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壽桐、雷淑葉：“猴王杯”論述之三

 

古雅、通俗、暢達

第三屆“猴王杯”華語詩歌大獎賽舊體詩獲獎作品綜論

 

作者：朱壽桐 雷淑葉

 

　　第三屆“猴王杯”話語詩歌大獎賽共收舊體詩詞近萬首，參賽作者三千馀人。參賽者以中國各省、直轄市、特別行政區的詩詞愛好者為主體，也有來自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華人。經評委會初評、二評及終評，分別評出了舊體詩詞組特等獎、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和佳作獎。

　　操漢語而作漢語詩詞，是中華兒女之樂事，參賽者的熱情和參賽作品的眾多再次驗證了華語詩歌舊體詩詞的巨大魅力。現綜合評委會成員的基本意見，就參賽及獲獎作品總體情況等，作一學術性的綜論。

　　綜合而論，“猴王杯”華語詩詞征文應者甚眾，分布面廣，已經形成較為廣泛的影響力；應征作品雖有參差，但皆是參賽者的用心之作，嚴肅認真的態度和鄭重其事的風格固值得稱賞，其中體現出來的藝術追求之真誠，詩思詩性之深郁，語言構思之精妙，更可謂應目不暇，精彩紛呈。優秀的參賽作品總體上呈現出雅不佞古、通而不俗、別致暢達的特征與優勢，雖然詩藝參差在所難免，但尺短寸長時或可見，因而總體狀況令人滿意，其平均水準應不讓于相同類型的其他賽事。

 

一、雅不佞古

 

　　傳統體漢語詩暨舊體詩詞，體須仍“舊”，意必創“新”。詩詞的立意構思與造語措辭，應是時代性體驗與傳統性審美的融合，單泥古則無當代感興，只述今則無傳統蘊味。兩方面處理得當，才能打動讀者，才算得上佳作。

　　具體而言，詠物（含題畫）詩一方面要刻畫物的形貌情態，又須遵守托物喻志、借物抒情的傳統，詩中須有當代作者的高雅志向、真情實感或褒貶議論在。結合本屆賽事，則要求作品既能精準契合猴的屬性和特征，又能不即不離，詠猴而不止于詠猴。在遣詞造句、刻畫描寫和抒情言志或生發議論時，盡量做到既能古雅，又不佞古。同時，詩詞自不免使用典故，但須注意不能為用典而用典，為“高雅”而高雅，一味佞古，食古不化，則老生常談，陳詞濫調，成為熟套。此外，作品也應具有一定的興味和情味。無論古體還是近體，都應具備各自的特征，留有馀韻。

　　舉例言之，如特等獎馮健的《題〈雪意圖〉》其八：“疏林雪落北風寒，三兩猿猱石上盤。誰解人間金手指，就將猴趣作人觀。”寥寥數語，既能精準勾勒出徐培晨先生畫作中的景色與猴的情態，刻畫不可謂不細致；又能巧思妙運，擬猴為人，饒有興味與趣味；此外第四句還能還略帶諷意。第三句用“金手指”喻畫家的妙詣，造語不佞古而有新意，也不顯得突兀，褒獎之意含而不露。再如馬瑞新《題山猴》云：“嘯傲林皋原不爭，由人富貴到公卿。清風明月無須買，一石橫斜任躺平。”起二句將人與猴對比，舉重若輕；三句“清風明月”一詞雖屬常語，但續以第四句的“一石橫斜任躺平”的“躺平”，其妙處正與馮健所作相同，將“新名詞”與古意境融為一爐而無間然，對前二句的“由人富貴”“嘯傲不爭”也起到了很好的照應作用。

