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杰作，《黔邊1949》

——《黔邊1949》,一部以政權更迭和剿匪為主線揭示社會大變革和個人悲劇命運的現實主義杰作

 

作者：王應昌

 

一

 

赤水作家謝成的《黔邊1949》洋洋酒酒七十余萬字,記述了什么內容?最初看第一遍,你會被它那驚心動魄的剿匪故事所吸引,于是你自然會得出一個結論:這是部精彩的描寫剿匪的長篇小說。但如果你讀第二遍,當你不再為那緊張、曲折的剿匪故事所吸引,你的關注點被移置到那個個鮮活形象的悲劇命運的人物上,你就不會完全認同讀第一遍的感受了。仔細一研究,你就會發現,剿匪僅僅是小說所設置的一條主線,它的目的在于以此揭示在社會大變革時期各種社會類型的人物在其中的變化。就全國大多數地區而言,49年是新舊政權交替的大變革年代,赤水作為川黔交界之地,無論是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因素,還是地理位置的自然因素,都使得它必然成為新舊勢力爭奪的戰略要地。不甘失敗的舊政權必然要糾集各種反動勢力進行軍事和政治方面的破壞。成都戰役結束后,被打敗的國民黨部隊的殘余云集兒黔邊境,對赤水周邊新政權構成極大威脅為此剿匪工作變得異常的復雜和艱巨。與此同時,新政權為了得到鞏固,就必須動員組織社會各種進步力量對反動勢力進行全面有效的清剿。而在這一圍繞剿匪的過程,各種各樣類型的社會人物得以充分的顯現。《黔邊1949》將這一過程和各種類型的人物在各個階段的命運,作了歷史性的最真實的展示。具體地說,小說表現了如下五類人物:

 

一、接管赤水由南下軍政干部組成的工作委員會,其中有任書記的黎明，副書記王如杰、中層干部周保蘇等。由于南下千部都是軍人出身,所以他們必須具有兩種素質:既有指揮打戰的軍事才能,又能組建政權的政治才能.在社會大變革和匪過程中,他們的政治態度,愛情生活和事業追求,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二、地下黨。赤水是一個商業發達,文明開化較早的一個縣城,教育事業和文化的發達必然決定要誕生兩大類人物:社會賢達和追求社會進步的地下共產黨人。赤水的地下黨構成較為復雜,有革命家庭出身的熊揮,曾經是望族后因家道中落而陷入貧困的羅華挺,商人出身的邵賢達,巨商兼官場出身的劉千山等,這些地下黨成員在清剿土匪中發揮著南下軍隊不可能做到的作用,因為他們熟悉地方匪情和地方網土人情,能做到策反駐川南的郭潔予起義也能打入土匪內部挑動土匪互相殘殺，更能做到偵察敵情,為剿匪部隊提供情報等，但由于地下黨構成復雜,他們的社會關系更令南下干部十分不解,由此產生了南下干部對地下黨的不信任,地下黨正面臨著淡出政治中心和退出歷史舞臺的傾向性。

 

三、社會賢達。如地下黨一樣,赤水社會賢達也頗具特色。除了被人們掛在口邊的'史、洪、高’三大名人以外,還有一批出身不同的社會名流。所謂'史、洪、高’,即樂善好施,創辦紅十字醫院,育嬰堂,收養了一大批干兒子干女的史遇生,清末秀才頗有儒家風雅并有著述的富商洪際翔,號稱哥老會義字號舵把子大爺且當上國大代表的高漢新。其他社會賢達還有雖出身官場但能秉承祖訓'天理良心’,為老百姓辦事,作風正派,為人正義,利用自己身份救助紅軍傷員,為地下黨提供保護,被人們稱為'陳老太爺’的陳世杰,富甲一方但能友善對待窮人,收養了羅華挺和熊揮,在解放軍初到赤水極度缺糧的情況下能無償支援10萬斤糧食的大地主歐陽大爺等。這些社會賢達由于各人的出身背景不同,在天翻地覆的社會大變革中各人的態度也不樣,他們的命運仿佛在一夜之間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

 

四、新時代年輕女性。發達的商業文明和深厚開明的文化環境必然造就許多追求新生活與社會進步青年。《黔邊1949從大量的青年中選擇了最優代表性的四位女性,她們分別是陳雪梅、陳幼梅、冒惠梅袁心梅。她們雖然出身富豪之家,但'五?四’新文化的熱血仍在她們身上流淌,抗戰時期上海文藝宣傳隊在赤水演出,激發了她們對藝術的向往,也激活了她們開朗的性格。盡管她們積極投身于大變革的運動中,但新政權對她們沒有真正信任過。她們的出身背景和她們對新生活的追求所形成的尖銳沖突,注定了她們必然的悲劇命運。

 

五、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和各路土匪解放軍大軍壓境,陷入掙扎的國民黨任命南京要員谷正倫出任貴州省主席。谷正倫將與共產黨有深仇大恨的軍政人員委以重任,胡捷出任遵義地區專員,何衡出任赤水縣長,袁鐵猷出任黔北地區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兼川黔邊區政府特派員，就是在這背景下'臨危受命’而走馬上任的。這些人的使命就是召集各路土匪人馬,同解放軍進行對抗。在一般情況下,土匪各有自己的山頭,平時很難相互往來,但在死亡的威脅下,他們不得不集合在被委以重任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的麾下。土匪是社會的毒瘤,是社會進步力量的死敵,是靠打劫老百姓為生被老百姓恨死的社會殘渣,不管他們有多少人馬,終逃不脫被大變革歷史車輪碾碎的命運。

 

此外，《黔邊 1949》還涉及許多人文要素和自然地理要素。具體地說,赤水發達的各行各業的現狀,赤水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演變的歷史,赤水特有的風土人情和特殊復雜的人際關系以及赤水特有的山川河流,地貌特征等等。毫無疑問,將這些人文與自然因素同上述五大類人物組裝成的部有機而完整的藝術作品,是何其之難,它考驗著作者兩大藝術功力--結構與語言。

 

