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遠新文集》18卷880萬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向題材的廣度與思想的深度邁進

——楊遠新文學創作簡論

 

作者：章羅生（湖南大學教授）

 

楊遠新的文學創作起步較早：自1971至1977年，已發表詩歌、戲曲與文學報告等數十萬字，并完成長篇小說《春柳湖上》第一部等。1978年至90年代初，其創作在題材、形式等方面繼續發展：除《水魚生蛋的故事》與《對牛談心》等曲藝作品外，還有寫全國勞模與漢壽縣基層干部的《更比當年雄赳赳》《壯心燃燒大地》《他情愿當“巖腦殼”》《水飛魚躍》與《縣委書記的十五個日日夜夜》《膽大書記匡明富》《“長工”書記在新長征路上》，寫作家、醫生與科技人員的《浩然率領我采訪海涂開發》《三十二年風雨路——記棉花育種專家肖文鋒》《揭開水魚生長的秘密》《突破“巴統”禁令》和《奔波在千里交通血防線上》（見《文集》第十一卷），尤其是還有大膽揭露漢壽某縣委書記腐化墮落的《墜入桃花淵》，以及中長篇兒童文學《歡笑的碧蓮河》《小甲魚的“阿姨”》《牛蛙大王》與《鯉魚風波》等。而自90年代后，隨著他進入警察隊伍，其創作不但在體裁上增加了散文與傳記等，而且形式更為多樣。其中又以公安法制題材為主——尤其是“偵探”文學創作：既有中長篇偵探小說《愛海恨涯》《百變神探》與《神秘面紗》，更有中長篇文學報告、紀實小說與紀實散文（集）《特區警官》《東追西捕》《花開花落》《中國刑警大掃黑》《中國刑警在邊關》《中國刑警在海外》與《驚天牛案》《美女紅蓮》《緊急關頭》以及《警心探秘》等。即使是兒童文學創作，也是“兒童”與“偵探”的結合——作者認為：“偵探文學是少年兒童最喜愛的文學，也是最能表現真、善、美與假、丑、惡激烈沖撞搏斗的文學，讓少年兒童走進這一領域，直接受到鍛煉、啟迪，懂得社會，懂得人生，從小就成為真正的強者。” [2]正是如此，他被稱為“偵探紀實文學之父” [3]。

綜觀楊遠新的紀實文學創作可知，它題材廣泛，特色鮮明，形式多樣，意義非凡。其具體表現——

一是在題材上，既立足湖南，又放眼全國；既立足公安，又旁及法制等。所謂“立足湖南”，是指他的題材范圍遍及湖南全省，其中又以他家鄉常德（漢壽、臨澧等）一帶和他擔任公安局副局長期間（負責刑偵）的寧鄉縣等地為主。這一點，在中短篇報告中表現尤為突出。如《驚天牛案》集中的13篇，取材寧鄉的有4篇，即《驚天牛案》《又見桃花女》《花明樓槍聲》與《編鐘長鳴花明樓》；取材常德的有3篇，即《他走向三湘四水》《高科技助破常德驚天劫案》與《墜入桃花淵》；另有取材長沙的《風雨反扒路迢迢》與取材岳陽的《<秋天>在春天里勝訴》等。《緊急關頭》（《文集》第七卷）中的26篇，取材常德（漢壽、桃源）的有《洞庭擒賊有絕招》《局長在緊急關頭》與《橄欖林中一硬漢》；取材寧鄉的有《搏擊豈止在戰場》與《刑警隊里的蔡九哥》；取材岳陽的有《化作春雨灑洞庭》與《岳陽監獄保衛戰》；取材長沙的有《橘子洲一株濃綠的橘樹》與《霹靂神捕和他的小虎隊》；其他則取材婁底、湘潭、衡陽、祁東等地與綜合反映全省公安實況等。尤其是《美女紅蓮》（《文集》第六卷）中的20篇，取材寧鄉的有9篇，取材常德（漢壽等）、長沙與湘西的有6篇。所謂“放眼全國”，是指其創作題材還遍及全國各地：除“中國刑警”系列等外，還有如反映臺灣海峽緝私的《暗渡陳倉》，反映深圳邊境破案的《鴛鴦屋里救港商》，描寫云南邊境緝毒的《喋血邊塞》，以及綜合反映高科技破案的《中國電腦警察》與《網絡神探》等。而“旁及法制”的作品，則有揭露腐敗官員的《墜入桃花淵》與《墜落紅塔山》（寫紅塔山煙草集團老總禇時健的被查處等），有為楊匯泉被罷免副省長鳴不平的《公道自在人心》，還有反映查處蔣艷萍貪污受賄案的《紅顏貪官蔣艷萍的人生拋物線》與查處羅彩霞事件的《羅彩霞：公安把彩霞還給你》等。尤其是中長篇《奇人帥孟奇》《東追西捕》與《花開花落》，不但其主要人物帥孟奇、張君與蔣艷萍等均為常德人或與常德密切相關（蔣艷萍雖不是常德人，但被關押漢壽且又發生“故事”），而且其人生行狀與活動、影響范圍遍及全國，同時與公安（偵探）、法制（反腐）等緊密相連。