　　由于賽事已舉辦到第三屆，參賽作品想寫出新意，實為難能。從所征集的大量賽稿看，少數參賽者滿足于對同題材獲獎作品有所借鑒與模仿，因而很難獨出機杼。首創為新，模擬因襲，則必然落入下乘，因此，模仿痕跡明顯的作品往往很難入選。很多參賽作品的立意及典故和語言也不免互有雷同之處，這尤其表現在有“諷”意的參賽作品上。但也有的作品能在尺幅之中盡騰挪之力。如星漢的《盛夏游黃果樹水簾洞戲為孫悟空作》：“長毛裸體水遮羞，石殿清涼勝九秋。縱是洞中權可弄，作人我不羨獼猴。”遭語新警，且能在詠孫悟空上翻案出新。又如張慶輝的《代猴傳語人間》云：“生來即秉自由心，不耐人間萬慮侵。進化途中容揖別，要留清嘯在山林。”其中“自由”“進化”與“清嘯”“山林”也屬古今融合無間，立意上是對“自由心”“山林趣”的向往，而借猴口道出，反映了詩人人世間百憂萬慮的苦悶。張慶輝的《過白馬雪山偶遇滇金絲猴》云：“白眉藍鼻襯唇紅，孤坐松巔犯雪風。欲近精靈終不允，一聲寒唳返云中。”《詠耍猴人鞭下之猴》又云：“枉戴金冠任遣之，人間乞食失威儀。夜來倦臥星空下，可憶天宮大鬧時。”一勝在形貌情態及聲音的刻畫上，可謂栩栩如生；一勝在借“今昔”的對比，寫出鞭下之猴的感嘆，又可謂如見其猴，如聞其聲。——個中也都有作者的感嘆在，非泛泛而詠，這就是真情實感的重要。以上這些作品都既有雅意，又不過分泥古，很好地將時代性體驗與傳統的審美相融合，寫出了當代人自己的情緒感興，故而每得推為佳作。

　　除了正面詠猴之外，有部分作品能結合生活和思緒的實際，從尋常的細節中捕捉情味，這類作品中較為突出的是較為突出的是李瓊的幾首。李瓊《夜猿》云：“幾度山川易地形，故園已失影伶仃。從今清夜啼還嘯，只在唐詩句里聽。”雖然沒有具體描寫猴，但一句“只在唐詩句里聽”十分巧妙地捕捉住大多數人的思緒，整首詩有情有味，還很有淡雅的書卷氣息，使得評委亦是讀者吟詠再三。又如其七律《猿與人》云：“蠻荒原是一家親，造化殊同各有因。林暗每驚遷客夢，智低長葆稚童真。未薰煙火難行世，偶得衣冠始做人。久別終教言語隔，空聽宛轉夜嘶頻。”相對很多參賽七律作品的淺白直露，這首七律勝在語言情緒的不疾不徐，大得七律之體，末句同樣使用了聲音描寫，馀韻悠然。李瓊的另一首五言絕句《題〈撈月圖〉》云：“清光在水深，直去極搜尋。澹澹空無物，惟余月掛心。”也能獨處巧思，不對猴子水中撈月作任何評價，直勾勒景象，達到空靈唯美，很有禪境。再如喻仲翔的《感猴》：“山林憑嘯聚，打鬧樹間飛。擁抱云霞醉，留連桃李肥。水中撈皓月，心里滿光輝。揖別情猶在，相逢牽客衣。”其尾聯寫猴人相別，情深款款，未免有點“夸張”，但寫出了少數猴子的“萌態”，將作者的不舍之情投射到了猴身上，也在情味上出新取勝。

　　上文例舉李瓊的詩作，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參賽作品，也不能完全粘滯于“詠物”“題畫”，要能融入自我的情緒，使作者讀出其間的感情，才能被打動。也就是說，即使是參賽詩，首先是詩，必須符合詩的標準，其次才談得上“賽”。這或許是廣大詩詞愛好者在下屆或其他詩詞賽時所應留心的地方。

　　從立意上講，參賽作品也有不少翻案出新的地方。例如朱永禮《詠猴四首》其一:“古樹虬枝百尺樓，青峰翠谷恣天游。平生只恨知音少，盡把歡啼當作愁。”一反古人將猿啼視作愁的成見，認為其啼乃是“歡啼”，頗見新意。李振偉《無題二首》之一：“馮唐易老廣難封，自古人間歧路重。莫若山林猴率性，花明月暗兩從容。”則從人間歧路著筆，對比以猴在山林中無論花明還是月暗都過得從容，也頗見感慨。又如羅永珩《詠猴》云：“但愛山川養性靈，林泉相守每忘形。世人未解存真趣，歌嘯偏教掩淚聽。”與朱永禮之作同一機杼，其第三四句轉折收束很是自如。