從結構上看，《黔邊1949》使用了縱橫式的雙線結構方式。作者以政權的更迭和剿匪過程為縱線,以各類人物的命運為橫線,在經緯交織的過程中,將赤水的人文因素和白然因素穿插其間。這種結構方式的好處在于將許多龐雜的題材進行有序的結合,整部作品從頭到尾做到了有條不紊,井井有條。其次，它還能使人物的刻畫處于一種動態的發展過程中,之所以能做到人物的動態刻畫,是因為新舊政權交替和剿匪情節的縱線實際上是一條時間線,相應的人物命運的展示實際上成了一條空間線。時空的交織必然有利于人物命運發展的充分展現。這樣的結構方式,列夫托爾斯泰在他的《戰爭與和平》中使用過。再其次,對于軍事上的剿匪的戰略戰術,作者同樣把它們設計為縱橫交錯的結構方式。那就是以剿匪過程為縱線,涉及剿匪相關的政治與軍事戰略為橫線。如果只是剿匪過程的描寫,那就變成單純的剿匪記,這樣的作品雖然看起來生動曲折,但不能揭示深厚的社會背景和表達深刻的社會思想意義。在《黔邊1949》中,剿匪情節是被安置在大西南這一政治與軍事的大戰略環境中的,而大西南戰略又同全國一盤棋的解放戰爭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甘在大陸潰敗的蔣介石力圖把華南和西南這一片區設置為他們對抗解放軍的最后軍事基地，因為這一帶山高林密,溝谷縱橫,地形地貌復雜多變,是建立占山為王的土匪聚居和破壞新政權的理想之地。白崇禧集團和粵系余漢謀部組成海粵聯防,胡宗南集團的川陜邊的部隊厄守秦嶺巴山,宋希濂集團和孫元良兵團布防川、湘、鄂邊,這樣就可以形成一個較大區域的軍事防御區。毛澤東略施一計,來個關門打狗,便將其徹底粉碎。首先攻下廣州,讓國民黨政府的殘余向重慶逃竄,再讓秘密集結于湘西的二野第五兵團和第三兵團迅速直插西南中部，直達貴陽,從整體布局方面大破蔣介石的大西南鐵通計劃,將國民黨軍隊分割為幾大塊,為下一步圍殲和清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把對赤水土匪的清剿置于這樣的戰略背景中,就可以凸顯出赤水剿匪斗爭所具有的政治戰略意義,因為當黔北和川南的土匪紛紛向赤水周邊集結的時候，赤水剿匪的的徹底勝利,能夠確保黔北和川南這一廣闊地區的社會穩定。

 

一般地說,縱橫交叉的結構最適合于表現波瀾壯闊的歷史題材，如《戰爭與和平》便以戰爭過程為縱線,以四大家族的相互關系為橫線,縱線猶如打開一幅滾動的歷史畫卷,橫線則是一幅幅色彩斑斕的圖案畫。更主要是通過縱線的鏈接,橫線所要達到的深度、廣度和厚度的藝術指標的要求才能實現得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通過表現各類人物的不同命運,來展示這次社會的變革是如何發生和融合進行的。這是作家最主要的創作意圖。我們認真閱讀《黔邊1949》，感受到了1949年赤水最真實的一幕。

 

看得出來,作者在寫作《黔邊1949》之前,對語言的運用頗下了一番功夫。黔達1949》的語言特征是流暢、恢宏與大氣,給人一種大起大落,大開大合和跌宕起伏之感。這對表達赤水豐富龐雜的題材十分有利,輕盈如行云流水般的語體風格,呈現出作者駕馭題材的胸有成竹和居高臨下的氣勢。在表達方式方面,作者多用描寫、敘述與議論。描寫用于情節和人物刻畫,敘述用于背景環境歷史沿革等因素的交代。值得關注的是議論。在本書中,議論主要表現為對人物內心的透視分析。上面提到了幾大類別的人物,作者是把他們放在內心的愿望和現實的矛盾沖突中來刻畫的，天翻地覆的歷史大變革必然會使人產生這科內外矛盾的沖突性。這些人物在活動時，當然只用動態性的描寫,但對這些人物內心活動的揭示,除了用內心動態描寫的方法外,作者還應用了透視性的分析。透視性的分析更能展開人物內在的個性和追求,更能有力地表現人物自身命運與歷史的沖突性。將人物內心的透視性的分析同對人物動作行為的描寫結合起來，對人物的刻畫能產生一種立體化的效果，能讓讀者對主人公命運的關注達到揪心的地步這是《黔邊1949》最大的成功。當然,文學史上也有一些作品也應用類似方法而取得成功的范例。在這方面，當數獲諾貝爾獎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母與子》。當然《黔邊 1949》雖然同《母與子》一樣運用了透視性的心理分析方法,但二者畢竟又有巨大的差別。在《母與子》中,透視性的分析同情節性的描寫相比,可以說達到平分秋色的地步;它可以脫離情節單獨使用,而《黔邊 1949》對透視性分析的運用,僅限于在情節推進中的特定場合的運用，也就是說,它從沒有從情節中脫離出來。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巨大差異,原因是作者畢竟是中國作家,中國作家始終把情節描寫擺在創作的主要方面。這種創作方式能滿足中國人對文學特有的欣賞要求。

 

二

 

前面說過，《黔邊1949》主要通過各類人物命運的變化來展示社會的大變遷。在我們提到的五類人物中,有三大類刻畫得最成功,那就是新一代年輕女性。地下黨和南下干部。下面我們分別介紹。

 

給讀者印象最深刻的當數陳雪梅,陳幼梅、冒惠梅和袁心梅這四位既非常友好又有共同喜好、追求的新一代同齡女性。嫁們出身官富之家,但受'五?四’以來的文化教育,有向往新時代和追求社會進步的愿望。當解放率進城那天，一排輕女兵同更兵一樣,穿著整齊的著裝,邁著整齊的步代.發出有節奏的清臉的'跨、跨、跨"的腳步從她們的身邊邁過的時候,她們是那樣的發備,活躍,激動與好奇。但因各人的出身背餐不同,個人又表現出不同的內心的憂凄與痛苦:

 

陳雪梅和陳幼梅是親兩姊妹。她們的父親是舊政權官員,但是為人正直,是地下黨統戰的對象,他的家經常是共產黨地下活動的聯絡點,育時還是地下黨舉行重大會議的場所。生活在這種政治氣氛中的陳氏姊妹,耳濡目染,這使她們從年輕時起就具有革命性的進步思想。新政權出于為減輕士匪勢力對赤水縣形成合圍壓力的考慮,派地下黨成員周華仙去做國民黨駐川南上校的策反工作時陳雪梅就扮演周華仙的女兒一同前去完成了任務。不久，陳雪梅和她的妹妹陳幼梅又參加征糧工作隊，幾經磨難,險些喪命,當縣政府需要大量資金來繁榮經濟而要陳雪梅去動員冒惠梅獻出她父親冒麒麟的巨額金銀財寶之事時,陳雪梅又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在一系列的革命活動中,她們同地下黨青年羅華挺熊揮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但在個人的愛情及個人政治前途問題上,兩姊妹最終分道揚鑣,成為路人。究其原因,在于陳雪梅的特殊身份。在投身革命活動之前,陳雪梅因為一次到重慶游玩時被中美合作所的特務抓捕,被國民黨內政部第二警察部隊一支隊的副隊長高慕海打救,出于感恩,陳雪梅以身相許。陳雪梅原本是一個受害者,但這卻成為她永遠洗刷不清的政治'污點’。加上丈夫又隨蔣介石去了臺灣,這更成了她問題女人的罪證。無論她如何追求進步,也無論她立下多少功勞,都始終無法消除善于用階級斗爭眼光看問題的領導干部對她的懷疑。她被排斥于革命工作之外,不能參加志愿軍,甚至連參加幼梅的婚禮也被拒絕,最初,她對著一切十分不解因為她追求進步的思想和行為是真誠的一次偶然的的機會她看到了自己的檔案王如杰批注的'監督使用,列入內控，的拍語躍入她眼中,她才真正的明白了她自己的處境。如果說丈夫問題是置她于'敵對勢力’的主要原因,她那些遭人嫌疑的表現則更強化了人們的看法。這主要表現在她參與袁心梅為其父收尸的那件事上。父親被判死刑,袁心梅從外地趕回處理父親的后事。到赤水,她只能找到平時關系密切，感情要好的陳雪梅幫忙。陳雪梅古道熱腸,義不容辭協助她完成了這件符合天理良心的事。沒想到,在一些人看來,尤其是像王一號這類階級覺悟極高,政治嗅覺極靈敏的人看來,這是反革命對革命的公然挑釁。陳雪梅哪里能想到自己對袁心梅小小的安慰竟然成了一起重大的政治問題大凡有一點階級斗爭眼光的人，都必然會把她這一行為同她的背景聯系起來。當陳雪梅真正意識到她已經不被新政權所容納而一再采取躲避的態度時,一切都無濟于事了,她歷史地注定在未來的大半部生命中,將在悲慘的日子中度過了。

