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需要合適的對象

——郭守先評論集《超我光焰》發行分享會上的發言

 

作者：阿甲

 

郭守先評論集《超我光焰》出版前電子版發過來后，我先睹為快了。我跟守先以前也不熟，大約十年前我們一起辦《高大陸》文化經濟季刊時才熟悉起來，那個時候他挺有想法的。青海寫作的人多，搞文藝評論的人才特別少，搞批評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一件事情。要寫好評論，你本人得對文學藝術本身有熱情才行，好的作品會帶給你很新奇的審美感受，它吸引了你，引起了你的共鳴、共震，這個時候你就會情不自禁地有些思考，寫些批評文字，這其中有你的學習和大量的中外典籍的閱讀，有你對世界的了悟，這是沒人能阻攔你的。

守先是一個勤耕不輟的人，他的書寫一直沒停止，不管是早先的《士人脈象》，還是后來文論性的《劍膽詩魂》，以及面前這本《超我光焰》里具體的一個個批評個案的闡釋和研究。我覺得現在這本書里的批評文章跟以前比起來，他的理論建構與研討對象之間有一些錯位，這不是成熟不成熟的問題，這可能與近些年的語境、磨礪等有關。說句實在話，我更看重守先早先的評論，它更多地傾向于文化批評，帶點雜文性質，不是針對某個具體的作品，而是對某個突出的社會現象文化現象的，比如《男人怎么變成太監的？》《摩羅反戈》之類文化批評就特別好，針對這一類文化現象，守先“啟蒙現代性”這套批評體系運用自如，比如守先上魯迅文學院時寫的那篇《與李少君北外論劍》，他對李少君提出的“草根性寫作”的辯駁，真是一針見血，幾句話把“草根性寫作”是怎么回事就說清楚了，將他們背后的學術支撐厘清了，許多人說不清楚，這是他作品中我最看重的地方。

再說說“錯位”的問題，因為守先秉持的這套價值系統，關于“啟蒙”，在八九十年代是人文論壇中比較熱的一些理論。但是事過境遷，在本土，在當下，社會生活中面臨的問題己經變了，語境已經變了，如果用當時的理論來闡釋當下的具體的作家、文本，可能合適的批評對象都是沒有的，因為社會生活的變遷，導致大部分作家們已不再關注當時的那些文學主題了。2010年，各種外部機緣，我曾寫過一首《斗牛士之歌》的詩，斗牛士拿了紅布上場了，要跟公牛搏斗一番，但他在斗牛場上轉了又轉，公牛一直沒有出現，斗牛場上奔走的只是些鴿子和老鼠，而“牛在里面安靜地吃草”。當初的啟蒙話語，那是很有社會針對性的，但是這三四十年的變化，這個社會已經把人們當年的問題轉化掉了，它用它的方式在促使人們思考，反省，包括對“啟蒙”本身。各個地方都盛產作家，他們的感受力，對這個世界的書寫各有千秋。但是，如果從思想高度上苛求他們的話，當代中國作家在這方面起步是很低的，中國思想性的大作家極少。你如果想對等地找一個對象做梳理、搞評點，對象是非常少的，放在青海這個地方的文化語境里，對象更少，許多時候也并不是說守先現在變得包容了、有彈性了，而是批評對象及其文本里面沒有呈現出對等的思想品質。要是有點做批評的野心，視野要更開闊一些，應該是放眼全國，尋找合適的研究闡釋對象，或者也不做具體某一個作家作品的解讀評析，將某一類型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放在文化現代性視野里去關照，你會更加得心應手。

一百多年來，“現代性”主題是一個很大的命題，這里面涉及的問題，己經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為底色沒法忽略，沒法回避，但是我們放在具體文化視野里進行的反思的，做得并不夠，我們生活真實的境遇到底是什么樣的？我們的很多作家尚有待深入體察。多年前，我給海西的編輯老師推薦過一篇朋友的小說《苦惱人的笑》，那里面寫到開會的主題，多年來我們當下的生活里的會開得特別多，這是一個當下的現實，但這個題材很少有人真正用心寫過，幾十年里，會上說的都是那些話，“促進”了什么，“增強”了什么，全是話語空轉，但是這樣一個當代人的現實處境，很少有人去認真地反思，我們的大多數作家還在寫藍天白云、青海湖如何美麗之類的，都是前現代話語體系下的一種寫作，包括民族神話遺留下的寫作，還不具備真正的現代品格，還沒法完成從“講述一個故事”到“思考一個故事”“剖析一個故事”的轉變，也有些作家觸及到了一些現代性主題，或運用借鑒了現代主義的寫作技法，但創作主體心性上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心性的人，所以還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現代寫作，放在守先的批評語境里，當研究對象缺少相應的現代品質時，批評理想是會落空的。這從另一個方面也反映了：別看我們自稱為文化大國，其實真正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真正有文化含金量的，有思想含金量的作家極少，能稱得上思想性作家的，更是少之又少，出產的土壤還不成熟，我們期待思想性大作家出現。《超我光焰》能思考這些問題，已經很不錯了。

當然，我們生活在青藏高原這片土地上，有它自己的地域獨特性。作為一個具體的人，我們不能忽視文化生態，這本書的第三部分，守先寫了不少樂都本土作家，這些作家可能不在大的文化系統里，但是這種文化生態的建構卻非常重要，每個大作家都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局域的文化生態的建構、相互鼓勵很重要。沒有伯樂，千里馬有可能永遠不會被發現，關鍵時候需要鼓勵獎掖文學新人，作為樂都人，守先也關注了身邊的人和事，在這方面，令人欣喜的是，守先的文章有了包容和變化。大概是2018年前后，我曾在一次發言中批評守先：你不要老拿著棒子往啥人身上都掄，那個對象身上也沒有你要征討的那個特質，挨你棒子的那個特質它當不起！他身上沒有，你能給他闡釋出什么呢？比較好的是，現在守先能兼顧了，守先也能從具體的審美的層面給予耐心指導了，對于守先來說也算完成了一個心愿。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種文化批評實踐，其秉持的“啟蒙現代性”話語體系，也是當代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眾多理論建構之一，在一個文化價值取向多元的時代背景下，也不一定大家都認同，但它也提供了一種切入現代生活的視角，正如他對昌耀詩歌的評論《無須“神話”已“圣化”的昌耀》中所顯示的，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見，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批評需要敞開不同視角下的不同解讀，我們最害怕的就是只有一種聲音、或只有一種批評的聲音，其實守先的這種不人云亦云的品質，我很看重！愿守先以此為新的起點，取得新的更大的批評成就。

 

作者簡介：

阿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中國鐵路作家協會理事，青海文藝評論家協會秘書長，著有《雪上的日子》，合著人文晚生代從書《斷念之后》《失重的思想》等作品。

 

郭守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青海省稅務學會副秘書長、內蒙古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著有詩集《天堂之外》、文集《稅旅人文》、評論集《士人脈象》、隨筆集《魯院日記》、文論專著《劍膽詩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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