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園今又動芳菲

——讀張秉毅小說《五谷地》

 

作者：肖能

 

張秉毅的《五谷地》是部別具一格的小說。

 

五谷，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分不清楚了，甚至都遺忘了五谷和中華文明的關系。中華文明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之上，而農業的形象化的代稱，就是五谷。在傳統中國，關于農業以及由農業衍生出來的知識體系對古代中國人來說，是最基本的生活常識，不熟練掌握這一知識系統，農業無法開展，生存無從保障，文明也無以為繼。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說：“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人人皆知天文，對繁復的星象如指諸掌，是因為農業的發達，五谷的豐登，需要通曉天文。今天視為絕學的小眾的天文，曾經是婦孺皆知的大眾化的知識。

 

所以《論語》中，躬耕田畝的荷篠丈人傲然地譏諷汲汲奔走于世路的孔老夫子：“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在荷篠丈人看來，連基本的五谷都不分清，怎么擔當得起“夫子”的尊稱。1903年大革命家章太炎在《蘇報》上撰文攻擊光緒皇帝，“載湉小兒，不辨菽麥”。“不辨菽麥”，也就是“不分五谷”。長自深宮的皇帝，壓根兒不具備最基本的農業常識，不具備生活常識，又遑論其他！連五谷都認不清，那可真叫脫離生活，脫離人民大眾。

 

五谷既然如此重要，所以它成了一個符號，象征著人人須知的生存知識，象征著務實的品格作風，也象征著關注現實的民族文化精神。何為中國？從這個角度講，就是長著五谷的地方。中國就是五谷地。《五谷地》這部小說，描寫的是黃河邊上的一個小村莊，無形中也貫穿了作者對一個民族的前世今生的思考。

 

一

 

小說中塑造得非常有特色、饒有意味的一個人物，是老農趙常。從這個人物，可見作者對中國農民、中國農村習俗、中國農業生產通透的理解和精到的把握。近四十多年及颯沓如流星的現代化、城市化進程，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以農為本、為根的基本形態和底色，農人、農俗、農事逐漸淡出了一般人的視野和記憶，大眾對此已相當隔膜、陌生了，張秉毅則是少有的仍在關注這“三農”問題且有相當體驗的當代作家，他對農人心理的準確把握，農人語言的精細描摹，農人生活傳統的完整再現，農村風土人情的細膩書寫，都達到了很高的水準。

 

趙常把種田當成了信仰，樸素而實誠的信仰。他對待種田的態度是非功利式的，種田大半輩子，從來都是直流汗不算帳。“不是不算，是不能算，農民若是連種莊禾都算開賬，那誰還肯再種，算賬的，是商人，農民算賬，就不是農民，也成商人啦”（《五谷地》，作家出版社2023年，第78頁。下面引用只注頁碼），算賬不是一種做事的習慣，不是一種職業習慣，趙常在潛意識里質樸地把它上升為一種人對待世界的根本態度。算賬，是將本求利、不斷追逐收益的經濟理性的態度，它的人格化，就是商人；而農民不是商人，只流汗不算賬，即只問耕耘不問收獲，不必知其所以然而必然，把躬耕了當不問來由、不問結果、只注重過程本身且只要還有口氣、一輩子都不止息的使命所在，這不就是非功利的信仰的態度么！所以，秋天他的幾十畝莊稼大豐收，阻止人用計算器為他算細賬，產了多少糧食，掙下多少錢，理由是“咱莊戶人家種地，不管老天讓不讓吃。吃多還是吃少，都得種。”（第179頁）。

 

正是內心執拗于種田，他還與兒子爆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沖突。這個沖突，不是一般世俗意義上的沖突，而是價值觀之爭。他兒子已經離開了五谷地，住在城市，當然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已經與現代文明的寄寓之所——城市完全契合了，他憐恤父親年近七旬、垂垂老矣，勸他不要再種田了，更現實的考慮是，種田也掙不了幾個錢，不劃算。這話引起了趙常的強烈抵觸，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兒子（盡管知道是為他考慮，一片好心）挑戰、否定他最為珍視的貫穿著信仰的活法。種田、干農活，于趙常而言，不是汲汲于來錢的謀生方式，而是能夠托付全副身心的生存方式。

 