 

表面看去,陳幼梅的前途可言叫風光無限,但實際上她遵循的是另一種悲劇道路。她同王如杰結婚,成了人人羨慕的一號夫人，自己從一個征糧隊員一路提拔為隊長,區政府秘書,縣長秘書和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可以說在情愛與政治上風頭出盡。但問題不在這些表面色彩性的東西，而在于她和王如杰的婚姻關系,是建立在什么樣的性質基礎上的關系。王如杰剛毅果斷,政治立場堅定,辦事能力極強,是一個可敬可愛的年輕首長。但這僅是王如杰的面,而另一面卻是陳幼梅看不見的,或者說是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在個人婚姻上,王如杰有著卑劣骯臟和丑惡的靈魂。在他還有一個結婚十年的妻子的情況下,他發現陳雪梅驚人的美麗時,便立刻產生了需要陳雪梅為妻的強烈愿望。只要有機會，王如杰會頻頻向陳雪梅示愛。王如杰的過分行為當然不會不引起陳雪梅內心的反應,但陳雪梅畢竟是結過婚的而且丈夫是個國民黨特務軍官,如果接受王如杰的愛意,這勢必會影響王如杰的聲譽和地位,出于顧及首長的考慮,陳雪梅委托陳幼梅去向王如杰解釋。王如杰得知這情況后做怎樣的反應呢?當機立斷地放棄了對陳雪梅的追求,轉而把眼前這位同樣漂亮更年青的陳幼梅作為了自己的目標。陳幼梅是在這種情況下步入她人生輝煌的。但在王如杰的所謂愛情婚姻的字典里,只有對女人的占有,沒有互敬互愛。這同愛花而折花的行為是沒有區別的。王如杰之所以對同他結婚有十年且有四年同睡史的妻子無情的拋棄,原因就在于妻子這朵花已經凋謝王如杰對敵斗爭堅強,但在政治上極左,他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從一個農民出身的普通戰士而獲得有權勢的領導干部地位除了對黨的忠誠,還要在政治上干凈純潔然而怎樣才能在政治上做到呢?最主要的就是不能同那些背景復雜的人員有往來。王如杰非常清楚陳幼梅的父親陳世杰是舊政府的官員,屬于背景復雜有問題的一類。但陳幼梅同她姐一樣有是如此的美麗,不能搞定這朵花顯然內心不甘。面臨這種困境,王如杰的決定是既要折花,又不沾嫌，所以當陳幼梅提出要王如杰同自己的父母見面的請求時,王如杰斷然拒絕。而且在正式婚禮那天,還不準陳幼梅家里任何一個人到場。在王如杰的腦海里,除了階級斗爭和占有鮮花,就沒有別的了。同這種人品低劣的人生活在一起,陳幼梅能幸福嗎?她遲早會顧及父親,顧及親情,然而這一定會觸犯王如杰的政治底線。為了維擴自己的的名聲和地位,王如杰一定會毫不猶豫的拋棄陳幼梅。尤其是這鮮花有一天衰老了的時候。這當然不是陳幼梅愿意的,但看來是注定了的。

 

冒惠梅被陳雪梅鼓動出來參加政府的財經工作,目的是讓她去動員母親獻出金銀財寶。雖然她內心并不十分情愿,但考慮能和陳雪梅一樣投入火熱的革命斗爭,跟上時代,她仍然接受了。在豪門四妹中,陳雪梅姊妹因忙于工作無暇顧及她,袁心梅又因父親的問題遠走它鄉，自己孤零零的一個人在家里是何等的難受,所以,對陳雪梅的鼓動,冒惠梅沒有過多的猶豫便一口答應了,接受了動員母親的任務。同時,在工作中,發現了西進干部周保蘇的許多優點:有文化與道德上的素養,精明能干年輕有為,使之產生了愛慕之情。對于才失去自己心愛女人李云霞的周保蘇,不僅能強烈感受冒惠梅的愛,而且從心底里對冒惠梅深深地愛起來。然而這又是另一種悲劇的開始。因為周保蘇十分擔心,害怕甚至恐懼這種愛。因為黎一號在為南下干部作政治報告時就明確要求各位同志不要被敵對勢力的糖衣炮彈所擊中,組織紀律特強的周保蘇只好將自己對冒惠梅的感情扼殺了,對冒惠梅表現出不近情理的冷漠，十分不解的冒惠梅向邵賢達傾訴,邵賢達不愿傷害冒惠梅,只一個勁勸她去省城讀書。同科室的刁志高用階級論敲開了冒惠梅的腦殼:你家有萬畝良田,難道你要在赤水作一個被清算的地主嗎?冒惠梅懷著深深的失意和痛苦,離開了赤水--這生她養她的傷心之地。

 

袁心梅是作者著墨不多但給讀者留下極深印象的女性。她的悲劇命運與前三者不同,前三人的悲劇著眼于政治與愛情沖突的悲劇,而后者的悲劇則著眼于個人同新社會相沖突。袁心梅的父親袁鐵猷是一個國民黨軍官,在烏江圍堵過紅軍,后雖然賦閑在家,但在解放戰爭時又接受了國民黨的任用,踏上了一條不歸路。袁心梅從看到解放軍的第一眼起,就明白了父親的下場。盡管她知道父親的對抗必死無疑,但當這一天來到的時候,她仍然感到難過,她決定盡孝,為父收尸。《黔邊1949》對袁心梅的描寫只有兩處。一是在解放軍進城時,另一次是收尸前后的行為。如此少的筆墨卻又扣人心弦,是作者把她身上所具有的矛盾作了充分的展示。請看小說是怎樣描寫的:

 

一處:“目睹解放軍的軍威,目睹了解放軍那朝氣蓬勃,又如旭日東升般的旺氣,目睹了人民群眾對解放軍的期盼、歡迎和擁護,對比起人們對包括自己的父親在內的國民黨政府的仇恨,冷漠以致于詛咒,她已經知道他的父親將是怎樣的下場了。更令袁心梅痛苦和悲哀的是她已意識到了他與這種氣氛的不融洽甚至是格格不入,他覺得所有興高采烈的人們都用一種懷疑和鄙視的眼光看待她,好像在對她說:你去做你的階下囚去吧,還在這里混鑼打鼓的樂什么?你也有來歡迎解放軍的資格嗎?袁心梅由此竟感到了絕望,難道我年紀輕輕如花似玉還沒長醒就要去自絕于民嗎?要不，自己在未來的新社會里我能干什么呢?別人能容許我干什么呢?自己怎樣才能融入這新生活的潮流呢?袁心梅感到自已是這歡樂海洋岸邊一塊絕望而孤寂的石頭。”

 

另一處:“袁心梅顯然沒有去聽別人在議論些什么,只是盯著她的父親看著,呆呆的，臉上毫無表情，甚至沒有一絲悲哀。“槍聲一響,袁心梅就發瘋一樣向袁鐵猷的方向跑去，跑到面前，看見他已經撲倒在地,雙手還緊緊地捆在背上,那打著紅叉的斬決標也緊緊地插在他背上，頭栽在泥士里。袁心梅雙腿一軟,就撲通一聲跪在了袁鐵猷的面前。這時,她發現,父親的后腦殼被子彈崩了一個窟窿,一塊頭蓋骨被扔開兩尺遠,腦漿就進了一地。不知是哪來的勇氣,她只想到,不能父親的一丁點血肉讓野狗拉去,老鴉叼去。如果那樣,父親的靈魂將不得安寧。于是她伸出手掌,將流在外邊的還冒著熱氣的腦花一捧一捧捧進父親的腦殼里,最后,將掀在旁邊的那塊頭蓋骨撿來鑲在腦殼上,勉強蓋住了那個窟窿。做完這一切,她呆在了父親的尸體旁邊,默默地旁若無人地看著,沒有眼淚,沒有悲傷,也沒有怨恨,像是在欣賞著她自己努力地完成的一件藝術品。”

 

如此少的筆墨,卻對讀者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原因在于袁心梅作為特殊人物的后代,在特殊的年代她又作出了特殊的行為。從情理上來說，為父親收尸，無可非議,她只不過從人之常情的角度做了她應該做的事情。然而,正是特殊年代的緣故，她的行為導致了她未來人生道路的悲劇命運。此外,還深深地影響了陪同她一起去收尸的陳雪梅和安排人收尸的史遇生。陳雪梅的行為不僅導致她與幼梅的政治決裂,還促使王如杰定下將其劃分為敵對勢力的決心，史遇生的行為被認為反革命分子對革命行為的公然挑釁。后來，政府要判史遇生的死刑,只是因為有一大批乞丐到縣政府門口跪求寬恕,史遇生才得免去一死。至于袁心梅,未來等待她的一定是接連不斷的政治災難:頭上永遠戴著舊軍閥、土匪頭子的孝子賢孫的帽子。

 

三

 

在赤水清剿土匪的斗爭中,地下黨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沒有地下黨出色的貢獻,要想順利完成任務是難以想象的。本書對此有精彩的描寫。赤水地下黨的組織構成較為復雜,一是出身背景差別太大:有出身革命烈士家庭的后代的熊揮,有出身家道中落的武士之后的羅華挺,有出身不太富裕的商家的邵賢達,有曾在蔡鍔手下任護國軍連長的老革命周華仙,甚至還有大地主,大資本家舊官僚出身的劉千山。地下黨有個特點,就是不僅同商業繁榮的赤水賢達有密切往來,而且還和同國民黨黨政官員、地主紳糧都有交往。這種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社會交往使得地下黨隱藏自己。但在正規作戰和階級斗爭觀念極強的南下干部看來,這些復雜的地下黨的入黨動機是普遍有問題的,至少有投機的行為。這樣一來,無論地下黨如何努力和貢獻,都始終得不到南下領導干部的認可。當然,在平定匪亂后對他們的工作安排,也絕不是什么重要崗位。由于周華仙因職位調瀘州,熊揮犧牲,這二人得以功名成就,我們來看看其他地下黨的結局:

 

羅華挺早在解放軍進駐赤水之前就有出色的表現。當土匪頭子俄七老鸛在梨子坪架設六門小鋼炮威逼赤水城時,羅華挺就代表三大名人與之交涉,棄個人安危而不顧,成功地化解了一場風險。由于他地下黨員的身份未暴露,國民黨縣長何衡又任命他為反共自衛軍赤水防剿大隊諜報處副處長。并指示他打入共產黨內部,為他們提供情報。羅華挺的這一特殊身份既能讓他可以公開為作戰部隊運送公糧,也可以讓他出入于何衡所轄的土匪老巢,在各派系土匪中間制造矛盾,使其火拼,給解放軍的軍事進攻提供了有利條件。剿匪進入尾聲,羅華挺受命將逃往重慶的何衡水陸兼程地押回赤水。接著又受王如杰之命,帶領民兵前往四川富順去擒拿從大壩山出逃的袁鐵猷。應該說,羅華挺不管在什么時候,功勞都是顯著的。但在運送三大船糧食的過程中擅自改變了王如杰所設計的方案,一艘船七萬斤糧食被打沉,加上他特殊的身份,王如杰對他一直不信任。盡管王如杰仍一次次派他去完成一般人難以完成的任務,但始終不能解除嫌疑。運動后，王如杰安排她到文化館工作。理由是充分發揮他的長處。得不到重用的羅華挺心里非常清楚,他的命運實際上和陳雪梅是一樣的，無非是陳雪梅多個'監督使用,列入內控。不同的是陳雪梅被寫在檔案上,而羅華挺是寫在王如杰一類領導的腦子里。

 