二是在主題上，既歌頌美好，又鞭撻丑惡；既反映時代，又思考人生等。如果說，在90年代前的早期創作中，作者主要是為勞模、干部與科技工作者等立傳，其反映的生活面還不夠廣闊，其批判性與思想力度等還有所欠缺的話，那么，至90年代后，隨著作者人生閱歷的增長——尤其是加入警察隊伍后，其創作日益向題材的廣度與思想的深度邁進；不但在歌頌中有批判，而且努力追求思想性與文學性的有機融合。在這方面，除上面提到的有關反腐與法制題材創作外，還有如《愧對龔赴里》《美女紅蓮》《誤斷蓮花村》《“色”案背后》《刻骨銘心》《長沙美女案》與《悲劇可以避免》等。如《愧對龔赴里》，一方面對龔赴里忍辱負重，克服貧窮、疾病等難以想象的困難而頑強拼搏，從而在我國公安筆跡識別技術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壯舉與精神欽佩不已，另一方面，又對壓制、打擊與阻礙他科研的有關領導等進行揭露和抨擊，尤其是以較多筆墨，寫了“我”的真誠反省、“愧對”與懺悔。認為自己作為朋友，“在他生前備受磨難、痛苦，屢遭厄運、打擊，需要熱情、溫暖，需要力量、信心的時候，我未能鼎力相助，甚至連一聲鼓與呼也未能做到”；“真正干事業的人，生前需要理解、支持、幫助，身后的紅紅火火、熱熱鬧鬧并不重要，而我偏要在他身后趕這分紅火，湊這分熱鬧，說穿了，我的目的恐怕是為了要沾他一分光。為此我越加臉紅！我越加慚愧！”進而反思：“自古圣賢皆貧賤。擁有優越的政治條件和豐厚的物質利益的人，只能在世俗的圈子里廝混；受人冷眼，生活清貧的人，卻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相形之下，我慚愧得無地自容”，那么，“我可不可以為赴里的后繼者，做出點力所能及的什么呢？我能不能為赴里的遺孀袁春娥，解決點理所當然的什么呢？”

又如《美女紅蓮》，在譴責盜竊犯及其犯罪行為的同時，又肯定了女青年水紅蓮的心靈美，同時，也為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而深感內疚——因為：“警察不僅是鐵面無私的執法者，更主要的是還必須有一顆公正執法剛正不阿的心”，“我對不起的何止是水紅蓮，我對不起真理，對不起法律，對不起人民賦予我的神圣責任”。《誤斷蓮花村》《“色”案背后》《和諧追蹤》《喇叭悲歌》與《悲劇可以避免》等也是這樣：都能在揚善懲惡的同時，通過案件反省自己、總結人生。如認為：“要做一個優秀的指揮員，必須時刻保持高度警惕，與主觀臆斷劃清界限”；人們應該“從蘇元章的行為中吸取教訓，自警自醒，用法律規范自身行為，夾起尾巴做人”，不應因貧困而“置國家法律于不顧，鋌而走險，以非常規手段取錢”；“人世間化解矛盾、沖突的手段有很多種，就看你如何根據現實運用得當。一句美麗的語言，也許能平息一場流血的戰爭”；“勤勤懇懇做事，正正派派做人，才能甜甜美美地生活”；等等。而《驚天牛案》，既如實描寫了寧鄉縣公安局等有關單位和干部在“牛案”中的失誤，又肯定了上級領導對破案的重視尤其是公安局等機關的“知錯即改”。尤其是《奇人帥孟奇》《共產黨人的正氣歌》與《東追西捕》《花開花落》，不但其主人公帥孟奇、易哲煌、蔡康生、譚談與張君、蔣艷萍等是善惡兩極的代表，作者在他們身上也表現了崇敬與憎惡的鮮明態度，而且通過他們高尚與卑劣的不同“傳奇”，也啟示人們思考有關歷史、社會、法制與人生等方面的深刻哲理。