大年夜的，趙常連年夜飯都不準備，把錢丟在桌上，氣呼呼地說：“不是說只要有錢就行，這不是錢嘛。”（第77頁）言外之意，錢既然力量這么大，把年夜飯買回來不就成了。這事后來傳遍了五谷地村，成了村民茶余飯后的笑話。趙常的賭氣等同抬杠，其實也有他自個兒的道理，他不過是用這看似任性的舉動表達他的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錢非全能。其實趙常的兒子難道不知道大過年的，商業活動基本上都暫停了，錢在這個特定時刻當然會失去效力？當然知道，只不過把這看成是非正常的暫時現象，而趙常則不同，是從根本上質疑、不承認錢的全能性，是要排斥以錢為主導的現代價值觀對于他的自成一系、自得其樂的生活的干擾和破壞。

 

錢作為現代社會中強大的物質力量，究其實質，乃人的本質力量的異化。錢非全能，即人非全能。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尤其是農民，才需要老老實實、本本分分地在田地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盡其全部的心血、汗水來艱苦地勞作，度過雖不舒服但卻有意思的一生。

 

如果說，現代社會中人的生存脫離了自然條件的束縛，但付出的代價是，投身于一個相互滿足需要、相互依賴的龐大經濟體系，換言之，自此人離不開人了。而趙常，作為秉持傳統的農人，所離不開的，是天與祖。

 

趙常的生活隨著天時的轉移而轉移，這是中華文明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在日常生活和勞作中的延申，它確保了人能和其所處的生存環境保持親密無間的和諧狀態之中。趙常身上基本上保留原生態的氣息，一輩子幾乎沒離開過本鄉本土，最遠的地方也只去過北京，還是給兒子看病，書本沒啃過，手習慣握的是鋤頭、犁等農具，與筆無緣，就因為這樣，他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傳統農業文明的浸潤和熏陶。他的言行舉止、思維方式、道德觀念和價值準則，都是傳統的。

 

所以他按照延續了千百年的節令知識來安排他的生活和生產。節令對農事的引導，早經前人提煉為簡明易記、朗朗上口的諺語，構成了他這類人奉之不疑、拈之即來的絕對律令。在到起耕的時候他揚鞭扶犁，“九九又一九，耕田遍地走，到了節令嘛”（第33頁）。“處暑糜黍寒露谷，霜降黑豆抱住哭”（第178頁）。農人對節序關心，相應地，對標志節序的物候也上心。春天燕子在家里筑巢，最為農家所喜，視為吉祥，父母們對孩子還頒以禁忌，編造故事，防止頑皮的孩子觸犯燕子（第48頁）。其實，所保護的，不在于燕子；燕子是春天的使者，保護燕子，在意的是春天到來的消息，維護的是四時有別、流轉有序的農人的生活秩序。

 

冥冥之中決定農人的生活秩序的因素、力量，如果把它實體化，可以說是至高無上的天。四時的流轉，風雨晦明的變化，無非都是天的意志的體現。傳統農人的最高信仰，是對天的尊崇和敬畏。禾苗的成長，須有雨水的滋潤，而雨量的合適、充足與否，并不以人的意愿為轉移，而取決于天。趙常始終堅信：老天可不是冷冰冰的，兇巴巴的，硬邦邦的；相反——“這老天是無情無義的嗎？才不是呢，老天最有情義，只要這人，不造這孽，不做虧心事，天就不會虧人！”（第54頁）這揭示了農人內心中隱藏著的一個契約，人和天的契約，人生在世，人以自己立身的善良來換取天的善待，人不虧心，則天不虧人。

 

甚至夏天自家正熟的瓜地夜晚被狐貍獾子闖入亂啃糟蹋，趙常也不以為意：“這地里的東西，有人吃的，也就有這些野東西吃的。這是老天安排下的，有什么大驚小怪的！”（第124頁）他辛辛苦苦種瓜，瓜熟了后又不辭勞累到處送瓜，卻拒絕賣瓜，放棄唾手可得的利益，同時還不怕野獸的糟蹋，這一連串不可理喻的行為，并不矛盾，相反是趙常統一的人格的完整體現，他敬天，相信天的偉力，相信天對于一切均有不為人的私意所能窺知但又最終是合理的安排，瓜的豐收就是明證，把瓜免費送人品嘗，不是簡單分享豐收的喜悅，是把天之于人的情義播之于眾，以此再次申明他對天的敬意。既然天會有安排，人嘗是嘗，狐貍獾子私闖瓜田亂啃一氣，不也是嘗嗎！人雖難知狐貍獾子的行蹤而預先防范，但天是知曉的，狐貍獾子在天的注視之下而能為之，不正好說明得到了天的默許！趙常不計較瓜田的損失，是基于對天的信仰而造就的豁達、大度。

