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存在一個理由

——寫作的意義之我見

 

作者：倪章榮

 

　　一位相識三十多年的朋友將他的長篇小說送與我已經有些時日，曾經答應為他寫個短評的，一直沒想好該怎么談，因此遲遲不曾動筆。今天突然想說幾句與作品關系不大的閑話。

 

一

 

　　由于自媒體的普及，寫作變得十分容易和隨意，更由于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物質世界的無窮魔力，讓寫作者迅速邊緣化。可是，嚴肅認真的寫作，仍然值得我們尊重。我這位朋友就是一個讓我油然而生敬意的寫作者。四五十年的時間，從來沒有放下過手中的筆，每年都有新作出現。年逾七十之后，還出版了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記得我們為數不多的幾次交談，朋友的話題總是離不開文學，偶爾還會把他的得意之作發給我欣賞。就算沒有地方發表，他也依然孜孜不倦地埋頭寫作。這是一份從骨子里散發出來的熱愛，這是一種用生命和汗水抒寫的堅持，這是一個誠實和負責的人格的真實寫照。

　　我曾經認識幾個寫作者，在相當艱苦甚至危險的環境下一直以文學為伴，發表了一篇短文、一首小詩也興奮不已。那時候剛剛結束文革，他們中的一些人從文革時就開始了寫作，他們曾經在文章里、發言中不停地表達對文學的“忠貞不渝”。文學沒有辜負他們，他們中的一些人或因為文學而解決了工作問題，或因為文學讓自己有了名聲，或因為文學讓他們得到了更快的進步。可是，當他們當了點小官發了點小財之后，便遠離了文學，甚至還不僅僅只是遠離文學。如果你承認才思枯竭、寫作于自己不過是一種生存的手段，倒也情有可原。誰不想擺脫生存困境、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呢？可是，一些人無情地拋棄在困境中助過他們一臂之力的文學之后，還對文學和文學寫作者投來不屑與輕蔑的眼光。那種眼光讓我感到了無法稀釋的濃厚悲哀，不是因為堅持的愚蠢，而是因為丟棄的淺薄。顯然，我這位朋友不是這樣。

　　朋友的長篇小說其實帶有很重的自傳色彩，主人公的身上有他的很多影子甚至烙印，那種活著的心酸、痛苦、無助、煎熬，是現在的年輕人無法想象和理解的。作品真實地敘述了中國農村人幾十年的苦難歷史和非人境況，這是一種對歷史、對自己負責任的寫作態度。小說里面的情節也十分真實、自然，讓人特別是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有親臨其境的感覺。只可惜，作品缺少了一樣東西——思想。他給我們呈現了苦難的歷史，卻沒有讓我們知曉和領略苦難來自何處以及人類的普遍追隨求是什么。我們的很多作品甚至包括一些優秀作品都缺少思想。我以為，文學作品是不能沒有思想的，盡管思想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也不是故意標新立異、聳人聽聞，但總不是人云亦云，緊跟形勢，更不是空洞的大道理。文學在寫人寫情的同時，還應該傳遞某些信息，比如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念，比如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和人類命運的思考，再比如對真相的探究和真理的追求。很多作家包括一些比較成功的作家，在他們的作品里，都缺少了或者說忽視了這些元素。好長時間以來，我一直沒有弄明白，托爾斯泰那些冗長的讓不少人都覺得啰嗦的文字為什么會得到那么高的評價，在世界文豪排名榜上托爾斯泰一直名列前茅，在近現代作家排名榜上托翁幾乎都是世界第一。世界上比《戰爭與和平》、《安娜.卡拉妮娜》、《復活》精彩的故事不計其數，為什么讀者對他的敘述情有獨鐘？后來我才明白，是因為托爾斯泰的作品有深刻的思想。他的作品給我們一種超越了階級、政治、宗教、文化的大愛和悲憫。他是從人的本性出發去解讀社會，去試圖喚醒人心靈深處的某些東西，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終極關懷。因此，他的作品才會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悲慘世界》給讀者留下的最重要的信息并不是曲折的故事和鮮明的人物形象，而是懺悔和寬容的價值觀念；《靜靜的頓河》所展示的也不僅僅是哥薩克人的勇猛和頑強，而是對生命的惋惜與尊重；《百年孤獨》在別出心裁的敘述形式與荒誕離奇的故事外表下，所表達的重點則是這個世界的陌生與不可思議。當然，作為文學作品，首先必須要有美妙的語言、精彩的故事、新穎別致的細節，否則就不能承載思想的重量。但是，僅僅有好的語言、好的故事、好的細節，哪怕很有些感人，我個人認為也還是不夠的。也就是說，沒有思想的作品，其質量和生命力都會大打折扣。然而，思想必須是自己的至少是自己認可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向讀者灌輸別人的思想甚至是連自己也不認同的思想，這種寫作其實是毫無意義的。不說你寫的這種東西成不了經典，就是獲得了什么獎勵，那也不過是虛名而已。讀者和大眾不會真正認可你。我見過不少的寫作者，他們缺乏一以貫之的思想和價值觀念，一切從政治需要和風向變化出發，故事的展開、人物的塑造、情緒的抒發，在他們那里不過是一種技術活。這樣的寫作者，不論他們寫出了多少作品，獲得了多少榮譽，實質上意義不大。還有的寫作者，他們習慣于寫一些貌似深刻的作品，好像是站在民族、國家的高度，對一些題材和人物進行再挖掘，實質上，作品所折射出來的思想、觀點，毫無新意，不過是換了一個說法或者說換了一些詞語而已。這種寫作的危害性很大，它讓寫作變成了機械運動與虛假陶醉，失去了寫作的本來意義。