邵賢達的父親是赤水的巨商,但抗戰時期在重慶菜園壩的木材被日本人轟炸了,使他一夜之間變成了窮小子。這激起了他對日本人的仇恨,由此逐漸變成了地下黨。他這一背景自然遭到王如杰的不信任,把他看成個投機取巧之人。盡管在赤水臨解放時他被指定為赤水地下黨的負責人,利用熊揮的力量建立了功勞,但王如杰只讓他從事一些可有可無的事。其實邵賢達很想為新政權出更多的力,他為一籌莫展的周保蘇出謀劃策,籌措到一大筆資金，由于他出身商界,對赤水各界的頭面人物非常熟悉,是赤水歷史掌故,社會關系史的活字典。不僅南下干部弄不明白的事要請教他,連地下黨的其他成員在許多為難之處時,也要向他討教。正是從這些關系中，他覺察到他不但受到冷落，而且還受到了不應有的懷疑。為此,他變得十分小心謹慎,例如當他看見冒惠梅同周保蘇的愛情陷入痛苦時，他就不能說真話，他心里清楚,不管冒惠梅獻出財寶做出多大貢獻,周保蘇絕不會接受她的愛,因為周保蘇知道自己保護不了冒惠梅。邵賢達不能把問題挑明，但我們不能說他過于世故，因為它深怕得罪一號二號。一個曾經積極進取的地下黨的負責人突然變得明哲保身，而淡出自己,他已經體會出南下領導們的強勢，讓他搞接待工作他也只得好自為之了。

 

當王如杰第一次從老袁口中得知劉千山在1935年救助紅軍傷員的事跡時,他根本就不相信。所以他對劉千山非常冷淡,劉千山智勇雙全,成功地救出了陷入土匪狼窩的王如杰心愛的女人陳幼梅，冒著危險傳遞了土匪圍攻土城的情報,但所有這些都未能解除王如杰對他的嫌疑。他是地主資本家,盡管地下黨委任他為支前委員會的負責人,然他在此之前,卻是舊政權的區長,是赤水、習水、古藺、仁懷的聯防大隊長。在王如杰看來,這是劉千山抹不掉的污點,所以對他的處置是平定后任縣農場的場長。

 

四

 

從遵義前來赤水的縣工作委員會成員一共十二人,黎明任工委書記,稱一號。王如杰任副書記,稱二號。以后成立縣政府,又升任縣長,黎明調走后,王如杰升成了一號。在本書中，描寫的多的當數王如杰和周保蘇。黎一號雖然職務重要,但他處處倚重王二號,在讀者的印象中他反而成為王二號配角型的人物。這三個人物代表共產黨在赤水歷史大變革中整體形象性的領導作用同時也以他們個人不同角色的扮演而顯示他們各自不同的命運。

 

作為地方政權的最高首長,黎明一方面必須無條件執行中央的政治軍事戰略計劃,另一方面又需要在貫穿中央政策與地方實際狀況的關系時把關,而當黨的利益與班子成員中的個體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必須出面調整,不能讓個人利益損害了黨的整體利益,也就是維護黨的形象成了他工作的職責。黎明是怎樣維護黨的形象的呢?他必須對他的得力助手王如杰高度的信任。他對王的評價是'有主見,有魄力，有能力,原則性強,生活上非常嚴肅,不茍言笑。王如杰的性格在他南下前在任魯西某縣組織干事時就形成了。由于有此先入之見,加上王在剿匪戰斗中軍事才干的表現,黎明對王的每種意見和事務處理的態度都表現出最大的信任。這種絕對的信任致使他在對王如杰喜新厭舊,拋棄原配妻子,追求年輕漂亮新女性這一有違道德之事表現出明顯的支持。當王如杰的妻子大英從山東老家趕到遵義又徒步來到赤水要與王如杰共同生活時,沒想到王連見都不想見她,作為一把手的黎明竟然相信了那是封建包辦婚姻的鬼話,而且還為了維護王的臉面竟然安排邵賢達去做魯大英的思想工作,幫助他渡過了這場婚姻危機。黎明為什么這樣做呢?他對王的信任也經到了習慣的程度。同時,也因黎明對此態度上的大轉變有關。讓我們來看看《黔邊1949》是怎樣描述的:

 

赤水縣城地處海拔兩百多米的河谷地帶,凡海拔低的河谷地區都出美人。原因是濕氣重,能滋養人的皮膚,使其既光滑又鮮嫩,從北方早地地方來的南下干部,一旦進入赤水,仿佛進入美女繞身的仙境。赤水年輕的女性不但人美,而且還知書達理,溫文爾雅,善解人意,對人熱情開朗。最先墜入愛河的是徐全勇。看見徐全勇那股瘋狂勁,黎明想到一個嚴肅的問題:赤水這個地方非常開化，知識女性挺多，。可是,她們大多是有錢人家的小姐,還有的是國民黨偽職人員留下來的遺孀。如果我們的干部和這些人結成姻緣,我們革命干部的純潔性怎么維護呢?黎明看到了這種現象,而有些人也在議論,認為是斗爭的新動向,甚至是國民黨反動派復辟的新動向。作為一縣之主領導,黎明不得不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黎明是這樣思考的:在這樣特殊的歷史時期,知識女性的確是個敏感的問題,她們剛剛脫胎于舊社會,和國民黨反動派及舊社會的基礎地主紳糧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她們中有的就是剝削階級的員,她們不就是為了腐化我們的革命干部瓦解我們的革命意志,復辟舊社會嗎?黎明記得在什么文件或書上看見過這種說法,說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組織的又一輪進攻,是有一個不帶硝煙的戰場。既然這樣,我們革命干部當然應該粉碎敵人的進攻，不能落入這美人計的圈套。要自覺抵制這種香風毒霧。既然這樣,要不要制定一些紀律讓干部們去遵守呢?對,很有必要,象徐全勇這種耿直人,把不定幾時就被拉下水去了。從今天早上的動向上看,敵人的進攻甚至是非常激烈的,黎明突然覺得了問題的嚴重性,覺得很有必要馬上和幾個縣委委員碰碰頭的必要,我們共產黨人不能輸在國民黨反動派為我們設置的溫柔鄉里。

 

同樣是針對徐全勇,當清剿土匪工作進入尾聲,徐全勇就迫不及待地將結婚申請遞在黎明的面前時,黎明略略考慮,便沒有猶豫地地在報告上簽了'同意’二字。批準了他過去堅決不容許的婚姻。黎明之所以發生如此大的轉變,是因為他從現實中看見投入征糧剿匪斗爭中的年輕女性是積極勇敢的,對共產黨政權的擁護是真誠的。而在批準徐的結婚報告的同時,黎明也深深陷入周保蘇與冒惠梅戀情問題的自責。正是自己制定的堅決粉碎反動派美人計的嚴格紀律,活活將她們拆散。黎明承認，冒惠梅獻出寶藏為恢復地方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冒惠梅對周保蘇的一片深情應當沒有半點不純的動機。但以冒惠梅這樣的身份,如果嫁給周保蘇這個共產黨的區委書記,社會上的影響實在太大了。但是,憑良心說,冒惠梅又的確是一個難得的好姑娘她們的這段戀情的確有些不合時宜,然而畢竟是拆散了她們。當然,這是維護公民干部形象的需要,但難道就沒有摻雜維擴自己威信的私心嗎?