 

除了敬天，法祖亦是傳統中國人的生活世界的精神支撐。清明節上墳燒紙錢，很多人為圖省事，都是現買，但趙常絕不“哄鬼”（第10頁），他態度堅決，清明上墳，一年一回，最要緊的是誠心、孝心，他仍然堅持親手打紙錢。自制的紙錢，用的是整張老毛紙，以十章為一沓，十沓為一刀；打，是將一沓老毛紙，放在木板或大木墩上，用錢戳，在上邊鑿印出類似于古銅錢的半鏤空孔印。

 

傳統中國社會中盛行一種名為“薦新”的儀式，在春夏秋冬四時向祖先進貢出產的新品時物，以表示對祖先的思慕和愛敬。今人早已不彈古調，但趙常對此寶愛有加。夏天種的瓜熟了，“誰也沒吃，趙常先拿了一半，急馬流星地送到西邊不遠的祖墳”。

 

八月十五中秋，莊稼基本成熟，趙常這天無論如何都要吃上用新黍子做成的軟油糕，這是“吃新”的習俗，當然不能忘記祖宗，同時還有個“潑散”的儀式，“要在吃之前，弄一碗跑到院子外，用筷子夾著，向東西南北拋撒，為了讓祖宗甚至孤魂野鬼們都分享一口”（第162頁）。

 

但，趙常感受到了現代文明的強力沖擊，也明白以其渺渺之身，是無法與之抗衡的。

 

在村里討論合作社的時候，絕大部分人村民皆歡天喜地贊同，而他的不積極配合，無形中把自己樹立成冥頑不寧的對立面，他對這一幕相當敏感，類似于被批斗的歷史記憶再次浮現出來，曾經被視為老式種田的典范、全村看齊的榜樣的趙常，在鄉村巨變即將啟動的趨勢前，越發顯得落伍、不合時宜。他身上有中國農民特有的執拗勁兒，也不多說話，照他的固有節奏不緊不慢地干著該干的活。春雨貴如油，可老天的脾氣摸不準，祖上傳下來的經驗暫不靈光，本來“牛馬年，好種田”，可今年種子種下了，天卻一直未見雨水，聯系人舉行領牲的儀式向龍王爺求雨也不管用，趙常心里憋著氣，這不僅是愁，擔憂今年的莊稼，還有煎熬，他硬抗著壓力不入合作社而如今老天又不遂其愿。好在終于下雨了，漫天大雨，趙常釋懷，做出了不像他這個年紀的近似于瘋狂的舉動，不僅衣服都沒穿好就在雨夜“扯起嗓子吼著”（第56頁），踉蹌摔倒在地也不在乎，更負氣走出自家院子，沖到村道，盡情感受雨水的沖擊，品嘗雨水的滋味。這是宣泄，這是倚天為后盾對要他放棄這種信念的各種有形無形的聲音的回應，他要用這雖晚而終不遲的磅礴大雨，把憋在心里的郁悶、委屈、焦慮和不服一洗而空，這場雨澆的與其說是干涸待潤的苗，毋寧是他的近死復陽之心。非止于此，他余興不減，還有勁兒，力猶能逮，鉆進被窩，就勢折騰老妻！“喜雨”這段情節，把一個執拗的老農寫得痛快淋漓，活靈活現。

 

不過在大勢面前，趙常的這點負氣，終究是投進江湖里的石頭，不管有多硬，也就撲通一下而已。他對于傳統的堅守后繼無人、終不久矣，無可奈何花落去，趙常也不禁哀嘆：“以后，像我這么種地的人，真的恐怕再也沒有啦。”（第206頁）

 

