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文學與人生的永恒魅力

——品讀晉銘的散文

 

作者：王云介

 

自2004年開始文學創作至今，晉銘已經走過十余年文學之路。在文學天地里行走，她如沐春風，正以年輕人特有的朝氣，接受文學滋養，思考人生真諦，在心靈世界里輕歌曼舞，抒寫具有自己藝術個性的篇章。

 

和所有文學朝拜者一樣，她也經歷著從未知到已知的求索過程。從小受父母親影響，她喜愛上音樂和文學，上大學和從事新聞工作又增強了她的文字表達功力，在《駿馬》期刊做編輯工作后，她徹底回歸到文學家園。

 

在文學環境的熏陶下，她的創作進入活躍期。《枕夢北方》是她奉獻給讀者的第一本散文集，也是她記存自己歷史精彩而有力的文學足跡，是“北方深冬里一朵飄飛的雪花，落在了故鄉的土地上”。（《后記·多夢的北方》）

 

晉銘的生命和文學中有大愛。“位卑未敢忘憂國”、“以天下為己任”，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最寶貴的精神特質，也是晉銘散文的靈魂。她感動將生命置之度外的解放軍、武警、消防戰士、白衣天使、志愿者；她欽佩這種“大愛無疆，真誠無界”，“愛穿越了時間的隧道，有力的肩膀扛起黑暗的蒼穹，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大愛，在山脈的震顫中被演繹得感天動地。”（《拾起廢墟中的瓦礫》）晉銘的散文充分表達了愛國主義，警示年輕人不能只顧追求深厚的學識，還要追求至高的境界；因為自古以來學術興廢與民族盛衰是密不可分的。

 

晉銘散文文化色彩濃郁，這是其散文又一顯著特征。出生地與身份決定作家寫作的視角與偏好。晉銘雖年輕，但卻重視文化修養和積累。她從大興安嶺腹地走來，又在呼倫貝爾大草原成長，她的人生經歷跨越森林與草原兩種文化，也就有了浸潤著“樟子松與白樺氣息的女兒”雙重身份，這兩種文化成為她散文生命的根基與創作的源泉。

 

對森林文化的描述，晉銘的角色是“森林之女”。她說：“我和我的親人在森林的沃土里扎下了根，父母是那兩棵大樹，我是旁邊的那棵小樹，我依偎著他們，伴著林綠天藍耳鬢廝磨，沒有相互思念的距離，沒有遠足千里的牽掛，在藍天白云下，我這顆樹苗融入了森林。”（《生命的綠意》）她采取的表達方式是“追憶式”，即“創作的過程就是回憶的過程”。這類作品大都是對已逝人生花季的回味與感念，如《情滿老屋》《三月的記憶》《生命的綠意》等。她說：“城市里的一隅園林，常使我想起故鄉浩瀚的林海。所以，筆觸便移到了記憶的源頭。”“每個人都有一塊自己的創作領地，我的領地是森林，我所做的是把我的成長經歷和見聞，用文字記錄下來，讓讀者走進綠色的空間，分享我的喜悅與憂傷。”“最親切、最熟悉的是我故鄉中的森林，深植于凍土層上的根系，滋養著我這棵白樺樹的枝杈，盡管我走進另一座城市多年，但我常常走向森林，去尋求啟蒙和靈感。”（《文苑拾貝》）在文學創作中，晉銘盡力描摹大自然的本真，表現森林的博大與細微，展現森林主人的坦誠與豪放，使文字帶有“森林的味道”。她熱愛大森林，便以個人獨有的感覺做媒介，細細訴說林子四季的“味道”。大森林在她眼里是慷慨而有氣魄的，晉銘的生命早已化入森林，那里永遠是她生命的根基、傾訴的主題。

 