總之，作者的創作既題材廣泛，又態度嚴肅、“主體虔敬”、愛憎分明，有深沉的社會擔當與責任感。正如有人所說：面對復雜的社會現象和敏感的公安（偵探）題材——

作為一名作家，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視點來把握生活？是被這些駁雜的現象所迷惑，是津津樂道地從那些污濁中去獵奇？是以“還原生活原生態”為借口，不分青紅皂白、不分正義與邪惡，有意渲染恐怖、殘忍、血腥以刺激讀者？是以玩賞的姿態把讀者帶進混沌的迷宮模糊了價值判斷？可以說，在當今文學創作、尤其是公安文學創作中，這些對作家來說是一個稍不小心就容易掉進去的陷阱。我覺得楊遠新是清醒的，就他所處的工作環境，他所熟知、甚至是所親歷的案例恐怕難以盡數，但他卻能避開那些“陷阱”去落筆，更多是從刑警們進行破案的曲折、艱辛、歷盡風險中去切入故事，在追蹤、周旋、較量過程中逐一展開案情的復雜、犯罪人的狡獪、險惡與殘忍。這使他的創作即使觸及最陰暗、最恐怖的素材，但作品始終保持明亮的底色和激越的基調。 [4]

三是在形式上，既“以人為本”，又以事帶人；既重典型敘事，也用宏觀綜合等。在這方面，更顯示了作家的成熟與把握藝術的功力等。所謂“以人為本”，是指作家深諳“文學是人學”之理，堅持把“人”放在首位，既堅持為民族精英、時代楷模與“無名英雄”立傳，也通過其“雜色”丑類與反面典型等反映社會人生；既致力于再現公安戰線無私奉獻的“人民衛士”，也描寫、剖析匪首、毒梟、惡魔、扒手等罪犯與貪污腐敗等違法墮落者。這方面的人物，前者有帥孟奇、楊匯泉、浩然、周立民（《縣委書記的十五個日日夜夜》）、戴篤伯、龔赴里、趙傳進(《從槍林彈雨中走來的公安局長》)、朱志萍（《掃黑“霸王花”》）、李岳中（《橄欖林中一硬漢》）、陳宗榮（《橘子洲一株濃綠的橘樹》）、黃欣漢（《霹靂神捕和他的小分隊》）與蔡建國（《刑警隊里的蔡九哥》）等，后者有田玉蓮（《追剿隱藏湘西16年的匪首夫婦》）、李秋萍（《紅色通緝令》）、林鏡川（《暗度陳倉》）與洪福（《風雨反扒路迢迢》），以及張君、蔣艷萍、褚時健與“墜入桃花淵”的某縣委書記等。所謂“以事帶人”，是指其創作中，也有一些以事件為主而注重過程、講述“故事”的作品。如《追蹤“九指拇”》《長沙美女案》《尋虎記》《暗度陳倉》《鴛鴦屋里救港商》《喋血邊塞》《湘西槍聲》《快證室里捉騙記》與《驚天牛案》等。

如果說，以上作品主要是“一人一事”式的“典型敘事”，那么，《走進福山福水》《共產黨人的正氣歌》《勇立潮頭揮利劍》《岳陽監獄保衛戰》《中國電腦警察》《網絡神探》與《用心血書寫三湘信息神話》等，則是“多人多事”的“宏觀綜合”。其中《走進福山福水》描述了奮戰在福建等地的眾多地礦（物探）科技人員及其感人事跡；《共產黨人的正氣歌》既寫了老兵、將軍與作協黨組書記的“亂云飛渡仍從容”，又寫了省長、省委書記與國家教委主任的“玉宇澄清萬里埃”；《勇立潮頭揮利劍》概寫了湖南省公安廳紀委、監察部門嚴肅執紀、懲治腐敗的眾多案例；《岳陽監獄保衛戰》以1996年長江特大洪災為背景，圍繞保衛湖南省第一大監獄——岳陽監獄（建新農場）等，通過眾多具體人事，全方位、多層次地再現了驚心動魄的抗洪搶險情景；《用心血書寫三湘信息神話》圍繞人口信息系統建設等，描述了湖南省公安廳在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科學發展。類似作品，還有記述長沙市公安局開福分局開創新時期城市公安工作新模式的《為百姓開啟幸福之門》，以及記前進中的湖南省公安廳交通警察總隊高速公路管理支隊的《大道通天》等。