這不僅僅是他的傳統種田方式不符合經濟理性，盡管獲得豐收，但最后一算總賬，還是虧的，收益抵不上成本。所以五谷地村要推行現代農業生產合作社，統一種植，實現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規模化，盡可能降本增效，也就是把經濟效率原則引入農業。大勢所趨，趙常實在難以堅持。即使趙常頑固如常，不愿主動順應趨勢，放棄他自己的這一套，一旦物故，人亡事息，他這精耕細作的程度幾近于藝術的傳統種田技術，因找不到傳承者而將消失，或許淪為日后考古學、民俗學研究的材料；更有甚者，支撐起趙常傳統的種田之道的上天與祖宗這兩大精神權威，在今日的社會生活中已被祛魅，喪失了人們對其曾經懷有的無上敬意。人們的生活日趨實效化，不再需要神圣性的看護、督責和加持。以趙常為象征的傳統生活方式，還能不能堅守其本色呢？是否只有作為華夏古老的農耕文化的傳承人從而被特別保護才得以存在下去呢？作者實際上提出了一個相當深刻的問題。

 

趙常堅守的，不是一個無價值的、可以棄之如敝屣的東西，而是有價值的，一個有價值的東西在不可逆的時代趨勢的沖擊下無以自存、被迫消亡，這真是令人唏噓的悲劇，趙常無意中充當了這一悲劇性的角色。不過作者點到即止，沒有對趙常這個人物展開過多。

 

二

 

小說中另一個主要人物，是二十一歲從五谷地村出去而在退休后又選擇回來定居的文人周至。

 

周至經歷了一個離開到回返的生命歷程。年輕時好不容易努力考大學考出了農村，從此命運為之一變，文名日盛。四十年來走遍了大半個世界，六十歲退休，以其聲望和身份，當然有更好的頤養之地，但最終選擇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五谷地，準備老于斯了。無論曾飛多高多遠，葉落終思歸根，是中國人的文化宿命。《禮記》說：“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生命猶如一個圓圈，終點就是起點。

 

在小說的設定中，周至是現代陶淵明。他回老家，修葺老屋，命名為“三徑農舍”，語出陶淵明《歸去來辭》中的“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客廳里掛的是他最喜歡的徐悲鴻的《采菊東籬圖》，兩側對聯也是集陶詩之句，“戶庭無雜塵，虛室有余閑”。對陶淵明的熱愛和仰慕非止于此，周至時不時邀請他的文藝圈子里的朋友來五谷地小聚，在他們的提議和助力下，在村里整出了五柳廣場，建起了由書法家欣然揮毫《歸去來兮辭》的文化墻。周至的五谷地村，打下了鮮明的陶淵明的印記，成了他的精神棲居地。作者無疑極度偏好陶淵明，借寫周至對陶淵明的仰慕之機，大段大段援引、羅列自南北朝以來歷代對陶淵明其人的評價，不惜與小說整體的敘事基調和風格不協調。在周至這個人物身上，作者寄托了其人生感悟。

 

中國的隱逸文化，在陶淵明這里才真正、完全地奠定，陶淵明幾等于千古隱逸之宗，是隱逸的高標、典范。

 

陶淵明之所以能定型隱逸文化，是他通過自己的踐行，改變了或者說提升了隱逸的內涵，把原本避世意義上的隱逸發展成樂生的意義。是的，自陶淵明始，隱的最大意義，是以人和自然的審美關系取代、涵蓋了人與人的政治倫理關系；隱，不再是規避社會的不得已的策略，而是以樂觀、豁達的態度，領悟人生的真諦，珍惜人生的善好。

 

當然，善好不是現成的，需要人的發現和創造。例如，陶淵明更新了勞動的內涵，耕田就在陶淵明手上煥發了新意。

 

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務農有三個層面的用意。第一，務農，是衣食等生活資料的生產來源。正緣于此，古人才說“一夫不耕，或受之饑”；第二，務農，是道德品性的培養基地。雖然是靠天吃飯，但尤需要種田人的勤苦勞作，踏實肯干。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獲，此為盡人皆知、顛撲不破的真理。數千年的農業史，鑄就了中華民族的吃苦耐勞、務實肯干、克勤克儉、無怠無荒的德性；第三，務農，還是審美體驗的滋長空間。而這一點，正是陶淵明開拓出來的。

 

陶淵明在詩中描述他干農活，“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把本來累不堪言的體力活，變得興味盎然，妙不可言。我們無法確切知道務農的陶淵明何以樂此不疲，但根據常情推斷：一個人從某種活動中獲得樂趣，大半是消除了人和活動的對峙狀態，以自己的游刃有余的駕馭能力躍居為活動的主體，不是通過這活動在以后獲得什么，而是就在活動中即時獲得什么。可以肯定，陶淵明務農，絕不是裝模做樣、淺嘗即止，僅僅把干農活當成一個隱逸生活的修飾和點綴，而是能深入其中，像碼字一樣鋤禾，像做詩一樣種田，陶淵明應該是個干農活的行家里手，如莊子筆下的庖丁解牛、佝僂承蜩、津人操舟，輕松自如地做繁難無比的事。