　　此外，能在不佞古的前提下，發語典雅，感慨沉郁的作品，也為數不少。例如鐘秀華《詠猴》：“靈巧乖張負盛名，已開神智不嗟驚。能安楚苑千弓發，敢赴西天萬里行。臣仕寒窗懷舊夢，蛟龍夜雨嘆瀠泓。原知阮籍難酬愿，只向高臺作嘯聲。”將猿猴的嘯啼比作阮籍的的清嘯，既饒典贍，又別具一裁。又如王孝峰《聽猴》：“神女云消醒在禺，楚王宮外月棱孤。峽中次第聽聲起，淹滅悲秋宋大夫。”則結合三峽與楚國、楚王、宋玉來寫，典雅而不陳腐，也屬難能。

　　尚有一些作者采用了五言排律的形式。如王洪所《詠猿》：“禽戲能除疾，名星示變災。嘯林君子性，折箭鄧公哀。悲入詩文賦，喜聞蘭竹梅。采華供妙法，啼月發機才。過樹旋鋒草，放姿墨色開。玄黃化寓意，牡牝實難猜。越女陰陽劍，袁公本末來。西人進化論，言是祖宗胚。三變初民已，億年百姓哉。市塵久不見，嗟嘆起徘徊。”對仗一絲不茍，用典隸事，尤見學養，結數聯附以作者的嗟嘆，能做到擒縱有度，是允稱“合作”的。

　　要之，歷屆參賽作品都不乏佳作，而佳作往往都能滿足“典雅而不佞古”的原則，既能寫出作者的時代體驗，又符合傳統審美，在“新”和“雅”上做到了較好的統一。

 

二、通而不俗

 

　　中國詩歌自有聲律以來，雅俗之爭便不絕于耳。世人往往追捧雅韻，而輕視俗調。白居易的“老嫗能解”，柳永的“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柳詞”，皆一時稱俗，不登大雅之堂。盡管白詩柳詞備受廣大民眾歡迎，卻至今仍難免高雅者譏之以“俗”的桂冠。但不可否認的是，盡管如白詩柳詞往往被目為“俗”，但其作品卻具有超越時空至今傳唱之恒久生命力，在當世亦有“童子解吟”“胡兒能歌”之盛況，能使“歌妓身價倍增”之譽。

　　可見，白詩柳詞的生命力，不在其俗，在于能解人意，并便于傳播。詩歌的明白通暢與雅致精工乃詩之兩面。并非明白曉暢便易得，雅致精工便高出一儕。王安石有言曰“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的“通而不俗”，是更難得的藝術精品，一如“清水出芙蓉”般的自然，而非鄙俗之俗。

　　今人寫作傳統體漢語詩，最難之境不是雅致精工，而是雅俗共賞。要通而不俗，非古奧生硬；有浩然正氣，非娛時諛世；能抒我性靈，非湊字強句。如此，方為佳作，方能不失傳統意韻，并且傳遞時代精神。那么，在題材選擇、語言表達、敘事與抒情方式及化用前人詩句上則須獨一番匠心，且有真性情方能達此臻境。

　　第三屆“猴王杯”華語詩歌大獎賽舊體詩中便不乏優秀佳作。特等獎獲得者馮健之《猿猴有題》，作為一首詠畫詩，呈現出典雅通達，兼具傳統古典性與現代性的藝術性。如“松上白猿知我意，頻揚殘雪試春風”（《黃山白猿圖》），明白曉暢，刻畫了黃山初春之白猿與白雪相映成趣，白猿之精靈與飛雪之奇妙融為一體。但詩句卻通而不俗，化自韓愈詩句“知汝遠來應有意”及“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而全無痕跡。可謂得傳統體漢語詩之精髓，又極具現代性。“大千識得林中趣，半作神仙半作人”（《云泉結伴圖》），化自元稹“半緣修道半緣君”，兼具人性的通脫豁達及趣味性。