　　記得若干年前，有位著名散文家出了一本散文集，希望我寫個短評，我立即便答應了。因為他過去當主編時曾經幫助過我，發過我不少作品，人不能不講感情。然而，當我讀過他的散文集之后，便陷入了矛盾之中，原因是我不太喜歡他的這些散文，他的大多數散文太高亢了，歌頌大好形勢、偉大成就、美麗山河不是不可以，但作為一個有些名氣的老作家，不應該只是把寫作停留在表面的歌功頌德上，應該對社會對人性有更深層次的思考。我不想說違心話，可是又答應了人家，人不能言而無信。我在矛盾中度過了三年多時間，每當這位老作家打電話問我短評寫得怎么樣了，我總是找各種借口搪塞，也曾在電腦前敲打過若干次，卻只寫了幾十個字。直到三年半后他的散文自選集出版，我才決定按我對散文以及文學的理解去評價他的作品，短評的主要篇幅都在表達我對好作品的定義以及思想的重要性。編輯認識這位散文家，刪除了部分不太中聽的文字。這位散文家后來可能不高興了，說好將我的短評收入集子（別人評論他作品的文集）也沒收入，電話聯系也斷了。但是，我不后悔，這是我做人和作文的原則。我要對得起我自己，我要給自己一個存在于世的充分理由。

 

二

 

　　給存在一個理由，是我寫作的原始動力和力量源泉。我想，大多數寫作者也差不多。

　　我一直認為，偉大作家必須是天才，缺少了天才，再怎么努力也成為不了雨果、托爾斯泰、曹雪芹、魯迅。因此，寫作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不過是表達的需要。本人十分贊同美國著名學者褔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中的一個觀點：人的最大愿望是被承認。褔山甚至認為，人類歷史進程始于為了純粹名譽的斗爭。在人的靈魂的三個層次——理性、欲望、激情里面，激情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尤有激情才能激發人的智慧和勇氣，歷史上的所有戰爭都因激情而起，而之所以激情迸發，是因為迫切希望被承認。