 

黎明這種思想的轉變,說明在他身上始終存在著兩種互相沖突的思想,一種是不可調和的階級斗爭論,一種是充滿人情味的人性論。黎明將赤水知識女性由腐化革命千部的香風毒霧的看法轉變為難得的好姑娘的認識,反映了他由階級論向人性論的轉變。這意味著在他心里，人性論將成為他的主導思想。作為一個領導干部，一旦人性論的思想占了主導,意味著政治災難將隨時在等著他自己。在高揚階級斗爭為綱的歲月里,即使他能躲過一次政治運動,也絕逃不過二次或三次運動。這就是黎明的悲劇命運。小說盡管沒有展示他未來的悲劇命運,但卻非常生動地揭示了他的宿命。

 

我們在分析陳雪梅陳幼梅兩姊妹的不同命運時提到過王如杰。表面看來,他前途似錦,事業輝煌。無論是個人的權力地位,還是個人的婚姻都順水順風,幾乎可以說要啥有啥,想啥得啥。但這些都是表面上的,實質上就他內在的本質而言,他自身潛伏著不可克服的道德與感情危機,這危機不僅會導致他在婚姻與家庭問題上的悲劇,而且會導致他在政治方面的悲劇。在黎明的心目中,王如杰是個好干部。在陳雪梅的心目中,他的確是一個令人愛慕的男子,他擁有山東人高達英俊,站在赤水般的人群里,總是高出一頭。那方正的腮邊泛著刮過落腮胡留下的青色,顯示出他的剛毅、能干、果斷的氣質。在征糧隊里,沒有哪個姑娘不想嫁給北來的干部,何況他還是全縣數一數二的首長。作為王如杰本人,他又是怎樣認識自己的呢?抗日戰爭時期,因敢做敢為入了黨,由民兵題為隊長。解放戰爭時期又提為家鄉的區委書記。組織南下干部團,到赤水當上了副書記兼縣長。西進以前,大家都懷著戰死沙場的壯志。可是時局驟變,蔣介石兵敗如山倒,勝利突然出現在他的眼前。雖然早就知道他們西進支隊的任務是接管國民黨的舊政權,建立新政府。快速突然來臨的權力的耀眼光環確實讓他有點頭暈眼花，他明明白白的感覺到，許多人的命運都掌握在他手中。在人們的眼光里,他讀出的是敬畏、感激、乞求、期望。到赤水以后,每種場合都能使他領略到一種錦繡般的前程,有一股力量在他身體里橫沖直闖,直叫他感覺到渾身上下在不斷的膨脹。是什么力量促使王如杰渾身膨脹呢?只能是權力的欲望。伴隨權力欲望而產生的沖動，是對美女的欲求,這是他在山東當民兵隊長和區委書記時想都不敢想的特大好事。當他在征糧隊的培訓會上地一次驚呆于陳雪梅姐妹的美麗和風韻時,他的第一個念頭是:象熟透了的水蜜桃,馨香、柔嫩、惹人遐想。巴不得就想咬上一口。這時的王如杰,可以說完全被自己權力與欲望徹底的控制了。雖然如此，王如杰還沒有被自己的欲望之火燒糊涂,他與黎明的不同之處在于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隨時站穩階級立場,保持階級斗爭的警惕。正如他對羅華挺丟掉一船糧食的擅自做法不能原諒,他由此甚至懷疑羅華挺有通匪嫌疑。他這種高度警惕性顯然與黎明認為羅華挺的作法沒有大錯,應該信任形成鮮明對比。王有如此高的警惕性勢必也會影響到他在權力與美女問題上最基本的認識,那就是在這兩者之間,權力永久是主要的,根本的。因為有了權力,尤其是位高權重的權力,不僅會獲得崇高的榮譽，而且還會獲得許多難以想象的好處，這其中當然包括美女。王如杰從李云霞被調地區任某首長秘書,實際上是做首長老婆這件事中深切感受到權力地位對獲取美女的重要。他的基本取向是要美女,但不能由此影響自己的權力地位。獲得權力并使自已還能不斷提升是根本。他的作法就是表現出鮮明的階級斗爭的立場，頑強的對敵斗爭的態度。在這一問題上,他把握得非常好,這直接導致了黎明對他高度的信任他確信一點,那就是只要始終保持住革命階級的純潔性，自己獲取美女的行為不會受到不良的影響。他為什么敢拋棄原配妻子而沒有受到上下的斥責,就是因為他十分準確的把握住了這點。對他來說,只需將一頂'封建包辦婚姻’的帽子扣在魯大英的頭上就夠了。自己就可以放心大膽的對她不理不睬而心安理得的迎娶新妻。同樣,既要得到陳幼梅,又不能因此受到陳家庭的影響,怎么辦呢?那就是徹底割斷自己同陳家的一切關系。這就是他一直不見陳幼梅父母的原因。這也是他在陳雪梅的檔案里親自批上'監督使用,列入內控。的原因。

 

實際上王如杰是個極'左'派的人物。極左派的基本特征是惟我獨尊,腦子里只有你死我活的階級論,沒有人情味。他之所以不信任地下黨,不相信開明人士會救助紅軍傷員,甚至連受傷后留下來投入當地革命活動最后犧牲在剿匪斗爭中的紅軍老戰士老宋都不承認,其思想根源就是只有階級論,沒有人性論。為了維護革命隊伍的純潔性竟然達到目空一切,唯我獨尊的程度,這除了把自己養成政治冷血動物之外,不可能有別的結果。一切冷血動物都是單獨行動,自我尋食的。這就意味著王如杰最終只會落得孤家寡人,他沒有一個知心朋友,沒有一個能同他說真話的同志,他只會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與孤獨相伴到老。

 

如果說王如杰是那種既給別人制造悲劇也同時為自己制造悲劇的人物,那么周保蘇則屬于那種無力捍衛自己的正當權益而采取自我戕害的另一類型。能歌善舞的女軍人李云霞雖然成為黎明、王如杰在內的眾多首長暗中追逐的對象,但她卻一心只愛當時還沒有級別的周保蘇。在她看來,周保蘇是一個有文化,會寫詩,有文雅氣質的知識分子。雖然周對她的愛意沒有李云霞的強烈,但畢竟從內心深處周保蘇是喜愛她的,何況他們的愛情是建立在戰友情基礎上的。然而，一張調令下來,周知道他們的愛情應該結束了。在送別李云霞的路上,周保蘇觸景生情,感覺到了李云霞那依依惜別的越來越濃烈的戀情。而理智卻提醒他，他必須澆滅李云霞心里燃燒的戀火。李去遵義后,差不多每個星期都要給周保蘇寫封信,可是周一封都不回。周保蘇知道,為了革命工作,為了他和李云霞各自的前途,他必須狠心斬斷他們的感情牽掛。讓李云霞擺脫感情上的羈絆,讓她在新的環境里自由自在地放飛。這是讓李云霞自由自在地放飛嗎?這是把李云霞置于她根本就不愛的所謂某首長的火炕之中。對周保蘇來說,同樣也是一種痛苦,只不過對他這種還沒有級別的干部來說,他必須將李云霞禮讓給某高級首長。

