間那種微妙的對應，他也就同時建構起生命與世界的獨特關系，詩意的齒輪也就開始轉動了。

 

　　在詩集中有一首并不顯眼的詩《在一塊煤中安頓》，卻包含了詩人對自我人生的定位。詩人長期生活與工作在煤炭系統，對煤自然抱有親密的感情。“我要將此生余下的時光/交給八百米地層深處等待升井的陽光/交給一塊煤”。事實上，詩人對煤也從來不吝贊美。詩人在悼念辛勤與執著了大半輩子的“五叔”時，寫出“他是我心中的一塊好煤”這樣的句子。在修飾“溫暖”“希望”等美好的詞語時，詩人不止一次地使用“成噸的”這樣的形容詞。也許這種計量單位常常出現在詩人的工作與生活中，從而也不自覺地潛隱于詩人的筆下。

 

　　當我合上詩集時，“清澈”二字再次映入眼簾。詩集名字的來由，按詩人自己的話說，因為他崇尚與追求“清澈的生活、清澈的品格、清澈的文風”。詩歌如何做到清澈，而又不落于清淺，與自然真切的生命保持同頻，的確是一個值得不斷追求的寫作目標。宋代詩人釋文珦有句頗有理趣的詩：“檻前泉數斛，清澈是心源。”相信秉持著“清澈”心性的詩人，能寫出更多“清澈”的詩歌。

 

　　作者簡介：洪文豪，1992年生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詩歌理論。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