　　我為什么要表達或者說為什么要通過寫作的形式表達呢？我想，對于我來說，表達是證明自己或試圖證明自己具有存在價值的方法與手段。我覺得自己有這方面的天賦（天賦不同于天才），又覺得自己沒有其他一技之長，既不能躋身政壇，也不能馳騁沙地，亦不能經商創業，更不能發明創造，只有依靠寫作了。小時候家里極其窮困（這種窮困一直持續到青年時期），父母被人欺負，自己受到世人的冷落甚至蔑視，好在我喜歡看書，而且十分投入，依靠書中的故事去滿足殘缺的尊嚴去撫慰傷痕累累的內心。我是在文革后期完成小學和初中學業的，那時候我能閱讀的書籍十分有限，除了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魯迅作品、高爾基的《母親》，便只有《紅樓夢》、《水滸傳》（前一部因為毛澤東喜歡，后一部因為毛澤東要評《水滸》），還有就是從少數曾經喜歡讀書的長輩那里找來的殘缺不全的“反動書籍”與“大毒草”，如《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六十年的變遷》、《紅巖》、《子夜》、《普希金抒情詩集》等等。我第一次讀《紅樓夢》的時候才十二歲，上初中一年級。這是唯一讓我百讀不厭的中國古典敘事文學作品（還應該感謝毛主席，讓我能夠這么早接觸到了這部書）。隨著文革結束后中外名著的大量出版，我的閱讀空間大得讓我應接不暇，巴金、郁達夫、沈從文、徐志摩、但丁、塞萬提斯、左拉、雨果、福樓拜、小仲馬、梅里美、莫泊桑、盧梭、歌德、白朗寧夫人、屠格列夫、托爾斯泰、駝思妥耶夫斯基、蒲寧、庫普林、赫爾岑、肖洛霍夫、海明威、辛格、馬克﹒吐溫……后來又讀到了納博科夫、加繆、福納克、西蒙、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喬伊斯、茨威格、略薩、勞倫斯、川端康成、奧威爾等等。

　　我讀過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幾乎所有外國一流作家（不僅僅限于一流）及中國現當代文學名家的作品，至少是這些名家作品中的一部分。甚至《小說月報》、《小說選刊》自創刊到本世紀初的每一期內容我都閱讀過，并且完整地保存了這期間的每一期刊物。那個時候，我一直把自己的靈魂裝入一本又一本的書里，以獲取短暫的快樂。長篇小說我最喜歡曹雪芹的《紅樓夢》、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福樓拜爾的《包法利夫人》、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奧威爾的《一九八四》。這些作家沒有雨果、托爾斯泰那樣的宏大敘述，但他們的東西卻讓我震撼和激動，能讓我忘卻所有的痛苦與無助。中短篇小說我則喜歡蒲寧和辛格的作品，雖然這兩位作家的作品不如莫泊桑、契珂夫、愛倫﹒坡的作品起伏跌宕、路轉峰回，但蒲寧哀婉的筆調把我帶入了一個如夢的人生，我喜歡他的每一個中短篇小說，我在他營造的環境中沉醉（《故園》、《霞光遍地》讓我百讀不厭）。辛格作品的冷幽默讓我忍俊不禁，卻又常常笑出淚來，尤其是《傻瓜吉姆佩爾》，主人公的不幸與善良讓我產生共鳴。我不懂詩歌，但我喜歡普希金的抒情詩和白朗寧夫人的十四詩。我還特別喜歡一部傳記作品，就是盧梭的《懺悔錄》。這是第一個敢于將自己的靈魂裸露在讀者面前的作家，盡管仍然有人認為他還不夠坦誠。有些作家的作品是必須耐心去讀的，比如托爾斯泰、海明威、福納克的東西；有些作家是我看不懂的，比如荷馬史詩《奧德賽》、但丁的《神曲》、西蒙的《弗蘭德公路》、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后兩部我一直沒能讀完）；有些作品是可以讓我產生無限聯想與某種沖動的東西，如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