　　葉燮在《原詩》中提出：“大約才、膽、識、力,四者交相為濟。茍一有所歉,則不可登作者之壇。”現代詩人學者，在古典詩文與藝術的熏陶中可獲得豐富的才能與豐厚的學養，但膽、識、力的培養，卻需要更高的智慧和勇氣。馬瑞新之《題山猴》二首及《山中偶遇野猴感吟》除了“通而不俗”之外則更顯示出膽、識與力的智慧和勇氣。“清風明月無須買，一石橫斜任躺平”，“但能破得心中賊，豐向青山作主人”與“貪得青山風月好，懶聽千古說封侯”等，直如口語，通脫順遂。但正如“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在明白曉暢的語言之下，所涌動的是一顆豁達傲岸而不俗的心靈。一如李白之“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蘇軾之“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乃“造物者之無盡藏也”，瀟灑不失驕傲。只是“一石橫斜任躺平”雖頗有“一蓑煙雨任平生”之通暢流宕，但也因“躺平”之濫用而有失近俗之嫌。星漢之“縱是洞中權可弄，作人我不羨獼猴”（《 盛夏游黃果樹水簾洞，戲為孫悟空作》），李亞夫之“修行若至千秋后，再領沙彌拜圣賢”（《修道》），亦頗見識與力，“通而不俗”的文字背后是更深的人生體悟。

　　詩歌在“通而不俗”之語言功力外，還需有對現實的關懷與悲憫之內在深情。白居易詩歌亦自嘲“詩成淡無味，多被眾人嗤”（《自吟拙什,因有所懷》），但白居易原本寫詩的目的亦“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乃是“惟歌生民病”。有此現實的關懷與悲憫之情才能有“不懼權豪怒，亦任親友譏”之豪情。所有的懇切和殷切皆因其有一顆關心現實之拳拳赤子之心。二等獎獲得者張慶輝之詩歌亦頗具現實精神與悲憫情懷。如“生來即秉自由心，不耐人間萬慮侵”（《代猴傳語人間》），“枉戴金冠任遣之，人間乞食失威儀”（《 詠耍猴人鞭下之猴》）。語言通暢流利，情感沉重悲傷，直貫今古，不落俗套。二等獎獲得者朱永禮之“嶺后山前任浪蹤，身輕進退自從容。沖天一嘯林間過，撞破煙云十萬重。”（《詠猴》），亦在語言的通暢流利中，自有一種沉摯不屈的現實關懷。二等獎獲得者李子凡之“逍遙一世人皆妒，日月無關似上仙。”（《 悟徐培晨之猴心》），李振偉之“馮唐易老廣難封，自古人間歧路重。”（《無題》）亦有異曲同工之妙。關懷現實與悲憫之情為詩歌注入華麗的文字、精致的形式所不能抵達的生機與力量。

　　詩歌除了有現實的關懷外，還需要有“真”與“情”。李贄與袁宏道皆主張作詩要有“童心”“真心”，要“絕假還真”。當然，中國詩歌講求真實與性情，自古亦然。《詩大序》即言“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強調真情受外物觸動形諸語言文字的重要性；劉勰《文心雕龍》“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亦強調“情”乃詩歌之根基；白居易《與元九書》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首當其沖者亦是“情”，是詩歌的第一要素。袁宏道更是對貴古賤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者？……詩之奇之妙之工無所不極，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然則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與丘長孺》）總之，能于現實的處境中，心因物、景、情、境而動，發言為詩，便首先具備了“真”與“情”的要素，能再佐以適當的抒情敘事手法，化古為今，就更加更上一層了。

　　獲獎作品中不乏能于詩歌中注入真情，描寫真境者。如屈軍之“回首煙塵桑梓地，人間盡是火燒成。”（《老猿吟》），“蒼猴守聽千秋月，不使青山老屋空。”（《留守猴》），亦人亦猴；溫蒂之“日同摩詰觀云起，夜與誰人共月明。”（《人猿情未了》），孤寂幽獨；梁新榮之“拍遍欄桿聲轉寂，塘清水冷最堪憐。”（《過香港石梨貝水塘見猴群覓食》），凄冷入骨；肖俊城之“殺雞縱可收懲效，戴帽焉能掩獸肩”（《說猴》），一語雙關；向艷之“此中自有林泉趣，不辨猴王與帝王。”（《<雍正行樂圖>之戲猴》），別有一番真意，姜美玲之“平生但使心無絆，懶向山中稱大王”（《山猴》）與此意趣相似；姜美玲之“自由無價蒙天賜，何必低眉求一錢”（《野猴》）與張慶輝之“枉戴金冠任遣之，人間乞食失威儀”（《詠耍猴人鞭下之猴》）有隔空傳音之妙會；丁金波之“天真也學嬌娃樣，摘朵花兒鬢上簪”（《靈猿吟》），笑中帶淚；楊楊之“此間識盡丹青趣，不愛封侯愛畫猴”(《贈國畫大家徐培晨》)，化自“不愛江山愛美人”，在朗朗音節中，自有一番鏗鏘；陳祥康之“心事茫茫無可訴，啼成巫峽斷腸聲”（《詠猿》），讓人思接千里，“上窮碧落下黃泉”“猿啼三聲淚沾裳”，可謂是融古今于一爐，曉暢明白而不流俗。