 

周至定居家鄉，一方面積極參與村里的各項公共事務，并且建言獻策，特別是在鄉村建設以及探索返鄉養老方面，動用自己的資源，發揮余熱，為村里做點力所能及的貢獻，這是他對家鄉有很深的感情，也是一個文化人位卑不敢忘憂國的使命感使然，可謂新時代的鄉賢。當然，余生中更多的內容，是向陶淵明看齊。

 

他也務農，欣羨陶淵明“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的情調，擬把自家院子前的荒地利用起來，種點菜、山藥和玉米。四十年筆耕，耳順之年再實打實地來犁田墾荒，起初手腳不協調，別扭，在趙常手把手的指導下，逐漸有模有樣了。他的打算很清楚，以他的退休收入，過悠哉游哉、聊以卒歲的優裕生活，綽綽有余，之所以還要耗費大量的心思精力種點菜，如同歐陽修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他種菜之意不在菜，在乎那份青蔥的詩意”（第112頁）。

 

所以周至謝絕了鄉鄰的主動幫忙，自己動手，親力親為，先是用牛羊豬糞撒地翻田，再盤畦分壟，規劃各畦的種植，猶如文人盤點、整理書柜，把林林總總的藏書分門別類放好。澆水是日課，他純如老農一般，不用自來水，重打了一口井。自此三天兩頭站在井臺上，搖轱轆取水澆灌菜園，不嫌麻煩，是因為“只有加上人的勞作，他的田園生活才有真正的詩意”（第116頁）。這一認識，就進入了陶淵明的境界。

 

務農，僅僅是陶淵明歸園田居的生活內容之一，并非全部，他同樣熱衷于游覽、閱讀、交游。

 

以游覽來說，陶淵明對名山大川并未表示特殊的興趣，他游歷的范圍，大抵都在家鄉附近。這更難得了，他能從平平無奇的景色中感發無窮的新意，他是靠他的心靈來生發美感，而不是依賴于層出不窮的新奇風光以窮耳其目之視聽。《歸去來兮辭》中有句話“園日涉以成趣”，尤能反映出陶淵明的這個特點，小園每天走到，皆有新鮮的趣味，可以說百看不厭。這正是陶淵明之所以為陶淵明的地方，也是陶淵明為后代的中國人留下的一筆精神遺產，開辟了一條新的人生價值之路：人生的樂趣，從本質上說，與環境的逼仄、單調并無多大的關系，而取決于心靈是否豐富與銳敏。趣味，是心靈的創造，而非外物的刺激。以銳敏之心，對可觀之景，何為無樂！允為陶淵明異代知音的蘇軾，在《超然臺記》中說過：“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如果善觀，就沒有得不到快樂的地方了。

 

周至與陶淵明的精神也是遙相呼應。五谷地有個十字大路，路兩邊種有白楊樹，“周至喜歡這村道，每天都要去走走。走在這熟悉的路上，他會莫名地激動”（第47頁），此可謂“路日走以生情”。初春時節周至決意游一回故鄉之春，“從小到大的村子，熟悉得像自己的手掌”（第29頁），這還有游覽的價值嗎！他設計了一條懷舊路線，邊走、邊看、邊想、邊憶，物和人俱有是也俱有非，游目所及，足以騁懷。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名言“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傳入中國，引起了無數人的共鳴，好像鮮有不為這句話著迷的，不管對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理不理解，不管對這句話背后的西方文化背景理不理解，這句簡單而動情的話還是直接叩擊了在俗世里忙碌操勞、憾此身非己所有的現代中國人的心靈。海德格爾這句名言在中國之所以能引起廣泛的回響，其實與中國傳統所塑造的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大有關系。

 

