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性、地域性與公路諜戰小說的可能性
——趙先鋒小說《內蒙古諜戰筆記》
作者:敬篤
我所知道的趙先鋒,之前以筆名趙卡在詩壇上成名,近些年來又在小說領域聲譽日隆。現如今,寫詩的趙卡正在以退場的方式,漸漸遠離詩壇;寫小說的趙先鋒,正在以勢不可擋的勁頭,給中國當代小說貢獻著“北疆力量”。他不斷地打破個人寫作邊界,試圖在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的歷史與現實之中,找到自我突圍的制勝砝碼。正如羅蘭·巴爾特所說的那樣,“生活既是鏈接的、細長的、連續的文本,又是疊加的文本。” 誠然,趙先鋒就是這樣立足于生活本身,找到了打開自己小說的方便之門。當然,趙先鋒對歷史也是懷有極大熱情的,他不遺余力地從內蒙古各地方史(志)中尋找創作的靈感,在歷史的神圣與莊嚴之中,以期獲得更多的神秘感與超越性。
閱讀趙先鋒諜戰小說《內蒙古諜戰筆記》,給人耳目一新,振聾發聵之感。小說情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人物繁而不冗、張弛有度,語言干凈果敢、樸實無華,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尤其是其鮮明的地方性與神秘性,讓人癡迷。古老而神奇的草原,作為曾經的抗日的主戰場之一,在我國的抗戰事業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上演過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多少無名英雄投身中國的諜戰事業,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奮戰在“隱”線。在我的閱讀視野內,尚未發現與《內蒙古諜戰筆記》類似題材的小說。無疑,從這個角度而言,趙先鋒開創了草原諜戰小說的先河。
眾所周知,自2008年麥家的長篇諜戰小說《暗算》榮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之后國內掀起了一股“諜戰熱”,無論是小說還是影視劇改編,都備受廣大觀眾的喜愛,一批作家也加入了諜戰小說的創作,比如龍一、楊健、周大新等,紛紛寫出了自己的諜戰系列作品。這一批諜戰小說的的主題背景多以主要圍20世紀的中國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社會主義革命),由懸疑、槍戰、愛情、臥底、驚險、傳奇等主要元素的加持,使得故事能夠出奇制勝,迅速占領主流與市場 。這一類流行的諜戰小說,多半是“故事本位”的寫作方式,故事發生地大都選擇上海、重慶、香港、沈陽等等大城市,而且小說中的人物多半是缺乏主體性人格的,他們作為“故事人”而存在,人物的設置僅僅是為了迎合故事的傳奇性和神秘性,這種寫作多半是為了迎合市場需求,滿足廣大讀者的獵奇心理。趙先鋒這部諜戰小說,在打破了“故事本位”的舊寫作模式,突出“人物本位”,力求將布澤、黃若飛、尼古拉、特王、羽田四流、曹老四、徐強強、阿布等一眾人物的鮮明個性,塑造的立體生動,真實可感,讓讀者跟著人物,進入到那個激蕩的年代,而不是跟著故事進入被反復書寫的隱蔽戰場。這部小說,突破了以故事帶動人物的傳統藩籬,以人物的心理變化、語言特點、思想翻轉來帶動故事情節的延展。