　　我在文學書籍中沉醉，確切地說，是在一個個精彩絕倫的故事與妙不可言的氛圍中沉醉。我特別渴望夜晚降臨，也特別期待夜晚長一些，更長一些。夜晚的世界屬于我，我不僅忘記了所有的痛苦與煩惱，還忘記了我是誰。200萬字的四卷本《靜靜的頓河》，我是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用四天四夜的時間讀完的。那是深秋，下著連陰雨，正好不用下地勞動。我跟隨戈利高里歡樂、痛苦、緊張、彷徨，為他的不幸結局而哀婉嘆息。

　　后來，我開始意識到，僅僅沉醉于書中不過是自欺欺人，根本無從體現自己存在的價值，更無從獲得別人的尊重。晚上可以沉醉，白天怎么辦？可是，我幾乎無一技之長，離開了書本我還能干什么呢？于是，我想到了寫作。用寫作表達自己的祈求，用寫作證明存在的價值。開始的時候，我曾經雄心勃勃，夢想寫出幾部與《包法利夫人》、《百年孤獨》、《一九八四》相媲美的東西，不僅周圍人對我刮目相看，全世界都對我贊不絕口。我以為我讀了那么多文學書，還能寫不出幾部偉大的作品？很快我便發現，這純粹只是一個夢想，不用說你只讀了幾本文學書，就是你讀了全人類包括哲學、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在內的所有經典著作，也不一定能寫出好作品，《包法利夫人》、《百年孤獨》這樣的偉大作品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寫出來的。我的寫作不過是作為我存在的一種表達，我竭盡全力所能做到的是讓盡可能多的人知道我在表達，如果我這種表達能夠讓人得到啟發甚至有人認同，那便是我最大的收獲了。

　　近些年，我的閱讀興趣轉向了文學之外的人文著作方面（我突然認識到，閱讀不僅僅是掌握知識、陶醉自我，更在于認識自我，認識已知和未知的存在），已經十多年不太讀文學作品，寫得也比較少了，但我一直感謝文學書籍給予我的慰藉，文學一直是我未完成的夢想。

 

三

 

　　既然寫作具有表達的屬性，而表達的目的又是為了獲得承認或者說證明自己作為人存在的價值。那么，表達什么怎么表達就顯得相當重要了。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且相當短暫——大多只有幾十年，除卻年幼無知與年老衰退的時間，功能健全且能正常思維的時間不過四五十年。這四五十年該怎么過，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回答或者說不同的選擇，但不管你選擇什么，都必須要有所表達，所謂“雁過留聲，人過留名”。可是，并不是所有的表達都具有意義，當然，就廣義來說，任何表達都有意義，今天天氣很好、粗糧比細糧有營養、某某明星整過容之類，也有一定意義，最起碼它傳遞了一些信息、表達了個人的一些感覺，但我這里所指的表達并非這種淺層次的幾乎沒有思考的表述和感覺，而是較深層次的經過了長久思考和認真比較之后的表達，進一步說，表達的內容必須真實呈現我們的思想——對環境、社會、人類命運的思考，還有，對自己靈魂的拷問。也只有這種表達才能凸顯出人的高貴，也只有這種表達才具有某種意義，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夠讓自己的存在具有意義。對于寫作者尤其如此。

　　智利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聶魯達在住宅被焚燒、本人遭到通緝情況下，一邊逃亡一邊寫作，完成了他一生中最輝煌的詩集《漫歌》。其中，就有一首長詩名為《逃亡者》。　　1951年流亡法國的阿根廷小說家科塔薩爾，形容軍人獨裁統治下的拉美國家作家的狀況，就像一個人在牢房里唱歌，包圍他的只是憎恨和不信任。在那里，無論是批判性思想還是純粹的想象都被視為一種罪行。那些揭露現實的文字，只能把思想真實和希望的秘密藏匿起來。