 

正當周保蘇強迫自己從痛苦走出來時,好運再度向他投來。在同冒惠梅的頻繁接觸中,他強烈地感受到了冒惠梅對他的一片癡情。他本人對冒也有一種強烈的愛意。甚至在周保蘇第一次遇見冒惠梅時,在她的心里就已經燃起了愛情的火種他甚至做了這樣的聯想:是不是冒惠梅的長相氣質和李云霞有某些相像的地方。周保蘇從內心深處承認,他對冒惠梅的愛,是更深層的愛,是更忘我的愛。然而,在如此難得的愛情面前,周保蘇再次退縮了。這次退縮并不是因為哪位首長同他爭搶，而是來自他內心自我設置兩道障礙。一道是也許是革命情操的熏陶,周保蘇總在愛的前頭加上責任的前置。既然自己己經許身革命,那么,就應該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周保蘇總覺得，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自己就沒有資格沾惹兒女情長的事情了,至少在目前是這樣。二道障礙是周保蘇想起了黎明在縣委會議上的講話,如果讓別人說周保蘇在這個時候去接管了偽省長的小姐冒惠梅,那么,共產黨的形象,革命干部的形象因此遭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也就怪不得群眾了。不妨設想，如果這等好事發生在徐全勇身上,徐會滋生出這兩道心理障礙嗎?肯定不會。這就是周保蘇自身的軟弱性。怕這怕那，不敢承擔一個男人所應該擔當的責任。而一旦等到自己想明白了的時候，一切都成了不可挽回的過去。這就是周保蘇的個人悲劇。但這不完全是客觀因素造成的，而主要是他個人性格造成的。我們不妨看看小說是怎樣描寫悔恨的周保蘇的:當一往情深的冒惠梅帶著一顆受傷的心離開赤水的第二天,火急火燎的周保蘇從復興追到了縣城從黎明那里得到消息后,周保蘇一下變得傻乎乎的樣子，人走了,事情肯定是沒有轉機了。周保蘇頓時懊悔不已。'如果我早一天到縣城,找到了她,向她說明我的打算,她能不理解嗎?可是,卻失之交臂。而今怨誰?只能怨自己。自己為什么總是猶豫呢?該死。更令周保蘇傷感的是他仿佛被神靈驅使著,自己竟然不知不覺來到冒公館的花園,往昔同冒惠梅坐在石條上的美好情景涌現在眼前,冒惠梅的音容笑貌冒惠梅的一切美好:她的美麗漂亮,她的直率純真,她的文雅癡情,她的通情達理,都一齊涌上周保蘇的心里。周保蘇從來沒有感到過如此失魂落魄。

 

懊悔只表明一個人對失去了什么而產生的心理痛苦的表現。問題還在于不僅因為自身性格的軟弱而失去了什么,還在于因為他的軟弱而深深地傷害了兩個小女子。這種傷害是巨大的,深刻的,還有可能是毀滅性的。周保蘇用革命的名義為自己的辯解,暴露了他自私的一面。如果說在李云霞身上他是'無奈的選擇’,那么在冒惠梅身上,體現的就是自私了。因為他怕'偽省長四小姐’這一身份,那在某種情況下的確是要命的。逝者不可追,周保蘇還有這樣的桃花運嗎?不過有一點是可以預見的,即無力當擔自己應有責任的自戕式的男人,如果不戰勝自己的弱點的話,是找不到真正的幸福的。

 

五

 

大凡一種天翻地覆的社會大變革，決不是簡單的兩軍對壘的大決戰，而是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各種社會團體、以及不同職業的各類人群在政治、經濟、社會關系等方面的身份地位的大轉換。雖然這種社會大轉換要依靠你死我活的軍事大對決才能確定轉變的基本方向，正是這種轉變的復雜性、深刻性和多樣性,因而每個生活在這種大轉變中的個人，一定會顯現出不同色彩的命運。《黔邊1949》的藝術價值就在于它不是簡單的從表面書寫發生在1949 這一偉大轉變的社會生活畫面,而是多層次、多角度、立體交叉式的從各類人物的內在本質方面揭示了這一年的社會大轉變。由于每個人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的不同,而且又處于顛覆性的矛盾沖突中,這些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就不會是喜劇性的,而一定是悲劇性的。小說中最大的藝術貢獻就是為我們展現了一系列各類人物的悲劇命運。我們不妨將反映同一時代背景的一些文藝作品進行對比。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了許多揭示1949前后社會大轉變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有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對人物的塑造采取了英雄主義的處理。這實際上是將這些人物背后所具有的形形色色的復雜社會關系斬斷之后所作的線索單一的簡單化處理。這種創作模式固然突出了人物英勇豪情的一面但把人物固定在這一關系范疇會給讀者種不完全真實感,因為這種英雄主義的藝術形象實際上是脫離了真實社會本質的理想主義。《黔邊 1949》將各類人物的悲劇命運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讓我們對這歷史的大轉變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問題,如此眾多的個人悲劇,誰是這些悲劇的制造者?是黎明、王如杰嗎?當然不是。客觀地說,他們也是眾多悲劇中的一個,只不過他們悲劇的色彩和類型與其他悲劇是不同的。他們屬于既制造別人的悲劇也同時在制造自己的悲劇的那種類型的悲劇人物。在黎明和王如杰身上,雖然他們充滿革命理想的豪情,體現了英雄主義,但這與他們同時將新民主主義片面簡單地理解為階級與階級相互斗爭的關系這一點是分不開的。過去在黨的歷史上，由左傾思想一再抬頭，左傾冒險主義的危害對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毛澤東到延安后,認真總結了這段歷史,并把它提升為一種新的理論。這個理論就叫新民主主義論。所謂新民主主義，有兩個明顯的內容，一個是'民主革命’,另一個是'新’。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就是反帝和反封建，爭取國家的獨立、完整、民主、自由。凡是一切主張并參與反帝反封建這一斗爭事業的階級、階層,社會團體等力量,都應當是革命的動力。這種民主革命之所以被冠以'新’字,是因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太小，無法象西歐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那樣承擔領導的責任。相對而言，中國無產階級即產業工人隊伍經過帝國買辦資本主義,洋務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三個階段的發展，人數超過 250萬人,形成一個龐大的階級。中國無產階級在政治、思想上、組織上都遠比民族資產階級成熟和強大,這就決定了中國無產階級必然要承擔起民主革命的領導責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基本含義。毛澤東在1939年分別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兩篇文章詳細闡述了這一理論。按照這一理論，無產階級是民主革命的領導階級。農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軍,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同樣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然而，在革命的實踐中,新民主主義革命常常被理解為窮人對富人的革命。這就是為什么新政府要把包括陳世杰這樣的舊職官員一律抓起來進行審查的真實原因。陳世杰因為1935年救受傷的紅軍有功,尤其是一位當年被救解放后做了新社會大官的來信求情,功過相抵才得以釋放,而沒有這種功勞的三舊職員,就沒有這樣的好運了。地下黨成員之所以得不到信任,也是基于同樣的道理:既然是窮人對富人的革命,富人怎么能投身革命呢?他們參加地下黨一定有不純的動機。劉千山就是被王如杰用這個邏輯來看待他的,盡管他救助過紅軍傷員，為當地的百姓做了許多好事,在剿匪斗爭中作出過貢獻,等等,這些都不足以消除王如杰對他入黨動機的懷疑。單純、片面階級斗爭論的實踐化必然的結果。是把原本屬于革命力量的開明人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列入了被打擊的對象,或被列入內控的對象。悲劇就是這樣產生的。作者成功塑造王如杰這個形象對揭示各類人物的悲劇命運產生內在的思想根源,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從中國人起碼的道德方面來看,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王如杰拋妻別家，喜新厭舊的種種行為,都應當受到譴責。然而,他不但沒有受到組織上的任何處分,相反,作為他的直接上司的黎明,還想方設法幫助他度過婚姻危機難關。也就在這一風波平息后不久王如杰還由二號榮升為一號首長。道德如此敗壞的王如杰為什么能在官位上不降反升呢?最根本的一條是他分得清大節和小節的關系。在狹隘的階級斗爭論思想的支配下的時代風云變化中,站穩階級立場,高度保持對敵斗爭的敏感性和處處表現出堅定頑強的對敵斗爭精神,這才是大節。只要保住大節,其余的如個人品質問題,就根本算不得什么了。這就可以理解王如杰為什么既要同陳幼梅結婚又不愿同陳幼梅的父母見面，同時還將陳雪梅列入'內控’對象的主要原因了。