當然，就“典型敘事”與“宏觀綜合”等而言，《奇人帥孟奇》《東追西捕》與《花開花落》等中長篇等更有代表性。因為，它們不但其主人公更“奇”，其人生“故事”更豐富復雜，而且其事跡與影響居全國“首”位，因而其手法形式等也更“綜合”、多樣。其中《奇人帥孟奇》（《文集》第十一卷）中的帥孟奇之“奇”在于：一是資格老、地位高、貢獻大。她于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中共組織戰線的杰出領導者，原中組部副部長、顧問等，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鄧穎超、康克清等是親密戰友，對中國革命有杰出貢獻。二是經歷坎坷、意志堅定、德高望重。她在領導工人罷工等斗爭中被捕入獄，即使被嚴刑拷打、身體致殘也寧死不屈；“文革”中遭林彪、康生與“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但不畏強暴、頑強斗爭；生活清苦、廉潔奉公，將積蓄與補發工資等全部捐獻；獨女被害后，長期撫養李鵬等眾多烈士遺孤。三是享年102歲，是紅色老革命家中的最高壽星。在敘事策略上，不同于一般傳記，作者既非“遠距”的仰視，亦非“全知”的觀照，而是以漢壽老鄉的身份，趁傳主晚年回鄉之時進行采訪、座談，以主人公的自述（答問）為主，以親屬（如侄兒帥承戡等）的補充為輔，從而在濃郁的鄉情與親情中倍顯真實、親切。

《東追西捕》（《文集》第六卷）以66章（除“尾聲”外）的篇幅和章回體形式，詳細、具體地記述了震驚全國的張君集團特大殺人、搶劫案。該案之“典型”在于：一是集團作案。即除四名主要罪犯外，還有一些親屬、鄉民與情婦等或直接參與、或間接掩護。二是主犯張君心毒手狠、殘暴異常。即不但搶劫時殺銀行、商店職員，而且對不聽話或有懷疑的從犯等也大開殺戒。三是持續時間長、遍及地域廣。即數月中在重慶、長沙與常德等地連續作案。四是持槍搶劫、多案并發；殺人無數、罪行累累。五是從公安部到湖南、重慶等省市及下屬有關地市、鄉鎮公安機關等，領導之重視、參與警力與群眾之多，均為前所未有。正是如此，作品從案件首發，到主犯被擊斃、從犯被審判等，對其罪與罰、追捕與反追捕、偵查與反偵查的過程、細節，以及張君、李澤軍等人物，都描寫得異常具體、清楚、鮮明。《花開花落》（《文集》第九卷）也是這樣——也有諸多“冠”于同類創作的“典型”之處。具體而言，一是反面主角蔣艷萍不但是貪腐數額最大的廳官之一，而且是女犯中以性賄賂與性犯罪而聞名的“領跑者”：她不但以“肉彈”打倒了不少領導干部，而且在關押期間還以“性”俘獲了一派出所副所長，導致內外串供、案情復雜；二是蔣艷萍自恃后臺硬、“保護傘”強大而態度惡劣、負隅頑抗，以致不但被“帶病提拔”，而且被查處后也“久攻不下”；三是其正面主角陳榮杰為世所罕見的反腐英雄：他不顧年老體衰、威脅利誘，長期堅持不懈，自費“挖山不止”，終于在群眾支持下“把皇帝拉下馬”，其精神感天動地；四是融“公安”“司法”與“反腐”等于一體：既寫公安破案又寫司法審判，既揭露黨內腐敗又歌頌民間反腐等。總之，作品以蔣艷萍的“花開花落”為主線，通過對蔣艷萍與陳榮杰等典型人物及其案例的具體描寫，也全方位、多角度地透視了中國特定時代的政治生態與社會現實。

正因為其題材重大、描寫到位，上述兩作發表后影響廣泛，也引發了有關法律官司（均見《文集》附錄的“背后的故事”）：《東追西捕》在《深圳周刊》2000年第40期至2001年第15期以《“9?1”常德驚天大劫案魔頭張君19天亡命錄》連載后，被人狀告侵犯了其名譽權；《花開花落》在《深圳周刊》2001年第33—50期以《從芙蓉花到罌粟花——女巨貪蔣艷萍落馬始末》（與陳雙娥合作）之名發表后，被金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第一女貪官蔣艷萍》抄襲。兩起官司（作者分別為被告與原告）雖都勝訴，但實際上也提出了一個嚴肅的現實問題，即：如何加強紀實文學的理論研究與法律保護等。