　　俄羅斯知識分子卻有著世界上很多民族的知識分子所缺少的獨立人格與無畏勇氣，俄羅斯文學更是由一座座光芒四射的燈塔構成。不要說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列夫、駝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后來的庫普林、葉賽林、肖洛霍夫、阿赫瑪托娃、索爾仁尼琴、帕斯特爾納克等名字，也是一座座難以逾越的高峰。他們之所以能夠寫出這么多優秀的甚至是偉大的作品，我猜想，他們可能進入寫作狀態之后便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應該遵守的規矩。

　　中國當代作家中有一個人值得我們尊敬，他的名字叫閻連科。他從上個世紀末期開始創作的一系列小說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讓我們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其思想的深度以及想象力的豐富，在當代作家中首屈一指。我尊敬他，不僅僅因為他思想的深刻、想象力的豐富、故事的離奇、人物形象的別具一格，我更敬重他的勇氣與膽識。無論什么情況下，他都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寫作立場，忠實于自己的內心世界，憂傷著我們整個民族的憂傷，值得我們每一個寫作者學習。

　　盧梭是我喜愛的作家，我喜愛他的原因主要來自他的自傳《懺悔錄》。無論是他剛滿十七歲便與資助他寫作的貴夫人華倫夫人偷情的快感，還是為報復丫環（或者是服務員？），將主人的一件銀器（或玉器？）塞在小女孩的枕頭下，讓其受不白之冤的邪惡，又或是當幾個女孩追趕作惡的盧梭時，他將自己的生殖器掏出來時的無恥，亦或是把自己的五個私生子女全部送到育嬰堂的自私……盧梭給我們呈現了一個真實的自己，一個與高尚無緣甚至有些丑陋的靈魂。然而，包括我在內的讀者并沒有因此不尊重盧梭，不熱愛盧梭。世界上不存在圣人，我們都與盧梭一樣，有不少無恥的行為與無數的陰暗心理，只是我們沒有盧梭那樣的勇氣罷了。

　　不是要求寫作者像聶魯達、科塔薩爾學習，不是每一個寫作者都要寫作奧威爾、閻連科相同和相似的題材。然而，他們那種責任心和使命感卻是我們應該具有的。如果我們確實沒有他們的勇氣，那至少應該像盧梭那樣敢于剖析自己的靈魂，這一點是每一個寫作者都應該做到，尤其是普通寫作者——我們沒有駕馭宏大題材的能力，展示我們的經歷與靈魂應該可以吧。

　　可是，很少寫作者能夠做到像盧梭那樣，尤其是已經功成名就的寫作者。或許在某種意義上說，做盧梭似的寫作者需要有毀滅自己的勇氣。

 

四

 

　　如果像盧梭那樣剖析自己的靈魂就意味著毀滅自己，我想，這種毀滅也是有價值的。絕大多數寫作者的寫作注定沒有太大的意義，僅有的意義就是表達了自己作為人的存在。因此，我們更應該尊重客觀事實，尊重我們的內心感受。用筆去表達我們所經歷的事實和感知的世界，是普通寫作者讓寫作具有意義的唯一途徑。要想得到別人的認可，首先必須得到自己的認可。即使別人不承認，我已經關心和思考了我們這個世界，并將我的真實思想進行了完整的表達，那么我至少可以告慰我自己。就算毀滅了，其精神也會讓人敬佩。讀者和社會對一個普通寫作者不會要求太多，但我們的寫作者至少應該給自己的后代留下一個真實的自己，不要若干年后后人為我們留下的文字臉紅。