　　總而言之，詩歌能于當下唱出時代的壯歌，滿懷對現實的關注與悲憫之情，再佐之以恰當的抒情、敘事、造理，融挫古今于筆下，古而不泥，通而不俗，當不失為既有傳統意韻亦具現代精神之佳作。

 

三、別致暢達

 

　　傳統漢語詩歌應在時代性體驗與傳統行審美的意義上進行富有創意的融合，如果僅僅是泥古甚至是佞古，不僅失去了時代新創的機會和價值，而且也是自蹈絕境，自尋死地。試想，泱泱大國，千載詩傳，古人舊吟，每臻絕境，當代人貿然進入，欲與前人試比古，怎么可能有前途，有出路？何況，我們的詩詞文化應該呈發展狀態，當代詩詞應該表現當代人的感興、經驗、情愫，回歸古人不僅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雖然選擇走舊詩理路，必然取法于古圣風雅，但詩詞創作還是要以新創為主，這便是雅不泥古的意思。

　　詩詞，即便是流于民間歌謠風格，既訴諸于詩格詞調，必在語言表述、文字體格、文學風格方面通向雅馴別致，這樣才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引起閱讀與傳誦的熱情，從而成為一定時代和一定空域的共同文本，成為社會文化的一種記憶標志。一定的理論語境常常會對通俗化、大眾化予以充分的鼓勵，這在文化運作意義上來說是必要的，但考察文學文化的歷史考察，可以清晰地知道，包括民歌體詩歌在內的創作文本，如果沒有構思與表達上的雅馴別致，不能體現一種在審美意義上的向上的力量，就可能失去超越一定的情境、時空而被欣賞，被接受進而在一定范圍內得以流傳的條件。因此，即便是完全投向民歌民謠體的詩詞創作，也須能調動人們的審美感興，在構思的巧妙，表達的順暢等方面足以引起人們較濃厚的興趣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鳴與欣賞，這便是“通而不俗”的理路。

　　至于那種在題材的選擇和精神的錘煉上，在思想理念的營構上，在情致表達的取法上并不以通俗化、大眾化的預設為前提的詩詞創作，就更需調動讀者的新穎甚至神奇的藝術感興，激發讀者相應的情感呼應和思緒意趣，并能夠在雅馴的格調和暢達的風致方面體現自身的價值和魅力。在這個意義上，詩詞創作需要以新穎別致、暢意慷達為引領，在不出格、不毀格，不泥古、不媚俗的基礎上抵達當代詩思、文思充滿銳意和睿意的表達。

　　當然不能以這樣的藝術標高要求“猴王杯”的參賽作品，但不排除我們可以從這樣的藝術視角對參賽作品進行總體的學術分析。

　　“猴王杯”華語詩詞大獎賽是當代漢語詩詞創作中的一項引人注目的賽事，是富有創造性并具有獨特性的文化運作，大獎賽的一般情形，包括投稿作品的創作實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代漢語詩詞創作的基本情狀。

　　作為主題明確且規定題材的詩歌比賽，選題不夠活躍，創作思路相對狹窄的情形難以避免，但從這三屆比賽的參賽作品總體情況分析，作品選題的拘謹、創作思路的拘泥，以及創作表現的拘束，仍然是這項賽事舊體詩詞參賽作品較為突出的缺憾。大概76%的參賽作品以動物猴為表現對象，另約有12%的參賽作品以形象猴（如孫悟空形象）為歌詠對象，還有7%的作品以徐培晨先生畫猴以及相應的猴題材作品為禮贊對象，絕大多數作品不離猴話、猴事、猴趣、猴作。其實，大獎賽的章程明確宣示，可以“猴題”以外的動物題材創作參賽，組織者的原意就是想在堅持“猴王杯”特色的基礎上盡可能拓寬寫作素材，盡可能涵容豐富生動的動物題材的歌吟。看來這樣的期待效果不彰。參賽作品選題聚焦集中，但同時表現的題材面相對狹窄，從總體上說大獎賽的豐富性與它較為密集的參與度并不十分相稱。