傳統中國人本就向往和追求一種詩意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素以詩性取代神性，把詩意視為人生的最高境界。圣賢、哲人早以自身的實踐，為世人做出示范。孔子不就夫子自道：“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還由衷地欣賞弟子曾皙描繪的“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理想人生。這就是詩意的生活。更進一步發揚此道并洋溢于人生之全部的，乃陶淵明。陶淵明作為詩意人生的踐行者、創造者的角色，經過唐宋以來文人、思想者的闡釋、確認和宣揚，已成不刊之論，這也就逐漸積淀成中國人的文化心理，潛藏在人的意識深處，遇到合適的契機便自然而然地被觸發出來。

 

近一百多年來，因種種內憂外患，古老的中華民族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力度、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精神，勇猛、堅決進行自我更新，走上了一條有自身特色的現代化道路。這個過程艱難曲折，但也成就非凡，真正印驗了“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名言，當然，代價也付出了，就是在物質充裕、繁榮的同時，精神愈發失落，擁有巨大容量的生命卻分不出一點空間給詩意。精神的問題只能通過精神自身的努力來解決，而不能乞援于精神之外的任何因素。詩意，畢竟是這個民族的文化基因，它不拒絕回應現代人彷徨的心靈對它的渴求。

 

這需要典型，重生自身的詩性精神，為世人做出示范，周至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從五谷地村走出來的大文化人，如今退休，回鄉度過余生，有條件及機緣去過久以向往之的陶淵明式的詩意生活。

 

五谷地村因貧瘠、落后，想奔更好生活的村民陸續徙走、進城，漸漸人煙稀少，更顯凋敝——這不僅是五谷地一個村子，應是中國廣大農村的普遍情形，但近些年又出現回流的趨勢，出于各種原因，不少人不約而同慢慢遷回，犬吠雞鳴又多起來，煙火氣更濃，周至葉落歸根，匯入這股潮流中，成為五谷地村之有吸引力的一個明證。更因五谷地村新顏換舊貌，城市里對普通人而言實現較有難度的陶淵明式的詩意生活，在鄉村反倒有了更好的實現基礎。

 

三

 

小說中還描寫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富二代，李星。

 

五谷地村還出了個在晉陜蒙交界地帶響當當的民營企業家李銅厚，此人不簡單，盡管肚子里沒多少墨水，但敢想敢干，抓住了歷史的機遇，白手起家，創辦了一家大型企業集團，一躍成為遠近聞名的巨賈。李星是李銅厚的獨生子，含著金鑰匙出生，多年來一直在海外隨心所欲地游學，只因父親突然中風，不得不回國，并著手準備繼承家業，接父親的班。李銅厚是個干練精明的企業家，當然不會隨隨便便把擔子往兒子肩上一放就撒手了；接班始于訓練接班人，為此和李星簽訂了一個奇特的契約，要求李星接班前，必須在五谷地村住滿一年。就這樣，不久前還在世界上最繁華的大都會巴黎的李星，也來到了這個僻遠的五谷地村。

 

李星并不是個只會花天酒地的紈绔子弟，盡管他的私生活非常放縱、混亂。他一直穿梭于國內國外、東方西方，這種總在路上的日子，使他內心中產生強烈的漂泊感，雖說物質無缺應有盡有，但在精神上無根，總找不到心靈的歸依，這種狀態如曹植的詩所寫，“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只不過李星不是古典時代中的身不由己，他人生的每一步都是當前階段下做出的最合理的安排，但難見總體的目的，即人生每個階段的合目的性反而造成了總體上的非目的性，這就是他的精神上無根的狀態。

 

正因為“仿佛一直在旅途中”（第82頁），經歷良多，所以他對人類惡劣本性有一種強烈的批判態度。他在飛機上結識了一位法國少女瑪格麗特，在她的引領下參觀了盧浮宮里的維納斯雕像，他震懾于維納斯的無與倫比的美，當從瑪格麗特口里得知，維納斯之所以斷臂，是當年出土時法國人和希臘人為爭奪而展開的混戰所致，不禁脫口而出：“可惡的、自私的人類。”（第84頁）他譴責的不是具體哪一個國家，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自私的本性，所以他掉頭而去，不想再看了，他是為人類卑劣可惡的行徑而羞愧。此事對他心理的沖擊遠未停歇，甚至才是個開始，隨后他在和瑪格麗特上床時居然陽痿了。無疑，作者是通過這個具有象喻性的情節來表示李星因對人類深深的失望而又找不到出路和方向從而陷入精神的苦悶和無能之中。李星從此暗暗給自己立下了一個目標：運用他的藝術才華，為斷臂的維納斯續上雙臂。他想做的，與其說是為維納斯續上斷臂，毋寧說是改變人類自私的本性。所以李星自認為他是在從事一項“神圣的工作”（第85頁）。