對草原文化的反映，她采取的是“感悟式”，即身置其中，親歷發生，在感悟中判斷，在判斷中升華，如《蔚藍色高原的神話》《草原深處的琴音》《青史與青山》等。她的歷史文化散文往往以疑問開始，經過對民族歷史的回顧，幡然醒悟，得出結論。《蔚藍色高原的神話》開篇便疑惑為什么不叫“綠色高原”，直到一個秋晨站在大興安嶺主峰伊勒呼里眺望，“大興安嶺綿延的山脈在蔚藍色的蒼穹之下”，又仔細回顧了中國北方游牧民族成長的歷史，才恍然大悟：“啊！這不就是蒙古高原的蔚藍嗎？”明白了“呼倫貝爾高原對蔚藍色的訴求與期盼”，她的感悟除了歷史資料和親友講述，也來源于實地考察和個人聯想：“我從草原、森林起伏的草浪和林濤中，感受到了大自然賦予游牧民族的浩瀚與博大。”在森林與草原兩種文化的滋養下，晉銘產生了一種大情懷與豪邁的個性，正如她推崇成吉思汗：“盡管他沒有自己的墓地，可是整個歐亞大陸、蔚藍色的蒙古高原都是他最大、最豪華的陵園，他的子子孫孫都是他最虔誠的守護人。”這種藝術個性的形成與其個人修養有關，也與其自覺接受多元文化陶冶密不可分。

 

在人生中篩選真誠與感動，孕育與分娩人性的回歸，是晉銘散文的又一特征。晉銘的散文創作常常遠離“重大”題材，而隨物婉轉、與心徘徊，讓心靈的感動如森林溪流自由流淌。她筆下觸摸的是母親的腳印、父親的身影、森林的浩瀚、草原的遼闊、路邊的花朵、蜿蜒的河流、人性的真善美以及她對生活的理解、對生命的贊美。從這一點看，晉銘的心并不孤獨，她時刻在用作家那份敏感、脆弱而善良的心在與萬事萬物溝通，努力去讀懂各種事物，也竭力在讓世界懂得她。

 

晉銘在創作中，沒有放任感性而置理性于不顧。她勤于思考、善于判斷，交互使用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使二者互相滲透、相互轉化，構成相對復雜的思考過程；她的作品既有認識價值，又能喚起讀者的美感。這在青年女性散文家中還不多見。針對自然物象和人文事態的一個論斷，她首先質疑，然后竭力探究，經過追索，得出自己的答案。比如人們說森林是“生命的發源地”，她不信手拈來，而是經歷了“在文字中讓我重新認識”的過程。

 

晉銘剛邁上文學之路，她的創作難免有一定的局限，比如閱歷的厚重度和生活體驗的廣度，取決了其駕馭整體的自如與拘謹，但她的一些散文的立意起點高，構架大，有小女子、大氣勢、大格局之態，敘述中賦予了自己獨特的表達方式，將曠日持久的觀察、感悟、感情進行了淋漓盡致的鋪寫；比如《青史與青山》涉及“放下獵槍”、“拜謁嘎仙洞”、“鮮卑姓氏”、“狩獵民族原始信仰”、“母熊故事”、“鮮卑歷史”、“鮮卑人與蒙古人的聯系”、“我的感悟”諸多內容的嘗試和表現上，都體現了作者的深思熟慮和巧妙布局，在營造對讀者產生強烈吸引力的“磁力場”上下了很多功夫。這在我市同齡女作家中可謂出手不凡。

 

晉銘說：“我在攀登文學的道路上時時仰望著遠方，追隨一生。”（《后記·多夢的北方》）作為一個死心塌地的文學朝拜者，她一定不會停止腳步。多年來，她始終把故鄉當作生活的土壤和創作的源泉，隨著閱歷的豐富，她的文學視野延申到了森林和草原，日益成熟的創作思想和筆力觸摸著民族的靈魂，使作品充滿了真情和厚重的歷史感，受到國內文學界的關注。沒有誰的人生可以復制，惟愿晉銘做最好的自己。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