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價值、彝族文化的承載體和中國詩歌最后的抒情

——以吉狄馬加隨筆和演講稿為主要參考探析其詩歌創作與精神坐標

 

沙輝

 

如果說吉狄馬加詩歌的深層特別是其中的深遠思想內涵，因為詩歌的抒情性、含蓄性和零散性不夠很好地、全面系統地理解和把握，那么我們可以從吉狄馬加對于詩歌的隨筆和演講更直觀地觸摸到他的思想世界和詩歌態度。

下面我們以吉狄馬加詩歌隨筆和演講稿為“第一手材料”和專題研究，結合其它相關文本和材料，就吉狄馬加在“一致朝向光明與崇高的去處”的精神底色和精神追求之下，他的詩歌寫作何以獲得我們所認為他詩歌所具有的“人類學價值”“彝族文化的承載體”“中國詩歌最后的抒情”三大特征，并支撐起他40多年來如一日的詩歌創作下形成一個的宏大有如“彝族詩歌博物館”的詩學空間，進行初淺的討論。

 

“詩歌的責任并非僅僅是自我的發現”——大視野大情懷下的人類學價值

 

吉狄馬加是一個具有國際性廣泛影響力的詩人，毋庸置疑這早已是一個定論，而能夠形成這樣的影響力取得這樣的成就，我認為這是因為吉狄馬加的詩歌不再僅僅是詩歌，而是一種具有文化性和人類學價值的文學疆域。即，吉狄馬加的詩歌是具有文化性屬性和意義、已然成為彝族文化的一扇窗口甚至是其中一部分，成為彝族文化的承載體的文學樣式。

吉狄馬加在他詩歌中所展現出來的“身份話語的架構”“后工業時代的反思”“烏托邦的詩意構建及理想化精神的執著追求”“原生態文化記憶”“民族性和地域性元素”“國際化視野”，還有例如有關于“民族志”“民情風俗”“人類情懷”等關鍵詞的內容涵蓋（參見李騫、劉啟濤、張兵兵、王琨等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當代大涼山彝族詩人群研究》里吉狄馬加專論章節“吉狄馬加的詩歌”），等等，可以充分體現出吉狄馬加詩歌的人類學價值。國外重要詩人和研究者對吉狄馬加詩歌討論分析時，也幾乎無不是從“文化”的視角、人類學價值的層面切入和展開，我們也可以由此獲得相關印證。例如已故俄羅斯著名詩人葉夫圖申科曾如此贊譽吉狄馬加：“他的身與手腳足以使他擁抱這個地球。他的詩歌也是這樣，是擁抱一切的。”（吉狄馬加詩文集《火焰上的辯詞》序言《擁抱一切的詩歌》）美國當代杰出詩人杰克·赫希曼如此寫道：“吉狄馬加不僅是一位卓越的詩人，還是一股借傳播詩歌藝術而變革世界的文化力量。”（《火焰上的辯詞》序言《吉狄馬加本質上是一位國際主義者》）——更多相關內容見吉狄馬加詩集序言和其它作品。這足以說明，吉狄馬加和吉狄馬加詩歌業已建構起了一個具有人類學價值的精神領域和詩學空間。而作為一個杰出的詩人，吉狄馬加幾乎是從一開始就對此有著清晰的感悟、認識和追求，他在寫于1988年5月的《一種聲音——我的創作自述》便作了全面深刻的闡述，其中他也說到：“我寫詩，是因為對人類的理解不是一句空洞無物的話。……對人類命運的關注，哪怕是對一個小小的部落作深刻的理解，它也是會有人類性的。對此我深信不疑。/我寫詩，是因為人類居住在這個不斷發生著變化的大地上，人類面對萬物和自身，時時刻刻都在尋找其本質和規律。”這30多年近40年前的話，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對照人類學價值的含義，我們發現吉狄馬加的詩歌是符合這樣的解釋的：“人類學的價值……?還在于其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和促進，?以及對社會變革和發展的貢獻。”而“?通過提供對人類存在的深入理解和解釋，?人類學促進了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同時也為社會變革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啟發。”（根據網絡）