 

李星很早就知道他是要接班的，也認識到接班是他不可選、不可避的命，他沒有抵觸，但也不代表他就全心全意地認同和接受。要接的這個班，與他自己究竟有什么關系，他還未弄清楚，所以他只要有可能，就極力擺脫他作為李銅厚兒子的這個在旁人嘖嘖稱羨而自己索然無味的頭銜，“就是李星最不愿意人家一說到他，就得提他父親，父親成了他的帽子似的”（第61頁）。

 

他讀過許多書，拿了日本、歐美名牌大學的學位，內心對父親有些不屑，“李銅厚？不就是一個沒文化的土包子，煤老板，暴發戶”（第20頁），但同時也清楚地知道，他傲視父親的資本，也靠的是父親的資本，為此自嘲“碩士，博士，還不是靠老子的錢換來的，你不想要，還都不行”（第19頁）。他輕視父親，但又沒有堅硬的憑借，所以只能轉為自嘲；他想擺脫，但又不能自立，只好無奈地感慨，“三十而立，我已三十歲，想想，那就三十歲吧，至于立不立，我才不關心呢，反正我的一切，都有人替我安排，一定還是最好的安排”（第47頁），這是要聽之任之了。所以他對父親有種種難以言述的復雜感受，這是古往今來一般富二代的共性，他必須在父親如山般偉岸的身軀下找到令他自己茁壯生長的空間。

 

帶著這些迷茫、困惑及矛盾，李星開始了在五谷地的生活。在五谷地村，李星從云端降落到凡塵，落了地，逐漸有了轉變。

 

五谷地村的有規律的自然生活秩序，重新調適了他因到處漂泊而形成的顛倒錯亂的生活狀態。“這些年東西南北地亂跑，使我早就失去了季節的次序與感覺，今年，我卻在這里真正過了個北方之春。雖然有過幾天沙塵暴，春天，畢竟是美好的，令人身心愉悅”（第46頁）。季節感的浮現，意味著生命生機的復蘇。這是他尋找、重建自我的起步。

 

同時，五谷地村淳樸、簡單、稠密的人際氛圍，也溫暖了他的原本冷漠、孤寂的心。李星既然要長居于此，為拉近與村民的距離，辦了一次村宴，場面的歡暢、情緒的熱烈自不待言，中間還有個激動人心的插曲，多年前就已定居香港的村民陳大林人到暮年惹起了鄉關之思，執意回鄉，正好趕上了這場全村老少都有參與的宴會，一時間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李星是平生第一次遇見這么個陣勢，那一直蒼白陰郁的臉上，漾起了歡笑”（第66頁）。

 

他對父親的認識也有了改觀。從村民的口里，他聽到了父親的成長軼聞，了解到父親在兒時那無法無天而又合情合理的“光輝”事跡，從而發現了一個更鮮活、具體、感性的父親。父子逐漸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溝通。對父親，不再輕視，而有了理解和欽佩。

 

最重要的，是李星在五谷地村真正找到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所。這就是同投身于新農村的建設中，全力帶領五谷地村躍上一個新的層次。這不僅僅是他對村長的號召的響應，更是自我的理性的認識和認同，所以也是對他多年來積累的困惑的真正廓清。

 

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社會改進模式，是先知覺后知、先覺覺后覺，止于至善。這是文化知識、道德覺悟的依次普及，最終使整個社會臻于理想之境。這種模式的現代世俗化版本，是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該邏輯預設了，率先致富者不應把私人的積累和傳承當成是最高目的，而有不容推卸的文化使命、道德義務去帶領更多人一起奔向富裕，這個邏輯本身就是對人類的自私基因的揚棄。李星依托于其父作為先富者所創造的巨大財富資源，建設家鄉，以奔向更美好的生活層次，是他想要續上維納斯斷臂的工作的現實表現形式。

 

同時，從事脫貧奔富的事業，也一舉解決了他對父親多年的心結，他繼承了父親的志向，自覺把造福桑梓當成了自己的奮斗目標。李星的自我也由此得到真正的建立，作為一個象征，是困擾他的喪失了三年的男性機能在不經意間自然恢復，意味著他沉埋已久的生命力的勃然而興。

 