當然，楊遠新的創作并非盡善盡美，也存在某些值得反思的問題與局限。如有的還可更簡潔、精煉，有的還可提升思想深度與力度，甚至在整體上，作家還應進一步深入底層、為民代言，增強“民間”立場與批判意識等。如《驚天牛案》所寫的“牛案”，本是一普通小案，之所以發展成復雜的警民沖突、曠日持久的“驚天”大案，與公安機關的責任感不強、作風不深入密切相關。但作品卻未重點反思其失誤，而只客觀描述了其事件過程與結果，并在充分肯定公安機關的“認錯”態度（放鞭炮接被關押群眾）的同時，寫了村民的“感恩涕零”等。又如《紅太陽不容玷污》，寫韶山某干部因承包商場收受回扣而被判刑，后證明這是一把握政策、法律不準的錯案，但作者雖發現了其中的“疑點”卻未主持公道、獨立思考，反而隨“官方”（公檢法）大流而“如實”報道。同時，綜觀其整個創作尤其是有關公安、法制題材，也存在歌頌有余而批判不夠的問題。這一點，既與中共十八大前的政治文化生態緊密相關，也與作者為體制內“警官”作家的身份密切相連。然而，盡管如此，他立足時代、態度嚴肅、敢于擔當，不斷追求、創新，致力于文學性、思想性與現實性的有機融合，以文學報告、紀實小說、紀實散文與兒童文學等多種形式，在公安、法制文學尤其是偵探紀實文學創作方面，開創了一片新天地，并提供了寶貴的豐富經驗（包括其成就與局限），卻值得認真研究與系統總結。正如浩然多年前所說：他的創作“如他的為人一樣，沒有絲毫矯揉造作，真實自然，平易質樸，不裝腔作勢，不虛偽浮華”；其成功之處，一是繼承了“文學是人學”的傳統，“始終注重表現公安民警高尚的精神世界、豐富的情感世界和有勇有謀、有膽有識的大無畏英雄氣概”，二是“有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三是“表現出了相當熟巧的藝術概括力”；“只要他珍惜這大好時光，利用這諸多有利條件，持之以恒地寫下去，他一定能成為文壇湘軍中的一員戰將，一定能成為當今中國文壇一位有出息的作家”。 [5]

注釋：

[1]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2017年出版，近千萬字，從創作總量1700萬字中所選，個別長篇與妻子陳雙娥合作；以下簡稱《文集》。

[2] 見楊匯泉：《霧過洞庭湖?序》，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0年。

[3] 見楊一萌：《楊遠新文集?警察情懷 春秋筆法——<楊遠新文集>序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4] 陳美蘭：《楊遠新文集?金盾擔道義 鐵筆塑警魂——<楊遠新文集>序一》，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

[5] 浩然：《驚天牛案?關注作家楊遠新和他的創作》，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年。

章羅生教授近照

作者簡介：

章羅生（1954— ），湖南韶山人，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作協會員。1986年河南大學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后，先后在湘潭大學等高校工作。2002年調入湖南大學，任紀實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并兼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紀實文學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老舍研究會常務理事和湖南省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等。先后被評為湖南大學“優秀教師”“師德標兵”與“科研標兵”等。已出版專著《老舍與中國新文學》《中國報告文學發展史》與《中國報告文學新論》等6部。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魯迅研究月刊》《民族文學研究》《社會科學戰線》《求索》《江蘇社會科學》《當代文壇》《浙江大學學報》和《文藝報》等全國各重要報刊發表論文130多篇，其中10多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和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文藝理論》等全文轉載或摘要。已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世紀報告文學的審美新變及其理論意義”與“中國現當代紀實文學研究”等，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的最終成果——專著《中國當代紀實文學（1977—2019）》即將出版。其成果獲首屆全國報告文學理論獎（2012），第三屆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一等獎（1996），第九、第十四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2004、2014），第十屆湖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2010）和第九屆長沙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08）等。

 

楊遠新（1953— ），筆名李程、陸戈平、胥大海，湖南漢壽縣人。中國作協會員、國家一級作家。湖南省公安廳高級一級警長、三級警監。武漢大學中文系作家班畢業。1971年開始創作，曾任小學中學民辦教師、漢壽縣創作組創作員、漢壽縣文聯文學專干、寧鄉縣公安局副局長、《小溪流》雜志編輯與《當代警察》副總編兼編輯部主任，以及湖南省公安文學藝術協會秘書長等。已出版《楊遠新文集》18卷 [1]，包括小說、散文、詩詞、文論、文學報告與兒童文學等。曾獲國家圖書獎以及國家公安部、文化部，湖南省政府與省文聯、作協，以及全國有關報刊的獎勵50多項。長篇小說《春柳湖》（全四部）入圍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