《內蒙古諜戰筆記》具有很強烈的民間性。當然,也不難看出這部小說取材于內蒙古極具地域特色的傳說故事,大量添加了內蒙古地區的少數民族元素、北疆元素、草原元素、藏傳佛教元素等等,將故事轉嫁至極少有人關注且在抗日最前沿的北疆(從蘇俄恰克堡到中國北方),將隱沒在闊大而荒涼、充滿血腥與野蠻的世界之下的英雄故事,充分挖掘出來。“從蘇俄境內的邊境城市恰克堡經近萬里的蒙古大草原、戈壁灘、沙漠運往黃河和黃土高坡阻隔的延安,途中除了應付猛禽野獸,還有哥薩克殘部和忽拉蓋(草原馬賊)。”在艱難險阻面前,我們的前輩英雄們,不怕犧牲,勇于戰斗的精神,可歌可泣。
尤其是地域性方言俚語的使用,既增加了地域特色,又從可讀性上做足了文章。諜戰小說之所以備受歡迎,這和它所具有的娛樂性和親民性休戚相關,將地域特色與民間文化融入到小說的創作中 ,從接受學的角度而言,可以讓廣大讀者感受到文本的親切。比如在小說甫一開始,布澤(化名陳雨章)等人在莫斯科吃銅鍋涮,“剛接到回國通知的那天,陳雨章正和尼古拉一起在屋里點著銅爐涮火鍋。”由此可見,趙先鋒的小說很注重那些來自民間生活的要素,充分的展現了融入到作家骨子里的地域意識,他力求將文化元素與場景轉移至內蒙古大草原及其相關地區,進一步深入挖掘出其內在的“革命性”與“獨異性”,借此凸顯地域文化。
文學作為語言的藝術,語言的媒介性質,為文學藝術的生成提供了物質符號基礎。 馬克思認為,“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 小說的語言直接為我們呈現出作家的思想,趙先鋒在《內蒙古諜戰筆記》中,富有地域特色的口語以及機智巧妙的對白,具體而深刻的表達了其個體的認知與價值觀,給人以足夠的震撼。如果說短篇小說以故事取勝,那么長篇小說則非常重視對白,經典的對話,可以讓一部小說瞬間引起讀者的注意,并跟隨作者的腳步進入到預設的場景之中,感同身受。每一次危機的來臨,都要依靠縝密的語言邏輯,來化險為夷,當然這種消弭風險的方式,并非卡先鋒刻意為之,正所謂“天然去雕飾”,趙先鋒的語言(對白)有一種渾然天成的自在感,感情到了那一刻,一切都顯得順理成章,自然而然,這大抵和他寫口語詩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在人物刻畫方面,趙先鋒力求塑造的更清晰、可感。他盡可能的規避諜戰小說人物符號化的風險,從主要人物與次要人物的銜接上做文章,緊扣“主題”在捕捉到主要人物的智慧、英勇、堅毅、隱忍等性格優點之外,同時也抓住了次要人物的狡猾、陰險、詭詐等特點,這樣正反面人物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得小說所要處理的矛盾更具有沖突性、戲劇性。人物形象不僅僅停留在表面上,還從其個體的精神性、心理意義上著手,挖掘隱藏在時代、故事、英雄之后的本真性。
著名懸疑推理導演、編劇、演員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認為,“好的故事就像人生,只是少了所有無聊的部分。”尤其是他頭腦風暴的故事,讓“草原”的意象和旅蒙商大盛魁,在諜戰小說的現場得以初露崢嶸。在這片廣袤無垠的大地上,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激蕩在那些令人難忘的歲月,那時的所有生命,都不存在“無聊”二字。單從《內蒙古諜戰筆記》的故事內核上而言,非常簡單,無非就是地下工作者從國外護送物資,路上遇到日本人的圍追堵截,其中發生了一些扣人心弦的故事。但是這一故事發生在充滿神秘感和傳奇感的俄羅斯——內蒙古——延安,就多了幾分吸睛的地方。布澤運送醫用物資所設計的兩條平行的線路——人貨分離、人貨兩條線虛實走兩條秘道,加之利用大盛魁商號的駝隊,實際上為布澤等人的回國之路設計了精妙且充滿故事性的可能。在這長達萬里的道路上,究竟會發生什么?敘事策略是怎樣的?這就讓我們不得不聯想到,趙卡自己所要構造的公路諜戰小說的新路徑、新策略。在空曠、開闊、平坦的道路上,諜戰何以可能?究竟是圍繞著時間差、地理差、思想差、交通差,還是怎樣一種設計?公路諜戰小說如何打破閉合性空間?從蘇俄恰克堡到延安,一路走來會發生什么樣的奇妙經歷,引人矚目。