　　我們的很多寫作者是很少去拷問自己靈魂的，僅有的例外是韋君宜先生，這位女作家是位老革命，曾經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亦曾經寫過不少作品，她的短篇小說還獲得過全國大獎。這樣一位革命作家卻在晚年寫出了一本揭露真相的《思痛錄》。作者不僅揭露了他人的丑惡，還對自己的惡行和陰暗心理進行了無情鞭笞。在我看來，韋君宜的《思痛錄》才回歸了普通寫作者的寫作本意（盡管韋君宜寫出了不少好作品，在歷史長河中她仍然只是一個普通寫作者）。人們對韋君宜的記憶恐怕很難觸及到她那些獲得過全國大獎的作品，而《思痛錄》才是她的符號。還有巴金先生的《隨想錄》。雖然他沒有像韋君宜先生揭示出太多的內幕與丑行，但他對自己的剖析是認真的，也是誠懇的。可惜，這樣的人太少。我們不少人對他人的揭露、批判、剖析不可謂不認真甚至還有點深刻，對自己的靈魂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拷問。我不認可浩然的作品尤其是他作品中傳遞的價值觀念，但我佩服他的人格。因為他一直堅持他的這種思想和觀念，沒有見風使舵，然后把責任推給歷史。其實，人的價值觀是很難改變的，作為作家來說更是如此——如果一個寫作者價值觀都沒有確定，他如何寫作，如何把自己稱之為作家？那些今天說上當受騙、明天說痛改前非的人，不過是在出賣自己的靈魂。

　　基于以上原因，我認為，我們不少寫作者都是不太合格的。我們既沒有認真思考，也沒有勇敢表達。我們不過是在重復制造一些文字垃圾。這些垃圾不僅毒害了別人，也毒害了自己——以為自己著作等身了成名成家了。我鄙視對文學的不尊重，特別是過去對文學頂禮膜拜者的不尊重。我也反感寫出了一些文字甚至有了不小名氣的寫作者的自以為是。寫作不過是表達自己作為不同于他人存在于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沒有表達出對于這個世界和社會的責任，沒有表現出真實的自己，哪里來的資本驕傲？

　　說了這些，并不表示我就是一個合格的寫作者，年輕的時候，因為稻糧謀，也曾寫過一些言不由衷的文字，后來在單位，也因為工作職責，編寫過一些冠冕堂皇的東西。也渴望加入中國作協，也渴望手上能有個三五百萬，享受說走就走的快樂。人都有欲念，有虛榮心，我也一樣。好在我不會依靠出賣良知違心寫作去獲取什么，好在我知道什么東西不能算文學。在我出版的作品集里，沒有收錄過一篇應景文章和職務文章，我感到驕傲的是我的業余創作絕對是我真實思想的表達。然而，由于缺乏寫作的天賦，我的作品注定優秀不了。

　　其實，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生存都不容易，想獲得什么名譽、身份情有可原，獲得了什么不一定就意味著獲得了承認——但在一些人的心里有這樣的預期。可再不容易也不能丟棄了我們作為人的良知和獨立思考，寫作者更應該如此。

　　我在寫作這篇短文的時候，心情是有些忐忑的，我害怕朋友及其他人誤會我，更害怕一些名氣不小的人詰問我：你算哪根蔥？的確，我什么都不是，寫了一點東西，但從沒獲過獎，也沒得到多少人的肯定，我只是一個不太及格的寫作者和讀者。我是以讀者的身份寫這篇短文的，因為，我不能欺騙自己，也不想欺騙朋友。

　　倪章榮，筆名楚夢。男，中國湖南澧縣人，居長沙。作家，文史學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南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在《中國作家》、《芙蓉》、《芒種》、《作品》、《湘江文藝》、《湖南文學》、《同舟共進》、《書屋》、《看世界》及《領導者》、《陽光》、《二十一世紀評論》、《世界華文文學》、《新中原報》等香港、美國、加拿大、東南亞中英文期刊發表文學和文史作品200余萬字。著有《邪雨》、《紅色引擎》、《許佳的夜晚》、《去和爸爸過年》、《舊鬼》、《在軍營里成長》、《1976年的秋天》、《陪葬》、《溫床》、《無毒蛇》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發表《宋教仁之后的民國憲政》、《孫中山與中國現當代政治格局》、《作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寫民國史》、《辛亥革命深思錄》、《“五權”與“三權”》、《關于士大夫與知識分子的思考》、《羅伯斯庇爾與法國大革命》、《一個佇立在法理之上的國家》、《民國才女和她們的命運》等文史作品。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