最后李星還和五谷地村的大學生村官趙芳芳在工作中配合默契、志趣相投而自然生情，他也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選擇，向趙芳芳求婚。作者并未把倆人關系升華的情理邏輯描寫得特別充分，但意圖非常明顯：肯定建設新農村、振興鄉村的事業，才是李星解決精神困惑的現實路徑，找回真實自我的起點，實現個人價值的必然選擇，且與獲得人生的幸福、圓滿也是同步、一致的；還有一點就是，新農村的未來，在像李星、趙芳芳這樣的年輕人身上。

 

四

 

《五谷地》在布局上，有意采用中國傳統的散點透視的美學，不聚焦于某個人物，而以一組人物，主要是以傳統老農趙常、退休的文化名人周至、迷惘的富二代李星等三人的視角，來呈現五谷地村的不同側面。這幾個人的故事，單看各自獨立成篇，自成脈絡，合起來又相映成趣，構成整體。作者有意在探索一種散文式的長篇小說的寫作手法，嘗試文體的融合。

 

如果從鄉村振興的角度來看，小說的敘事取向，是強調以村委會等治理權威的引領為主軸，文化人的智力資源與民營企業的資本優勢為兩翼，形成合力，終將促成美麗鄉村的建成；這是大有作為的事業，既可以滿足現代人對詩意生活的創造性需求，也可以滿足年輕一代的自我實現的需要。這種敘事，無疑是作者對生活高度純化的結果，如果從更傾向于現實的角度來看，當然有理由認為作者簡化了其中的復雜糾葛，淡化了其中的多重色彩，但作者自有他的情感關懷和表達偏好。

 

作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個文學時代中，憑借著對文字的熾熱和靈性，開始了他的創作之路，并嶄露頭角，不少名家都曾看好這顆新星。而在九十年代，他逐漸自遠于文壇，雖然沒有擱下筆，還是以筆為生，不過步入了與文學相關的另一個領域——電影劇本創作。這是個與現實聯系得更加緊密的領域，作為職業編劇，作者寫了不少劇本，獲得不少重要獎項。在二十多年的編劇生涯中，作者看到了很多，獲得了很多，這給與了他豐厚的積淀，令他有更開闊的視野來審視他所經歷的一切，包括他始終關懷的鄉村。作者對鄉村、對文學均有赤子之心，所以就有了這部《五谷地》。

 

猶記得2021年春，我和作者相聚于北京的一場婚宴，作者當時非常興奮，談起了他關于這部小說的構思、主題、計劃，神采飛揚，這是靈感迸發、內心充滿欲勃的表現，令人預感一部佳作即將誕生。蘇軾說過創作的一般規律：“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佳作，非“為”所能工，乃不得不工。作者的創作勁一上來，下筆不能自休，當年年底便收工。期間每寫完一部分，作者都把稿子發給我試看，能夠見證這部小說從構思、草創到最終落地的整個過程，于我而言，也是難得的機緣，莫大的榮幸。

 

隨后這部小說就進入了出版流程，當時正值舉國抗疫的關鍵時期，不確定的因素有很多，一路下來，到2023年底方才正式問世。當年八月中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也頒獎了，獲獎作品之一《寶水》，其主題、結構、人物設置等，與《五谷地》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五谷地》正式出版雖晚，但成書的時間可能還要早于《寶水》，足見當代作家群體中有不少都在默默觀察、認真思考中國的鄉村問題。

 

文學大獎是引領文壇創作的風向標，山鄉巨變這個主題能獲得文學大獎的重視和垂青，足見作者張秉毅文心的銳敏。當然，這不是說作者嗅覺很靈，善于發現、捕捉熱點。事實上，作者在鄉村這個領域耕耘了將近大半輩子，他猶如自己筆下的老農趙常，以虔誠的信念和樸拙的作風，堅守自己的堅守；而鄉村，無論從哪方面講，都是中國式現代化偉業中的一個不容忽略的重大關節，關于鄉村巨變的文學書寫自將進入各方面的關注圈。作者的堅守，最終合于時代的脈絡。

 

除了《五谷地》外，作者另有長篇繼續書寫這個主題，期待它能盡快付梓。

 

作者簡介：肖能，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教于武漢輕工大學。出版有《世道人心說西游》、《魏晉名士志》、《又見干戈暗洛陽》等著作。

 

來源：鄂爾多斯山羊

作者：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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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