所以我們說，藝術創作進行到最后，考驗人的或許不再是技法層面上的，而是精神靈魂以及思想和人格境界高度的問題。我們或許聽說過偉大的靈魂和人格力量催生了偉大的作品，例如屈原，例如魯迅，例如安徒生，例如歌德，例如普希金，例如托爾斯泰，而似乎從不曾聽說具有短淺見識和人格之人創作出了如何偉大的作品。因為我們的作品本身，表達和反映的就是我們的思想、精神，它的層次和境界直接決定著作品的層次和境界。

具體到詩歌創作上來說，我覺得吉狄馬加在2018年獲波蘭“塔德烏什·米欽斯基表現主義鳳凰獎”時，作為頒獎儀式上的致答辭標題的“詩歌的責任并非僅僅是自我的發現”這句話一語中的。我覺得這是一句極其重要的話，也很值得我們咀嚼和研究，它強調了詩歌的責任并不僅僅就是為了表達自我，表達自己的一日三餐，它應該還有更大的使命和追求。他在這篇致答辭里講到，20世紀波蘭的偉大詩人之一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一次演講中表達了一個意思，就是波蘭作家永遠不可能逃避對他人、對前人和后代的責任感。吉狄馬加坦言這或許就是多少年來他對波蘭文學極其敬重的原因之一。同時他寫道：“不用懷疑，如果詩歌僅僅是一種對自我的發現，那么詩歌就不可能真正承擔起對他人和更廣義的人類命運的關注。”這足以說明他對詩歌和詩歌意義的深刻理解以及他面對詩歌和詩歌創作時的態度，并因此拉開了與一般詩人的距離、產生出層次區別。

中國新詩100多年，走到如今大行其道的是日常的、個體化的口語寫作、敘事化寫作（這個情形好像也是當今國際化的一個現象），這對解放個性和人性，反對口號式寫作和假大空固然具有進步性、前進性，但同時就把宏大敘事、“高昂式寫作”排斥在外，一律反對大詞、高音部寫作，我覺得這是不正常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國詩歌最好的出路。這樣的結果是，萎靡、綿軟、平實無奇甚至是自我竊竊私語的“小我化”寫作和所謂“回車鍵出詩歌”的情形極其嚴重和普遍，導致詩歌圈子化和有平原沒有高峰的情況非常突出。                    

我還想在這里指出一點，如果一般讀者對吉狄馬加詩歌的深層內涵和全面性、縱深性因為詩歌的抒情性、含蓄性和零散性，未能夠很好把握和理解，特別是對于他的思想深層性的東西不夠深入理解的話，我建議去認真讀一讀他的關于詩歌的那許多演講。這樣可以更加直觀地觸摸到吉狄馬加的思想和詩歌態度。他說：“詩人在許多時候，不僅僅是精神和良心的化身，他甚至還是道德的化身。”“他應該成為，或者必須成為這個時代的良心和所有生命的代言人”（《詩人的個體寫作與人類至今所面臨的共同責任——寄往第二十一屆麥德林詩歌節暨首屆全球國際詩歌節主席會議的書面演講》，2011年3月19日）。基于這樣的思想認識，他在第四十二屆貝爾格萊德國際作家會議開幕式上演講時的標題就是“為消除人類所面臨的精神困境而共同努力”（2005年9月17日），在青海國際土著民族詩人圓桌會議上的致辭中他說“我們的繼續存在是人類對自身的救贖”（2012年8月10日），在第五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開幕式上演講時他說“詩歌是人類邁向明天最好的理由”（2015年8月7日），在委內瑞拉駐華使館接受“弗朗西斯科·米蘭達”一級勛章授勛儀式上致辭中他說“在這個時代詩人仍然是民族的代言人和人民忠實的公仆”（2021年4月19日）；基于這樣的精神追求，他在紀念普希金二百周年誕辰大會上的演講里說“普希金是永遠的普希金”（《永遠的普希金》1999年3月9日），他在2014年“南非姆基瓦人道主義大獎”頒獎儀式上的書面致答辭《一個中國詩人的非洲情結》里說“當20世紀就要結束的最后一個月，我寫下了獻給納爾遜·曼德拉的長詩《回望二十一世紀》，同樣，當改變了20世紀歷史進程的世界性偉人納爾遜·曼德拉離開的時候，我又寫下了長詩《我們的父親》來紀念這位人類的驕子，因為他是我們在精神上永遠不會死去的父親。”（2014年10月10日）

 