誠然《內蒙古諜戰筆記》在公路諜戰小說道路上的試驗,具有著無可替代的文學意義,且不論這一試驗能走多遠,但它所具有的開拓意義是值得褒揚的。無疑,趙先鋒的選擇,有很大的冒險成分,或許正是這樣的冒險,才讓讀者覺得難能可貴。一種新的寫作路徑的開創,需要莫大的勇氣,也需要打破其個體創作的舒適圈,只有這樣的主動性的突破,另辟蹊徑,才會讓小說充滿了無數的可能性。“羽田四流手里有地圖,但茫茫雪原,把所有的道路都鋪白了。”“二百年前拓荒者的驕傲,已被一條潰敗的道路所取代。渺無綠蔭的天地間,一切都是孤獨的。甚至,連人類都是孤獨的。”《內蒙古諜戰筆記》中,并沒有提及任何“公路”的字眼,但一切都發生在“公路”上。這里的“公路”不僅僅是現實中的道路,也有著人生道路的隱喻。“公路”作為事件發生的場域,既是一種自然的空間結構也是一種社會的空間結構,在這雙重結構并行的公路場域內,一些本該遮蔽的事物,都會逐一敞開,曝曬在陽光之下,那么世界的是非曲直、黑白都會顯現。無論是隱身于無量寺的布澤,還是在明面上的羽田四流、特王等反面角色,在形成角色對立的同時,悄無聲息的將自我暴露在場域之內。兩組對立的勢力,在角逐“公路”場域的空間,這一角逐是利益的角逐、權利的爭奪,誰擁有了空間的主導權,誰就會在這場諜戰之中獲得先機。趙先鋒對于場域的控制力,值得玩味,尤其是他捕捉到了從莫斯科到延安這條被人忽略的“暗線”所存在的史學、詩學價值,以開拓性的嘗試,為我們找到一種諜戰小說的空間突圍模式。空間的擴張,實際上是一種美學的擴張,趙先鋒打破了傳統諜戰小說的審美取向,從空間、時間等多個維度,拓寬了諜戰小說的可能性。誠然,這種寫作,將諜戰小說的空間封閉性打開,讓故事不再單純的發生在一間房子內、一條巷子內、一座城市內、一條線索內,而是以多鏈條、多層次的開放式的形式,進入到讀者的視野之內,使得故事的邊界感越來越模糊,代之而來的是天馬行空式的、陌生化的無限可能。讀完這部小說,留給讀者的不僅僅是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和大快人心的英雄主義,而是給人以持久的思索和靈魂的凈化。或許,正如趙先鋒所設想的那樣,以“公路”來開啟諜戰小說的新篇章,從而構筑更多關乎人性、社會、靈魂的龐大的現場,創造出一個新的諜戰路徑。
需要說明一點的是,《內蒙古諜戰筆記》有兩個版本,網絡精簡版在微信讀書上連載,一個月內占四榜均排名前十;我看的是完整的文學版,據說正在跟出版社洽談出版中。總而言之,趙先鋒《內蒙古諜戰筆記》與之前諸多流行的諜戰小說有著明顯的區別。甫一開始,趙先鋒就沒有將這部小說按照小說的常規技術邏輯來預置,而是以電影的轉場技術作為行文規則,增加了整部作品的可視化藝術效果。據趙先鋒所言,接下來,他要寫一系列的公路諜戰小說。由此可見,趙先鋒不再單純的“為寫作而寫作”,而是一位有野心的作家,并且開始有意識地構建屬于自己的諜戰小說系統。我們有理由相信,趙先鋒如果以如此姿態堅持下去,一定會在這個領域取得巨大的突破,書寫出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中國故事,從而開創一片嶄新的天地。
作者簡介:敬篤,著名詩人、評論家,出版并編選有詩學專著等多種,現博士在讀,行居內蒙古-云南兩地之間。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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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