 

六

 

《黔邊1949》除了本身的文學藝術價值意義之外,還具有三種價值意義,那就是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價值意義。

 

在四種價值意義中,歷史的價值是其他三種這價值意義的支撐點。從現有各類悲劇命運人物所具有的社會深層矛盾沖突的性質及種種表現等諸多因素來看,《黔邊1949》做到了歷史的深度和廣度。也就是說,讀者不僅可以清楚地看到發生在1949年這一特定的歷史年代的社會大變遷,而且還能感受到這種轉變的社會思想。這不是一般的社會思想,而是既能挖掘1949年之前社會的演變又能輻射 1949年之后很長一段歷史演變的社會思想。在當代文學作品中,具有這種輻射效果的作品是不多見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扎實地掌握諸多歷史事實,把自己的寫作牢牢地建立在不脫離史實的基礎上。即使為了藝術形象的豐滿性需要進行的虛構,也必須符合歷史與現實生活的邏輯。在收集材料方面,我們相信作者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的，因為挖掘文學形象所賦子的歷史深度，從來就與純碎的藝術虛構沒有任何聯系。

 

《黔邊1949》屬于立體式的歷史小說所謂立體式有兩方面含義:一是指小說做到歷史背景、社會環境、人物形象和故事情節的統一;二是指小說在結構上除了做到線索的縱橫交織,還在思想內容方面,歷史的深度、廣度甚至歷史的厚度都得到顯現。關于第一點,就一般小說而言,都只做到環境、人物、和情節三要素的統一,歷史背景在推進這三要素暗暗體現。小說把歷史背景滲透其中,作為作品的一個主要創作因素。一般而言，只有著力表現社會的各方面變化的作品，才能做到這四統一,如《大波》六十年代的變遷》等。關于第二,盡管《黔邊1949》在結構與思想內容兩個方面都同時做到了,但在表現歷史的厚度方面，沒有達到應有的藝術效果。在小說中,體現歷史厚度三人物是文化名人和開明紳士,如陳世杰、史遇生、高新漢、洪際翔、歐陽老爹等。在小說中,陳世杰、史遇生只是擦邊球式的提到他們,高新漢、洪際翔只是一筆帶過。歐陽老爹雖然提了一些,但與本書的思想主題無關。事實上,在這些人身上,體現了赤水這個地方深厚的傳統文化，他們有各自獨立的思想，有獨特的個性,他們對赤水的影響在解放前具有某種方向的引導性。如果把他們塑造得豐滿尤其是把他們置于社會大變革中來揭示他們的命運,那么,無疑會提高本書的思想深度。例如陳世杰對女兒教育所提到的'天理良心’顯然來自家族的祖訓。如果有對陳世杰家族演化的適當交代,這對陳雪梅的斯作屏為的思想根源就會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又朝史調年,雖然主處筆雖揭到仙，但都是軍星的或閱面的描寫,根難形成個寶整的一代名國的形象。史調生是一個人道主文者,這主要出于他信仰佛教，有額茲裝為林的善心和一個醫生所應有的救戲扶傷的職業道德。人道主義是突破了狄隘的階級眼光而達到對一個個生命的關愛的精神境界。在這種信念的支配下,他的眼中只有病人,沒有貧富之分,即便是一個還有一口氣的病人,只要他發現,或者來到他面前,他都會一分不收的將這個窮苦人治好。乞丐中的劉擦子就是這樣被史遇生用半年的時間救活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劉擦子得知史遇生因為為袁鐵猷收尸而將被判死刑時,他率領一大批乞丐集合來到縣政府門前向政府請求釋放史遇生，'他是我們窮人的恩人,殺不得啊!’一群最窮的人居然替一個富人保命,這對口口聲聲稱為窮人打天下的領導干部,不是一種絕妙的諷刺嗎?王如杰聽到請愿消息的第一反應是簡直邪門了，'難道這階級斗爭的學說在這里不靈子，這是本是反革命活動的新動向?“科長的度應同樣激烈:大家不要受了那些出數別有用心的反革命分于的煽動,有里和人民政府作對。暗中觀察事態發展的王如杰由于考慮到這種無法收場的對峙只會對政府造成不利影響，才公開站出來作出了不殺史遇生的表態，才平息了這一風波。讀者本免要問:為什么1935年組織率紅十學會隊去醫治受傷紅軍,掩埋戰外紅軍戰士的史遇生出于同樣的人道主義的考慮去為袁鐵獻和何衡收尸就要被政府判死刑呢?史遇生的遭遇,深刻地說明史調生信伸的人道主義同階級斗爭論是完全不相容的兩種思想體系，同時也說明人道主義在當時的中國太具有超前性而不被大多數革命者容忍和接受。如果把史遇生刻畫好了，那么這將更有力地揭示當年大變革所蘊含的對未來具有深遠影響的內在巨大沖突性。遺憾的是，《黔邊1949》未能做到這一點。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歷史的深度。不過,盡管如此,作為一部反映社會大變革的歷史記錄式的文學作品，能達到現有的藝術成就，對我們讀者來說，已經是非常滿足了。

 

感謝作家謝成為我們提供了一部讓我們了解1949年這一歷史窗口的現實主義杰作。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