“我是這個古老文化的繼承者”——與文化共生共長的彝族文化承載體

 

從上面內容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吉狄馬加詩歌所具有的人類學價值，首先也是基于它的文化性，即它是彝族文化的充分展現和承載體。吉狄馬加在《一種聲音——我的創作自述》中，開篇第一自然段就說到了有關于文化的課題，他開宗明義般的說“我明白我是這個古老文化的繼承者，我承認我的整個創作，都來自我所熟悉的這個文化。”我曾經認真思考過一個問題，就是吉狄馬加的詩歌為什么對我們具有如此的吸引力，而且并未因為時代的變遷和所謂的時過境遷而弱化其價值和意義，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卻越發得到彰顯和突出。后來我明白了，原來這是因為吉狄馬加的詩歌具有特別的屬性：文化性。我也由此撰文做過論述，而我現在覺得，不僅是具有文化性，吉狄馬加的詩歌本身就成為了彝族文化的一部分，是彝族文化的一種承載體。而我們知道，文化是最具有吸引力、普適性和穩定性的“知識”和精神財富。吉狄馬加的詩歌，是與文化共生共長的，這是非常神奇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草樹在吉狄馬加的評傳文章《一個彝人的夢想》里就說：“吉狄馬加通過一種對話性形式，實現對傳統的重構，……傳統文化的世界觀和語言意象，是內化其中的，是生長的而不是指認的。”

或許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吉狄馬加的詩歌具有文化性，是文化的承載體，所以他的作品具有了“大詩”的品質。我們系統地看他這40余年來的詩歌作品，特別是他早期的作品，明顯地帶著文化性特征。我在研究他的作品中，認為如果規定了要用一個字來形容和概括的話，我覺得那就是“大”：大境界，大視野，大胸襟，大情懷，大體量，博大精深。并且這樣的“大”，這樣的大體量大境界，并非縱觀他許多或所有作品才能得出結論，卻是包含在他每一首詩歌中的特征。而能夠“架”起他每一首詩歌的“大”之原因，正在于他的精神和思想內在的“大”。 在此基礎上“深挖”，我們就會發現，之所以如此，歸根結底還在于他作品所具有的文化性。我覺得研究吉狄馬加的詩歌，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說實話，每一次我研究吉狄馬加的詩歌，即使我再不想冠之以大詞而只想純粹從文本去探討，我也總是抵擋不了他撲面而來的大境界大視野大情懷和大胸襟大體量以及他的博大精深，還有他作品中自我卷帶著的濃郁的文化氣——那是精神的深井，詩歌精神源頭式的礦藏，是精神對精神的吸引和帶動、感召，也是他和他詩歌的一個“天然”屬性和由此形成的“詩歌磁場”。

早期作品便顯示了如此強大的文化性，這還說明了吉狄馬加的詩歌起點是很高的，從一開始，他面向的就是民族、世界，思考的就是文化的傳承和未來走向，而不是像許多詩人一樣從一日三餐式的“小我”抒寫開始。我們今天來看他的作品，看不出他的“練筆”過程，或者說，他的詩歌寫作的“訓練期”是很短的。他早期的作品，就非常具有廣博性、震撼性和深遠性。從詩歌成長史的角度來看，他不是漸進性成熟的詩人，而是高起點的早熟詩人。我們從他在1989年應《中國文學》英文、法文版特約撰寫的隨筆《我與詩》可以看到，從1978年考入西南民族學院漢語言文學系，大學四年，他包攬中外著名詩人作品，并“真正開始進行文學創作”，最早在《星星》詩刊正式發表詩歌，1982年大學畢業在《涼山文學》（時為《涼山文藝》）從事編輯工作，組詩《自畫像及其他》獲全國第二屆民族文學詩歌一等獎，1985年第一本詩集《初戀的歌》出版，1987年該詩集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新詩（詩集）獎。

作為一個被公認了的世界性詩人，吉狄馬加從八十年代初期至今四十多年來對詩歌筆耕不輟，這本身就超越了許許多多的中國詩人，也足以說明一些東西。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我覺得這非常有力地說明了詩歌是他精神生活乃至于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附庸的外在的東西。這和那些帶著“玩詩”“玩藝術”的人有著根本的、本質的區別。這樣的詩歌行為和態度，對于當下這樣的時代而言，我覺得是極其珍貴的，因為娛樂化、輕松化、反正統反嚴肅已成為我們當下時代民眾精神的一個共性特征。