　　更主要的是，選題的拘謹與詩思的拘泥緊密相連，大家在“猴題”方面所選擇的詩歌主題往往都傾向于集中，不外乎表現猴與人在生物學意義上的“近親”關系，重敘猴子井底撈月的故事，重新闡釋美猴王大鬧天宮或嬉戲花果山的故事，有的會表現“猴戲”的熱鬧與猴戲紅塵的凄涼等等，這樣的猴題雖然生動，但根本談不上豐富，更談不上別致，往往趨于雷同。題材相近，詩思相近，就給人以雷同之感。這時候，別開生面的構想，別具一格的詩思，別出心裁的表現，往往更能體現出別具匠心的魅力。由此可以想到第一屆榮獲特等獎的鐘振振的作品：“寒食輕煙散不收，生存華屋死荒丘。山林別有天真在，畢竟五猴勝五侯！”非常別致地歌詠“山林”之中猴子的“別有天真”，將這動物界“天真”的“五猴”與歷史上機關算盡而位列公卿的五侯進行了有趣的對比，具有較為深刻的文化批判性，而這樣的文化批判性意蘊通過“寒食輕煙散不收”等富有靈性的詩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地體現出詩詞的思想深度和審美魅力。

　　漢語舊體詩詞的積累可謂汗牛充棟，而今舊體詩詞的愛好者和創作者又可謂蕓蕓千萬，于是，如何能在厚重的積層中破土而出，就需看作品從構思到表述上的別致性。沒有任何別致性追求和特色的作品勢必泯然眾聲。于是，為人矚目然后為人稱道，甚至能夠達到為人記誦的詩詞作品，必然出自于那些表達精神氣象別具一格，詩歌意象設計和構思方面別出心裁，詩歌表現和語言表達方面別有匠心的詩人和詞人。

　　詩性表達的別具匠心是一個值得引起更多思考的命題。許多參賽詩作也試圖另辟蹊徑，將作者自己領悟和體驗的精神、詩思富有個性地訴諸詩歌表達，但那樣的表達往往過于“陌生化”，讓讀者多方面體悟才能有所意會，有時甚至終將難以意會，這樣的別致往往以奇崛甚至詭譎的方式呈現，令人不免佶屈聱牙之感。這樣的現象只要在作品的某個部位出現一次，都會從整體上影響作品的評價和接受。盡管傳統詩歌史上并不缺少以奇崛甚至詭譎的表現贏得歷史和讀者的例子，但并不適合今天的接受群體。古代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往往體現不同的風格，對詩詞這樣的文化載體也有不同的要求。如果在崇尚古奧的文化氣氛中創作和欣賞詩歌，它的文風的奇崛甚至詭譎可能會被當作一種優勢。但今天的文化不會鼓勵更不會形成這樣的氣氛，因而我們的詩詞創作必須以暢達的語言表現和承載別致的意蘊，離開了表現的順暢與慷達，再好的詩思都可能遭致淹沒。

　　偉大的中華詩史實際上在更多的時候都會闡明詩歌表現的順暢慷達之重要，有時候其重要性超過對詩詞格律規范的遵循。古代許多偉大的詩篇常常以輕微的超規甚或者出格作為代價，以維護和實踐詩思表達的順暢慷達。“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從規格方面看，有重字之累（“山”），有泥韻之嫌（四句全都押韻），但整首詩每一句都非常順暢，而且表達的語詞意蘊非常寬綽，從無拘謹之感，因而顯出一種“慷達”的寬裕與從容，這就是所謂的“慷達”。順暢而慷達，是詩詞語言之美的佳境。

　　舊體詩詞的創作和評論，仍然是當代文化建設的重要課題，需要大家的參與，需要更多更成功更有效的實踐。以上這些是我們作為參與者的一點體會，是我們欣賞和閱讀舊體詩詞參賽作品的粗淺心得，期與大家作誠摯交流。

 

　　朱壽桐，曾任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澳門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導師。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