 

“聽見故鄉的歌謠就會兩眼含滿淚水”——中國詩歌最后的抒情

彝族就是一個熱情和富于激情的民族，吉狄馬加作為一個彝族詩人，他詩歌的抒情性是一目了然也無需過多論證的。筆者曾在評論他的長詩《遲到的挽歌》時提到，在當今中國詩歌界，吉狄馬加是最有“定力”的一個詩人，自80年代初開始詩歌創作以來，一直堅持詩歌寫作并一以貫之保持著中國詩歌醇正的抒情傳統。他在《一種聲音——我的創作自述》里說：“我寫詩，是因為我只要聽見故鄉的歌謠，就會兩眼含滿淚水。”這是抒情性的直接根源和最真摯的情感。但在當下，抒情性越來越被打入冷宮，特別是在近年來，中國詩歌界和理論界上上下下追捧去抒情的個體化、日常化敘事和口語化寫作，因此在大詞、高音和抒情寫作被貶謫為陳舊的傳統寫作法的語境下，保持詩歌固有的“抒情”元素的詩歌寫作，并不“吃香”，甚至處境“艱難”，在這樣的情形下，吉狄馬加一個人憑著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自生的大能量以及由此自帶的大詩、大師品質，獨自支撐起中國詩歌界唯一的一片抒情詩天地，成為中國詩歌最后的“抒情詩人”。

這幾年來，我一直非常關注詩歌抒情性的境遇。抒情有許多種抒情的方法，可以是顯性的，也可以是隱形的，可以是表征為非抒情而內里卻為抒情的，還可以是通過敘事和口語來抒情的。 但徹底地全盤否定、丟棄和反對抒情，是值得警惕的，那種干巴巴面無表情不帶一點感情的口語化（甚至是口水話的）、敘事化的反抒情詩歌，便是導致中國當下詩歌被廣泛詬病為回車鍵行為的原因之一，并且我以為，這也不是中國詩歌的出路。我多年前基于這樣的思考寫的文章，節選并取名為《片面地追捧“敘事”而忽略“抒情”要不得》發表于《文藝報》（2022年5月13第5版），我也經常就“完全地去抒情”這個問題和現象同許多前輩和詩人交換意見，并特別關注這方面的話題和內容。比如前一段時間我就在一個叫四四的80后作者發表于《星星·詩歌理論》（2024年第4期，同時發《星星》詩刊微信公眾號2024年6月7日）的一篇隨筆《我所理解的現代詩歌藝術》，里面有一段這樣的表述，我覺得非常透徹到位：

“從當前一些期刊提倡的詩歌作品和一些詩人的寫作偏好中，我發現了一種應該引起警惕的現象，就是太過注重敘事性表達。當然，注重敘事性可以存在于詩歌創作之中，但在我看來，這幾乎是構筑小說的專有方式。我并不贊成一首詩的大部或全部由敘事性語言的粗暴分行構成，因為那是對詩歌藝術的怠慢和輕視，甚至是一種傷害。詩歌畢竟是一種雜糅了諸多表達方式的藝術，敘事性太過突出會把它變得單調無趣，缺乏空靈的飛翔姿態，從而像石頭一樣木訥、沉重。”

 

結語

 

因為基于對吉狄馬加詩歌的熟悉和熱愛，近年來我樂于持續系統地綜合研究他的詩歌，并同時通過研究他的隨筆和演講的形式來深入把握、深刻理解他的詩歌精神內涵。而我看到我前幾年在閱讀他的《火焰上的辯詞——吉狄馬加詩文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2021年11月第1版）里的演講作品時，我在上面寫下這么一句話：“吉狄馬加給了詩歌應有的尊嚴”。加狄馬加和吉狄馬加的詩歌，一致朝向光明與崇高的去處，并且時時為詩歌作用于現實、作用于我們的精神世界而身體力行，他在各個時期的詩歌創作，以有力的詩歌立場和探索，以及自我的貢獻，給了詩歌應有的尊嚴。

 

2024年7月12-14日 西昌讀書齋

 

（本文為應邀參加2024年第九屆涼山彝族布拖傳統火把節暨“火的精神原型與象征：達基沙洛”圓桌會議撰寫的論文）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